重新认识毛泽 东 重新认识邓小平

重新认识毛泽 东 重新认识邓小平
____献给党的九十周年生日


项观奇



新近出版的中共党史《第二卷》，再次否定了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说，再次否定了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否定了毛泽/东主义的第二个内容____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
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是，依然让人感到可悲。
这是中共中央主持下编修的党史，反映的不是几个听话的秀才的水平，而是中共中央的水平。就这样的认识水平能不让人感到可悲？全世界历来的修正主义者，都是侏儒式的人物，我们这里也不可能例外。
但这又是让人感到气愤的。
如果说，三十年前，因为文革“打倒一切”，老同志受了委屈，对继续革命理论不理解、有抵触，因而要否定这个理论，要搞出那么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那么，在三十年过去之后，在大量的怵目惊心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事实已经验证了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之后，再搞这种《决议》的翻版，就是让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不能容忍的了。
四十多年前，我们面对毛主席高呼过，“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面对修正主义的倒行逆施和颠倒是非，到了我们应该兑现我们的誓言的时候了。今天，我们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一条， 绝不能退让的一条，就是保卫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保卫毛泽/东主义的第二个内容____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
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不管面对的执政者是谁，不管会受到怎样的镇压，我们都不能含糊，都不能让步，一步不让，半步也不让。这是毛主席最挂心的一件事，否定了这件事，就是否定了毛泽/东主义。有的同志说得对，毛主席对自己所作的两件事，更在意的是后一件事。这是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是对国际共运遇到的历史难题的科学回答，是具有全世界意义的大事。别的什么都可以让，唯独对这件大事，我们宁死也不能让。
否定了这件事，就必然变修正主义。事实也是真变修了。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件事不放。现在，左派的政治意见不统一。对斗争大方向有不同理解。我看，这就是大方向____反对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是整个中国问题的纲，因为执政党执行的是这条路线。执政党是阶级的代表，执政党执行的路线，决定着这个党的性质，也决定着各阶级的地位和命运，决定着现在所存在的一切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发展。其它所发生的一切问题都是目，都是这个纲带出来的。我想，这样理解当前的中国社会，是符合毛主席的教导的，是符合中国的现实实际的。请同志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一


今年，在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已经变修的情况下，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的90岁生日。
面对中国的痛心的现状，我们怎样纪念党的生日？
不要只热心歌功颂德。好话让人民去说，丰碑让后人去建。
我看，对党的生日的最有意义的纪念，就是在全党，结合党的历史，展开一次大学习、大讨论。重新学习马列毛主义，特别是毛泽/东主义，特别是毛泽/东主义的第二个内容，重新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点和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推倒错误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确立正确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
薄一波同志晚年在毛主席故居题词曰：“永远按照您所诠释的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前进”。在纪念党的90周年生日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对党的90年的历史作实事求是的总结。
作为党员要向党讲实话。实话不一定就等于正确，可能会是错话，或者废话，但是，对一个党员的起码的要求是要向党讲实话。这是我对本文的一个基本要求。我也知道，在中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弄不好，会遭到各方面的不同观点的同志反对。我试着来吧。请同志们宽容，我绝不拒绝接受批评。如果无处发表，只好随它去，我一不想讲假话，二不想向修正主义妥协。
我前些日子提出要通过“两个重新认识”____重新认识毛泽/东，重新认识邓小平，实现党的思想解放。我这里就从这“两个重新认识”谈起，靶子就是《决议》。方法是试图从历史的行程看思想的行程、理论的行程，这是唯物史观的老方法。重点谈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不去说已成定论的老话，更不去说套话。例如民主革命的28年，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不多”，此话也适用于《决议》，所以我虽有所涉及，但不多说。


二



中国共产/党的90年，跨两个历史时期，大体可分三段。前28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60几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一个时期大体可分为两个三十年，前一段近三十年，是毛主席路线占主导，后一段三十多年，是邓小平路线占主导。
现在需要重新认识的主要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可以说，主要涉及对毛主席和邓小平这两位历史人物、毛主席路线和邓小平路线这两条路线的重新认识。
我们从毛主席说起。


（一）



我想第一个探讨的问题是，毛主席到底是不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这是一个问题吗？在一些毛派同志看来，毛主席这样伟大，难道还要论证吗？
要。从科学意义上正确认识毛主席的伟大，对各方面的人来说都还是需要的，尤其从批判修正主义者的角度来说，我更觉得要。而且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只有一点不言自明，这自然不是和反/共分子讨论问题。
陈云同志有一句名言：毛主席是人不是神。陈云同志在当年推倒毛主席、推倒毛主席路线、推倒毛泽/东思想，从而走向修正主义的历史逆流中，起了带头的作用。毛、刘、周、朱、陈、林、邓，当时只剩了陈和邓。而陈在文革中虽然靠边站，但是，毕竟没有被打倒。这和邓有根本差别。以他在党内的崇高地位，他的立场和态度，说举足轻重，毫不过份。遗憾的是，他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是右倾，不是保守，而是滑向了修正主义，扮演了这股历史逆流的发动者、带头人。为自几晚年写下了一大败笔。正是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不仅讲了这句名言，而且把全会引向了否定毛主席的错误方向。
老练深沉的陈云同志这样讲，是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呢？
表面上看，这是坚持唯物论，反对先验论，反对神话毛主席、迷信毛主席。实际这是射向毛主席的一发重炮，能反映陈云的水平。
这是掏心战。这是要从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掏掉那个神圣的崇高的毛主席的光辉形象。那位糟糕的理学家王阳明曾说过，“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陈云是要照这条道理办事的。在一段时间里也真办到了。
按照他们的意思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接下来的意思自然就是，是人就会犯错误，再接下来的意思自然就是，毛主席也会犯错误。于是，牛鬼蛇神都一起出来清算毛主席了。历史就是这样展开的。
其实，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是个事实，也算真理。最早说这话的还是毛主席自己。别的不说，6/6年给江青的信，不是讲得清清楚楚吗？说自己写了“几本小书”，说“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说自己可能“跌得粉碎”，等等，很有自知之明。
这个道理到了陈云同志的嘴里就成了计谋，成了推倒毛主席的计谋。说计谋是因为随后的污蔑毛主席的屁话都不是出自陈云同志之口而是借别人的之口说的。在如何对待毛主席这个问题上，陈云无法和黄克诚等同志相比。
毛主席不伟大就是这么出来的。不但不伟大，而且错误一大堆。不仅文革错了，从建国后就错了。不但建国后错了，建国前也问题一大堆。于是就有了李锐的名言： “建国前有功，建国后有错，文革有罪。”最近，李锐还在为他人写的一个《序言》中引用了当年方毅骂毛主席的名言：毛泽/东是暴君。这是当年他们的心里话。他们就是这样自由地丑化毛泽/东，这样自由地经营他们的非毛化，直到今天他们经营出来一群老少“腾飞”。
但是，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一个不伟大的毛泽/东怎么能创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呢？ 于是有了新说法。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创造，而是包括他陈云、小平在内的集体的创造。 于是一本本《文选》应运而生。什么叫不知天高地厚，这就是。
可见，这是首先需要重新认识的一个问题。
伟大不伟大，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能靠吹，那些都靠不住。有实践在，有历史在，有90年的党史在，毛主席伟大不伟大会有定论，谁想推也推不倒，要推，也是“蚍蜉撼树谈何易”。
我曾经批评过陈云同志的这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抹煞事物本质的诡辩技巧。何以见得？
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乍看起来，好像是反对了神话毛主席的错误倾向。这是我们都赞成的。我们从来不喜欢林彪那些说法。但是，陈云同志这样说时，并没有告诉人们毛主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而这正是事情的本质所在。
如果毛主席是凡夫俗子，这样说有道理；如果毛主席和陈云同志在一个水平上，这样说也足够。
但是，事情不是这样。毛主席不仅是人，而且是杰出的人、伟大的人、天才的人、非同寻常的人，因而是扮演历史巨人、人民领袖角色的人。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先验论的天才论，但是，并不是不承认天才。恩格斯就说“马克思是天才，而我们至多是能者。马克思比我们周围的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天才是不能妒忌的。批评马克思是后人的事情。”毛主席也说，“天才无非是聪明一点”，并列举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等为天才。这些道理正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而陈云同志恰恰掩盖了这个道理。
陈云同志可能是搞经济的能手。也许在某些经济决策上他的意见不同于毛主席，或者在他看来，高于毛主席。而文革，他又被“靠边站”，肯定是有意见，有反感。于是，他对毛主席的伟人的本质这一点动摇了，以为毛主席一再犯错误，简直不如他自己了。于是抛出了这句话。陈云同志是不随便讲话的，此话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然而说错了。他忘记了列宁讲过的那句名言，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是，鸡永远也飞不了鹰那样高。毛主席和任何人一样，会犯错误。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告诉同志们自己犯过的错误。对自己领导的文革也不满意，三七开， 也知道“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准备被否定。可以说，马、恩、列、毛，个个都是敢于承认错误的表率。这影响了他们的伟大了吗？没有。任何时候的伟大总是和难免的错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纯粹正确的伟大，只有错误相伴的伟大。而且，伟大常常是在错误中酝酿出来的。历史进步就是要人们付出代价。自然科学的进步不付代价吗？一样。不打长沙，哪里能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是，能找到的、搞出一套理论的，就是一个毛泽/东。不然怎么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这是实话。当然，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不错，但要做结晶工作，还要有伟人。做得出，就够伟大。你和毛泽/东算打长沙的错误，你永远也不懂毛泽/东，你只有看到井冈山，才会弄懂毛泽/东。
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那是不科学的；但是，说人的本事都一样，也同样不科学，倒是清人赵翼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比较科学，既唯物，又辩证。时势造英雄。“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毛主席是中国当今时代造就的伟大人物。
这本来不应该是个问题。因为，历史已经做出了证明。现在，在人民这里也不是问题。但对于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们来说还是个问题，而要说服这样的大人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抱这个幻想。我们要做的是，说明真相，科学解释，以正视听。
一旦着手做这件事，我发现并不简单，而且是有难度。说毛主席伟大，显而易见。但是，毛主席为什么会伟大，似乎还不易说清。贬低毛主席的谬论自不待言，就是夸奖毛主席，甚至说毛主席比神还神明，也不是科学解释。这个问题，还值得研究。
我经过反复思索，想到了这样几条，不一定对，向同志们请教。
第一、毛主席说过，“天才无非就是聪明一点”。也就是恩格斯说的，天才比一般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这“一点”，这“高些”、“远些”，可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 能有这“一点”，就是天才。毛主席就是这样的天才。毛主席和马、恩、列一样， 自青年时代，才能就非同一般，就有了伟大的创造。毛主席读书时，出类拔萃，不同凡响（数学不好）。五四前后，创办自修大学、“新民学会”、《湘江评论》，到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一个并无高学历、更没留过洋的从山沟里走出来的二十几岁的人，样样都能走在全国运动的最前列，没点天才能做得到？要与主席比高低的老同志哪位有此能耐？毛主席是聪明“一点”。
第二、毛主席不仅聪明，而且气魄宏大。一张口，就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从青年时代就顶着一个“狂”字，行着一个“实”字。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滴血汗，从不畏惧，从不退缩，终于走出了中国革命胜利之路。叱刹风云的人物有一些，但经得起大浪淘沙的是毛主席。毛主席有远大的志向，又有实现远大志向的钢铁意志。有个“三起三落”就吹不完了。毛主席何止三起三落，毛主席经历的大风大浪，谁人可比？在残酷的沙场搏斗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毛主席的坚定、顽强和指挥若定，又有谁人可比？毛主席是气吞山河的人物。
第三、毛主席一从踏入社会实践，就以改造中国、改造社会为奋斗目的，一辈子矢志不移，把个人的毕生精力和一切都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没有毛主席，一个崭新的新中国怎么能屹立在亚洲东方？没有毛主席，哪能那样快地搞出“两弹一星”？没有毛主席，谁人敢和两个超级大国搏击？毛主席为了祖国和人民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小时。这才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样无私的光辉的人生胸怀，有毛主席一生的伟大实践所佐证，那些追逐名利地位的小人，岂能相比？毛主席是雄才大略、指点江山的巨人。
毛主席的天才条件，一旦和时代条件相结合，就造就了一个中国空前的伟大的历史人物____毛泽/东。
毛主席自从接受了马列主义，完成了一个自身的飞跃。
第四、毛主席明确了自己此生要做的这一番天翻地覆的伟大事业，就是为了工人农民翻身解放的共产主义事业。毛主席牢牢地把立足点放在了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在任何风浪之中，从来没有动摇过。凡思考、凡举事，均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一心为劳动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是他提出也是他践行得最好的。如此忠于劳动人民，谁人可和毛主席相比？毛主席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第五、毛主席牢牢把握住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革命。民主革命是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革命。别人停止了，他不停止，他还要继续革命。江山打下来了，进城了，他想到的是“赶考”，是前进。他告诫战友，“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事事讲革命，时时讲革命。最后告别这个世界，还是说“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有同志著文说“革命一生的毛泽/东”，我很赞成。毛主席的一生，就是坚持革命的一生，革命就是他的一切，就是他理解的马列毛主义真谛所在。这种彻底的革命精神谁人可比？毛主席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第六、毛主席手中的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他有两个方法抓得死死的。一个是阶级斗争，再一个是唯物辩证认识论。
共产/党人不讲阶级斗争还是共产/党人吗？政党就是搞政治的党派，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毛主席在建国13年后，重提阶级斗争。不仅敢于承认阶级斗争，而且敢于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特别是，敢于在执政的共产/党自身找问题，这就有了继续革命理论。别人谁敢？不但不敢，一片反对。毛主席是真正的伟大的马列毛主义者。
毛主席知识渊博，思想方法高明，特别是接受了马列主义之后，在延安，在哲学上，下足了功夫。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不仅继承了马列，而且发展了马列。党内有第二人吗？没有。党外有吗？也没有。毛主席把哲学视为认识工具。他的认识的深刻，正是得益于他的哲学水平极高。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说“一个天才的头脑停止了思考”。毛主席也是这样的天才的头脑。毛主席是举世无双的深刻的马列毛主义的思想家。
毛主席是马列毛主义大师。他手中的马列毛主义是活的马列毛主义，不是死的僵化的教条。他一辈子提倡读马列，自己带头读，读得活，用得好。无人可比。所以能在马列之后加上一个毛字。说里程碑，不是靠吹牛，而是有真货。
毛主席所以能够成就伟大，不是天生的，主要是通过学习得来的，更主要是通过实践反复磨练得来的。天资是个条件。不然，何以写诗，诗写得前无古人；写字，字写得成一大家。但是，要是和小平同志那样，有空就打桥牌，不读书，不看报，再聪明，也是成就不了伟大的。我记得，鲁迅说过，他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工作的；我也记得，爱因斯坦曾经一手推着摇篮，一手在做运算。伟大大概都是这样产生的。
毛主席的伟大不是靠权力人为地树立起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波澜状阔的革命实践中，经历了无数的成功和失败后，检验出来的，是全党公认的。认识毛主席，承认毛主席，这不是一个对待毛主席个人的态度问题，而是一个体现党的水平的问题，是一个党能否确立自己的马列毛主义领袖的问题，是一个党是否正确、是否成熟的问题。
本来这不是一个问题。可是，经过文革，成了问题。在一些身居党的最高领导位置的老同志看来，毛主席犯了根本错误，甚至是路线错误，从伟大不仅变得不伟大了，而且自己反对起毛泽/东思想来了。根据就是文革错了，指导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错了。毛主席的第二个伟大贡献，变成了毛主席的第一个大错误。
这样，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成了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要重新认识毛主席。我们作以上分析，就是想说明，毛主席的确是位伟大的不一般的历史人物，这样的历史人物是很难得的。一般的同志也有些才能，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至多是能者”，想和毛主席攀比是愚蠢的。盲目迷信毛主席不对，盲目否定毛主席更不对。盲目否定毛主席，是会走向否定马列毛主义的。事实也正是这样。
所以会发生盲目否定毛主席，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一个原因是，在文革中自己受了冲击，造成了一些不幸，这就有气，把气出在毛主席身上，而且，因此不能正确对待、正确认识问题。更深刻的原因则是，自己的既得利益地位决定了不能也不愿承认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立场的偏颇，导致了认识的偏颇。这就要否定毛主席。否定毛主席不是一个否定毛主席个人的问题。毛主席是马列毛主义的代表，是马列毛主义路线的代表，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否定毛主席的结果，必然导致否定马列毛主义，滑向修正主义，用修正主义路线取代马列毛主义路线，从而走上背叛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可耻道路。一走就是三十年。
事过三十年后，有大量事实作根据，应该重新认识毛主席。“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实践____充满血泪的社会实践，充分证明毛主席的理论贡献，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伟大的。毛主席无愧是伟大的毛主席。
现在，重新认识毛主席，重新承认毛主席伟大，是历史给予中国共产/党新生的一个宝贵机会。再执迷不误，顽固不化，等待中国共产/党的只能是被历史抛弃。
毛主席是天才，其它的同志顶多是能者。毛主席是马列毛主义的巨匠，其它同志顶多是马列毛主义的学生。毛主席能够提供第二个贡献，所以，说里程碑，是恰如其分的，说马列毛主义，是符合实际的。对于全党、全国人民来说，不是要推倒这个贡献，而是要学习这个贡献，因为从上到下，还基本不懂这个贡献。不要和毛主席比高低，还没有谁有这个资格。更不要以无知去批评伟大，那只能是历史的讽刺。现在，应该纠正那个错误的《决议》，以证明我们党的力量和希望。
让我们重新摆正我们和毛主席的关系。毛主席是我们的导师，我们是他的学生。毛主席认识到的真理，在我们这里还需要启蒙。我们要有勇气从错误认识中突破，实现思想解放。
（二）



当年推倒毛主席、毛主席的思想理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被说成是“拨乱反正”，实际是反攻倒算，是特权阶级对造反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反攻倒算，是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
现在，要想实现思想的新的突破和解放，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绕不过去的是必须来一次政治大扫除，重新评价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而有些事情，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已经是历史定论，是不允许重新认识的，谁要是想碰一下，就被斥之为“翻案”，但是，照实说，历史还就是需要翻案。错案不翻，思想上的紧箍咒不可能打开，历史不可能前进。
我在前面特别坦率地说，我在本文中要说老实话，就是因为我要做翻案文章。
当年推倒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步骤，以我现在的粗浅观察，这是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的。
1、当年推倒毛主席、实行反攻倒算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全国范围里对的造反派的清算____ 揭、批、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这是赤裸裸的对文革的反攻倒算，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实际就是审判毛主席。
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张春桥同志是毛主席信赖的文革的主要领导人。他们自然对文革中发生的错误负有他们的各自的责任，但是，包括少奇、总理、陈云、先念、叶帅、小平等同志，哪一个没有责任？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嘛。要说负总责，还是毛主席。可是，执政者玩弄资产阶级政客手段，不敢公审毛主席，把气出在江青、张春桥以及毛主席的侄儿、烈士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等同志身上。出在广大的跟着主席参加文革的群众身上。这样的公审，说是审判“四人帮”，实际是审判毛主席，审判共产/党，审判文革。这是在全世界面前，丑化毛主席，丑化中国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
幸亏江青、张春桥等同志没有给毛主席、给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国人民丢脸，他们以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的精神蔑视“法庭”、蔑视反攻倒算的历史罪人，在中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庄严宣告，文革虽然失败了，他们成了阶下囚，但是，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修正主义的凶险是一个客观存在，修正主义路线所代表的官僚特权集团是反对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从反面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有理。江青、张春桥等同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的历史地位，是审判他们的敌人奠定的，是不可动摇的。坐国民/党的监狱光荣，坐修正主义党的监狱同样光荣。而且，面对修正主义的统治，面对许多干部、群众的不解和误解，有勇气坚持真理，有勇气把牢底坐穿，有勇气牺牲生命，是更加有难度的。这值得一切愿意为继续革命奉/献一切的同志们学习。
毛主席对这一切有准确的预见和批评。毛主席1976年所作的最后的写入中央文件的重要指示中说：“一些同志， 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又说：“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 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毛主席说得很对。反攻倒算就是这样发生的。本来是“情理之中”的事，做过了头，搞反攻倒算，错误就转化了，错误的性质也转化了。这是特权阶级的阶级地位、阶级本性决定的。谁说没有阶级存在？这就是。谁说没有阶级斗争，这就是。
文革的错误是“打倒一切”，他们的错误是“镇压一切”。打倒可以解放。镇压却是判刑、枪毙。这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专政。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这种历史悲剧的发生，如果从党的民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建设来看，也是一个值得重新研究、重新认识的大问题。我们所有的同志、包括毛派同志都应看到这一点
这种随意逮捕、随意定罪的方式，是无产阶级专政吗？是无产阶级专政应该采取的形式吗？不是。不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连资产阶级专政也算不上，是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法西斯专制。
这个错误，由来已久，有沉重的教训，从苏区就有发生，建国后颇为严重，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有勇气认真地总结，更谈不上彻底。这几乎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政治制度的硬伤。
不用别人扣帽子，我自己直言，江青集团一事，必须翻案，揭、批、查的错案，必须翻案。文革的错误，毛主席负总责，党负总责，所有领导，所有党员，都有责任。就是大闹怀仁堂，从反对“打倒一切”来说是有理的，压制老总、老帅们讲话不对。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对社会主义革命发表什么正确意见，而且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所知甚少。把文革的错误，归罪于江青，甚至林彪，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向文革积极参加的广大群众反攻倒算，更不应该。三十年过去了，许多同志受了委屈，应该抓紧及时解决。不要让人家带进棺材。
文革中有犯罪的。就是明知中央有文件，却一再不听劝告，搞打、砸、抢、烧、杀的人。对这种人，不管出自那一派，什么地位，一个也不能宽容。定罪的唯一准绳，只能是法律，只能是刑事犯罪。
就是林彪集团，除了搞谋杀、叛国投敌的林彪等人，其它凡属政治问题的，是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不应定罪。黄、吴、李、邱以下，都存在这种情况。搞阴谋，争权，反党，不是刑事犯罪，不能定罪。党内的事，有党章、党纪，不能随便动用法律。
纠正这类错误，可能有大量工作要做。例如，高饶，有野心，无纪律，但是，是犯罪，还是错误，要分清矛盾性质，重新评价。纠正反右，也要彻底，是非分清，不留尾巴，包括补钱。政治账、经济账一律还清。现在有条件了。党要有勇气清洗错误。这只能表明党在进步，而不是相反。
这些事，看起来是纠缠历史老帐，其实，只要认识上理论上有了正确界限，很好处理。一是，我们不要把冤案留给后人评说。二是，也是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民主的正确形式，要找到无产阶级民主和专政的正确形式。
现在，党内政治生活还是不正常，还是没有党内政治民主。党不活泼，党内没有意见交锋，没有充分的民主，只有封建性的顺从，不能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党不仅缺乏生命力，而且必然出现专制和腐/败。这一点，在今年的人代会期间，***同志答记者问时已经有所涉及。他不仅指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腐/败，而且指出腐/败所以发生与我们所实行的“一把手”权力过大、过于集中而没有制约的制度上的弊端分不开。这是符合实际的切中要害的正确认识。
没有党内民主，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也就不可能正确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历史事实正是这样。最大的事实，就是宪法形同虚设，人大形同虚设，冤假错案发生，党员、人民无法律保护，自己无抗争可能。
所以，不能把我提出的这个问题简单理解成为某人或某集团平反或翻案的问题。意义决不仅只于此。
一是要解决正确认识、评价毛主席、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的问题。
二是要解决党的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
二者都需要解放思想，重新认识，做好了，能解决国际共运普遍遇到的没有解决好的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的问题。这将有利于发展马列毛主义的建党思想理论。
2、当年推倒毛主席、实行反攻倒算的第二个重大步骤，就是展开所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这是从思想上为推倒毛主席造舆论。形式上是批判“两个凡是”，实际上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上证明，毛主席并不英明，也并不总是正确，而是会犯错误，犯大错误。于是，批毛就可以开始了，一个个所谓“错误”被提出来了，文革被彻底否定了，连毛主席的个人品质也成了问题。到最后，已经不是伟大不伟大的问题了，而是，毛主席是不是一个好人都成了问题。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四千人大会上的那些发自肺腑的对毛主席的满腔怒火。正是这些发言，充分证明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实质是什么，批判“两个凡是”的目的是什么。四千人大会的发言会留给子孙后代，这将是后人解读文革历史、文革失败后的历史的最可靠的第一手的资料。从这一点说，我们要谢谢这些老同志，像有同志说的，是他们自己把自己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并由此证明了毛主席的正确和伟大。
正是放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就可以理解，陈云同志抛出一句“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不是偶然的，这句话为谁服务，为谁高兴，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错误。这是在现实阶级斗争中的立场错误、政治错误。
好在，历史给了足够的时间和事实来检验毛主席、毛泽/东主义。检验的结果，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也看到，毛主席是对的，毛主席是伟大的。毛主席预见的可能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真地发生了，而且如此准确。以致人们从全盘否定文革又走到全盘肯定文革。
现在轮到批判“批判毛主席的错误”的错误了。这是新一轮的“否定两个凡是”，只是不是找毛主席的错误，而是找毛主席的正确；这也是新一轮的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是不是检验毛主席哪些错了，而是检验毛主席哪些对了。
只有经过这样一个思想改造过程，党才能走向正确。
3、当年推倒毛主席，实行反攻倒算的第三个重大步骤，就是全面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推翻马列毛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
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广大思想领域里的反攻倒算，这是全面展开的资产阶级思想进攻，一直延续到今天。刚刚骂过别人是御用文人的人，现在自己生怕做不了御用文人。再一次暴露了知识分子的弱点，再一次给知识分子丢脸。这类人物产生了一批，他们生产的各类精神拉圾更是成堆。当年清除精神污染没有搞得下去，也不可能搞得下去。修正主义本身就是最大的精神污染，正是这个最大的污染带来了各方面的污染。真正清除精神污染，只有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才有可能。
这场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泛滥，其危害是巨大的，最大的危险就是毒害了我们的青年一代。说清除精神污染，首要的艰巨任务就是重新教育青年一代。
而精神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基础，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在这个资本主义到处泛滥的社会里，你想青年一代不资产阶级化，只能是梦想。要实现思想的革命化，只能先完成社会的革命化。青年一代，只能在反修斗争中成长，在反修斗争中，清洗自己，单纯以为教育可以改变一切，不是马列毛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
4、当年推倒毛主席，实行反攻倒算的第四个重大步骤，就是炮制《决议》。
当年主持起草《决议》具体工作的是两位理论家，即胡乔木和邓力群同志。邓力群同志现在的观点已经摆脱了《决议》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以及由此否定无产阶级条件下必须坚持继续革命的错误观点。乔木同志去世了。但从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态度来看，他活到今天，也会大体是邓力群同志这样的思想倾向。本来任何一个正派的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认识难免错误，一旦大量事实证明自己的认识是错误的，纠正错误认识本来不应该存在问题。有了私心，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批评《决议》，是一件细致而又繁重的工作，我个人能力有限。我能做的是谈一点自己的基本看法。
《决议》评论了毛主席领导的27年。前17年为一段，后10年文革为另一段。前一段又分前7年和后10年。
我对《决议》的一个总的看法就是，别看参加写作的是一大帮党内最优秀的理论家、笔杆子，整个工作又是由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指导的，大纲也是他拟定的。但是，我对这个《决议》的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不得马列毛主义的要领，只有修正主义偏见。
主持起草的同志和那些仇视毛主席的人不一样，他们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他们是试图科学地公正地评价毛主席、毛主席领导的27年。要是让那帮仇视毛主席的老爷们搞，“左倾路线”的帽子戴上了，“历史罪人”的帽子戴上了，毛主席的历史功绩没有了，毛主席会是一个被完全否定的历史人物。但是，这在全党是不会通过的。就是当时也是通不过的。
但是，局限于阶级立场和马列毛主义的认识水平，和起草者的主观愿望相违背，他们炮制的《决议》还是发生了根本错误，还是在事实上发生了否定毛主席、否定毛主席思想的错误。动机和效果是辩证统一的。光有一点对主席的感情是不够的。出发点就错了，大框框就错了。这就是认为毛主席从文革前就犯了左的错误，文革犯了大错误，结果，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就必然得出否定毛主席的错误的结论。
毛主席正确的地方，他们没看到；毛主席错误的地方，他们没说准。让我表达一下我个人的粗浅的认识。
文革前的17年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体现了毛主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以我的体会，大体有这样几个。
1、毛主席领导我们探寻了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的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问题。无论是工商业的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改造，都是马列毛主义的新创造、新发展。
2、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毛主席很快就发现，这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取得了胜利，而是，依然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
3、矛盾无处不在。毛主席把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运用于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把人的改造和社会的改造有机统一起来，这是伟大的创造。
4、毛主席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认识，不局限于所有制的形式问题，而且看到社会主义生产，必须有自己的搞法，这就有了鞍钢宪法、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等等的创造。这把社会主义生产的含意真正丰满充实起来了。这也是伟大的创造。
5、大跃进这面红旗，是就发展生产力而言的。出了错误，被完全否定了。现在开始讲实际搞出的大量成就，这是一个进步。但是，更重要的是，这里有非常伟大的意义，他们依然不懂。

一个就是，一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为自己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就有可能把资本主义甩在后面。这一点，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参与生产创造的本质特点，现在，不仅再也看不到了，也不讲了。大跃进成了大蠢事的代名词。
再一个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不能以资本主义不可比的速度和特殊形式发展。这一点也被否定了。毛主席有一段关于大跃进的语录。他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 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在毛主席看来，大跃进不是吹牛皮、放大炮，而是一种历史必然。这是一种马列毛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气魄。这是大跃进的灵魂。没有这个灵魂，两弹一星不会以大跃进的速度上天。搞两弹一星的科学家特别尊崇毛主席，就是因为他们有实际的体会。一说大跃进，侏儒们只看到捱饿，只看到失误，只会骂娘，那不过是短见和偏见，深刻的本质的光辉，他们觉得刺眼。他们习惯于爬行和依附。
6、毛主席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真正搞成了一个社会大改造、大革命、大建设的过程。经过这样的改造，一个崭新的新社会才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现在，多少有点觉悟的人都承认，毛主席时代的社会风气就是好。
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修正主义，到“向雷锋同志学习”。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到解放军学全国人民，一种共产主义的社会风气树立了起来，说和谐，那才是真正的和谐，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样子。说最适合人类居住，那才是最适合人类居住。
以上6点仅是我个人的粗浅体会，肯定是不全面的，但是，我是从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看问题的。毛主席的作法完全体现了马克思在《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关于社会主义就是不断革命的那一段光辉论述。而这一思想，是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革命导师一再坚持的思想。这是创建一个新社会的思想，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生产力或别的东西。这个新社会，新就新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说本质，本质也就在这里。其它任何超阶级的普世的提法，都不能说明这一伟大历史转变的本质。《决议》的浅薄和错误，正在这里。他们不懂17年的毛泽/东。
17年中有错误、有教训。这一方面，毛主席自己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不仅对国内同志说，外国同志、外国领导人来了，毛主席也说，从来没有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有错误，才是辩证法，绝对正确，是绝对形而上学。
问题是，总结错误，也要有马列毛主义的高度。但是，《决议》没有作到。我尝试跟着主席的思路谈点个人的看法。
1、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千年前资本主义文明的东方落后国家、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过来的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本来就是有难度的，可是，我们在理论上对列宁的思想学习、继承不足，在实践上对历史条件的制约估计不足。受斯大林影响仅是一个外部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唯物史观把握得不够好。列宁曾反复说落后的俄国是个小资产级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极为艰难的，而我们比俄国更落后得多。我们不仅有俄国的历史局限，还有俄国没有的历史局限。不仅是一穷二白，还有沉重的历史负担。主席说，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强调了创造历史主动性的意义，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面，历史创造是要具备前提的，是不能随心所欲创造的。我们的惊人的成就和巨大的挫折，证明了这两方面的道理都必须坚持。既必须是历史唯物的，又必须是历史辩证的。
从指导思想的角度看，这恐怕是最重要的一条历史教训。
2、从主席的讲话，特别是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语看，主席对建国后建立的国家机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他批苏联，也批受了影响的自己。从苏东变修到垮台的铁的事实看，主席看到这一点，很高明，很深刻。直到现在，这还是个困扰着我们的问题，说轻了是体制，实际是制度。这个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涉及范围广泛，至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特权集团、特权阶层、特权阶级的问题，变修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3、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点。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具体形式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体制，也就是制度，没有解决好。共产/党是领导，把领导理解为党执政，弄不好会陷入资产阶级执政党的思想。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很清楚，专政只能是无产阶级的，而不是部份人的、包括党的。说人民民主专政，范围更广大，本质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因为更广大，更不能是部份人的、包括党的。
党内民主也没搞好，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也没搞好。党凌驾于人民之上，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带了许多错误和不幸。
4、坚持阶级斗争是对的，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是对的，但是，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还不完整，还有些简单化，因而，在实践中，就发生了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就伤害了一些同志和公民。党内、党外都有这方面的惨痛教训。
5、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对的；但是，不能正确领导群众， 不能牢牢把握社会的和自然的科学规律，则带来了沈痛的教训。后来强调严格的科学态度，就是对已经发生的错误的正确总结。柯老（柯庆施）这一点做得好，大庆做得好。改造社会，要尊重科学；改造自然，也要尊重科学。《决议》从骄傲自满找原因，我看不在点子上。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不讲科学，也不懂科学，是造成错误发生的主要原因所在。不科学，就要出错误，就要受惩罚。现在是不是充分认识清楚了这一点呢？没有。如果认识到了，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灾难。不是非饿死人才是灾难。工人、农民的贫困，女孩的卖身，新三座大山，也是灾难，更是灾难，而且是性质不同的、更不该发生的灾难。说科学发展观，实际不科学，而且不单是一个不科学的问题。
我只能简要谈这几点粗浅看法，这本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好的。但我是试图从马列毛主义理论的角度谈问题，遵从主席说过的道理。
这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这和决议不一样。《决议》的不足在于，它没有从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看问题，不过是就事论事，站得低，说得浅，总结得灰头灰脸，失去了鼓舞前进的作用。
大秀才何以如此力不从心。根本原因还是小平同志承认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清楚”。文革十年，他们或被动、或打倒、或不管事，跟不上，有抵触。说“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实际是不知社会主义，更不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一群不知社会主义是什么的同志，怎么能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作出正确总结呢？认识的落后，必然带来《决议》的落后。这个《决议》和前一个《决议》不可比。起草人同是胡乔木，前一个是在主席领导下作出的，后一个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作出的，水平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而，后一个《决议》没有什么历史价值，留下的是认识上的教训。
如果说《决议》对于十七年的评价，反映的主要还是个认识水平问题的话，那么，对于十年文革的评价，则是立场、原则发生根本颠倒、根本错误的问题。
这是这个《决议》的要害，也是重新认识毛主席，重新认识邓小平的关键，我们需要设立一节， 专门讨论。


（三）



毛主席去世不到一个月，可谓尸骨未寒，华国锋个人野心膨胀，急不可耐地发动右派政变，背叛毛主席，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投机右派势力，自己当上党中央主席，接受“英明领袖”的称号，接受在全国掀起的对他的个人崇拜。
现在，重新抬出这个投机份子，是错误的、有害的。害在不利于纠正错误路线。因为正是这个人给错误路线打开了大门。而且，搞政变，这是决不能肯定的。
在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上，华国锋没有看错。“四五事件”，就是一个标志。毛主席说，“翻案不得人心”。实际是批邓不得人心，简直是给小平送政治大礼。当时，老同志对文革否定情绪是很强烈的，人民群众对文革、对动荡、特别是对江青等同志是有意见的。这些动向，在当时几乎是明摆着的。主席心里实际也清楚，不然何以说老同志对文革“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毛主席不过是把话说得很机智。此话直说，就是，拥护的很少，反对的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去世了，要稳定形势，要继续坚持原方针，是很困难的。如此危机时刻，江青又不听主席的话，不仅出头，而且举措失当，不懂政治，不谨慎，缺乏政治家的胸怀和谋略，给华国锋以可乘之机。但是，一旦搞政变，矛盾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就不是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了，而是右派政变。华国锋罪责难逃。他起了任何一个他人都无法起的坏作用。还有那个汪东兴以及叶剑英、李先念。很难从个人品质去指责，这是阶级斗争。而且，不能不看到，如果一个共产/党能允许在内部搞政变，这不仅会让坏人钻空子，更重要的是，这就完全破坏了共产/党的纪律。
历史的发展并不以华国锋的投机为转移。华国锋及其同伙汪东兴以及其它对政变举了手的政治局委员们，并没有能保护住自己。如果说，经过文革，毛主席实现了在中央的夺权斗争的胜利的话，那么，现在，右派势力又经过反攻倒算，实现了反夺权的胜利。
政权更替如此轻而易举地完成。无产阶级专政如此脆弱。从政变发生，到华和原政治局垮台， 乃至后来的胡、赵下台，所采取的做法，均不合组织纪律，均没有制度约束，单就这一点，也是有教训可总结的。可惜的是，至今也没有引出历史教训。
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是决定一切的。政权回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走资派手里，这就意味着修正主义在中国取得了统治地位。
路线是纲。路线是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形式下，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集中表现在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上。修正主义上台，社会主义的许多形式依然可能存在，但是，内容和实质在发生蜕变。这是修正主义上台的特点，也是修正主义上台和公开的资本主义上台的一个显著区别。人们千万不能被现象所蒙蔽。
不过，修正主义再隐蔽、再伪装，有一点还是绕不过去，那就是路线。
建国后的历史，特别是毛主席去世后的历史和苏东剧变的历史充分验证了这一点。斗争围绕着四个字：阶级斗争；以及由此而来的四个字，继续革命。
毛主席抓住这个纲不放。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追求全方位的新社会的整体建设，是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路线。
邓小平抓住否定这个纲不放。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只追求经济发展的片面建设，是脱离阶级斗争的不管黑猫白猫、不管姓社姓资的取消革命的路线。
这显然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邓小平同志重新上台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彻底否定‘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彻底的翻案，这个案一翻，马列毛主义也就被翻掉了。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从理论上推倒毛主席，主要做的就是这件工作。而《决议》，就是这件工作的最后的全面的理论总结。
这是这个决议的中心和本质。所以要形成这个决议，重点就在这里。就是要推倒毛主席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要推倒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
作为《决议》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地位仅次于胡乔木同志的邓力群同志已经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这有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七次讲话为证。乔木同志去世了，我不好妄加评论。
但是，就是从邓力群同志的七次讲话看，他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没有弄懂。
不仅修正主义方面，就是信仰毛主席的革命同志方面，对毛主席的这一理论也并不是真正弄懂了。
这就是今天提出重新认识毛主席的意义所在。不是需要盲目崇拜，而是需要弄懂毛主席的理论贡献。
《决议》把五一六通知和九大政治报告作为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根据。
《决议》是这样写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决议》还这样具体地写到毛主席的错误：“‘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就从这些结论性的意见，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修正主义者是怎样失足的。
第一、学风是不正派的。
不错，文革是犯有“打倒一切”的错误。但是，在分析这个错误的时候，不能简单说成这就是毛主席的错误，更不能在论证这一点时，采取歪曲毛主席原话的不正派的作法。
例如，毛主席的原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但是，《决议》将这段话歪曲成毛主席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决议》的起草人都是党内的大秀才。把“是一批”偷换成“一大批”，这样做对不对，是不用多说的。
而且，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从《十六条》开始，就一直说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多数、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中央正式通过的指导文革的中央文件，有没有执行好，那是另一回事，批评毛主席为什么不以此为据。
为了防止“打倒一切”，后来又提出在走资派中，还有一个愿意改悔和死不改悔的政策界限。少奇同志要不是所谓叛徒问题，毛主席也并没有说要打倒他。对林彪，更是坚决反对他们搞阴谋，但是，又坚决采取“保护副统帅”的态度和作法。林彪错误判断形势，要跑，那是政治上自取灭亡。对小平同志，更是在“四五事件”发生后的那样的严峻时刻，还是对他坚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也算仁至义尽。
而且，对文革的打倒一切的错误，毛主席是承认的，自己也一再承担责任，并几次就几位老同志的具体问题作过自我批评。
《决议》的主持者、起草者，都是跟随毛主席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像小平、乔木同志，主席待他们真是不薄，文革中还亲自登门去看乔木，虽说阴差阳错地未能谋面。现在反攻倒算了，竟然对主席如此不择手段，别说党性，连起码的人格也不顾了。路线斗争竟至如此不可调和，把任何温情脉脉的面纱都撕掉了。
第二、结论不正确。
《决议》否定了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存在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走资派，存在资产阶级司令部。
从通过这个《决议》，三十年过去了。社会实践检验了这个结论。历史无情地宣告，《决议》的结论是错误的，被《决议》否定的毛主席的结论却是完全正确的。
小平同志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团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小平同志的路线，就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在这条路线指引下所走的道路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是专制的法西斯的资本主义道路。事实据在，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很清楚，根本无须再做论证。
面对今天中国的残酷的事实，我们可以说，文革是失败了，但是，文革的原则胜利了，毛主席的理论胜利了，毛泽/东主义胜利了。
第三、《决议》炮制者根本不懂毛泽/东主义。
利益只会盘算，不会思考。特权阶级只有对文革的仇恨，不会对文革有正确的认识。提出区别文革十年和十年文革，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区别文革作法和文革理论，也许更有道理，也更重要。但是，《决议》的炮制者是不可能这样认识问题的。他们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也就是从阶级地位出发，追求的是彻底否定文革，从作法，到理论。
涉及作法，《决议》提及文革的错误，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许多点大体是正确的。由这些错误进而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以及制度上作总结，引出教训，也是很有必要、很对的。许多人为地造成的重大悲剧，决不能再重演，对此，我们并不情绪化地否定《决议》的一切意见。
但是，涉及文革理论，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决议》可就毫无正确可言了。
这种毫无正确可言，到了这样一种可笑的程度，就是《决议》压根就没有批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观点。
为什么？很简单。炮制《决议》的主持者、起草者，没有一个人明白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石是什么。他们看到的顶多是《五一六通知》和《九大政治报告》，再多，没有了。而真正的毛泽/东主义的第二个贡献，毛主席晚年的理论指示，他们根本不懂。还是主席说他们的那句话，“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今天要想重新正确认识毛主席，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要重新正确认识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弄懂毛泽/东主义的第二个内容的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


A关于认识修正主义的历史过程的简要回顾


和认识任何事物一样，认识修正主义，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也需要一个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和代价。
从最初苏联对党内官僚主义问题的不断提出，到南斯拉夫“新阶级”理论的出现，到东欧53年东德、56年波、匈，68年捷克等国发生民主运动，都实际是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存在专制统治弊端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中国所谓“闹事”也是这一历史现象的表现，毛主席也从反对官僚主义的角度多次谈过这个问题。
在这个不同倾向交叉在一起的复杂的斗争过程中，有一个问题被历史提了出来，就是：党在蜕化，党在脱离人民群众，党官僚集团和人民群众发生尖锐对立。
最初，修正主义这顶帽子是由斯大林给不听话的铁托戴在头上的，而后，大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给铁托摘掉了这顶帽子，可是，又被毛泽/东给赫鲁晓夫戴在了头上。
和苏修以及其它共产/党修正主义理论的论战，推进了共产/党人对修正主义的认识。赫鲁晓夫成了修正主义、野心家的代名词。对于修正主义的认识，这时已经看到，理论上，背叛马列主义，搞修正主义一套；政治上，以修正主义代表人物为首实行专制统治；思想上，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泛滥；阶级根源，是产生了一个特权阶层，或者说特权阶级、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身边，就是当时认识的一种反映。在当时的国际共运的反修斗争中，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是扮演了反修领导者和主力军的角色的。但是，正像毛主席说的，“一百多个党都不信马列了”，修正主义在实际上占上风，这当然与苏联党是列宁缔造的党的历史地位有关。“兄弟党”们是不买毛主席的账的，以为落后的中国出不了马列主义，苏共是老子党，是指挥棒，是正宗。
对于为什么会发生修正主义，有一句名言，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际根源。
特权阶级的问题提出来了，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问题提出来了，但是，特权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产生的社会制度上的原因，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更谈不上科学分析。
<决议>所批评的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的那些正确认识，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所达到的对修正主义的认识的最高的水平。基于这样的认识，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正如毛主席自己说的，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其它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文革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发动的。但是，文革理论的最终奠定，却是经过十年文革的实践之后。这符合理论来源于实践的认识论规律。文革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是，文革获得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是伟大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我们今天应该珍惜这个理论成果，而不是抛弃它。



B 重新学习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



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毛泽/东主义的第二个内容，主要体现在1976年3月的中共中央四号文件公布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里。这是毛主席从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四个月间的多次重要讲话的汇编。在这些《重要指示》中，也重申了1974年12月的《理论指示》。
1974年12月26日，主席请总理到长沙，和总理有一次彻夜长谈，在这次谈话的两个重要内容中，一个就是讲理论问题。这是主席在长沙经过一百多天的认真思考后的理论成果。
十年前的同一天，1965年12月26日，毛主席请了工农劳动模范和著名科学家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到家里吃饭，表达了自己要继续革命、要搞文革的决心。
十年后，还是在生日这一天，主席专门谈关于文革的理论问题，意义非同寻常。同志们千万不可轻视。
主席不仅和总理谈，和丹麦首相也谈，到了76年还是这样谈。可见一是重要，二是深思熟虑。可惜，主席老了，没有精力再写书了，只能对总理说，“叫春桥写文章”。对张春桥同志在理论上的器重可见一斑。
接着，发生了和邓小平同志的路线斗争，这一斗争再次推动了毛主席的理论认识。于是，就有了1976年3月的中央四号文件。毛主席对这个文件是怎样的重视，可以从批示的形式上看出来。毛主席不仅写上“同意”二字，而且，特地写上“三月三日六时”。这在主席的批示中是罕见的。
可以看出，从74年到76年这三年间，毛主席在文革这场复杂曲折的斗争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了艰苦地理论思考，把毛泽/东主义推向了新的高峰，大体完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论的理论创造，回答了国际共运从来没有解决的“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毛主席真是伟人。以八十多岁的高龄，还是走在了全国人民的最前列，带领我们一起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探讨。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当时，我们深切感到，毛主席的理论指示真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面对和走资派的反复斗争，我们当时也在想，阶级斗争、走资派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怎样才能解决。我当年写的那份《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论纲》以及那个宣讲主席理论指示的《辅导报告》（已在网上公布），就是一个证明。毛主席的理论指示，正是对我们也在思考的问题的科学回答。毛主席的理论指示一公布，我们是怎样的兴奋就可想而知了。没有这个经历的同志，现在是很难体会这一艰难的思想理论探讨过程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体会和认识，我才说，“不懂1976年的毛泽/东，就不懂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决议》就是不懂。毛主席的这些理论，在《决议》作者们的视野之外，连提也没有提到。就是现在，能不能重新正确认识这个理论，也是问题，既有阶级的局限，这是主要的；也有水平的局限，这是存在的。能不能听进我的意见，我并不抱过高的希望。
在今天，应该说，重新认识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比起三十多年前有了更充分的条件。因为有两个反面教训是惊心动魄的。
一个是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这个失败可以直接得出的一个最清楚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这是毛泽/东主义的胜利。1990年当着事变大体可以看清楚之时，我就在一封《政治通信》中明确提出了这一点。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绝不是无知的邓小平说的双方都说了许多空话。这个否定评价，是错误的。当年说的不是空话，是实话，是被惨痛的事实证明了的实话。正是毛主席一是指出了这些国家在搞修正主义，二是指出这样的修正主义迟早是要垮台的。
苏东是一本反面教科书。这本教科书，把毛主席讲的道理，给出了足够的验证。有没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派？有。有没有特权集团、特权阶层、特权阶级？有。有没有修正主以路线？有。有没有实行专制的法西斯的修正主义党？有。有没有从社会主义社会蜕变成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僵死、思想上箝制的假社会主义的可能和事实？有。这样的假社会主义是不是最终要被人民抛弃而垮台？是。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无情地验证了毛主席的理论。毛主席一再提出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就是到了1975年，他还对来访的波尔布特强调，社会主义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修正主义上台的可能，当然，最后还是回到马、列。可谓苦口婆心。
承认“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先生们，你们这一次有没有勇气承认社会实践检验的结果，你们有没有勇气面对检验的结果对毛主席理论的对错重新给个说法？当着你们斥责戈尔巴乔夫和叶里钦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的时候，你们难道忘了这不正是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要防止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吗？他们不正是典型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吗？
如果说苏东变修、剧变，讲的是人家，那我们自家的事情是不是更应该让我们感触尤深呢？
历史是这样令人感到讽刺。
当我们还在咒骂戈尔巴乔夫、叶里钦的时候，我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已经远远走到当年苏东的前面去了。以至于，德国的社民党的前主席有一句名言，“你要想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吗？请到中国去看吧。”中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在全世界有了名。
中国变修，超过苏联。中国党变修，超过苏联党。苏共到垮台前还不敢把国营企业卖掉，把农庄分掉。在前苏联，到社会主义失败前，并没有发展起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产生和这一经济相适应的新生资产阶级。苏联变修不过是产生了一个特权阶级，这是因为，党的路线蜕变成了修正主义路线，党变成了修正主义党，共产/党不再是一个继续革命的革命党，而是寄生在人民头上的特权党。这是毛主席论述的典型的修正主义执政的社会状态。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修正主义的改革，但是，主要局限于政治层面，搞自由化，给资产阶级开路，给叶里钦式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上台创造条件，导致政权变动，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一直痛骂叶里钦，对自己读了叶里钦那张条子后悔不迭。其实戈尔巴乔夫不懂，这里包含着一个历史必然，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资产阶级潮流是戈尔巴乔夫引出来的， 哪个人作带头羊并不重要。
苏联真正搞起资本主义，是在解体后各国发生剧变的过程中实现的。俄国始自叶里钦。从所谓“休克疗法”，一路跌跌爬爬走下来，并不顺利。
中国修得更厉害。中国是毕其功于一役。
中国不仅做了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事，用修正主义代替马列毛主义；也做了叶里钦所做的事，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中国领导人“聪明”，在“特色”掩盖下，不搞“剧变”，搞“演变”，打左灯，向右转，更具欺骗性，也更坏。坏到今天几乎坏不下去的程度。蒋介石没有能够打倒共产/党，邓小平却实实在在地把共产/党搞垮了。李自成进京，身着布衣，脚穿草鞋，一尘不染，但最终还是被他的蜕化变质的战友们搞垮了。毛主席明确告诫全党要对此引以为戒。但是，一生艰苦奋斗的毛主席最终还是扮演了二十世纪的李自成。他的战友出卖了他的事业。
这一切，就是这样残酷地验证了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
今天的中国执政者如果还不认帐，那么请他们回答：这样发展资本主义的领导人还不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派吗？指导走这条道路的路线，还不是修正主义路线吗？作为这条路线统治中国三十年的必然结果，中国的特权阶级还不是一个客观存在吗？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还不是一个客观存在吗？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蜕变，现在还有人怀疑吗？
毛主席从1965年到1976年多次对中国可能会发生修正主义上台的警告，一点不差地变成了现实。唯一有点不准确的，就是他对右派政变，左派会联合起来造反的估计，对地方会出孙悟空的估计，太乐观了。他高估了他所挚爱的人民、党和军队的觉悟。我们也辜负了他老人家的信任和期望。
今天重新认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应该不是很难。道理集中在了1976年的中央四号文件公布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中。这些《重要指示》，包涵了74年的“理论指示”，又有所发展。我们只要认真学习体会这些《重要指示》就能够弄懂毛泽/东主义的第二个主要内容及其对马列主义的发展。
毛主席是在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错误观点的斗争中确立并发展马列毛主义理论的。我们不妨沿着主席的思路去学习、研究主席的理论体系。
毛主席首先批判了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阶级斗争熄灭”。关于这个问题，在《重要指示》中有几段论述。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阶级、阶级斗争，为什么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这是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发生分岐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其它分歧的基础和前提。
对这个问题，我们党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毛主席的这段话，包涵了一段历史的总结____十三年来，我们党对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后阶级斗争问题认识的总结。
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前与之后，历史情况有所不同，一般可分两段，但是，毛主席这里略而不提，特别强调的是十三年后，也就是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这说明毛主席到这个时候，对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是因为经过十三年的阶级斗争实践，包括国际上的反修，特别是又经过了国内三年困难时期，阶级矛盾暴露的充分了，于是才有了“重提”的可能。“重提”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创新，是理论的飞跃。可以说“重提”是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还要继续革命的理论上的根本突破。
自1962年的“重提”，和随之而来的“社教”，特别是十年文革，大大地推动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认识。毛主席是这一认识的集大成者，是一个光辉的代表，是做理论结晶工作的导师。这就是74年的“理论指示”和76年的《重要指示》。
毛主席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 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人少人多。”又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 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主席这些话讲得很深，有很强的理论性。而且，因为只是提纲挈领地谈话，没有充分展开论述，所以理解起来并不容易，更不是读几遍就能弄明白的。就我当时和现在的反复解读，我感到，这是在共运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形式无法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弊端和阶级的存在联系了起来。并且指出了，这样的制度上的无法避免而只能限制的弊端，会导致“林彪一类如上台， 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毛主席又分析说：“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 小生产的影响，***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这些话，是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存在阶级斗争的深刻阐述，在当时，是针对邓小平等老同志的错误思想所作的科学批判，这个批判，今天看来，对于《决议》，不仅适用，而且最为准确。《决议》正是因为“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毛主席不仅科学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存在阶级斗争，而且，科学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存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毛主席是这样论述的。“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这段话真是一字千金。我们要反复领会。
这段话从分析大官的特权入手，揭示了党内特权阶层是怎样产生的。
这段话又分析了大官中有人“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所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段话又告诉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还拿林彪和邓小平作例子，解释何为走资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毛主席说：“他自己就不是熄灭”。“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 搞政变，熄灭了吗？”“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讲得多么准确啊！
批了多年修正主义，批了多年特权阶层，文革中也到处去抓走资派，可是，这种社会主义条件下发生的特殊的新生的资产阶级的现象为什么会发生，根源在哪里，却一直没有揭开。

现在，毛主席把它揭开了。大官有一系列特权，“比资本家还厉害”。这是一种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一种社会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就会产生特权阶级。就会有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就会有代表这一阶级利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路线。
在我们批判苏修的理论斗争中，我们指出过他们国家存在的特权阶级的问题，并和他们走向修正主义联系了起来。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揭示这个特权阶级是怎样产生的，社会基础方面的原因在哪里。当时还没有从我们建立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上的弊端找原因。
现在毛主席找到了。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毛主席自己也很重视，不仅对国内讲，尼克松的女儿来了，毛主席也对她讲，这和对丹麦首相讲理论问题一样，不是对他们个人讲，而是对国际讲，要借这个渠道把这个理论传播出去。足见主席自己也很重视。
思想水平高人一等的毛主席早已试图从这方面看问题了。还在1959年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已经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弊端给于了批评。毛主席说：“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
主席这里批评的主要是特权，不是分配中的那种以形式的平等掩盖实际的不平等的等价交换的资产阶级法权。这里更强调的是权力的不平等。这和强调“当权派”的思想有连续性。走资派是当权派。当权派，在对国家管理和生产管理上，有特殊的权力。一旦这个权力失去制衡，就会变成特权，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和危险。
事实是，在所有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里，这种权力都失去了制衡。正因为面对这种情况，所以主席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也不是一句“狼来了”的空话。事实是狼真的来了。
其实，问题不在是“大官”还是“小官”，问题在“官”不能成为旧式官僚。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只能是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整个阶级执政，也就是当家作主。党执政的说法，本身就是问题。而党执政一但真地落实为党脱离人民只是自己在执政，这肯定就违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我们所看到的那种一切重大的决策，不是来自人民代表大会或这个大会的常务机构，而是来自党委，那这的确是党执政，而这种党执政，恰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不只一次痛斥修正主义上台就必然实行法西斯专制，既是面对苏东的事实说话，也是对事实的理论概括。
毛主席这些深刻的对修正主义的最后的思考，完成了一个理论体系，也就完成了毛泽/东主义的第二个理论贡献的创造。
毛主席不是从抽象的社会主义模式说话，而是从我们实际建成的社会主义模式说话。严格的理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模式，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哪种社会主义模式。但是，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基本都没有建成这样的“标准”的社会主义模式。但这并不证明这个探讨在理论上没有意义。也不能证明在未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但转变成社会主义，注定不能建成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只能说，限于历史条件，我们没有可能建成马克思设想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就是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也不是。更不用说今天这样的社会了。这很好理解。现实生活不是教科书。现实生活的创造和教科书的编写不是一回事。我说的那个“半”字，体现了这一辩证思想和历史真实。别人一时不懂，不等于不正确。这里不去扯此事，以免吵架。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开始。
在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进行。根据就是这个社会依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修正主义和马列毛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这种斗争有其必然存在的社会原因和基础。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资产阶级思想的广泛影响，小资产阶级的大量存在，旧的剥削阶级的存在，等等，等等，这些列宁讲过的，也有大量事实可见的，人们一般是承认的。
毛主席有进一步的发现。
毛主席看到，即使所有制变更了，但是，分配领域里，依然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则。这种形式上的平等（也就是现在流行的所谓普世的公平正义）掩盖着实际的不平等。这一原则不仅保护着生活资料私有，也保护着生活资料占有的不平等。而在现今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对此只能加以限制，而不能消灭。这是人们会产生私有观念、会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
毛主席又看到，即使所有制变更了，但是，大官还享有特权，特权是超越形式上的平等的不平等，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这是前资本主义的更落后的形式。这种特权会滋生特权集团或阶级，也会滋生这个集团或阶级的代表人物，走资派。
毛主席还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必须在继续革命中“部份改善”。在政治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中，还存在着旧式国家、旧式政治、旧式官僚的弊端，这种弊端是导致特权得以存在的制度上的原因。这样的政治体制必然会堕落成法西斯式的专制。
毛主席基于以上的科学分析，才敢于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 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主席的这些科学论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就是反对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路线，反对修正主义头子的可靠的坚实的理论基础。
毛主席无情地解剖了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揭开了这个社会所以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社会原因。这些社会原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必然的存在。创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必须坚持继续革命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根据这个理论体系，提出了共产/党必须要坚持“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基本路线。
显然，这是一条有科学依据的马列毛主义的路线。从马列毛主义看问题，可以说，阶级斗争，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是一个东西。
可惜的是，《决议》的起草者和通过者，对这一切全然没有研究、没有弄懂、没有认识，有的，只是盲目的情绪化的否定，甚至仇恨。
毛主席为什么能够高于一般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呢？除了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而外，从认识上来说，也与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不开。
大家都记得在反修论战时，我们曾强调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对的。但是，如何才能真正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还是只有依靠唯物史观，只有按照唯物史观的方法，一层一层地解剖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阶级结构、社会结构，才能把这个社会搞清楚、说清楚。毛主席就是这样做的。
今天要想重新正确认识毛主席，正确认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的正确性，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遵循唯物史观，深入剖析社会主义社会，剖析现今社会。共产/党应该有勇气这样做。说“四个坚持”，这是最大的“四个坚持”，也是实现“四个坚持”的不可回避的历史步骤。

（四）



在正确肯定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正确认识毛泽/东主义的第二个内容的基础上，这时，再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就有了正确的意义。
我们一是可以正确看到，主席也会犯错误，要敢于承认这些错误，揭发这些错误，纠正这些错误，吸取宝贵的历史教训；二是可以正确看到，我们要在主席认识的基础上继续认识，继续前进，根据已经发展了的新的历史条件，继续发展马列毛主义。
有了这样的前提，对十七年也好，文革十年也好，都可以认真给于予总结。错误会成为党的、人民的财富；而不是打倒毛泽/东的炮弹。《决议》的一些意见也就有了积极的意义。
三十多年来的新情况、新变化，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认识课题。需要我们根据新情况，发展马列毛主义的认识。
例如，我在《毛主席理论指示再学习》一文中就提出了一点新鲜的见解，不一定对，但可以讨论。
关于“林彪一类如上台， 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的问题。我指出：
“经过苏东剧变和中国修正主义上台三十年的实践，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必须发展毛主席的思想。
如果我们面对历史事实说话，那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
苏东早已变修，早已是林彪一类已上台。是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吗？ 我看不是。主席说的那些分配制度没有大变化，就是有，也是特权膨胀，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行剩余价值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一个在这个制度下产生的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这一情况，在九十年代苏东共产/党垮台时，有彻底的展现。敌人并没有从共产/党内找到我们现在常见的大款、 大资本家。
我们看到的，只能是一个腐/败的特权集团、特权阶级。在政治专制的保护下，这个集团、这个阶级，享有特权、 特殊利益。这是我们看到的事实。
但是，在我们这里，经过三十年，超越了老大哥。我们这里可是有了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制度。
不过，这不是在原来的制度下，‘很容易’发生的，而是，动用专政工具，摧垮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之以资本主义私有制，才实现的。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
这两种情况都是林彪一类已上台，但是，结果有不同。重要的是，要搞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要变更所有制。”
我这样提问题，是沿着主席的思路的继续思考，是不是有一定道理，大家可以批评。
我又写道：
“‘林彪一类如上台’这个问题的提出， 就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提出‘林彪一类如上台’这个问题。 ‘林彪一类’毕竟是个人， 为什么这样的个人一上台就有这样的历史危害。
毛主席在强调‘林彪一类如上台’的危险的时候， 没有看到， 这里正包含着问题的要害____专制体制下的个人权力过重。
这才是林彪一类要上台， 而且， 只要林彪一类如上台， 事情就麻烦的原因所在。 要么搞特权社会， 如苏东； 要么搞权贵资本主义社会， 如我们。
足见， 问题主要不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 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要扮演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角色； 问题主要在于，我们的自称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没有真正实行巴黎公社原则，还有严重的旧国家机器的弊端。 一个带着专制、等级、特权的国家机器， 怎么能称得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呢？ 怎么能称得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呢？ 苏东和我们全没有走出这个历史局限。 毛主席在延安对黄炎培说的话， 没有付诸实践。 可惜， 文革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危险根本不是来自哪个人，而是制度。带上严重的专制，没有彻底的民主。没有党内彻底的民主，也没有彻底的人民民主。这样，在没有人民把握和人民监督的情况下，个人凌驾于一切之上，于是，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自然‘很容易’，至少不容易抵制。
苏东蜕变导致社会主义最终失败的教训，中国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带来的灾难的教训，一切政治上发生过的悲剧的教训，无不证实，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失误在于国家机器没有搞好，政治制度没有搞好，没有真正实行巴黎公社原则。 国家机器、官员在专制、等级、特权的体制下，凌驾于人民之上。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很容易’变成对人民专政的政权。这是林彪一类能上台的原因，也是上台之后，‘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的原因。
正像毛主席说过的，在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的某些悲剧，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却不会发生。这是他们至今还可以以‘自由、民主、人权’向我们挑战的原因。 不能只怪他们挑战，而应看到我们并没有按照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办事。
废除专制、等级、特权，重新回归巴黎公社制度，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一切权力归人民，一切权力归人民选举产生的人大。这是我们面临的历史任务。
中国的事情眼下要务之一就是‘民主’二字。要么按无产阶级方向解决，要么按资产阶级方向解决，不解决是不可能的。
这应该是毛泽/东主义对历史课题的科学回答。”
我个人以为以上这些看法是沿着毛主席的思路的继续思考。是否正确，请大家讨论。
承认毛主席的第二个伟大理论创造，承认这个理论创造把马列毛主义推向了新的阶段____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阶段；同时，也承认在创造这一理论的实践过程中出现过错误、甚至严重错误，把这两方面科学地统一起来，给予科学的说明，还原一个真实的伟大的毛泽/东，这就是重新认识毛泽/东的历史任务。



三




现在我们来说说重新认识邓小平。
其实，只要能够正确认识毛泽/东，正确认识邓小平就不是一个问题。毛泽/东主义本来就是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对立物而存在的，是在和邓小平理论的斗争中发展的。在有了足以检验邓小平理论的三十年的实践，毛邓之间的分岐、毛邓两条路线的是非，在任何一个明白人的心里，应该不再是一个问题。况且，毛主席有深刻的对小平同志的批评，这些批评没有冤枉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用自己的表现，肯定了毛主席对他的批评。毛主席的这些意见，依然是我们正确认识邓小平的指导。
所以，这里只想简要地说几个要点，特别是某些别人尚未充分论述的问题。
第一、小平同志的整个思想体系，属于修正主义思想体系。小平同志不是一个够格的马列毛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小平同志的“猫论”就是修正主义论。作为一个马列毛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起码的一点就是必需时时牢记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共产主义事业。共产/党人是干共产主义的，不管限于历史条件，所能干的是共产主义的哪一个阶段，但共产主义的本质不能丢。小平同志恰恰在这个基本点上，没有把握住自己。他的“不管白猫黑猫”，“不管姓社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都不是强调我们要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只是强调我们要干生产力。这样的思想倾向，这样的只看生产力，不看生产关系的思想倾向，势必会走向修正主义。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干共产主义。这是写在党章上的。马列毛主义就是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追求的劳动人民可以由此获得解放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这样的社会形态，当然只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之上，这是马列毛主义的常识。但是，这一社会形态毕竟不仅仅是社会生产力，相反，就生产力而言，从理论上说，倒是资本主义已经提供的。社会形态的基础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形态。离开社会生产关系，只去追求社会生产力，就有可能走到邪路上去。小平同志的失足，就在这里。过去批评他们犯了“唯生产力论”的错误，历史证明他们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陈云同志、邓力群等同志后来和小平同志发生矛盾，就是因为小平同志滑得太远，他们看不下去。陈云同志的“鸟笼子”，就是社会主义，他后来反复强调的也是“社会主义”四个字。虽说陈云同志也不讲阶级斗争，在实际上也是离开政治谈问题，但是，他毕竟还是强调经济发展不能离开特定的经济关系，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原则。从这一点说，陈云等同志是对的。
事实是，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的确被抛弃了。不仅从所有制上来说，公有制被破坏，从劳动者的地位和劳动成果的分配来说也同样被破坏。在现在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是生产过程中的领导者吗？劳动还光荣吗？劳动者已经重新被打入雇佣劳动阶级的地位。和这样的生产关系的变动相适应，发生两极分化，贫富差别拉大，就是必然的，这不单是个失去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本质上说，还是失去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结果。
况且，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也不仅是经济关系，还有政治，还有思想文化，如果综合看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有一点社会主义气味吗？全然没有了。这就是薄熙来同志在“两会”上理直气壮地大讲五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值得怀念的根本原因，也是人们对现在的“特色”社会主义不满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宣称“和谐”和“维稳”，但是靠警察和国安支撑。如此脆弱的政权和社会，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如。这就是修正主义专制统治的一大特色。
过去说修正主义上台，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复辟资本主义，好像是一句空话、套话，是一句“狼来了”的吓人的玩笑，现在，这已经成为中国的血淋淋的现实。中国国情的特殊的落后性，还带来了这种资本主义的特殊的腐朽性、残酷性、反动性。当年给小平同志戴走资派的帽子、错误路线头子的帽子，似乎冤枉了他，许多人同情他，“永不翻案”也就不算数，可惜啊，小平同志不争气，到底还是属于“为首的改也难”，自己最后给自己做了结论：是一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这一结局对于小平同志来说不是偶然的。他自己就多次说过“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清楚”。这是实话。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一个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清楚的人，怎么可能搞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一旦接触实际，可以依具体的历史条件千变万化，但是，不管怎样变化，社会主义的本质的东西是不能丢的。可是，小平同志压根就不知道哪些东西是不能动摇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他那里只有猫论、发展才是硬道理论，在当今这个资本主义势力占主导的大环境里，错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可避免的。毛主席最后批平小平同志“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是恰中要害的。
这一点，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根本分岐，说到底，还是个道路问题，还是个要不要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修正主义思潮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上台最终不可避面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不用去骂戈尔巴乔夫、叶里钦，邓小平就是最好的最能说明一切的反面教员。
第二、小平同志没有牢牢把握住马列毛主义的最基本观点，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继续革命。这二者又是统一在一起的。
毛主席批评小平同志“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又批评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历来不提这个纲”，是对小平同志对阶级斗争问题态度的结论性意见。这个意见被重新上台后邓小平的表现所证实，而且，到现在，执政者还是不提这个纲。
不提阶级斗争这个纲， 就不是马列毛主义者。
为什么？
经过建国后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毛主席发现了我们建成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存在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历史条件，因而，阶级、阶级矛盾和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小平同志不承认这个客观事实，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说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在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上，他就不实事求是。
面对阶级、阶级斗争这个客观存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毛主席的回答是：继续革命。这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一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但承认阶级斗争存在，而且，坚持继续革命。所谓继续革命，就是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导下，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利条件，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争取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条件下处理阶级斗争，不等于残酷斗争，而是因势利导，严肃地、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处理阶级矛盾，以法律为准绳，科学分清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做到既要进行阶级斗争，又不伤害同志和公民、也不放过犯罪的坏人。对罪犯，还要讲政策、找办法，把他们改造成新人。
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虽说并不排斥可能发生的暴力，但是，我们有信心，通常采取的是耐心的、和风细雨的、治病救人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不是极左的简单的粗暴的过火斗争，这样处理阶级斗争是不应该令人恐惧的。道理很简单，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因为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
小平同志是讲“四个坚持”的，其中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继续阶级斗争。列宁就是这样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换句话说就是具有新任务的新阶段）。”（《列宁全集》第30卷第74页）“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____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对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成立的联盟。”（《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__344页）毛主席的思想和列宁的思想是一致的。可见，只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承认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的形式。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没有阶级斗争哪里会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道理，小平同志都不懂，都没有向马列毛请教，思想上的矛盾和混乱，显而易见。
小平同志历来是作政治工作的，但是，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后，恰恰丢掉了政治这个纲。他参与了反对苏修的理论论战，但是，还是没有弄懂马列毛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后来说论战只是说了一些空话，就是明证。
这好象有点不可思议。其实很好理解。小平同志“历来不提这个纲”，是和他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上面引了列宁很经典的一句话，“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是马列主义的真谛。这个论断不仅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而且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论的基本点。这个论断一旦展开，就有一个庞大的体系，包括了、涵盖了小平以及其它同志特别在意的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等一系列问题。抓住了这个纲，这些问题才能得到社会主义方向的正确解决。这一切，小平同志都不懂。在这种情况下，说“四个坚持”，一个也坚持不住。看起来就坚持了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但实际恰恰是把共产/党搞得变修了。共产/党没有坚持共产/党的本质。
你可以这样那样地指责毛主席，但是，你在“阶级斗争为纲”上指责毛主席，错误肯定不是毛主席的，而是你自己的。毛主席的思想和列宁的思想，和马恩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小平的失足，就在这里。同志们要深刻理解这里留下的思想上的教训。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党章上写明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万万不能动摇。共产/党人就是要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离开这个最基本的宗旨，说些类似“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超阶级、超社会制度的空话，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不是发展，是倒退。一旦这样想，这样讲，这样做，就会模糊阶级斗争，就会滑向修正主义。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能搞折中、调和。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年也不只一次讲阶级斗争，还在北京动了武。南巡甚至还讲到将来不出问题则已，要出就出在共产/党内。这简直是毛主席的话的翻版。但是，小平还是不懂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机智不等于深刻。小平机智，但是，没有深刻的理论思维。说有个“邓小平理论”已经是高抬。他只是就事论事，反映机敏。看到阶级斗争闹起来了，他会镇压，但是，他对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马列毛主义的深刻理解，他从来不明白，“精神污染”、“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为什么会发生，他不懂，当然更没有想到，这些问题正是他的“猫论”路线带来的。他的后继者，连这点本事也没有了。这就告诉我们，这样处理阶级斗争问题是不对的，也是不管用的。正如主席揭露的，这是一种折中主义，折中主义正是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阶级斗争是纲，路线是纲，只有抓住纲，才能处理好阶级斗争问题。这就像现在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腐/败，但是，腐/败怎么来的，贪官怎么来的，他们却不知道，或故意不知道，所以，只能是，越反越腐。
不能认为坚持阶级斗争，就是坚持残酷斗争，就是坚持乱整人、伤害人。整错了人是发生过的，教训沉痛，不可忘记。但是，只要党不变色，就是发生这样的冤案，最终还可以平反，这些同志的政治生命不会因此被葬送，其历史地位会得到党和人民承认。如果从整体上观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对于维护劳动人民利益、对于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必要和意义，更是显而易见，以至于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今天大都怀念那时的良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风气。这是怎么来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出来的。
近三十多年是不抓阶级斗争了。但是，没有残酷的阶级斗争吗？没有整人、伤害人吗？怵目惊心的血的事实俱在，谁也否定不了。和过去不同的是，这次首先是劳动人民被伤害，苦难之深，问题之大，范围之广，是曾经发生过的冤假错案不可比的。就是对干部来说，现在是没有批判和斗争了，但是，被糖衣炮弹打倒的干部，恐怕是文革“打倒一切”不可比的。文革可以解放干部，可以平反，现在，却是把干部送进监狱或刑场。比较而言，到底谁是真正爱护干部不是很清楚吗？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而实际被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这部血泪史，将会在下一次忆苦思甜中深深刺痛后代子孙的心。
第三、小平同志不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规律。
马列毛主义充分重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列宁不只一次说过，没有高度发达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的。毛主席领导总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一条力图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尽快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水平的马列毛主义的路线。说毛主席只讲革命，不讲生产，是对毛主席的歪曲。在文革革命最高涨的岁月里，还是提“抓革命，促生产”。从来没有只搞革命，尤其是不赞成只搞空头革命。
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的分歧不在要不要发展生产上，而在怎样发展生产上。
小平同志对发展生产的看法、作法，不是马列毛主义的，而是修正主义的。按照这样的观点发展生产，势必会走到官僚特权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势必会导致破坏社会和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不是带来生产力的合乎规律的科学的发展，不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而是带来破坏，带来灾难，而且是殃及子孙的灾难。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小平同志的“不争论”、“不管姓社姓资论”、“发展才是硬道理”都是他的“猫论”的换一个说法，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坚持社会主义，听任资本主义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客观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客观存在，加上国际、国内资本主义各方面的势力和基础的强大，如果不主动地有力地坚持搞社会主义，而采取“不争”、“不管”的态度，实际只能是纵容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泛滥，只能是发展资本主义。说小平同志搞修正主义，就是指此而言的，推行小平路线的结果，只能是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大地的畸型发展，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农民工的苦难，体现了民营资本的残酷性和落后性；富士康“十二跳”，体现了外资资本的残酷性和殖民性。这就难怪面对当今的现实，劳动人民不高兴，新兴资本家，外国资本家，赞美小平。
推行这样的路线，是不是就真能更快地、更好地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搞上去呢？答案是否定的。小平路线是一条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的路线，给外国垄断资本“作三十年衬衣”，而且还要给外国垄断资本“再做三十年衬衣”的说法，就是这条路线的本质体现。以出卖本国劳动力为国际垄断资本打工的路线是不可能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搞上去的。过去扣过的“洋奴哲学”、“买办哲学”等帽子，不幸真的应该戴在小平一类人头上。这条路线是和毛主席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对立的。现在想要新技术，主要是靠买，而过去主要是靠自己搞，自己创造。哪一种靠得住，有实效，有历史为证。
社会生产力的标志是生产工具。但是，社会生产力的掌握者，社会生产力中的活跃的能动的因素，却是人，是劳动者。生产工具、科学技术，是劳动者创造的，是劳动者使用的。因此，培养劳动者，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关键一环。这就涉及教育和科技两件大事。
毛主席时代有“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有“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水平的决心。这是一种路线。于是以“争气”为品牌的各种创造都出来了，包括“两弹一星”，远远不止“两弹一星”。现在不能说没有一点创造，大家还是努力的，但是，对于三十年来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对于我们这个有十三亿人口的聪明的民族来说，成绩太微小了，科技的发展太缓慢了。不比欧美，比日本，比韩国，甚至比台湾，我们做得太可怜了。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正确的工作路线，这句话只能是一句落不到实处的空话。
至于教育，就不用多说了。我在中国大学工作近三十年，在德国大学工作十四年，期间有交叉，体会了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式，也体会了修正主义的教育方式，也体会了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教育方式，我明显感到，最差的是修正主义教育方式。这绝对是一条失败的教育路线。
弱点是很明显的。
一个是把学校、大学变成了商场。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这样搞。我来到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和系主任谈话，我说我们中国大学现在要搞开发，为老师们挣钱，她立即说，在德国不允许，经费、工资来自国家，教师不能浪费时间搞开发。在德国，大概只有8所私立大学，其余全是公立。中学基本也是公立，职业学校全是公立。中、小学不仅不交学费，而且连书本费、车费都补助。大学现在有少数学校每学期收500欧元、一年1000欧元学费，各州情况不同，可是，遭到学生们抗议，很可能还是要免去。大学学生有助学金，食堂吃饭很便宜，因为有国家补贴。这些措施，无非是为了保证教育就是教育，是事业，不是企业。资本主义也懂这个道理。至于毛主席时代的教育，我们都是过来人，我深感，那就更胜过资本主义的教育方式了。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比毛主席时代不如，连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也不如。
再一个是，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大学本来应该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中心。变成商场就冲击了这个中心。我们的钱很多花在了修建宿舍、办公楼上了。而发达国家花在科研上的经费多。公司和大学挂勾，教学、科研和应用挂勾。既解决了经费，又推动的科研和教学。很值得学习。在专业设置上，也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总起来说，自然科学专业为主导，文科为辅。我在德国就看到了文科压缩的实例。这使我想起了主席的思想，“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里工科大学还要办”。后来主席对学生也说，“我也没说文科都不办”。毛主席的想法有一定道理。我体会，可能一是对文科不满意，二是觉得设置不合理。我是不赞成那位被吹为“大师”的老先生对中央领导人强调“文理并重”的意见的。不一定轻文，但是要重理，重视搞自然科学。钱要用在搞生产力上。我们要培养有真本事的文科专家，但是，不要追求数量，要保证质量。特别不要那种吃里扒外的知识精英。这种人对社会发展，对生产力发展，起破坏作用。其实，对于文科，可以创造灵活方式，提倡人们作为爱好业余搞。旧时代没有大学，学问大家还都不是业余搞。做官是职业，学问是副业。就是聚徒讲学，也不是靠国家供养。
还有一个是，现在的师生关系不对头，包括博导和研究生的关系。本来我们有自孔夫子以来的很好的教育传统，又有毛主席的新的教育思想，可是，修正主义好的没继承，坏的却复活了起来。现在，导师叫老板。这不是个叫法问题，也不能说完全是学的西方。这是现今师生关系的真实反映。导师没有站在学科前沿的能力，又没有培育学生的责任心。从学校来说， 多招生可以多挣钱，从老师来说，可以多补贴，还可以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资本法则替代了教书育人法则。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培养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样的不合格的劳动者，怎么能为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做出贡献？
总路线不对，教育、科技路线自然也不会对。在这样的路线统治下，再过三十年，还是不会出自然科学的大科学家，还是不会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从发展生产力而言，还是只能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是劳动人民的事业。从发展生产力来说，也是这样。毛主席就是抓住了这一点。大跃进的根据也在这里。《鞍钢宪法》的根据也在这里。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下，劳动者不再是从事异化劳动，不再是资本的工具，而是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人，为个人也是为人人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第一次不再把劳动看成是负担，而以爱劳动为荣，以身为劳动者自豪，在劳动中充分发挥出一种自觉的积极性。大跃进、“鞍钢宪法”体现了这样的新型劳动关系和观念。但是，在小平路线的统治下，这一切失去了。旧式的雇佣劳动的特点，重新统治我们的生产过程。劳动者重新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并因此完全被排斥在创造性科学研究活动之外。正向令人讽刺地看到的那样，“鞍钢宪法”的某些内容倒是被西方的资产阶级学了去，倒是他们在鼓励工人有所创造，有所发明，一旦作出成果，还发奖金。过去《参考消息》上刊登过日本钢铁公司提倡工人提合理化建议、参加管理的消息，特别感到新鲜。让人自然联想到“鞍钢宪法”。来德后，看到了更多的大工厂，原来到处都在实行这类办法。虽说这是以有利资本为目的的，但是工人也乐意接受。相比之下，中国学来的资本主义管理方式就显得更古老、更落后、更残酷了。从这一点说，小平路线也并不能真正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
小平诸同志津津乐道发展生产力，但是，他们找不到发展生产力的最佳路线和最佳力量。因为他们不懂群众路线，不懂最伟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来自劳动群众。
第四、小平同志滑向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
小平同志是智者，是能者，是人才，是将才，但是，小平同志不是帅才，不是天才，作共产/党的领袖，不合格。
一个革命几十年身居高层领导地位的有能力的老同志，最后带领中国共产/党搞了修正主义，我们不能不认真研究其中的教训。
最深刻的教训是，要真懂马列毛主义不简单、不容易，不可轻视。
这个道理并不是所有同志都深刻感受到的。甚至，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都不是很容易。有那么一点不懂事的同志，读了几本书，就轻而易举地宣布自己成了马列毛理论大家，气壮如牛，横扫一切，其实，这样做只是对自己的嘲讽。
这有足够的历史经验教训。马恩在世时，出身工人的倍倍尔等同志，不懂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著作倒背如流的考茨基以及伯恩施坦，不仅不懂，还搞修正主义。列宁之后，最好的是斯大林，但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如主席说，“犯了大错误”。其它的各国的领袖一大堆，真懂马列的不是不多，简直就是没有。
在我们党，陈云、小平以下，党的高层领导一大堆，也是一样，全都跟着小平同志搞起了修正主义。理论家也都跟着走，反叛的就是一个邓力群，而且，对主席思想还不是真懂、全懂。
对这一历史现象，要是只从个人品质去解释，说个别人，可以，说这样多的老同志，不合适。说老同志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就是要搞垮共产/党，别人怎样看，我不敢说，我反正不信。但是，老同志确实搞了修正主义，而且，现在还在搞，“走资派还在走”。
问题在于，小平走后，继承人还是坚定地执行小平路线，不是哪个人，是整个集体都这样，没有反对的声音。现在，很有一点不同凡响的是薄熙来。但是，限于历史条件，他还没有、也不可能明确表达对路线问题的看法，所作所为也没有从路线的高度去解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谅解的（4月2日看到一个消息，说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上发言四十分钟，提出“走毛泽/东路线是救党的唯一办法”）。可见，真懂马列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或许有毛派同志不同意我的意见。不是有左派网站、有许多左派、毛派在写文章、写跟帖吗？恕我直言。我正是从这些网站、文章、跟帖更加体会到，不管有些同志对毛主席有多么强烈的感情，但是，这并不等于真懂马列毛，说毛派，名不副实。

这好像是一种讽刺。文革的“打倒一切”，是在反对修正主义，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动机下发生的。结果，到头来，打倒了毛泽/东。不要以为现在就不会发生这样的讽刺剧。
面对这些现实，我们就可以理解，马克思何以说，如果这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只好宣布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理解，列宁何以多次说，人们在历史的门前，会走错房间。想进马克思主义的门，却入了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的门。毛主席最后的无奈也是这样发生的，例如那位夫人，后来就在帮倒忙。而且，不是哪一个，是大家，也不要只责怪聂元梓、蒯大富。
得马列毛真经，有马列毛水平，不简单。这样的人物，不是容易产生的。
这不是替小平等同志搞修正主义打圆场。这是就这个问题的难度作探讨。论学问，陈独秀是大学问家。论出身，赫鲁晓夫是矿工。但都不能保证搞马列毛主义。
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首先在于，小平同志搞修正主义不足为奇，没有高的马列毛主义水平也不足为奇。搞什么邓理论、三代表、科学观，和马列毛主主义去并列，甚至吹嘘是发展，是超越，实际是愚蠢，是讽刺。
主席后的领导人，看不出有一个是具备革命导师、天才人物条件的。这是事实，正常的事实。反之， 一个接一个地诞生伟大，倒是反常了。比较而言，我更尊崇习仲勋同志。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最高，他的实践最成功，他的思想路线最正确。可惜，如他的夫人齐心同志所言，“英雄一世，坎坷一生”。最后还是受到小平同志压制。他的《传记》没有反映他的伟大，道理很简单，作者们不懂习仲勋。我写《我们的旗帜习仲勋》，是有感而发的，心情如《报任安书》。如果习近平同志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将是历史给中华民族的恩赐。
如果拿小平和前面谈到的主席的伟大之处作对比，小平显而易见不具备主席那样的伟大的马列毛主义导师的条件。
小平有四大弱点。
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立场；
缺乏马列毛理论的硬功夫；
缺乏博览群书的丰富知识；
缺乏深入社会生活的丰富阅历。
所以，小平同志的马列毛主义水平有局限，认识能力有局限，滑向修正主义决非偶然。
一个立场，一个认识能力，二者又是统一的。小平同志都明显有不足。
还有一个参照系，就是鲁迅。毛主席特别推宠鲁迅，尊敬鲁迅。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此乃“英雄所见略同”之意。鲁迅观察社会极为深刻，有了马克思主义后，更深刻。这种认识能力，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获得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我看，“天才无非就是聪明一点”，就是指此而言。小平同志离此有距离。
重新认识邓小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破除对邓小平的错误的迷信和“凡是”，认清邓小平路线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的产生和占据统治地位不是偶然的，执行这条路线造成的恶果是极其严重的。重新正确认识邓小平，不仅会使我们真正做到公正、准确地评价邓小平，还邓小平一个客观的真实的历史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通过对邓小平路线的科学地分析和批判，认清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认清修正主义是共产/党面临的主要危险，认清坚决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决裂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实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之后，能够在自己90岁生日的时候，转危为安，重获新生，再创新的伟大。
小平同志也不是没有贡献，没有正确的东西。不但有，而且，很多，很大。就是对党的变修，他也有很多说法，就是南巡，还特别说到，将来如果发生问题，最大的危险来自党内。这都是对的。对于耀邦、紫阳的资产阶级倾向，他的反对也是坚决的。这些，后人会有公道评价。这个方面，同志们写得够多了。而且，还会有同志继续写。我不必作重复性工作。现在的主要的、重要的问题是，要破除对小平同志的不符合实际的“凡是”，要弄懂他的路线是错误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并解释他所以失足的原因。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方面，一个主要的方面，一个必须重新认识的方面。只说这个方面，是一种片面性，希望同志们不要片面理解。列宁说过，真理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也总是片面的，不过是抓住本质、抓住主要矛盾的片面。这不是提倡片面性，这是真正的辩证法思想。



四、



重新认识毛泽/东，重新认识邓小平，不是为了算旧帐，而是为了向前进。正确认识过去，是为了正确认识现实。但是，认识过去，不能代替认识现实。现实是在不断发展的，新的现实，不仅将检验过去的认识，使人们对过去可以获得新的认识，而且，很自然地还要对过去没有碰到过的新情况加以总结，得出与时俱进的新的认识。这是一个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不可回避的反反复复的认识过程。
革命导师历来都强调，马列毛主义是一种发展的理论，反对在马列毛的著作里找现成的答案，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马列毛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都以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才是忠于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的思想方法。作为后人，我们可以获得马列毛没有得到的知识，也可以批评他们认识的局限。从这一点说，神话马列毛，在他们认识达到的水平面前止步是错误的，这样做本身就是违背马列毛主义的，而且必然会带来教条主义的错误。我们不能取这样一种没有出息的态度。
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仅从一般应该正确对待马列毛主义的态度上来说是正确的、必要的，更为迫切的原因是，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巨大的挫折。苏东各国的社会主义一个不剩地全部失败，中国在经历了艰难的以反修为目的的十年文革后，并没有阻止住修正主义上台，而且，一干就是三十年，“不动摇”。还有几个社会主义小国，各有各的问题，各找各的出路，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的不能不承认的残酷的严峻的历史事实和现实。
马恩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天才预见，列宁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见解，特别是毛主席，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的理论贡献，即毛泽/东主义的第二个内容，并且也预见到了中国有可能修正主义上台。但是，当年对这些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在毛主席去世后，被重新上台的修正主义统治者打断了，否定了，探讨没有继续下去，以致现在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这段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史。
而且，当时苏东剧变还没有发生， 中国变修的事实也还没有展开，认识不可避免会有局限。
现在，在新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我们不仅必须继承马列、特别是毛主席的第二个理论贡献，而且，要丰富、完善、发展毛主席的第二个理论贡献，更好地回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回答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变修，会垮台，特别是要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才能避免这一历史悲剧再次发生。这是发展马列毛主义的新的历史任务。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理论上的第一要务。
正是从这一迫切的理论需要出发，我们提出应该重新认识毛泽/东，重新认识邓小平，绝不是热衷要作历史裁判，而是、仅仅是为了解决历史提出的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难题。在这道历史难题面前，我们希望，作为毛主席的学生，作为执着追求社会主义美好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所贡献。



（一）



自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社会主义运动最大的挫折莫过于社会主义国家变修，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垮台。最大的最明显的教训莫过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找到一个把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变成现实的科学社会主义模式。
一个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模式，变修是必然的。一旦变修，垮台又是必然的。从苏东到中国，历史几乎在重复。
苏东剧变给予了人们巨大的震动，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分析苏东的历史，可以找出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我们和敌人都为着不同的目的，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发表了大量的议论。其实，另一个也是“剧变”的历史事实，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变色。其严峻和残酷，并不低于苏东。不过一面社会主义招牌和可观的经济数字，掩盖了剧变的本质。
这蒙蔽不了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的眼睛。变修是大家能看到的。
但是，要想把整个事情看清楚，说清楚，认识还有个过程，认识只能逐步深入。直到今天，也不能说认识已经完结，实际依然是“真懂马列的不多”，而这种不懂，具体来说，就是对究竟应该怎样搞社会主义不懂。修正主义者自然不懂，他们自己就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清楚；就是号称毛派的同志也并不一定真懂，也并没有把事情说清楚。例如，最近看到张全景同志论述苏联变修的五大教训。道理说得不错。但是，依然没有回答，苏联党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会变修，更没有回答，为什么广大苏共党员、苏联人民没有能够阻止党变修、国垮台。说的是现象、是问题，但是，原因没说到。
为什么会变修，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重大历史课题。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如果不想把眼光停留在现象上，那就要坚持马列毛主义的观点看问题，那就要坚持阶级分析。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变修的阶级基础就是产生了一个特权阶级。这是变修的阶级基础和阶级根源。
可以罗列出成千上万个问题，但是，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问题产生的阶级根源来自特权阶级。苏东是这样， 中国也是这样。一切问题都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阶级而出现的。说不搞马列毛主义，是这个阶级在不搞；说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这个阶级在推行；说腐/败，是这个阶级在腐/败；说卖国，是这个阶级在卖国……所有问题的阶级根源都在这个阶级身上。所有修正主义统治的国家都有这样一个阶级，所有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的问题，都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阶级造成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路线，代表着这个阶级，体现着这个阶级的利益。
对于这个问题，大约在五十年前，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就看到了，在当时和苏修的理论论战中就写到了。
但是，留下了一个认识的课题是，这个特权阶级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这在当年没有给出答案。
经过十年文革，毛主席在理论上做出新的总结，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提了出来，而具体的论述就是对大官特权的分析，说明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偶然的，会变成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实际是对特权阶级的科学分析。
这就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石。
但是，认识不能到此为止。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特权是怎么来的。现实生活告诉我们，问题不是因为有大官或小官的区别，小官变坏也是有的。有国家机器，就会有官，也不能说一做官，就成了特权阶级，就成了走资派，就成了革命对象。问题出在，一是有特权，二是特权的“特”字表示了自然不受监督。
我们应该研究的正是这种特权结构是怎样发生的。
其实，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早已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在攻击社会主义的时候，也抓住了社会主义模式确实存在的弱点。
这就是从一党执政，滑向一党专制、一党专制下的等级、特权。
斯大林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毛主席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苏东修正主义、中国修正主义发展了这个问题。
二十年前，我批评苏东修正主义的垮台，说三句话：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僵死，思想上箝制。这个意见不能说错。
但是，现在我觉得，可以把问题概括得更简单、也更深入，这就是：一党专制。
一党专制，是修正主义政治的本质特点，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变修乃至垮台的最深刻的原因，也是过去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弊端。苏东剧变已经充分验证了这一点，现在中国的历史正在继续验证这一点。这已经是除了既得利益者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
特权来自这一体制，特权阶级存在、发展，来自这一体制，社会主义最后变色、失败、垮台，来自这一体制。专制抛弃了广大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抛弃专制也就理所当然。我们在苏东看到了这部历史，在中国，如果修正主义执政者一意孤行，我们也会最终看到这部历史。
一党专制必然会产生一个特权阶级统治的特权社会。
在这个特权社会里，一党专制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专制体制。一个人说了算。政治保护经济利益。
一党专制又必然导致特权利益，这就是主席说的，“做了大官了，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这种特权社会，显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也不是真正社会主义意义的。这样的社会的僵死、腐/败、落后是很明显的。这有苏东历史可证。这些国家，后来一般都搞不下去了。别看公有制并没有瓦解，私人资本家并没有出现，但是，蜕变已发生。虽说依然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已经是走向存在剥削压迫的变色的特权社会。
特权社会和资本主义是相通的。桥梁还是修正主义。三十年的中国历史就是证明。
在一党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贯彻修正主义路线，给国内、国际资本主义开路，那不用很长时间，资本主义就会恶性膨胀、恶性发展，特权社会很快就会转化为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在权钱交易的特殊形式下，特权阶级会迅速转化为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也会迅速形成，民族资产阶级更会迅速坐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会迅速变成被剥削阶级，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从而发生颠倒，社会主义社会变成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
这是中国修正主义给我们写出的历史教科书。读通这本书，就不会对我的解释产生任何疑问。这不过是一层窗户纸。


（二）



为什么看到了修正主义的危险，却在长时间里没有看到修正主义赖以存活的基础是一党专制呢？
从阶级根源上来说，修正主义者、特权阶级是不可能认识或承认这一点的。这是阶级利益、阶级地位决定的。这好理解。
从认识的局限来说，这还是与“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分不开。
一方面，是因为受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影响。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人民的导师，对斯大林模式不会产生怀疑。而且，斯大林模式在形式上、特别是在理论上也并非肯定专制。更何况，斯大林时代的积极的方面是足以掩盖消极的方面的。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苏联后来逐步形成的一党专制的模式，是很自然的。
另一方面，象民主革命一样，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准备也是不足的。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理解不够准确和深刻。对巴黎公社原则仅仅从暴力打碎国家机器一点去强调，而对巴黎公社作为国家机器的那些根本特点却几乎完全忽视。人民民主专政是一个创造，但是，关于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关系问题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好。特别是在出现修正主义问题的情况下，对于这一问题依然没有重大理论突破。1975年的理论学习中，提出过台上党和台下党的监督机制的问题，但是，认识被打断了。
这是从主观认识的局限方面谈问题。
但是，如果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问题，要想深刻地准确地揭示一党专制发生的根本原因，那就主要不是一个认识局限所决定的问题，而是要从社会基础、社会状况说明问题。
国情决定政情。我们不是从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而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东方农业国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个十分具体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必然遇到的特殊的困难。
其实，并不唯独我们。首先遇到这一困难的是列宁。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列宁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明因为俄国是个落后的国家，无论是从经济建设、还是从政权建设、乃至文化建设，都遇到巨大的困难，都不能令人满意。开始，他寄希望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动和成功，以实现和俄国革命互补，在这一点落空的情况下，俄国只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后来只好采取后退的新经济政策。争取藉此实现从“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直到列宁尚能视事的最后时间，他依然认为俄国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处于这样一个过渡时期，而不是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他的思想很明确，对于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要想实现“纯社会主义”、“彻底的社会主义”，当时是做不到的。
我们依然要反复领会列宁的这一思想：“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后胜利，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列宁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是从实际出发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过去的曲折，不能不说与我们不懂列宁的这一思想有关，今后的长时期里，列宁的这一思想应该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列宁的这一思想，简要的说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过去把这个“过渡时期”估计过短了，实际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尤其对落后国家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我提出“半社会主义社会”概念，就是针对这一历史阶段的客观性、长期性、必然性而言的。这是一个准确的科学的概念。不喜欢，可以使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以体现这一历史时期的过渡性，体现我们还没有“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本来，“半’字，正是过渡性这一辩证法的体现。“初级阶段”的提法，体现不了列宁的思想，反映不了历史实际，不科学、不准确。
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让我们看历史实际。
我们实际遇到的困难更大。俄国毕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我们连这一点也没有达到。
我们是在农民的汪洋大海里，建设社会主义的。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的革命队伍基本是由农民构成的。尽管这只革命队伍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革命烈火的锻炼，但是，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固有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弱点，想彻底克服是困难的。
一旦革命胜利，“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比巴黎公社原则，更易于被接受；实行带上专制、等级因素的政治形式，远比实行民主的形式，更有市场，更合乎大家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毛主席在建国后，多次猛烈批评过争工资、争地位一类错误思想，就是当时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的准确反映。
武装斗争是我们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更多需要的是集中和服从。我们的革命队伍没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民主制度的训练。我们的党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且不说这一制度在实行的过程中就存在过问题、发生过偏差，更重要的是缺少执政的民主制度的实践。“驯服工具论”一类，就是这一实际在理论上的总结。而毛主席强调“反潮流”，强调“海瑞精神”，但是，在没有制度保证的情况下，这样做，非但没有推进民主政治，反而造成一些政治悲剧。
小生产者的个人私利观念，自然乐于选择一党专制，这是对个人私利的一种政治保证。发展到个人特权、等级，更是个人私利的自然追求。列宁无数次地指出小生产是自发资本主义势力，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资本主义。现在看来，即使在实现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个危险并没有减轻。所有制变更了，思想却难于一下子变更。它不仅可以产生资本主义，而且可以产生修正主义，可以产生特权势力、特权集团。这个集团必然地赞成、维护一党专制，是特权、一党专制的阶级基础。
我们党曾经激烈反对过蒋介石、***的一党专政，但是，那是在被专政条件下，揭露蒋介石、***反动派执政政体的反动性、反人民性，而且主要是舆论界的事情，并不等于全党同志都懂得了这些道理。一旦共产/党自己执掌政权，这些道理就被“坐江山”的思潮所淹没。这不是主席一个人能扭转的，况且，任何人也难免有其认识上的局限。
我们的民族，自进入文明，就没有过民主制度。两千多年的精致的专制体制，使中国人缺少对民主的认识和实践。五四运动带来了对“德先生”的追求，但随后的战乱使民主老是被破坏、老是远离中国人。最终，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给中国带来资产阶级民主。
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解放军、革命队伍进城了。遗憾的是，这只队伍没有完成历史给予的民主任务，看来当时也不可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说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开始还有一点联合政府的形式，随后这点形式也不要了，干脆从一党执政转化为一党专制。
先天不足的现实的基础的历史条件，加上从苏联引进的错误体制、错误理论，自己又没有充分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准备，于是从一党执政走向一党专制就是必然的了。
就是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我们的国情对我们的政体的制约。你只要读读网上那些跟贴，你就不会怀疑在我们这里，还有那样多的人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自然也不习惯民主，而这正是实行专制的必然的土壤。至于修正主义执政者歪曲无产阶级专政到了何等程度，你只要看看最新的委员长在全国人大上的讲话，你也不会怀疑，这些人的头脑里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影子。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我们真是愧对先烈。一百年前资产阶级缔造的民主共和国，不但没有被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所超越，反而被倒退的一党专制所代替。从这一点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批评资产阶级民主，因为我们比资产阶级民主形式还低一个历史阶段。历史已经清楚表明这是一段弯路，何时走完弯路，那要看中国历史条件的变化，看中国人民的变化。为此，我们需要的是自我批判，是抛弃专制，走向民主，而且是高级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我们坚持进行斗争，就是为了促进这一变化早日到来。


（三）



向社会主义过渡面临的首要历史任务就是如何建立、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问题。
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经过共产/党）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这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的伟大创造。现在看来，仍然是正确的。
这是国体。这样的国体要有合适的政体来配合。
无产阶级专政，在法国是巴黎公社，在俄国是苏维埃，在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权形式，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这一原则，没有错误。我们要继续坚持这一原则，而不是推倒重来。
通过苏东的实践和我们前后六十年的实践，特别是经历了修正主义上台、导致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教训之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制度问题，尤其是关于正确体现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关系的制度问题，都有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重新认识，给予正确解释。
一、关于宪法的地位问题。
社会主义宪法是最高大法，是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关系的最高体现，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权力的最高体现，是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行为的准则，是任何政治力量不可逾越的界线。
但是，实际发生过、存在过的最根本问题，是执政者对宪法的漠视。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成了一纸空文。最具讽刺意义、也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文革中，王光美同志可以把大学生蒯大富同志随意打成反革命，剥夺自由；而她的丈夫、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同志，拿出宪法，却也不能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由此而知，发生其它一系列悲剧就一点也不偶然了，包括最后发生两个政治局常委密谋抓了另外两个政治局常委的政变。毛主席在领导制定宪法时说过，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但是，他也曾迫不得已地拿着宪法和党章参加会议，强调自己说话的权利。后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斯诺说，他是老和尚打伞____无法无天，说明我们最终没有认识到宪法必须落实的重要意义。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尊重宪法，就是不尊重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是反社会主义的行为。执政党漠视宪法，凌驾于宪法之上，就必然走向一党专制，就会凌驾于人民之上，和人民相对立，就会堕落成违背宪法的反动派。
直到今天，宪法上写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等自由，一条也没有兑现。这是一党专制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对抗社会主义的铁证，也是共产/党背叛自己的党章和宗旨、已经变修的铁证。
没有宪法，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毛主席说，“我们的宪法，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这是很正确的意见，说出了社会主义宪法的本质特点。可惜，一党专制是和这两个原则对立的。修正主义执政者到现在还在抹煞这一点，把自己的专制统治说成是合法的，而把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要求说成是非法的，甚至戴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打入牢房。这是彻底的是非的颠倒。
重新确立宪法的最高大法的地位，树立宪法的绝对权威，任何个人、政党都不再凌驾于宪法之上，养成尊重宪法的习惯，这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
当前，遵照宪法，确保人民群众必须享受的各项自由权利，就是对我们是否尊重宪法的一个考验。这一点一日没有得到落实，就说明宪法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国家根本大法的地位，这个国家机器，就还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不管有多少骗人的空话，我们都要为捍卫宪法而奋起斗争。
二、一切权力归人大，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任何政党不能凌驾于人大之上。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执掌政权。巴黎公社，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是体现这一点的具体形式。正是通过巴黎公社、苏维埃、人大，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行施管理国家的权力。这一点自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始，马列毛都有大量的反复的论述。这一点也以不可动摇的原则写入了宪法。
因此，不言而喻，最高权力在哪里？在人大。执政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哪里？也在人大。立法和行政的统一是自马克思以来，革命导师一再强调的区别于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根本原则。
从苏东和我们的教训来看，不是没有这样的制度，而是这一制度最终形同虚设。
本来事情很简单，国务院听人大的，省政府听省人大的，以下类推。一点也不复杂，执行应该也不困难。
为什么最后人大形同虚设、成了橡皮图章了呢？问题出在哪里呢？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原因就在，共产/党凌驾于人大之上，共产/党撇开人大执政。
共产/党一旦撇开人大执政，就不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执政，而是代表极少数人执政，政权的阶级属性就必然发生变化。
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错误。
列宁多次正确说明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他是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党的地位的。但是，一是他强调这是、也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的形式，因为工人阶级是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的，共产/党是这个阶级的最先进的部份；二是他强调共产/党要依靠包括工会等各种形式联系整个工人阶级、农村半无产阶级以及其它广大劳动群众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三是他强调执政的形式是苏维埃，并且要受工农检查院的监督。简单说，列宁的思想很明确，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不能离开无产阶级实行党的专政。共产/党执政的含意必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含意完全一致。列宁这样的教导很多，值得重新认真学习。
同样，毛主席也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给的。
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说，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而不是自己固有的。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了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牺牲了许多优秀的党员，这是永远受到人民尊敬的。但是，这个奋斗，是为了民族的解放，阶级的解放，是为劳动人民打江山。正像毛主席说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私利可言。一旦获得夺取政权的胜利。共产/党人就会从事建立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还政于民，是把剥削阶级掌握的政权，交还给劳动人民。这时，共产/党即使作为执政党执政，依然还是为人民服务的，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是属于人民的。
这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现在，习近平同志说，权为民所赋，是坚持了这个正确观点的。
这个观点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根本的原则的思想，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来自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权力，是属于人民的。权为民所有，才有权为民所赋。人民授予了执政党执政的权力。人大正是人民权力的体现。一切权力归人大，一切权力在人大。权为民所用，实质是权由民所用。体现这一点靠人大。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所在，是考虑无产阶级专政政体形式的出发点。
我们说，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党的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一党专制，而一党专制的发生的最跟本的原因就是党凌驾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之上。现在，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在民____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____的原则，是解决一党专制，防止修正主义篡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权力的根本途径和根本措施。
有人批评我是“制度万能论”。是的，正是，而且只能是，制度才是保证一定社会关系的基石。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没有制度保证，社会不可能得到改造。说复辟，也是复辟旧制度。制度是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的集中体现和凝固形式。社会就是靠制度维系的，没有没有制度的社会，就是人类原始社会也不能少了制度，更况今天这样复杂的人类社会。
现在人们喜欢谈论权力，人权，主权，党也在谈论如何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我看，从社会主义的权力观、无产阶级的权力观看问题，一切权力来自人大，一切权力归人大，一切权力在人大，是我们必须重新明确认识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
三、摆正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
从一切权力归人大正确观点出发，应该怎样看待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呢？这是随之而来的又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1、共产/党的执政权力只能是人民通过人大授予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的共产/党的权力不是固有的，而是通过选举，人大授予的。
在一党专制的情况下，事情被颠倒了过来。人大代表的选举和人大权力的获得，都来自共产/党的一党操作。这是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作法。是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权力的剥夺。
共产/党可以领导人大的选举和人大的运作，但是，这种领导只应该是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而实现的政治领导，不应该是包办代替，更不允许权力僭越。
人大必须独立地进行自己的一切工作。这意味着人民的权力至高无上，人民的权力不能受到干扰和替代。
共产/党的执政权，既然是人大授予的，而人大是定期召开，并有届期的。同样，共产/党的执政权，也不是永恒的，也是有届期的。人大授予了，就有执政权，人大没有授予，就没有执政权。这才能体现“权为民所赋”。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的正确性、权威性。我引用列宁的意见和实践作证明。
在1917年春夏，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但是，当时，在苏维埃代表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是少数，多数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采取承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是执政党的政策。列宁是这样论述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的：“我们认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样的特殊机关，是最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意志的全民机关，是最革命的议会。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在原则上拥护全部政权转归这样的机关掌握，尽管它现在还操纵在敌视无产阶级政党的护国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手里。”
这一政策制定的依据在哪里呢？列宁是这样解释的：“十分明显，不是所有拥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人都充分考虑到这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说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不仅仅是由于当时（2月27日至7月4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种严重的力量能够反对和阻碍政权归苏维埃。不仅仅如此。说当时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还由于苏维埃内部各阶级之间和各政党间的斗争在全部国家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是可以最无痛苦的进行的。
人们对于后面这一点也还是注意不够的。苏维埃按其阶级成份来说，是工农运动的机关，是工农专政的现成形式。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那么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主要缺点、主要毛病，即对资本家的轻信态度，就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就会被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纠正。在苏维埃独掌政权的基础上，执政的各阶级和各政党的替换在苏维埃内部是可能和平进行的；苏维埃内部的一切政党同群众的联系还是可以巩固的，还是不会削弱的。“
列宁的上述理论思想，在布尔什维克党获得执政权之后，不是改变了，而是坚持了下来。
十月革命一胜利，列宁就在《告人民书》中说：“劳动者同志们！请记住，现在是你们自己管理国家。如果你们自己不团结起来，不把国家的一切事物掌握在自己手里，谁也帮助不了你们。你们的苏维埃今后就是国家政权机关，即拥有全权的决策机关。”“工人、士兵、农民和一切劳动者同志们！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的苏维埃手里。象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惜和保护土地、粮食、工厂、工具、产品和运输业，所有这一切今后都完全是你们的财产、全民的财产了。”
在《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中又说：“在俄国，已经争得了苏维埃政权，因此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通过苏维埃的决议，只通过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了。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占了多数。因此，只有这个党组织的政府才是苏维埃政府。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成立新政府和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新政府成员名单前数小时，曾邀请三位最著名的左派社会党人，即卡姆柯夫、斯皮罗、卡列林等同志参加自己的会议，并邀请他们参加新政府。我们十分遗憾，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同志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们认为他们这种做法，对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拥护者说来是不能容许的，我们随时都准备接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然而我们声明，我们作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多数党，不仅有权利，而且在人民面前有义务组织政府。大家知道，我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题提出了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名单。……现在，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直到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或直到苏维埃改选，或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新政府时为止，只有布尔什维克政府才是公认的苏维埃政府。”列宁还强调：“我们坚持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即由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掌握政权的原则；我们过去同意，并且现在仍然同意同苏维埃中的少数分掌政权，但这个少数必须诚恳忠实地服从多数，并执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体批准的纲领。”

列宁还特别论述了罢免权的意义，说“罢免权，即真正的监督权。”“在历史上所有的革命时期，对宪法的一切修改都贯穿着这样一个基本精神：要求得到罢免权。”“每个农民既可选派代表参加苏维埃，又可罢免他们，这也就是苏维埃的真正的人民性的所在。在我国各个政党都占过优势，当这种地位最后一次由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一次变革，一次相当猛烈的变革，然而要是有罢免权的话，只进行一次简单的投票就可以了。”“没有罢免立宪会议代表的权利，就是没有表达人民的革命意志，篡夺了人民的权利。”“人民不是对个人投票，而是对政党投票。在俄国，政党的差别非常大，在人民面前每个政党都有一定的政治面貌。因此，如果不规定有罢免权，党内的任何分裂都必然会带来混乱。”“我们曾经告诉人民，苏维埃是权力机关，人民相信并且实现了这一点。必须继续执行民主路线，实现罢免权。国家就是强制，作为这种思想最完全的体现者的苏维埃，应当享有罢免权。那时政权从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就不需要经过流血，只用简单改选的办法就行了。”
列宁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一切政党，它是根据革命的经验，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建立的”。“我们需要的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议制，而是能同剥削者进行无情斗争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代议制。这就是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它既不要议会，也不要全民投票。它比这些都高，它使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只要改选自己的代表，就可以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和改组政府。”
列宁的这些论述，包涵了非常丰富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对于我们这个缺少足够资产阶级民主历史过程的、“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的民族来说，温习列宁的这些思想，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列宁讲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理论，而我们天天讲的、尤其是天天做的，说是无产阶级专政，实际已经是滑向了修正主义专制的冒牌货。而我们的一些自称左派的同志所坚持、所宣扬的理论，也是完全违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偏见。这里大段引用列宁的教导，正是为了批判和学习。
A、列宁是深通巴黎公社原则的，谁也不会怀疑列宁对“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原则有正确领会和正确坚持。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列宁根据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充分估计了“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深刻指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这个政策一直执行到7月4日发生反革命的7月事变，苏维埃成了反动的临时政府的附庸。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结束。和平发展失去可能。直至9月，革命高潮到来，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阶段开始。列宁又重新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人们记住了十月革命的武装起义的历史经验，但是，也应该记住十月革命前列宁所采取的无产阶级政党可以采取的“和平发展”的正确政策，这两种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承认政权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权，不管是采取暴力手段还是采取和平发发展手段获得政权，这一实质都没有变更。
B、“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翻译成中国革命的语言就是“全部政权归人大”或者说“一切权力归人大”。列宁的论述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的正确关系。执政权是从苏维埃获得的。哪个党只有获得了苏维埃的多数，才能获得执政权。即使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获得多数，执政权力在这两个党的手里的情况下，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依然坚持尊重这一事实，党的工作是努力争取在苏维埃中由少数变为多数，进而实现获得执政权。列宁的思想，是对党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错误思想的明确批判。党是不能凌驾于苏维埃、也就是人大之上的。相反，苏维埃、也就是人大，高于一切政党。党有没有领导资格，要由苏维埃的多数、也就是人大的多数来判定。
C、列宁的思想否定了一党执政的错误观念。从列宁的论述可以看出，允许多党存在，不是一个问题。不仅允许多党存在，而且允许多党竞争执政权。即便在布尔什维克处于少数、没有执政权的的情况下，列宁也没有否定居于多数的政党的执政权。如果认为这是在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执掌政权的情况下的政策，那么在执掌政权后，列宁依然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再三邀请左派社会革命人参加执政，而且也确实有一段时间很好地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执政，直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政权为止。这在理论上证明，马列毛主义从来并不认为只允许一党存在，而是不仅允许多党存在，并允许一切政党参与执政权的竞争。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列宁在建国前和建国后，一直没有否定人民有自由组党的权力，而且，这些政党，有权去竞争执掌政权的权力。
在没有获得政权之前，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在苏维埃独掌政权的基础上，执政的各阶级和各政党的替换在苏维埃内部是可能和平进行的；苏维埃内部的一切政党同群众的联系还是可以巩固的，还是不会削弱的。”“我们认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样的特殊机关，是最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意志的全民机关，是最革命的议会。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在原则上拥护全部政权转归这样的机关掌握，尽管它现在还操纵在敌视无产阶级政党的护国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手里。”
列宁这样解释了其中的道理：“苏维埃按其阶级成份来说，是工农运动的机关，是工农专政的现成形式。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那么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主要缺点、主要毛病，即对资本家的轻信态度，就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就会被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纠正。”
在获得政权后，列宁坚持了这样的思想。他说：“在俄国，已经争得了苏维埃政权，因此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通过苏维埃的决议，只通过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了。”
在实践上也是这样做的。“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占了多数。因此，只有这个党组织的政府才是苏维埃政府。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成立新政府和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新政府成员名单前数小时，曾邀请三位最著名的左派社会党人，即卡姆柯夫、斯皮罗、卡列林等同志参加自己的会议，并邀请他们参加新政府。”“我们坚持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即由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掌握政权的原则；我们过去同意，并且现在仍然同意同苏维埃中的少数分掌政权，但这个少数必须诚恳忠实地服从多数，并执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体批准的纲领。”
足见，自由组党是对宪法写明的“结社自由”的落实。如果组党不自由，那是违反宪法“结社自由”原则的。自马克思以来，革命导师从来没有提出必须一党____那怕是共产/党____执政的思想理论。这在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历史背景的欧洲，不是一个问题。只有在我们这样的缺乏民主传统的东方国家才是问题。
其实，毛主席对这个问题也有说法。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还是毛主席思想开放，敢说、敢做、敢创新。
现在的新的历史课题是，在修正主义篡夺党权、政权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夺了组织起来反抗修正主义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片面宣传只能变修的共产/党一党执政，这样的理论在为谁服务不是很清楚吗？列宁说得好， 工人阶级在争取自己的解放的斗争中，唯一的武器就是组织。“革命不是由个人而是由政党来进行的。”这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现实问题。工农劳动人民没有组织就没有自己的一切，连发言权都没有。我们今天从理论上说明，劳动人民有权自由组党，主要不是辩论理论是非，对于马列毛主义理论，这不是一个问题。我们面对的是实践，是法西斯专制，是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利被剥夺，我们是在争取劳动人民不该被剥夺的政治权力。
就是面向未来，我们更可以看到，今后为什么不可以有多个共产/党竞争上岗呢？台上的执政，台下的监督、制约，这难道不是从制度上抵制发生修正主义的有力措施吗？1975年在理论学习中，有的地方就提出个这样的设想，搞两套班子，一套在台上，一套在台下，互相监督，互相制约。这是符合马列毛思想的有益的理论探讨。列宁总是反复强调，只有全体人民都能起来管理国家，才能彻底克服官僚主义。这个道理对克服修正主义是同样适用的。
政党无非是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的工具。劳动人民手中握有政党，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只有劳动人民亲自管理国家，修正主义才能最终失去立足之地。
共产/党可不可以和其它非无产阶级政党联合执政呢？
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对中国人来说应该不是一个问题。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采取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联合政府的形式，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成功的具体实践，它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继承了列宁在《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中所强调的有关重要论述中表达的正确思想的。列宁也做过类似的处理。
我们党和八个民主党派的联合执政，实际是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执政。这里的首要的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着资产阶级政党走，而不是相反。所以，这种联合政府、联合执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依然是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联合执政的形式有所变动，特别在修正主义篡权的情况下，政协徒有其名，这不是已往理论和实践的错误，而是现在理论和实践的偏离。这正需要改革，重新回到正确的理论和实践上去。
跟着共产/党走的资产阶级政党都不可怕，可以联合执政，为什么劳动人民不可以组党参与执政呢？习惯于专制的人总以为执政是少数人的专利，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整个劳动人民阶级全体成员的权力。资产阶级专政还知道通过一定的政治统治形式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只有封建专制帝王才无视阶级的存在，习惯专断独行，所以这种专制政治形态最落后。
D、谁的权力至高无上？
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把党权凌驾于政权之上、国家之上、人民之上。这是修正主义必然搞法西斯的理论依据。但是，这不是马列毛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这是修正主义对马列毛主义的“修正”，是对党与人民、与政权之间关系的歪曲和颠倒。
正如列宁所说，“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一切政党，它是根据革命的经验，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建立的”。“我们需要的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议制，而是能同剥削者进行无情斗争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代议制。这就是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它既不要议会，也不要全民投票。它比这些都高，它使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只要改选自己的代表，就可以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和改组政府。”
谁高，谁大，谁至高无上，列宁讲得清清楚楚。翻译成中国革命的语言就是，人大最高，人大最大，人大的权力至高无上。因为人大代表人民。党的执政权来自人大，人大以自己的满意和不满意选择执政党。人大高于一切政党。这才是马列毛主义的政权观点，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
E、执政权是怎样来的，是谁赋予的？
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的回答是：“权为民所赋”。
就我的理解，这里的民，主要是指广大工农劳动人民群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是人民把执政权赋予了共产/党。也就是说，共产/党的执政权不是自身固有的，不是革命革来的，不是打江山打来的。革命，打江山，那是为劳动人民服务，为劳动人民夺取政权，是共产/党人的本分和义务，不等于因此就自然获得执政权。革命胜利了，江山打下来了，拱手交给人民，政权属于人民。人民拥护共产/党，可以把执政权赋于共产/党。我不知道我的这一理解是否符合习近平同志的原意，但我自信符合马列毛主义。
毛主席不是说过吗：“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让我们再重复学习一遍前面所引用过以及没引用过的的列宁的话：
“苏维埃政权是一种比在西欧各国所形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高得多的民主形式；这是真正的民主制，劳动者、工人可以而且应当统治非劳动者，统治社会上的剥削阶层，工人、士兵、农民和铁路员工没有地主、资本家，自己也能够当家作主”。
“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一切政党，它是根据革命的经验，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建立的”。“我们需要的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议制，而是能同剥削者进行无情斗争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代议制。这就是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它既不要议会，也不要全民投票。它比这些都高，它使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只要改选自己的代表，就可以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和改组政府。”
“劳动者同志们！请记住，现在是你们自己管理国家。如果你们自己不团结起来，不把国家的一切事物掌握在自己手里，谁也帮助不了你们。你们的苏维埃今后就是国家政权机关，即拥有全权的决策机关。”“工人、士兵、农民和一切劳动者同志们！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的苏维埃手里。象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惜和保护土地、粮食、工厂、工具、产品和运输业，所有这一切今后都完全是你们的财产、全民的财产了。”
革命导师的意见告诉我们，在执政权问题上，必须摆正党和人民的关系，真诚理解并真心实行“权为民所赋”。那种把共产/党领导，理解为共产/党的权力最高，高于人大，高于一切，可以凌驾于人民之上，凌驾于一切之上，是完全错误的，反马列主义的。在这个问题上，坚持无产阶级的民主还是坚持剥削阶级的专制，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对立表现得最为尖锐、最为鲜明。同志们不要失足。
F、执政权不是永恒的。
在有些同志看来，既然我是共产/党，那不仅是领导，而且永远是领导，再修还是领导。并且说，这是宪法上写了的，是反对不得的。这是很荒唐的谬论，但又是很有市场的谬论。
既然共产/党的执政权是人民授予的，那就有一个授予不授予的问题。为什么一定必须授予呢？照理应该是，表现得好，人民满意，人民就授予；表现得不好，人民不满意，就不授予，不存在永恒的执政权。
现在有了一个进步，不再实行个人的终身制，领导人有了届期。但是，党，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没有届期，只有永恒。这正确吗？不。
再听听列宁是怎样说的。“我们声明，我们作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多数党，不仅有权利，而且在人民面前有义务组织政府。大家知道，我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名单。……现在，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直到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或直到苏维埃改选，或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新政府时为止，只有布尔什维克政府才是公认的苏维埃政府。”
列宁的话才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理论。人大有届期，人大授予共产/党执政的时间也应该有届期。一个共产/党执政得民心，可以连续获得执政权，但是，必须每次经过选举，经过人大授权，这才能真正体现“权为民所赋”，体现向“权由民所握，权由民所用”过渡，才能使共产/党时时想到执政权来自人民，必须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强大之路，也是无产阶级专政消亡之路。
G、罢免权的重大意义。
巴黎公社有个著名的原则，就是巴黎公社的所有领导人、公职人员不仅是巴黎人民选举产生的，而且，巴黎人民随时有罢免他们的权力。马恩都重视并肯定了这一点。
可是，这种罢免权，过去被我们忽视了，更从来没有实行过。有各种形式的“一把手说了算”的罢免权，唯独没有劳动人民应该有的罢免权。
但是，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原则，一项保护劳动人民权力，防止官员脱离人民、凌驾于人民之上的重要原则。只有选举权不够，必须要有罢免权。
列宁是这样分析罢免权的意义的。“罢免权，即真正的监督权。”“在历史上所有的革命时期，对宪法的一切修改都贯穿着这样一个基本精神：要求得到罢免权。”“每个农民既可选派代表参加苏维埃， 又可罢免他们，这也就是苏维埃的真正的人民性的所在。在我国各个政党都占过优势，当这种地位最后一次由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一次变革，一次相当猛烈的变革，然而要是有罢免权的话，只进行一次简单的投票就可以了。”“没有罢免立宪会议代表的权利，就是没有表达人民的革命意志，篡夺了人民的权利。”“人民不是对个人投票，而是对政党投票。在俄国，政党的差别非常大，在人民面前每个政党都有一定的政治面貌。因此，如果不规定有罢免权，党内的任何分裂都必然会带来混乱。”“我们曾经告诉人民，苏维埃是权力机关，人民相信并且实现了这一点。必须继续执行民主路线，实现罢免权。国家就是强制，作为这种思想最完全的体现者的苏维埃，应当享有罢免权。那时政权从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就不需要经过流血，只用简单改选的办法就行了。”
列宁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议制，而是能同剥削者进行无情斗争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代议制。这就是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它既不要议会，也不要全民投票。它比这些都高，它使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只要改选自己的代表，就可以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和改组政府。”
可是，我们的罢免权在哪里？在执政党，在个人。劳动人民的罢免权被剥夺了，这样的体制，是比列宁反对的一般资产阶级政治体制还腐朽落后的带着浓厚封建性、法西斯性的专制体制。
H、怎样才是真心落实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我们的宪法是写了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的。但是，形同一纸空文。专制剥夺了所有这些权力。
列宁说过，他是一向非常注重实际的。的确，在言论、集会、出版自由问题上，也是这样。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民主是真正的更高的民主。必须有实际的措施，保护劳动人民的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
为了实现言论、集会自由，列宁说：“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大书着形式上平等和集会权利，而我们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苏维埃的宪法却抛弃形式上的平等的虚伪词句。……我们的苏维埃把城市和乡村中的一切好房屋从富人手里夺了过来，并把所有这些房屋交给了工人和农民，作为他们集会结社之用。这就是我们的劳动者的集会自由！这就是我们的苏维埃宪法、我们的社会主义宪法的意义和内容！”对照列宁的教导，我们的领导人要谈社会主义法制，请先向导师求教，先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这一课，不要重谈修正主义专制的老调。
为了保证出版自由，列宁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议会制同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上，而实际上却不让大多数居民即工人和农民稍微充分地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相反地，无产阶级的苏维埃的民主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予国家管理，实际使用最好的级会场所、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储藏的纸张来教育那些被资本主义弄得愚昧无知的人们，实际保证这些群众有真正的（实际的）可能来逐渐摆脱宗教偏见等等的压迫。”
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现着无产阶级民主，保护着无产阶级民主。很实际，很可靠，很真诚。
对比之下，我们的修正主义老爷的“维稳”做了些什么？列宁要把最好的房屋，甚至宫殿，给人民群众作集会的场所，我们的“公仆”却连去广场纪念毛主席也要派公安人员盯着你，甚至抓你。列宁要把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给劳动人民使用，我们的“公仆”却连互联网也要封锁。老爷们还是没有跑出列宁的论断，他们和资产阶级一样（而且是毛主席说的最坏的资产阶级），只是冠冕堂皇地宣布自由民主，甚至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甚至说这不搞、那不搞，这不动摇、那不动摇，其实，他们坚持的正是最坏的资产阶级专政，要说有什么新变化，就是扯起“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破旗，实际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实行连资产阶级民主也不如的、带有浓厚封建性的法西斯性的一党专制。不能埋怨温总里最近对着香港人说封建遗毒，这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千万不要两眼只盯着老百姓，重要的还是“就在共产/党内。”
I、废止各种特权，回归巴黎公社原则。
政府工作人员的各项待遇，必须贯彻巴黎公社原则，不能高工资，不能有特权。所谓“高薪养廉”的说法是错误的。列宁执政期间，有位党内同志攀比资产阶级专家的高工资。列宁写信给他，很明确地说，要么作党员，就是应当得到这样的工资；要么你和专家一样拿工资，但是，你必须首先离开共产/党。列宁是坚持巴黎公社原则的，我们要执行列宁的正确政策。
共产/党党内的各项职务，是共产/党作为政党存在的需要。但是，这是一个政党自己内部的事情，不是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国家不应该发给工资，更不能享受特权。任何其它政党，都应该是这样的。
已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由全体人民供养着共产/党，这是错误的。在中国，还要供养八个民主党派，而且，不为人民办事，这更是错误的。政党存活，要靠党费，或其它资助，人民没有义务供养政党。政党搞大规模活动，开大会，所有经费都应该从自己的党费内开支，例如，使用人民大会堂，就应该交费。不能把党和人大、和政府混同起来。
…………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无产阶级民主的政治体制的论述，太丰富、太深刻、太重要了。面对修正主义这个不好降服的恶魔，既是一面照妖镜，又是一件克敌制胜的法宝。这里所涉及的只是根据论辩的需要而选取的几个要点。其启发意义，足以发人深省。可以说，我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离列宁还差十万八千里，重新学习列宁，是当务之急。就此而言，习近平同志最近强调读马列原著，是治疗修正主义精神创伤的唯一妙方。
我重复引用、并解读列宁的意见，就是想借列宁的权威，把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具体制度的统一性说清楚。是不是对，不敢保证，但是，要重新研究和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找到防止一党专制，防止共产/党变修的真正符合无产阶级专政含意的制度，却是不容置疑的。
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可以从最近吴邦国同志在人大上的讲话看出来。吴邦国同志说，我们不搞资产阶级政党的轮流执政的制度，此话是有针对性的，是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说“五不搞”，唯独不说“不搞修正主义”，而且依然要搞邓小平理论，依然回避客观存在的一党专制的事实，依然回避客观存在的共产/党变修的事实，依然把共产/党执政的权力永恒化，在理论上对共产/党如何避免变修的历史课题毫无建树，这只能证明，和吴邦国同志的主观愿望相反，这依然是用修正主义观点去理解无产阶级专政，而这样的思想是僵化的、落后的。
“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应该是和“权由民所握，权由民所行。”一致的。这是很具体的权力运作问题，要有具体的制度保证。只停留在口头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要的是落到实处。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历来是被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歪曲得最为混乱的一个问题。在修正主义篡夺政权后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更是从理论到实践由修正主义改写了。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修正主义的专制统治。因而，这就特别需要我们重新学习，重新研究，重新认识。我这里不过是就目前流行的为专制辩护的几顶帽子、几个谬论，作些初步的正本清源，大量的工作要靠同志们一起做。


（四）


共产/党人必须找到避免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党的办法。
第一、共产/党要想避免苏东的悲剧，要想避免党变修，首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要从理论上弄懂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要从理论上把握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要懂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个道理很简单，历史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苏东党没有提出自己有可能变修的命题，所以，至死，也没有觉悟到这一点。他们不懂、也瞧不起毛泽/东，结果自己把自己送进了坟墓。反过来说，我们这里情况有不同，正在展开斗争，原因就是有毛主席留下的这个继续革命的理论武器。
这就是理论的价值，不能轻视理论，没有理论，就会走弯路。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从认识论上来说是不科学的。过河总要先有理论指导，再去摸石头过河。水太深，不仅摸不到石头，还会淹死。三十年来，走上邪路，就是“摸论”的结果。
党要不变修，先要有不变修的理论。毛主席晚年为什么让全党学习理论，深远的考虑就在这里。先有明白人，才做明白事。
第二、党变修就是因为党凌驾于了人民之上、社会之上。没有力量管得住党了，党也就要变修了。这是共产/党变修的历史证明了的，也是一般阶级发生、国家发生的历史证明了的。这在实践和理论上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不等于大家都认识清楚了这个问题。
例如，所谓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的提法就包涵这样的错误。党永远要做革命党，毛主席临终前批评“不革命了”，“停止了”的思想，就是针对这样的理论而来的。执政也要革命，要继续革命，不革命，党就会变修。说执政党，把党的执政的权力，凝固化、永恒化，否定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经常的、定期的选举权和罢免权，这样的理论，必然带来党凌驾人民和社会之上，党必然会变修。
和这样的错误理论相反，党要想不变修，就要始终把党放在广大党员的管理和监督之下，同时，也要始终把党放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管理和监督之下。前者要求必需要有保证党内民主的制度，后者要求必须有保政党外民主的制度。党内、党外的民主，是党不变修的制度性保证。
这需要一整套制度，而且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发展的制度。没有尽善尽美的制度，因为历史永远也不会尽善尽美，随着历史前进而前进的制度，自然也是这样。
一定历史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原则和方向是清楚的，但是，具体过程是复杂的。这些原则在前面已经讲了不少，这里不再重复。
第三、民主不仅是阶级的，而且是历史的。民主不会从天而降，民主和任何事物一样是一个过程。
民主问题在我们这里之所以还是个问题，一句话，就是列宁一再强调的国情落后的制约的问题。一切都可以从落后的国情找到根据。这是彻底的马列毛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必须时时牢牢把握这一世界观、方法论，不然就要受惩罚。
正是这种落后性，带来了历史的过渡性，带来了亦此亦彼，带来了『半』字。这是历史的正常状态。历史哪里有纯粹。只有更多表现出来的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辩证思维而不是形式逻辑推论。
不能一见到存在专制，就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属性。反过来说，不能一肯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纯粹的，就不可能有封建专制粘连。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只能靠历史唯物主义，靠辩证思维。
就实际的历史运动而言，民主的命运是由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民主的愿望只能是愿望。在这里，政治水平是由经济水平决定的这一原则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从这一点说，制度不是万能的。制度的作用也是历史的，制度的发展也是历史的。简单地以为有了一定的民主制度，党就不会变修，显然是错误的观点。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制度所起的作用也是历史的。这个历史的基础就是整体的社会状况。只有在推动整个历史前进的基础上的民主建设才是有效的、可行的，可靠的。
第四、党就是在不断产生修正主义和不断反对修正主义的矛盾中建设的。
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正是这一事实决定了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是必然的，因而，反对修正主义也是必然的。对此完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不应该抹煞和否认，这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依据，也是在党内要抓反修、防修和不断整党的依据。
经过多年来反对修正主义的实践，我们必须看到，修正主义是一种具体的特殊的历史事物。处理这个特殊的矛盾，必须尊重它的特殊的矛盾规律。文革时，毛主席说过这个仗不好打，而且事实上，也没打好，失败决非偶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要放谦虚，绝不可以认为已经把这个事物认识清楚了，真理都在自己手上了，事情还没到这一步，对于党是这样，对于任何一个个人来说，更是这样。
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还是没有占统治地位，这是有根本区别的两种情况。
我们面对现实，主要探讨在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的一些需要厘清的问题。
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是特权集团，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一旦修正主义取得统治，这种阶级性不但更加明确，而且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自身也迅速向官僚特权资产阶级转化。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带来的一种历史必然现象。特权集团和资本主义的必然结合（通俗说法是『权钱交易』），是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带来的特定的历史结果，是有没有走资派、走资派是一种怎样的历史事物的科学验证。无疑，这正是主席第二个理论贡献的依据，也是文革理论的依据。
既然这是一个历史必然现象，党的建设就要针对这一现象采取措施。关键就是要防止革命党转化为特权党。怎么防止？在我看来，只有把党放在劳动人民监督之下，而不是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才能克服这一问题。历史提供了这样的政治经验，包括我们现在的、以及古代的、资产阶级的一定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上面所讲，也是结合历史，研究这些经验。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修正主义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做才能解决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正是面对这一问题，同志们的意见发生分岐。
一个分岐就是对问题性质的判断。承认不承认修正主义路线占了主导，承认不承认权贵资本主义占了主导，承认不承认存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它劳动人民阶级的对抗，这是同志们认识发生分岐的根本原因所在。
和对事物性质判断不同相联系，同志们对解决问题的策略也有不同理解。一种意见倾向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强调不能对党内、尤其是高层转变立场抱幻想。另一种意见和这一倾向相反，在党内区分社改派、资改派，提出“救党保国”的路线。还有一种意见，在强调修正主义路线占据统治地位，必须依靠群众进行斗争的同时， 也不排除对上层做帮助、促进的工作，尤其是对现正要接班的一代人，要大力做工作。
我个人的意见有过多次表述。我是坚持我们的斗争是反对占统治地位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这样的斗争，是不可能仅仅靠劝说去解决问题的，因此，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应该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应该敢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决进行自下而上的斗争，这应该是我们进行斗争的一个基本策略。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和非马列毛主义的思想路线划清界线，要用正确路线去说服同志。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反对另一种错误倾向。这就是，在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如何看待我们的党，我们的广大党员，广大党的干部。党的路线错了，修了，因此说党变修了，是对的，是符合事实的。但是，是不是广大党员、广大干部都修了呢？我看不能这样看。毛主席在苏联党变修、和我们闹对抗的情况下，还是不止一次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我请同志们相信，苏联广大的党员，广大的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是不赞成修正主义的……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尽管苏共党员没有阻止住修正主义上台，并导致苏联剧变，但是，当时高层是试图作反抗的，而随后，广大党员重新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帜，重组共产/党。可惜，苏联没有反修的理论，也没有毛主席，历史弯路在所难免。但是，这并不影响广大党员在资本主义取得统治的条件下，依然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这个历史事实，验证了毛主席的教导。
对苏共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尚且要这样看。对我们这个毛泽/东思想哺育的党，特别是受过毛主席的反修理论教育的党，怎么能对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失去信心呢？
修正主义是不得人心的，真正蜕化变质的党员和干部是极少数，多数人是跟着走。我们说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应该是包括广大党员、广大干部的，而且，他们是中国政治的重心所在，放弃和离开这部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是政治策略上的错误，是愚蠢的。
这就是修正主义党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政党的特殊性。因为修正主义路线的资产阶级属性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存在，就把广大党员、广大干部抛弃掉，是不符合这一具体的矛盾的特殊性的。
就是对高层领导，也要具体分析。如果没有了历史偶然性，没有了特殊个人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那就不是历史，那就没有历史。历史永远不是铁的规律的千篇一律的展开。历史不会那样单调和乏味。历史总是以人们想象不到的精彩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无论是就现在的实际情况，还是就一般历史辩证法，我都对50后的一代人寄于大的希望。我相信受过毛主席教育、并在下乡、下厂的实践中锻炼过的50后的广大的党员、广大的干部是有可能奋起和修正主义斗争的，也相信他们中涌现的许多曾经是工农兵学员的领导人是有可能担当战胜修正主义的历史重任的。我寄大希望于50后。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显著的政治现象告诉我们，党内、党的高层领导，绝不是铁板一块，斗争正在曲折展开。总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化。我在有关文章里有所分析。例如，近日，前总理和现总理的一些说法就是代表一种倾向的。他们都是话有所指。指谁，指什么？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们在反对另一种正确的倾向。这一正确倾向，可以从领导人对重庆的调研和评价，从社科院领导的文章，从最近的宣布政治纪律，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要有这样的政治敏感性。不能看到一个“179号文件”就信以为真。还要叫人家出来辟谣。太没政治水平了。同志们要靠对大道消息的马列毛主义的科学分析判断形势。这是最准确、最可靠的办法。只有辛子陵们才会愚蠢地信那些谣言，靠谣言吃饭。
为了防修，看来在党内经常展开反修思想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今后应该在党内建立一种制度，定期研究、讨论反修防修的问题，定期进行整党，不断清洗自己，不断吐故纳新，把反修这个纲，也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阶级斗争这个纲，抓牢，抓死，不给修正主义以得逞的余地。这即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需要，也是无产阶级专政 建设的需要。
防止共产/党变修，防止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得而复失，这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在纪念党的九十周年生日的时候，最有意义的纪念方式，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破解这一难题。毛主席已经为破解这一难题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论，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党变修、进行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也是我们在修正主义篡权情况下，进行反修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理论指导。毛主席的伟大的理论贡献必将会带来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伟大胜利。


五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九十年的奋斗征程中，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的篇章。这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写成的，是全体共产/党员用自己的艰苦奋斗写成的。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有这样伟大的成就，是因为这个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因为这个党有伟大的毛列毛主义作指导，是因为这个党有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作领袖。
九十年的道路、特别是近三十年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总结所有胜利和挫折留下的最宝贵的历史教训就是习仲勋同志那句题词：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近三十年的残酷事实再次告诉我们，离开这一条，党就会变修，革命就会失败，千千万万先烈的热血就会付诸东流，全党同志万万不可忘记。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还告诉我们，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线。正确路线的确立，党内积极思想斗争的展开，人才的涌现，都要靠民主制度来保证。没有民主，党就不会活泼，就不会有新陈代谢，就会产生专制，就是产生蜕变，民主是使党永远生气勃勃的唯一保证。
总结建党九十周年的历史经验，重新认识毛主席，重新认识邓小平，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尊重马列毛理论，科学评价历史功过，重在调整路线，重在重新确立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不仅是对党的生日的最好的纪念，更是今后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的可靠保证。
九十年，一瞬间。九十岁，对一个人，是高龄，对于党，难言老。党的事业是代代相续的事业，党可以不断新生。我们希望党再次新生，再次年轻。
在纪念党的九十周年的庄严时刻，我们怀着深切的怀念之情，向我们敬爱的导师毛主席以及他的亲密的战友们和为中国革命英勇牺牲了生命的先烈们，表达我们的崇高敬意，我们谨向他们宣誓，不管征程有怎样的艰难险阻，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未竟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万岁！



2011.7.1 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