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十八大

献给十八大

项观奇 著
















德国莱茵出版社

2012。7。1

目录


第一篇 十八大的唯一最佳选择…………………………………3
第二篇 真正举起“四个坚持”是开好十八大的关键…………37

附錄：
1、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升起
2、中国应该走哪条道路的再次选择



















十八大的唯一最佳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现在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执行怎样的路线，不仅决定着这个党的命运，也决定着中国的命运。正是基于这一点，全党、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今年下半年将要召开的十八大，寄大希望于这次党代表大会。但愿，十八大不要辜负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____且不说是不是最后一次希望。
事关党和国家的命运，这就绝不仅仅是党的领导人的历史使命，而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要想把希望变成现实，不能靠恩赐，也不能靠幻想，唯一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靠自己，靠全体党员，靠全国人民。如果全体党员、全国人民都能够不作十八大的旁观者，而作十八大的参与者，勇敢地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一起发声，一起行动，一起斗争，那把十八大开成一个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大会就是完全可能的。历史有待全党和全国人民自己来创造。
党代表大会无非是要解决两件大事，一是确定新的党的路线，二是确定新的党的领导班子。人们议论十八大，议论得多的也无非是这两件事。处理这二件事，我们党有自己的习惯，我们希望这次能够加大民主的份量，欢迎党员、群众进言，认真听取各种意见，最后集全党、全国的智慧，解决好这两件事。
出于对有着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出于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自己的一份责任，这里，谈一点粗浅的意见。


一 纠正错误路线机不可失


历史给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宝贵的机会，也是一个契机，借十八大召开，果断转变路线。
800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实现这一历史转折，挺身而出、自下而上地展开斗争。
为了稳定大局，可以在策略上作适当地选择，并不一定要搞得很硬，但回归马列毛主义路线这个基本点不能动摇，抛弃修正主义路线这个基本点不能动摇。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不是一句套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经验、历史真理。
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继续作为一个革命党存在，能不能继续对中国历史担当起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甚至，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垮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全部在此一举。
不必描述中国现存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了。就拿中纪委刚刚提供的资料也可以看清问题的严重。2011年一年经举报立案审查的案件达13万6679件，而受处分的人达14万2893人，挽回的经济损失为84。4亿元。这还仅仅是群众举报立案查实的问题，可谓冰山一角，至于真实存在的问题有多少，天知道。***到如此程度的党，***到如此程度的社会，能不垮吗？不垮，没有了天理____社会赖以支撑的道理。
现在，已经不是居安思危的问题，而是居危思危的问题。连一个普通老百姓都看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怎么大政治家们却看不到呢？恐怕不是看不到，而是采取“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态度。这是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先烈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万万要不得的。
修修补补的点滴改良，已经无济于事；靠特警维稳，是饮鸩止渴。深刻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就像待发的火山，说不定在哪一天就会喷发。人民自然日子不好过，其实，统治者日子也不好过。战战兢兢，更为恐惧。
形势大坏的重要标志，有两点值得强调。
一是，执政党失掉了民心。“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封建帝王都懂的道理。共产/党得天下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代表了人民，深得民心。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失掉了民心。一切社会问题，说到底，就是因为执政党，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颠倒了阶级关系，剥夺了人民的权力，伤害了人民的利益，不再代表劳动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民心自然也不再属于执政党。一个没有人民支持的政权，不仅是不可能稳固的，而且注定是要垮台的。现在有“带路党”一说，“***反攻大陆，有人愿作带路党”，这不是玩笑，这是愤怒，这是政治，这是民心的表露。这是形势大坏的一个重要标志、根本标志。
二是，反/共的文章做足了，反/共的舆论造够了。修正主义者不争气。你不讲阶级斗争，抛弃“阶级斗争为纲”；敌对势力可不这样，他们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抓得紧紧的，死死的，天天讲，时时讲，事事讲，非把毛泽/东，非把共产/党，搞臭、搞倒不可。就舆论而言，他们达到了这个目的。不要跟在茅于轼、辛子陵、胡星斗这些人后面骂，这些人不过是大环境中必然产生的吹鼓手。这是一个群体，一个阶级。说屁话的人多了。这是阶级之间的必然的斗争。这“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此话用在《刘志丹》一书不妥，但并不影响这是真理。现在，反革命的舆论已经造成了，就等时机一到，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____连修正主义的羊头也不要。这是形势大坏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根本标志。
我们不会忘记1927年陈独秀的错误，不会忘记毛主席对陈独秀的批评。陈独秀、这位修正主义者，就是看不到敌人在磨刀，就是不知道这刀是会杀人的，结果导致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血流成河。现在的情形也是这样，只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普世价值”就另有说法了，在欧洲、在亚洲，都已有了共产/党人作为被告上法庭受审的先例。有什么“理”好讲？这是讲“利”，讲“力”，是阶级斗争。
以上这两条，才是要命的形势大坏的根本标志。
上世纪八十年代，还不具备这两条，才不过是闹了一点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掀起了那样一场风波，现在，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一旦风波再起，那就不会是简单的“***”翻版，也不会是轻而易举的苏东翻版。修正主义的垮台是肯定的。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搏斗也是肯定的。一时的天下大乱，在所难免，从大乱走向大治，中国人民要为历史的进步再次付出血的代价。
虽说历史的发展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还是希望历史走最佳选择之路。
一个流行的悲观的吓人的说法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是这样吗？不是。
在这个问题上，马列毛主义者最清醒。当年，毛主席就预言到，一旦搞修正主义，就必然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套。这样的警告，何止一次、两次，真是反复讲，反复强调，直到临终。但是，也正是毛主席给了我们办法，“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其实，不要看中国现在的问题相当严重，只要路线一转换，有了正确的“纲”，“纲”举起来了，问题的解决不能说是轻而易举，但是，也真是不难。请问，新中国成立，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是怎样在短短的时间里被清洗掉的，一个新的精神面貌、新的社会面貌的新中国是怎样在短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来的？刚刚执政的共产/党靠什么实现了这一切？还不是靠路线这个纲，靠阶级斗争这个纲，靠广大党员，靠人民群众？
最切近、最能给人以启发的则是“重庆经验”。“重庆经验”靠什么？还不是靠向毛主席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某些回归。虽说还不是整个路线的根本的变动（这是薄熙来做不了主的），还只是一种倾向、一种变化，可以说，还只是向毛主席思想的一点靠拢、一点转变，但是所起作用，立竿见影。这是“重庆经验”的最大的政治价值、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其意义远在造福一方之上，是薄熙来的重大贡献。
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人。被难倒的，只能是变修了的假共产/党人。当年的苏联、波兰、东德、捷克等国都犯一个毛病，试图改良，疲于应付，忙于退让，总是用资产阶级眼界找出路，最后找到的是死路。戈尔巴乔夫就是个典型。最后的剧变是从改革的开始就注定了的。我们的舆论界精英现在正引导向这个方向走。看不清这一点，最为危险。前车之鉴，应该使我们的执政者聪明一点。
在这里，没有“普世”一致的看法。现在有人说，最好要用“非意识形态的方法”研究“重庆经验”，研究中国问题，给出中国出路。这绝对是忽悠，是扯淡，是“不问姓社姓资”的翻版。他们想抬轿子，写本什么“探索”“重庆模式”的书，对“重庆经验”乱加吹捧，乱拍马屁，结果，受到冷遇，不为薄熙来所接受，还缺乏自知之明，牢骚满腹，实在是活该。薄熙来是对的，因为此书是拿修正主义解释“重庆经验”，因而，是阉割“重庆经验”，贬低“重庆经验”，自然不足取。
在这个世界上，到现在还没有绝对超脱意识形态的的治国方略。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因阶级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信仰不同，看法是不可能一致的，也不是通过辩论，就能说服谁，就能取得一致的。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糊，不能迁就，不能迎合，只能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任凭风浪起，稳作钓鱼船”。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屈服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压力，不敢坚持马列毛主义，不敢伸张共产主/义必将胜利、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这一信念的正义性和科学性，不敢公开宣布站在劳动人民一边，为劳动人民服务，就必然会搞修正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不能忘记，我们共产/党人只能讲马列毛主义的道理。马列毛主义的道理，是我们能够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最终夺取胜利的可靠思想理论武器，放下这个武器，就不是共产/党人了，失败也是注定的。苏东就是铁证。
正是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国际共运的命运的高度，我们郑重提出，十八大的唯一的最佳的选择，就是重新确立马列毛主义路线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地位。
能否实现这一点，关键并不仅仅看高层，更重要的是看广大党员的呼声，让我们全体党员行动起来，用各种可能的形式，表达我们的意志和要求，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



二 根本问题在路线



我们讲十八大应该转换马列毛主义路线的第一的天经地义的根据，就是因为我们是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反过来说，我们不是中国***，或者其它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党。共产/党，怎么能不按马列毛主义办事呢？不按马列毛主义办事还是共产/党吗？
这是召开共产/党党代表大会第一要坚持的原则，也是一个毋庸置疑、不应该提出来讨论的原则。但是，只要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存在，这一原则又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遭到否定，因而围绕马列毛主义是否过时、是否要坚持马列毛主义原则，必然发生不可调和的斗争。一部共产/党的历史、一部马列毛主义发展的历史，从来就是一部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
我们今天面临的斗争不是偶然的，是合乎历史规律的，因而是无法回避的。我们既要从容应对，也要坚决应对，按历史规律办事。
否定马列毛主义的根本原则，把马列毛主义窜改成搞资本主义的理论，这是最新的关于修正主义的历史经验，是中国执政的修正主义统治者提供的最新的历史经验。这在国际共运历史上也算是个新事物，但是，是个坏事物、丑事物。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样一个修正主义样板。
其实，这是个没有理论的“理论”，不就是个“猫论”吗？不就是不管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马列毛主义吗？真有理论，就算是资本主义理论，也不至于把中国搞到现在这个样子，别说和毛主席时代没法比，就是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好比。我想，就不必举例说明了吧。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搞出个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学术创造，唯一的目的，是革命，是指导革命，指导社会主义革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这个话是真理。“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否定了马列毛主义的指导。就是作具体工作，也要有政策方针的指导，也不能全靠“摸”。过河，先要明确方向、目的。如果像邓小平说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清楚”，那会过什么河，又会过到哪里去？历史做了结论，过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法西斯专政的资本主义。现在的中国社会现状，就是这样“摸”出来的。历史证明，“猫论”、“摸论”，不是共产/党人应该推行的路线，这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这样做，没有理论，没有方向，没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目标，只有眼前利益。
尽管修正主义者为“猫论”做了理论包装，尽管找出了“与时俱进”的借口，尽管贴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标签，但修正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实质是掩盖不住的。
正是修正主义者自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列毛主义理论之间划了一条界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划在了特色理论之外，在“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借口下，公开宣布“特色理论”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学说、科学发展观”构成的。
把马列毛主义和“特色理论”划开界线，很对，很好。但是，说“特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不对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是修正主义的中国化。
历史最雄辩。历史给出了答案。邓小平是不是走资派？邓小平的“猫论”是不是修正主义理论？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是不是冤枉了邓小平？邓小平的“永不翻案”靠得住还是靠不住？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无需争论。邓小平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修正主义这顶帽子，戴在他的头上是完全合适的。这已经是一个铁案，谁也无法再凭借权力翻这个案。历史还毛主席一个清白和正确。历史最公道。
有比较，才有鉴别。说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修正主义理论，是和马列毛主义理论相比较而言的。
修正主义，从理论上来说，最基本的特点，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从阶级立场上来说，最基本的特点，就是背叛工农劳动群众阶级，站到新生官僚垄断特权资产阶级一边。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有大量的反复的论述。现在，修正主义统治的三十多年的历史，验证了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毛主席讲的是真理。毛主席揭露的修正主义的阶级本质，和现实所发生的一切是完全吻合的。
修正主义统治带来的社会恶果，比比皆是，尽人皆知，可谓罄竹难书。如果有一天人民能够开诉苦会，那对修正主义统治带来的苦难的愤怒，不会低于当年对***反动派的愤怒。但是，要深刻理解这些苦难，而不是就事论事，还是离不开马列毛主义，尤其是离不开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
例如，什么是两极分化？就是阶级分化。就是重新产生了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新生资产阶级和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阶级的分化。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动，这种阶级分化的产生，这种阶级对立的残酷，正是修正主义统治的必然结果，正是修正主义阶级本质的反映。
再如，什么是权钱交易？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民营资产阶级相勾结，就是修正主义执政者和资本主义相勾结。一起掠夺国有资产，一起剥削鱼肉劳动人民，一起分割剩余价值，一句话，一起搞资本主义，最野蛮、最腐朽、最反动的资本主义。
可见，从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认识修正主义统治的阶级本性，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看问题，我们才能认识到，要想使劳动人民摆脱苦难，要想使劳动人民重新获得解放，个人的、零星的、个别利益的斗争，自然会存在，也可以进行，但是，这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进行阶级斗争，并上升到政治斗争，才是劳动人民的唯一出路。
精神变物质。理论变实践。中国现在发生的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就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在这条路线指引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正确发展方向，走向了官僚垄断特权资本主义的错误发展方向。经过三十年的误导，中国社会终于改变颜色了。
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必然带来的阶级关系变动、社会性质蜕变的结果，这个结果比较容易看清楚，也首先要看清楚。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必须研究、并需要给予科学说明的道理，就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究竟在哪里。人们都知道，毛主席说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正是邓小平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决定出了现在这一切。但是，进一步问，修正主义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恶果，修正主义路线的要害在哪里？
这正是十八大要认识、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路线对立的实质看不清，讲不清，也就解决不了路线问题。实践摆在那里，问题摆在那里，十八大必须尊重实践，科学解释实践，从而得出真知，进而解决党的路线问题。



三 中国修正主义的基本特点


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者的基本特点，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____背叛，都是以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的身份，反映资产阶级世界观对现实世界、现实历史任务、现实阶级斗争的理解。修正主义本质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路线和政治，修正主义者是混入无产阶级队伍里、共产/党队伍里的资产阶级，是一只资产阶级的别动队。这是修正主义现象的共性。历史上的、现实的、中国的、外国的修正主义，大体都具有这样的基本特点，都是这一本质的展开。
但是，修正主义如果作为一个具体事物，又是有个性的，又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对修正主义，也必须坚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方法，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对马列毛革命导师的意见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既要坚持这些意见所揭示的理论原则的指导意义，又要坚持理论原则和具体的修正主义历史实际相结合。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甚至不同个人的修正主义都是有不同的。
我们这里主要研究当代中国的修正主义____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____中国特色修正主义理论，是怎样背叛马列毛主义的。



1 不讲马列毛 背叛马列毛



从立场、态度上来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修正主义者，对马列毛主义是不尊重的。三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谈论过认真读马列毛著作的问题，也没有开列过马列毛著作的必读书单，更没有在党内党外组织起一个认真学习马列毛著作的读书活动。近年，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谈到了读马列毛原著的问题，大家颇感新鲜和鼓舞。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和毛主席是两种倾向的典型代表。一个酷爱读书，一个绝不读书。一个特别尊重马列，一个对马列毫无所知。一个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一个坚持“猫论”，不管“姓社姓资”，只讲“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的两种立场，两种态度，明确体现了一个要搞马列毛主义，一个要搞修正主义，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在如何对待马列毛主义上的尖锐对立。
“四个坚持”中，有一个“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在实践中，这个“坚持”，是一句骗人的空话，从一开始就没有“坚持”。
现在，学者们爱讲“语境”、“话语系统”，我不太懂这些新词，但我觉得，这些带上洋味的“话语”除了唬人、并不比一直常用的“形势”、“思想体系”等概念科学。就算讲“话语系统”，正是从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文章，到党的政府的报告、文件，整个“话语系统”发生了蜕变，变得不讲马列毛主义了，“共产/党”的“话语系统”和西方资产阶级“话语系统”接轨了，于是，一个新的“语境”出现了，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观念的“语境”，反马列毛主义的“语境”。在这样的语境里，乌七八糟的垃圾多了，普世价值只是甚嚣尘上的一个“话语系统”。用马列毛主义的“话语”谈问题，这叫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一个号称共产/党的执政党，不敢理直气壮地讲马列毛主义，不敢高扬马列毛主义的旗帜，却去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接轨，这不是完全的是非颠倒、阶级颠倒吗？正是。这就是中国修正主义对待马列毛主义的态度和立场。这是毫不掩饰的明目张胆的对马列毛主义的公开背叛。


2 两个不懂 一个不要


中国修正主义者，不尊重马列毛主义，不搞马列毛主义，就势必搞修正主义。接下来，我们就要科学解释一下，他们是如何走上修正主义的，如果说他们还有“理论”，那么，这个“理论”的要害在哪里？
经过对修正主义三十多年执政史的研究，经过对毛主席和刘、林、邓们路线斗争的研究，我看，中国特色修正主义理论的基本特点，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两个不懂，一个不要。
两个不懂是：一不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二不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一个不要是：不要革命。
发生修正主义自有发生修正主义的道理。重要的不是诅咒个人的罪孽，而是找出之所以发生修正主义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规律。提出“两个不懂，一个不要”，就是从世界观、认识论、阶级地位上探讨修正主义在理论上失足的原因。我个人认为，这个探讨是有意义的，而我们已往做得很不够。我们总是满足于看到了“果”，而不注意探讨“因”。


A 放弃阶级斗争理论必然放弃马列毛主义


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坚持马列毛主义，不能不坚持阶级斗争理论。口头上说，坚持马列毛主义，实际上，取消了阶级斗争理论，这正是修正主义的典型特点。
号称共产/党，却不坚持阶级斗争理论，是违背马列毛主义的最基本的要求的。我曾在《论毛泽/东历史思想》小册子里，专门写了一章，论述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列毛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这里，只想作一简要论述。
无论是看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全部马列毛主义的著作，还是看马列毛革命导师领导的革命实践，阶级斗争理论，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几篇《序言》里，都强调，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和在这一史观指导下对人类历史的阶级斗争的理解以及发展到今天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将会带来人类的共产主/义明天。到了马恩晚年的1879年，两人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的批评信中又再次强调他们四十年来始终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而绝不能和试图取消阶级斗争理论的人一道走。口气是十分严厉的，是对当时的修正主义的严肃批判。
恩格斯说马克思有两个贡献，一个是唯物史观，一个是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贡献，奠定的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求解放，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只要承认两个贡献，就不能否定阶级斗争理论。没有阶级斗争理论，还有什么马列毛主义？只能是修正主义，历史正是这样走过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列宁和毛主席，都为捍卫阶级斗争理论，在理论上、实践上，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艰巨的复杂的伟大的斗争。
这些，可以说是老生常谈。要么不讲马列毛主义，要讲马列毛主义，不能不讲阶级斗争，不能不讲无产阶级专政。这的确是老生常谈。但是，正是这个老生常谈，被一切修正主义者抛弃掉，“中国特色理论”也是这样。在这个“特色理论”中，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都有，唯独没有阶级斗争理论，更不用说“阶级斗争为纲”。
说“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能不讲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能不讲阶级斗争？荒唐。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条件下，需要继续革命，也就是继续阶级斗争，这不是毛主席的孤立发明。马克思在《1848到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的那段关于社会主义还要不断革命的名言，特别是《哥达纲领批判》中对社会主义阶段的科学分析，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会有阶级斗争存在，因而还要继续革命的思想。至于列宁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伟大理论创造，更是尽人皆知的。社会主义就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和生长着的共产主/义斗争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继续。等等，等等，都已经是经典名言。毛主席不过是根据中国的实践，进一步发展了马列的思想和理论。丢掉了阶级斗争理论，不仅是丢掉了毛泽/东主义，也是丢掉了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列毛主义的彻底背叛。
对于马列毛主义者来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从理论到实践，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广义的），阶级斗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都是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都是一个纲。
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的神圣历史使命。不经过阶级斗争，不可能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没有阶级斗争，共产/党和一切政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口头上否定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政党，无时无刻不在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共产/党人岂能愚蠢地相信他们的鬼话，放下阶级斗争这面旗帜呢？只有修正主义者才干这样的蠢事。
三十多年来，修正主义者正是干着这样的蠢事，结果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江山输光。
毛主席最后所以和邓小平发生路线斗争，就是一个坚持“阶级斗争为纲”，一个坚持“三项指示为纲”。毛主席一针见血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主席正是由此判断，这是两种纲领、两条路线。一个是马列毛主义的纲领，一个是修正主义的纲领。
历史验证了这一点。三十多年来的路线斗争，实际是“阶级斗争为纲”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纲的斗争。什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是“三项指示为纲”的翻版。二者不仅没有任何不同，而且是完全一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今天的路线斗争，不过是毛主席和邓小平斗争的继续，是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一点也不奇怪，一点也不神秘，一切都清清楚楚。
坚持不坚持阶级斗争理论不是小事，是大事，是原则，是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B 失足的原因有两个


无论是从马列毛本本，还是从实践，共产/党人坚持阶级斗争理论都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修正主义者，而且是一些老革命出身的修正主义者，非要抹煞这个事实，抛弃这个理论呢？这不太好理解，但值得探讨。
我看，原因主要有两个。
如果从世界观、认识论分析这个问题，我看，首先与这些人的马列毛主义的水平有局限有关系，或者说，这些人从来就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的高度。说是共产/党人，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脑袋里却缺乏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倒不一定是欺骗，而是世界观的问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思想水平的问题。

正像毛主席临终前分析的，“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毛主席的这些意见，从认识方法上来说，依然有指导意义。
这么多老同志，都不尊重阶级斗争理论，很难从个人品质去解释。而且，眼下抛弃阶级斗争是时髦，这么多知识精英都鄙视阶级斗争理论，也很难从个人品质去解释。阶级斗争理论是深刻的科学的理论。知识贫乏而片面的思想浮浅的人理解不了，虽然这本身正可理解。革命几十年，硬是没有达到马列毛主义的高度，自然不理解阶级斗争理论。知识精英，不过读了几本书，而且，不一定读马列毛的书，只是读一点过时的资产阶级的书，当然更难理解阶级斗争理论。这两种人，可能都以为我们坚持阶级斗争理论是教条，是愚昧。在我们看来，事情正相反，正是这两种人表现了自己对历史的无知和对现实的误解。有大量的这种愚蠢的文字作证明，他们对历史、对现实的解释，根本摸不着头脑，我们不必在这里浪费笔墨去引证。
最生动的例子，还是毛主席晚年和邓小平的斗争。邓小平要搞生产，提“三项指示为纲”，怎么就错了，而且，错到“路线”问题上了呢？是毛主席老糊涂了吗？说是毛远新汇报了假情况，欺骗了毛主席。这可能吗？提升到路线斗争，是大事，不是小事，岂是小小的毛远新能以欺骗达到目的的？江青给总理上纲到第十次路线斗争，毛主席立即顶了回去。毛主席对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是极其准确的。总理的错误，是具体错误。小平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毛主席观察问题，头脑里有一个完备的马列毛主义的理论体系，就像一台高功能的计算机，资料一进去，立即从各方面进行处理，分析判断，见微知著，洞察本质，迅速作出科学结论。毛主席看到，邓小平用的是毛主席的话____“三项指示”，但是，贩卖的是邓小平的“猫论”。把“三项指示”并列起来，实质是抽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搞生产不错。“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一项指示。但是，拿这项指示冲击掉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纲，就是纲领错误，路线错误。所以，毛主席针对小平的错误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很机敏，很英明，很果断。事关大局，事关路线，岂能受骗？三十年的历史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没有冤枉邓小平。
我举这个典型例子想说明什么呢？无非是说，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不是出在要不要搞生产，搞经济上，而是出在应该怎样搞生产，搞经济上。马列毛主义者，站得高，用社会主义政治，统帅经济；修正主义者，站得低，没有政治（实际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只会捉老鼠，摸石头，没有方向，迷失方向。这就是说，很难单单从主观动机去判断是不是修正主义，想发展生产的动机也许不坏，但是，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就必然要搞修正主义。这就像欧洲的修正主义者，只顾眼前的微小的利益，满足于点滴的改良和进步，忘记了共产/党人的根本的历史任务，结果必然离开马克思主义，滑向修正主义。这是修正主义者在认识论上、世界观上的一种共性。
修正主义者浅薄，马列毛主义深刻。在他们以为马列毛主义是教条的时候，他们自己正陷入资产阶级思维的教条。他们满足于用华丽的词语去模糊社会本质，马列毛主义立足于揭示社会本质，打开社会进步之路。这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的认识水平。修正主义者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文人学者，永远也认识不到阶级斗争理论的深刻意义和科学价值。一部现代思想史一再证实了这一点。
修正主义作为一种阶级的思潮和理论，又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的。修正主义者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抹煞现实的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否认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毛主席晚年，特别在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时，对这方面的道理讲得最多、最充分。奠定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会发生修正主义，必然要进行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反复学习。再强调一遍，我们要反复学习，不是一遍两遍，而是反复多遍，逐步加深理解，逐步弄明白。
毛主席揭露了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这就是“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样一个特权阶级，这样一个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怎么能够承认阶级、阶级斗争的存在呢？怎么能够接受对党内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呢？毛主席说得对，“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是啊，主席去世后的理论上的反攻倒算（当时叫“拨乱反正”），其中最为引起他们仇恨和疯狂的就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话。在当时，是不好接受。正是因为毛主席一个劲地抓阶级斗争，抓反修，所以党内的问题，这些同志的问题，还不会像后来，像今天，这样充分发展，充分暴露，说有走资派的问题，总觉得自己不像、不是，三十年后的今天，谁还敢不承认有走资派问题，谁还敢不承认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何谓远见，何谓浅见，何谓深刻，何谓浅薄，事实胜于雄辩。
现在不一样了。中国修正主义统治给我们提供了最新的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党内就是有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就是有走资派的问题，就是会产生一个党内资产阶级，而且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三十年来，邓小平们的表演，就是在给毛主席的理论作注脚。就是以自己的罪恶，否定对毛主席的诬陷，也是给毛主席平反。
什么是权钱交易？就是官僚垄断特权资产阶级和民营资产阶级分割剩余价值。什么汉奸买办卖国贼？就是官僚垄断特权资产阶级卖身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以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换取本阶级的利益。不知道贪官污吏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不知道汉奸卖国贼买办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这就是党内资产阶级，而且，已经不是走资派还在走，而是一个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还在走。
这还要辩论吗？还要说这是“无限上纲”、是“打倒一切”吗？不必了。答案在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手里。
这样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他们怎么能够承认现在的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斗争呢？找死啊？他们需要的是欺骗，是“普世价值”一类的幻想。你要向他们要“公平、正义”，要民生，要蛋糕？那可真是刘帅说的，苍蝇叮菩萨，认错人了。空头支票是有的，实际是不会给的。
中国的修正主义超过了苏东的修正主义。中国修正主义提供的新鲜经验，使我们对修正主义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苏东修正主义到最后垮台，也没有像中国这样，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全面地摧垮，把内外资本主义，这样迅速地扶植起来。整个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更没有像中国发生的这样彻底。中国修正主义者向历史深刻证明，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就会必然要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统一的，二者之间，没有本质不同。相反，二者之间有一个由此及彼的过渡的桥梁。这是最新的历史留下的经验教训。
修正主义上台，会搞特权，这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但是，会搞资本主义，已有的历史事实和经验，总觉得不够。也许正因为这样，说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容易引起不服和反感。现在，事实教育了大家，毛主席看得真对、真准，毛主席的论断是科学的、正确的，连反对过他老人家的不少老同志、新同志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这个历史规律了。伟大到底还是伟大。只是承认需要时间。
附带说一句，以胡德平为代表的某些“***”，最近老是鼓噪当年的《决议》的不足，是对毛主席否定得不够。那位有名的搞自由化的李洪林也出来说，炮制《决议》的目的，就是把已经被推倒的毛泽/东，重新树起来。错了。就是从总结建国后的党的历史教训而言，《决议》的根本不足，恰恰是抹煞了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抹煞了毛主席晚年对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弊端的深刻揭露，而这正是一切失误的最主要的根源。公道地说，“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决议》的作者们，包括李洪林，限于在文革中的地位，对这一整套社会主义理论压根就不懂。就是今天，我看，胡德平们还是不懂。“***”反差很大。好的很好。劣质“***”，我们文革中打交道也不少。这种人有天然的优越感，“老子英雄儿好汉”嘛，但是，狂妄有余，才能不足，胆大包天，狗屁不通。李敏说毛主席说是“灾难”，就是指这些孩子。现在还是收敛好。
如果修正主义执政者，你们直到今天还不承认在我国存在阶级、阶级斗争，那我只能不客气地说，你们要么是白痴，要么是骗子，而绝不是共产/党人。
这是修正主义者不可能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有认识的原因，有阶级的原因。二者是统一的。
要不要坚持阶级斗争理论，是一个事关是否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原则问题，必须分清是非，不能含糊。十八大必须重新回答这个问题。一是马列毛的本本在，共产/党人要不要遵守；二是社会实践在，实践告诉我们，到底存在不存在阶级、阶级斗争，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尊重马列毛主义理论，只要尊重共产/党人的实践，只要接受历史已经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是并不困难的。



C “特色社会主义”恰恰没有社会主义


邓小平、胡耀邦、***前后都不只一次说过，“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清楚。”应该说，这是一句实话。为什么搞“猫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清楚”嘛。为什么搞“摸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清楚”嘛。足见。这句发自内心的实话，很值得重视，很值得分析。要想明白修正主义者何以走向修正主义，这句话是一把钥匙。
这句话告诉我们：
第一、既然“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清楚”，也就不存在“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命题。一个人，一个党，不可能坚持自己不清楚的东西。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可见，共产/党人的“造反有理”，是有自己的特定目的的。这就是“干社会主义”。如果“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清楚”，那怎么干社会主义？事实也正是这样，不干社会主义了，干修正主义，干资本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清楚吗？不。很清楚。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如今，一直就很清楚。就社会经济形态而言，这种主义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就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政治途径而言，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由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在既定的大生产的基础上，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阶级，达到共产主/义。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怎么不清楚呢？很清楚。
至于具体的历史的展开，那当然会依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千变万化。社会主义是生动的现实，不是僵死的教条。这就需要理论结合实际，这就需要创造。总是在“不清楚”和“清楚”的矛盾中向前推进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特色”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但是，这不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清楚”，而是具体作法必须在“不清楚”中去解决，去创造，不然还要共产/党人去奋斗吗？
原则是清楚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恰恰是在原则问题上借口“不清楚”，从而动摇了原则，丢弃了原则。这是修正主义的一般特征和手法。
三十年的历史证明，正因为社会主义原则被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不清楚吗？也很清楚。
正是从社会主义原则看问题，说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说“不搞资本主义私有制”，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说这个话，已经是空话。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动摇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确立了，你不去触动这个实际问题，再说“不动摇”，再说几“不搞”，有什么用呢？废话，骗人的话。
现在的任务是，先要把社会主义原则讲清楚，放弃“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清楚”，分清“姓社姓资”，然后才谈得上探讨动摇不动摇、搞不搞的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是无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首要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这个前提，没有政权保护，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一个空想。同样，已经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建设（广义的）社会主义，依然要有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不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依然是一个空想。而且，一旦失去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一种历史必然。
我们正经历着这样的历史灾难。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旦失去无产阶级专政，不管经济怎样发展，GDP怎样高得吓人，但是，这一切，都不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而是少数资产阶级剥削者的。
社会主义建设，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建设的问题。经济是必须发展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劳动人民摆脱贫穷。但是，同时必须建设、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不然，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可能落到劳动人民手中。这样的问题，不是做蛋糕的问题，也不是分蛋糕的问题，而是，谁掌握、谁管理、谁支配做蛋糕、分蛋糕的问题，还是老问题，谁当家做主，理论化的说法是，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
三十年来一大忽悠，就是把搞社会主义，说成只是搞经济建设，只是提高生活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就是很有市场的说法。我曾针锋相对地指出，“富有不等于社会主义”。是的，还是要看财富在谁的手里，在哪个阶级的手里。像现在这样，再富有，也必然发生两极分化，也永远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是贫富的问题，而是谁掌握政权，谁是国家的主人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要靠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来保护。没有这一条，就像现在这样，是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是消灭阶级。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是经典命题。这样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发完成的，这需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这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继续。这也是列宁留下的著名经典命题。从这一点说，建设（广义的）社会主义，和建设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建设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是建设人民当家作主，具有同等的意义。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统一在社会主义这个纲领之中。
这一切，都被中国修正主义者抛弃了。中国修正主义正做着相反的事情。修正主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把劳动人民打了下去；同时，借助专制力量，掠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以当代最残酷的剥削形式，实现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培育起无数亿万富翁暴发户。这是一部血泪斑斑的中国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讲社会主义，必须先讲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这一条，离开这一条，肯定不是社会主义。三十年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旦修正主义篡权，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就必然变色，如果说到“特色”，就是必然变得特别黑暗，特别黑道，整个就是一个“黑社会”，因为有特别反动、特别流氓的法西斯专制“罩着”。在这种残酷的法西斯专政下，不可能搞社会主义，只能搞资本主义，而且是野蛮的资本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也不能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去概括。
面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在发生的蜕变，陈云曾经连用几个社会主义作定语，去表示自己的不满和意见。他强调说，“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这当然是个正确的意见，但可惜，他有勇气提出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充当反毛先锋；却没有勇气去反邓小平的修正主义潮流。是的。“社会主义”四个字，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搞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的最好的最准确的概括。
社会主义经济的这种质的规定性，决定了这种经济必须要有一系列的形式去保证。从所有制上来说，公有制必须占主导；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来说，必须是生产活动的主人；从产品、消费品的分配来说，必须是切实保证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并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这种需求。
判断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判断社会主义经济搞得好不好，不是只看GDP的增长幅度。而是要看，这种经济是不是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是不是由劳动人民管理和运作的，经济生产成果是不是最终回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劳动人民的手中，一句话，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和社会主义国家和劳动人民紧密结合在了一起，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真正的由劳动人民所掌控并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整个运作过程中都表现了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不能因为今天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价值、市场等等形式的存在，就忘记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界线，如果在这一点上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发生动摇，那社会主义经济就必然会转化成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以全民所有制为形式出现的、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也会蜕变成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眼下的事实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是一种类似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要说还有一定区别，就是在我们这里对工人阶级更残酷，更拿人不当人。
副统帅说过，政治这个东西，你不管他，他就管你。这是对的。经济学，从来是政治经济学。任何社会的政治，就其性质而言，都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决定的。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政治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所以，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政治统帅经济。没有脱离政治的经济。中国修正主义者看起来好像只是在搞经济，实际总是用政治开路的，国退民进，破产卖光，就是政治统帅经济，修正主义政治统帅资本主义经济，摧垮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带来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还是政治经济学。修正主义离开社会主义原则谈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加上“特色”二字，也掩盖不住资本主义的实质。社会主义“本色”是基础，失掉“本色”，也就没有了“特色”。“特色”只有在“本色”的基础之上才有意义。
但是，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修正主义者，从来不知道社会主义经济为何物。
第四、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一场社会革命。这是一场极其深刻的从来没有过的社会革命，是结束私有制，结束阶级分化和对立，结束异化了的人类的前史而真正进入人类历史的社会革命。只有这样认识社会主义才是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真谛。但是，中国修正主义者根本不懂这一套。
共产主/义社会当然需要现代化的大生产作前提，不然不可能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且，也不可能实现一种完全新型的劳动结构、生产方式，从而使劳动不再成为人们生活的负担而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
但是，这一历史条件的实现，并不单单是生产力一方面的事情，而是和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如果就创造一个完全新型的摆脱了私有制社会偏见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言，那更要看人类自身发展的程度。用马克思那句不太好懂的话来说，就是人类需要摆脱自身的异化而展现人的真正的高尚的本性。所谓进入真正的人类的历史的说法也由此而来。这些不可能是生产力的发展自发带来的，这只能是人对自然的改造和人对社会、对自身的改造的有机统一。
正是基于这个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对科学地实现这一理想的革命过程的正确理解，今天建设（广义的）社会主义，就绝不能单单看生产力，看GDP，而是要看政治，看思想文化。不但要看“物”，而且要看人。
就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劳动人民专政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半国家”。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有深刻说明。这样的国家机器，不管一时需要怎样的强大，最终却是要走向消亡的。从劳动人民管理国家，到劳动人民管理社会，这是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从这一点来说，劳动人民做国家的主人，劳动人民管理国家，是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一旦发生专制，就没有了社会主义。谈论政改的最深层的意义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学者不懂的。他们不过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提出自己的政改要求。和我们的思想观点不是一回事。在我们看来，政改只能是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建设、发展的必然步骤，同时也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步骤。
这就说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绝不能只理解为经济建设，更重要更深刻的意义是，建设新型的政治，新型的国家机器，新型的社会关系，新型的社会制度。离开这些建设，就不可能建设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
恰恰在这些根本理论问题上，对于坚持专制体制的修正主义统治者来说，是从来未曾思考过的。他们的确是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但是，他们要搞的也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他们的“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面要加一个定语：封建。是封建“社会主义”，实质是封建资本主义。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不同说法，不过是这种社会性质的同义词。说修正主义反动，就反动在这里，搞资本主义也是搞最落后、最反动的资本主义，所以没有长期存活的历史根据。
对于一个落后国度来说，在缺衣少吃的贫穷情况下，人们会普遍感到，搞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很重要。这属情理之中，也不错。但是，作为一个执政的共产/党，仅仅看到这一点就不够了。毛主席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日起，就不仅仅是只看经济，而是全方位地看社会主义建设，不停顿地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正确思路，一个正确榜样，就是发生过的偏差，也是宝贵的教训。毛主席是真正在搞社会主义事业。
更为突出、更为伟大的是，毛主席把对社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统一了起来。这当然也是马列毛主义的基本观点。《共产/党宣言》就讲“两个决裂”，“不断革命”也是要实现“两个决裂”，《哥达纲领批判》，也是讲通过过渡，解决“两个决裂”。列宁写《伟大的创举》，还是提倡“两个决裂”。毛主席作的工作最多，最有成效，造就了几代共产主/义新人。至今还是这几代人支撑着我们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共和国。
人对自然的改造很难，人对社会、对人自身的改造也很难，甚至可以说，更难。今天，人类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在从自然界获取了大量财富的同时，对自然的破坏，又将反过来惩罚人类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自身的改造的意义，愈加突出。没有新人，不可能建设新社会；没有新人，人类的存在都是问题。可是，人的改造是多么的困难。人类异化的时间太长，蜕变太深，改造起来难上加难。资本主义带来的恶果，资本主义解决不了。只有靠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人类。
但是，中国修正主义者丢掉了毛主席，丢掉了毛主席的正确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作法，不仅经济没有搞好，更没有把国家搞好，没有把人的教育搞好。雷锋精神，王杰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解放军精神……一个个张扬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的伟大成果，都被抛弃了。代之以腐朽的没落的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陈旧精神垃圾，正是这些精神毒品，三十年，坑害了多少人啊！不用过份责怪那些因犯罪而走向刑场的人，不要忘记，他们其实正是修正主义统治的必然的可怜的牺牲品。
没有社会主义新人，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共产主/义新人，就没有共产主/义。人的工作是更难的工作。抓社会主义建设，不忘抓人的建设，是毛主席留下的宝贵遗产，正宗马列毛主义的遗产。把社会主义庸俗化为捉老鼠的中国修正主义者，永远也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不懂社会主义，要他们搞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他们不搞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倒是顺理成章不足为怪的。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中国修正主义说自己从来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一句实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准确概括。
他们的确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正因为这样，他们不会搞社会主义，只会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我们现在就是要认识这种必然性，从而找出新的出路，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D 不讲革命必然不讲马列毛主义


革命，是马列毛主义的灵魂，是马列毛主义者的灵魂。讲马列毛主义，不能不讲革命。但是，中国修正主义者，恰恰是不讲革命、取消革命、抛弃革命、反对革命的，这是中国修正主义者的修正主义灵魂的本质表现。
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而实现这一理想的唯一的手段就是革命。这不仅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决定的，而且，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这一严谨的理论体系所科学论证过的。没有革命，没有不断革命，没有继续革命，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讲革命，就是不讲共产主/义，取消革命，就是取消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就是干革命的。不干革命，就不是共产/党人。中国修正主义者现在不讲革命，正是这些假共产/党人已经变成真修正主义者的重要标志。
这是不是瞎唱革命高调子呢？不是。这是一个重要道理、深刻道理，是平庸之辈永远不懂的道理。我以革命巨人的例子来论证这个道理。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有个《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盖棺论定，当属重要评价。恩格斯在说明了马克思的两个贡献后说：“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恩格斯话锋一转，接着说：“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请注意，竟然是“远不是主要的”。为什么呢？恩格斯解释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____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
恩格斯讲的道理很清楚。马克思的“毕生的使命”就是革命，就是斗争。“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
这个道理，同样可以用在列宁的身上，列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列宁不止一次强调，他最重视实践，一向强调实践“比任何理论上的论争更重要”。列宁是革命的巨匠。斯大林的《论列宁》，对此有精彩的正确的论述。
这个道理，同样也可以用在毛主席的身上。毛主席的一生也是革命的一生。他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这两件事，都是革命，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临终前，还是批评“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的帐。”批评“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称赞“列宁就没有停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且，从一般历史观的高度阐发说：“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了呢，是看得见的。”讲矛盾，讲斗争，讲革命，可谓斗争哲学，革命哲学。敌人攻击我们的，正是我们要坚持的。
但是，在中国近三十年来，流行的就是丑化革命、污蔑革命，否定革命，清算革命，告别革命，反对革命，把一部新民主主革命史颠倒了过来，把一部社会主义革命史颠倒了过来，甚至，把一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史，一股脑儿全都颠倒了过来。修正主义者屈从了这种反动思潮，接受了这种反动思潮，把这种反动思潮和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思潮统一起来，搞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推行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革命先烈的血书，写得清清楚楚，“孩子，你可以忘记你的爸爸，忘记你的妈妈，但是，你不能忘记革命。忘记，就意味着背叛。”修正主义者正是这样的忘记革命的叛徒。
这个教训是巨大的。最深刻的一点就是，面对阶级斗争，面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面对反革命的舆论进攻，退让是没有出路的。你迁就他，他却不会迁就你。说“让步政策”，哪里有？只有反攻倒算。还是毛主席讲的道理，这些反动派，是景阳岗上的老虎，刺激他们和不刺激他们一个样。你退让，他更吃了你，你拿起棍棒，拼个你死我活，倒会有生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而且，你不打他，他就打你。雷锋说，“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这个道理，很适合于反动派。习近平在墨西哥，批评有些吃饱了撑的外国人爱对中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申辩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此话说得有理。但还是软了点。虽然不一定要来个“三骂”，但是，理直气壮一点还是要的。因为刺激不刺激一个样。再说，人家主要也不是看你输出不输出革命和贫困，人家最不能容忍的是你还在搞社会主义，虽然国内觉得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但只要你挂着社会主义这个牌子，他们就不舒服，就非搞垮你不可。就像苏东，他才不管你是不是修正主义呢，只要挂这个牌子，说社会主义的话语，举社会主义的旗子，不管真假，一律不准，一律要对你“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直至搞垮。为什么？不深奥，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只有你死我活。一时的妥协，孕育着更大的斗争。
因此，共产/党人就是要坚持造反有理，就是要斗争，就是要革命，不能解除思想武装，不能上当受骗，不能放弃革命，更不能背叛革命，不然那就会人头落地，血流成河，至少要去坐班房，谓予不信，请看历史，请看共产/党人的历史，最切近的，请问“文革老人”，至今还在接受惩罚呢！尽管毛主席留下了“高抬贵手”的遗言，那有什么用？夫人、侄儿一个也不放过，叶帅说了，除恶务尽。近来“文革老人”还在呼吁“亲爱的”党讲点“情理”，给口饭吃，给个出路，读来令人辛酸。但是，还是看斗争、看革命进展的程度吧。平反从来是自己平反。翻案文章要靠自己作。毛主席说，“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还是要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革命，这是个大字眼，包涵了很多很深的道理，很值得写一篇《论革命》。一个人，一个党，如果不保持一种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最终必然会滑进修正主义泥坑。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跋》中说过，辩证法就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涵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必然灭亡的理解，因此，辩证法的本质是革命的，批判的。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这样。共产/党人就是承认这一辩证法，坚持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不断推动社会前进的。除非有一天，地球毁灭了，人类灭亡了，这个过程也就结束了，那将被新的事物的运动所代替。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过这个事。我信恩格斯的意见。我不相信人类作为一个事物不会灭亡。但是，我们很幸运，还有足够的时间，创造人类的共产主/义的幸福的明天。因此，就个人而言，“活着干，死了算”。只要活着，就干革命。不能“做了大官了，有小汽车，有好房子，薪水高，还有服务员”，就不想承认辩证法，就不想这个并不合理的现存事物灭亡，因而就反对辩证法，反对继续革命，这就必然会产生修正主义。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问题，所以会发生修正主义，就是因为有了既得利益，就站在了事物的保守方面，希望这个保守方面永存，反对否定方面，压制否定方面，阻碍否定方面的成长，这就要反对革命，反对不停顿地继续革命，不断革命，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历史发展的保守派，是历史发展的阻力，因而，是历史发展的反动力量。
中国人民瞧不起邓小平是有道理的。这是从实践中得出的科学看法。邓小平的“两个不懂”和“一个不要”，注定了他只能有限地发挥他的历史作用，超出一定限度，恶果层出不穷，带给中国历史的是巨大的灾难。正是这“两个不懂”和“一个不要”，表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修正主义的无知和渺小。说邓小平是侏儒式的人物，不是因为他长得个子小，个子小、人伟大的，有得是，而是因为他的眼光短小，胸怀狭小，无论是从哪个方面说。
历史已经并继续证明，中国修正主义表演的是一幕丑剧。



四 打破迷信 大胆总结 端正路线


1、打破迷信 解放思想 尊重事实 尊重马列


要想开好十八大，要想在十八大上真正解决路线问题，摆在全党、首先是党的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必须思想解放，冲破各种错误观念所形成的思想禁锢。《国际歌》呼唤“让思想冲破牢笼”，就是讲的要干共产主/义事业，就要有共产主/义的精神风貌。一个被旧思想束缚在牢笼里的人，是不可能接受马列毛主义，遵循马列毛主义路线，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
解放思想，不是一件简单的容易的事情，而是相当难的事情，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思想改造过程。解放思想，不是目空一切，不是狂妄自大，而是战胜自我，自我批评，克服自己思想中的非马列毛主义的错误东西的思想斗争过程。
这里，就我的浅显的认识，提出几点必须破除的思想障碍。
陈云说，“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是对的。但是，实际生活中，总会发生“只唯上”。文革中，批评过“领导高明论”，也是指的这个问题。而且，林彪一直在制造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这是一种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是阻碍人民群众主动创造历史的错误的落后的历史观。这个思想禁锢，在我国普遍存在。正像列宁说的，脑袋应该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但是，作思想的奴仆惯了，习惯于不要头脑。
造成这种人格的缺乏独立和思想的缺乏独立，我看到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我们有数千年的专制社会，有世界上最精致的专制制度。在这个社会里，专制君主需要思想专制，也需要神话专制。普天之下，除了专制君主是自由的，其它的人都是奴隶，只有服从，不能有思想。思想永远是专制君王的专利。历史自然是专制君王创造的，专制君主是人民的清天大老爷，是人民的大家长，是人民的主人，人民永远是“子民”、是“臣民”。这笔丰厚的精神遗产，通过各种形式，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我想，超脱的人，大概寥寥无几。这是一个可怕的精神枷锁，是阻碍中国人发挥历史主动性的巨大历史惰力。
我们民族，从来没有过民主制度。不管是哪个阶级的，都没有。没有民主的习惯，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从来没有在自由民主的空气里呼吸过，是我们民族历史的根本特点。近代输入了自由民主的思想，志士仁人为自由民主也曾前赴后继地奋斗，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真正确立起完全的彻底的民主制度。没有完全的彻底的民主制度，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自然无从谈起。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是用我们民族的智慧不断扼杀我们民族的天才的原因，也是造成我们民族落后，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原因。“祸从口出”，是我们的国粹，也是我们的不幸。
再一个是，现存的专制体制，是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现实根源。既然“一把手说了算”，那“一把手”就是真理的化身。这叫“没商量”。谁敢对领导有不同意见，那会变着法子整你，直到给你戴上帽子，打你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不唯上”行吗？不崇拜、不迷信行吗？陈云自己就没作到。应该说，现实的基础，比历史的负担，作用更大，危害更大。说反潮流，说舍得一身剐，敢这样做的，毕竟少，而且，并不总是成功，丢了脑袋的还是多____于是，老百姓还是信“小腿拧不过大腿”。

这样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舆论一律，普遍存在个人迷信，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思想活泼，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要建立一个人类彻底解放的新的社会的共产/党，却党内、党外都没有充分的自由、民主，这不是对自身的讽刺吗？但这正是真实的历史。
在我们这里，直到今天，还是这样。谁官大，谁说话就是“指示”，就高明，“臣民”、“屁民”总是要学习、贯彻。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怎么解放？有紧箍咒在那里，谁敢解放？
可见，仅仅提倡解放思想还不行，必须改革体制，要有体制上的保证。十八大，应该开这个先河。先作到党内民主，党内允许言论自由，允许讨论党的路线，允许批评党的领导人。有了这个制度的保证，解放思想才有真正的可能。
解放思想是有原则、有方向的。解放思想不是瞎想、瞎说，更不是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取代马列毛主义，相反，解放思想的核心，就是从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旧的错误思想中解放到马列毛主义思想上来，就是过去常说的“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只有抓住这个核心，解放思想才有意义，不然，越解放，越远离马列毛主义，越搞修正主义，像曾经出现过的历史现象，那就会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但是，仅有马列毛主义原则是不够的，这只是一个思想上的纲。这个纲是要和实际相结合的。不然就会滑向教条主义，也就滑向了马列毛主义的反面。世界在发展，整个情况，较之马列毛的时代，发生了许多巨大变化，已有的现成结论，必须有所发展，有所更新，不适合的，就要敢于放弃。现在的新问题很多，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很难说只是现在特有的现象，每个时代总有每个时代的新问题，每个时代的人们也总有自己的特定的历史任务。谁也不能偷懒。“教条主义连狗屎也不如”的道理就在这里。
思想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的根据在实践，在事实，离开实践，离开事实，空谈“大道理”没有真理的价值。面对建国后60年来的实践，面对大量的历史事实，不能回避，不能隐瞒，而应该，尊重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夸大，不缩小，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不为贤者讳，在历史的面前，人人一律平等，是非功过，后人自可自由评说，但是，历史的真实，必须首先确保。
在事实的基础上，在马列毛主义理论思想的指导下，破除迷信，大胆总结，大胆创新，力求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真知，这才是我们解放思想的目的，也是唯一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正确认识途径。


2、重新认识毛泽/东 重新认识邓小平



这个题目其实是包括在前面一个题目之中的，但是，由于前后两个三十年，这两位人物的影响巨大，而目前党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评价，还很不公道，很不正确，因此，有必要列出专题说一说。
现在，人们经常引用郁达夫的一句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我们现在真遇到了这个问题。
毛主席被抛弃的三十年，就是我们造就“奴隶之邦”的三十年。我们推倒了一个伟大巨人，却树起了一个渺小的小人。我们犯了历史性的错误，这个错误的沉重后果，将会被逐渐认识，尤其是会被后代子孙认识，因为从自然、到社会、到人的各方面的灾难性后果，他们将会更深切地感受到、认识到。
为了醒悟，为了纠错，为了前进，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毛泽/东，重新认识邓小平。
去年，我曾写七万字的长文《重新认识毛泽/东，重新认识邓小平》，作为献给党的九十周年生日的礼物。可惜，因为缺乏言论自由，总会有所谓“敏感词”，故难于全部和网友见面。只有个别片段，在删节后可以刊登，例如，《驳“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我想最近再做技术处理，以求更多片段和网友见面。
我所以提及此文，是因为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想法大体都在那里已经讲过，在这里，没有必要去重复，希望关注此事的同志，可去看拆散了的那几篇文章，这里，仅仅简要地写点概括的想法。
三十年前，毛主席是被推倒了。这一点，参加起草《决议》的李洪林先生，有明确的说法。按他的理解，产生《决议》的目的就是把已经被推倒的毛泽/东，重新树起来。李洪林的历史感是对的。在那一时间，毛主席是被推倒了，只是《决议》也并非是要把毛主席重新树起来，而是要把推倒毛主席这一事实，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把它定死，使毛主席“永世不得翻身”。
然而，历史是推不倒的。毛主席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毛主席最终没有被推倒，被推倒的是那些试图推倒他的人。所以，不是我提出，而是历史提出，需要重新认识毛泽/东，自然也包括重新认识邓小平，因为他曾是那场闹剧的领头人。
说重新认识毛泽/东，我看至少有两个大的原则的问题要重新认识。
一个就是，毛主席应该不应该肯定，是不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我在那篇文章里驳斥了“毛主席是人不是神”的说法。揭露了这是一个不正确的命题，是一个阴谋。问题的要害根本不在“毛主席是人不是神”这一点上，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毛主席到底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人，杰出的人，一位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我论证了毛主席的伟大，并解释了毛主席所有能够伟大的原因。我的认识可能肤浅，但我自信，这总是在探讨真理，而不是推翻真理。
再一个就是，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____社会主义论，也就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应该不应该肯定，毛主席的晚年伟大不伟大，毛主席的晚年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还是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这一点，和前一点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是统一的。说伟大，离不开第二个贡献，要打倒，也是从否定第二个贡献下手。
今天重新认识这个问题，比三十几年前有了新的历史条件，只要不是阶级立场出问题，认识应该不难。
第一、从理论上看。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是符合马列毛主义的基本观点，还是违背马列毛主义基本观点？马列毛的书在，基本观点清清楚楚，例如，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观点，太清楚了，不说一句顶一万句，就是一万句顶一句，也清清楚楚。
第二、从实践上看。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一是被国内三十年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的结果做了残酷的但也是准确的检验，二是被苏东修正主义的全面失败做了残酷的但也是准确的检验。这样两个巨大的历史检验还不够吗？足够了。铁的事实证明，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继续革命的理论原则是正确的，是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是奠定毛泽/东主义的又一基石。至于社会主义继续革命需要怎么做，包括文革的作法该怎样评价，都可以商量。但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这个原则是纲，纲不能动摇，不能含糊。
要重新认识毛主席，就要在尊重马列毛主义，尊重实践的基础上，解放思想，抛弃陈说，得出正确的科学的结论。
是不是要讳言错误呢？不是。不仅是对主席，对任何人，再也不能采取不科学的首先被毛主席一再反对过的态度。是人，都不是神，都会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谁搞造神，谁搞无原则的吹捧，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就是别有用心。必须谨防政治扒手。我在那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看还是对的。“毛主席和任何人一样，会犯错误。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告诉同志们自己犯过的错误。对自己领导的文革也不满意，三七开， 也知道‘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准备被否定。可以说，马、恩、列、毛，个个都是敢于承认错误的表率。这影响了他们的伟大了吗？没有。任何时候的伟大总是和难免的错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纯粹正确的伟大，只有错误相伴的伟大。而且，伟大常常是在错误中酝酿出来的。历史进步就是要人们付出代价。自然科学的进步不付代价吗？一样。不打长沙，哪里能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是，能找到的、搞出一套理论的，就是一个毛泽/东。不然怎么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这是实话。当然，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不错，但要做结晶工作，还要有伟人。做得出，就够伟大。你和毛泽/东算打长沙的错误，你永远也不懂毛泽/东，你只有看到井冈山，才会弄懂毛泽/东。”
要想正确认识毛泽/东，还有一个正确认识邓小平的问题。这是历史造成的。如果说，毛主席是马列毛主义的代表的话，邓小平就是修正主义的代表。正是在邓小平主持下，否定了毛主席，否定了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的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历史就这样把这两位历史人物联系在了一起。
历史很会开玩笑。刚刚否定了“造神运动”，强调“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大批“两个凡是”。可是，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竟然是真正的造神运动，货真价实的个人崇拜，远不止两个、而是更多的“凡是”，自己又是南巡，又是讲话，句句好似真理。甚至，女儿都披挂上阵，写书造势，硬要中国人民相信：“邓小平是神不是人”。
毛主席否定了邓小平，邓小平否定了毛主席。是非功过，孰是孰非？
非毛吹邓的小把戏不管用。历史作出了裁判，人民作出了裁判。历史告诉我们，人民告诉我们，不是毛主席错了，是否定毛主席错了，是否定毛主席的邓小平错了。
这才真正需要拨乱反正。历史需要重新认识邓小平。
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引用过“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一语。此话用在主席身上是谦虚，用在小平身上是千真万确。如果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还不能从这个侏儒式的人物的阴影下走出来，那可真是这个党的最大的没落和不幸，既然这样，离垮台恐怕真的不远了。
邓小平怎么值得迷信呢？请看在《重新认识毛泽/东，重新认识邓小平》一文中所作分析的几个要点。
“第一、邓小平的整个思想体系，属于修正主义思想体系。邓小平不是一个够格的马列毛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第二、邓小平没有牢牢把握住马列毛主义的最基本观点，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继续革命。这二者又是统一在一起的。”
“第三、邓小平不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规律。”
“第四、邓小平滑向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最深刻的教训是，要真懂马列毛主义不简单、不容易，不可轻视。……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首先在于，邓小平搞修正主义不足为奇，没有高的马列毛主义水平也不足为奇。搞什么邓理论、三代表、科学观，和马列毛主主义去并列，甚至吹嘘是发展，是超越，实际是愚蠢，是讽刺。……
邓小平有四大弱点。
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立场；
缺乏对马列毛理论的硬功夫；
缺乏博览群书的丰富知识；
缺乏深入社会生活的丰富阅历。
所以，邓小平的马列毛主义水平有局限，认识能力有局限，滑向修正主义决非偶然。
一个立场，一个认识能力，二者又是统一的。邓小平都明显有不足。
还有一个参照系，就是鲁迅。毛主席特别推宠鲁迅，尊敬鲁迅。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此乃“英雄所见略同”之意。鲁迅观察社会极为深刻，有了马克思主义后，更深刻。这种认识能力，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获得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我看，“天才无非就是聪明一点”就是指此而言。邓小平离此有距离。
重新认识邓小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破除对邓小平的错误的迷信和“凡是”，认清邓小平路线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的产生和占据统治地位不是偶然的，执行这条路线造成的恶果是极其严重的。重新正确认识邓小平，不仅会使我们真正做到公正、准确地评价邓小平，还邓小平一个客观的真实的历史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通过对邓小平路线的科学地分析和批判，认清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认清修正主义是共产/党面临的主要危险，认清坚决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决裂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实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之后，能够在自己90岁生日的时候，转危为安，重获新生，再创新的伟大。
邓小平也不是没有贡献，没有正确的东西。不但有，而且，很多，很大。就是对党的变修，他也有很多说法，就是南巡，还特别说到，将来如果发生问题，最大的危险来自党内。这都是对的。对于胡耀邦、***的资产阶级倾向，他的反对也是坚决的。这些，后人会有公道评价。这个方面，同志们写得够多了。而且，还会有同志继续写。我不必作重复性工作。现在的主要的、重要的问题是，要破除对邓小平的不符合实际的“凡是”，要弄懂他的路线是错误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并解释他所以失足的原因。这是邓小平的一个方面，一个主要的方面，一个必须重新认识的方面。只说这个方面，是一种片面性，希望同志们不要片面理解。列宁说过，真理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也总是片面的，不过是抓住本质、抓住主要矛盾的片面。这不是提倡片面性，这是真正的辩证法思想。”
邓小平的失足，不是个人现象。他不过是一个代表，一个典型。过去说走资派，好像是无根据的无限上纲，是捕风捉影，邓小平们的表演，解决了这个认识问题。这不是个人现象，是群体的现象，阶级的现象，是修正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展开。只有和修正主义的发生、走资派的发生，连系起来看问题，作阶级分析，才能看清邓小平们失足的根本原因。
就吸取历史教训而言，重新认识邓小平，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有极大的自我反省意义的，这绝不是谴责罪恶，发泄愤怒，立足打倒谁，这是一场思想领域里的“斗私批修”，是一场清洗修正主义精神污染的思想斗争，是一场分辨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是大非的思想斗争。
可以说，重新认识毛泽/东，重新认识邓小平，是十八大的一项重要的带有突破性的历史任务，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纠正党的错误路线、拨正党的航向的不可缺少的关键一环。



3、JZM的历史问题必须立案审查



最近JZM的活动是不正常的。作为一名退下去的领导人，一再在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场的公共活动中，以太上皇的身份出现，政治影响不好。
更为令人生疑的是，最近一再宣传他自青少年时代就“尊崇史可法”，又曾在香港宣称“不做李鸿章第二”，似乎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我看，这是欲盖弥彰。
近日，一个2009年的访问中国联合工程公司的视频，忽然在网上流传，江自己吹嘘自己，说执政作了三件事，一是“确立了市场经济”，二是“把邓小平理论列入党章”，三是他的“三个代表”，附带还有“解放军一律不准经商”和“98年抗洪”。并称“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看自我奋斗，但是也考虑到历史的行程。”没有江的同意，显然是不会抛出这个东西。是不是要为十八大定调？要为自己定调？这是一个政治动作，其目的值得分析。
其实，在“特色理论”中，毫无思想内容、理论内容的是“三个代表”。这个提法不仅来自常识，而且，连常识也表达不好。这并不奇怪。JZM不仅不是一个马列毛主义者，而且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都是问题。关于他的已经暴露的材料，让人怀疑他是混入党内的投机份子。而这一点，正和他的政治表现可以统一起来。
JZM执政的十几年，是公开搞垮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最严重的历史时期。说他改变了中国，是的，他是改变了中国，把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改变成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国家。
JZM的整个统治，表现了他的投机性。最初，他是左转的。但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给他以训斥后，立即转变成右转，而且，在邓支持下，愈走愈远，一直到那个臭名昭著的“七一讲话”，发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动员令。
他没有独立的政治见解，一切都是随风倒，都是投机，都是投降。对内搞资本主义的投机，对外搞卖国主义的投降。现在有人提“打倒汉奸”的口号，不要找错人，他是第一号。
正是这个人，连修正主义的外衣都不要，赤裸裸地大搞资本主义。正像他在工程公司视频中的自供状：他的“确立了市场经济”，就是确立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内搞权贵资本主义，对外搞依附外国垄断资本主义。他的把“邓小平理论列入党章”，就是把邓小平的“猫论”、“摸论”、“硬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唯生产力论）这个修正主义理论列入党章。他的“三个代表”，就是借口“新情况”，窜改党章，允许资本家入党，把共产/党变成代表资本家的党，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就是借口实行“国退民进”，“抓大放小”，卖光国企，特权抢劫，代表权贵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就是借口“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彻底否定马列毛主义，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发展要求。他，就是“特色理论”的集大成者，就是活生生的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叶里钦。
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员呢？这样的人，有历史问题，有什么可以令人大惊小怪呢？
现在他说什么史可法精神，但是，他是不具备这样的民族气节的。抗日战争时期，正值他的青少年时代，他的那些表现，怎么也和史可法精神挂不起勾来，和烈士子女也挂不起勾来。他没有像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那样，抱着“誓死不作亡国奴”的决心，跟随母校，颠沛流离，千辛万苦，迁向大后方。他不仅心安理得地在沦陷区读完中学，而且，进了伪中央大学。在这样的充满民族耻辱的环境里，他干了什么呢？我们知道的，一是吹拉弹唱，逍遥自在。“商女不知亡国恨”，“国事管他娘”；二是跟着同学一道，去砸过大烟馆。尽人皆知，这正是敌伪政权维持社会秩序的所谓“清毒”需要。现在却颠倒是非，说是学生爱国运动。忽悠谁呢？日寇法西斯还允许共产/党搞民主运动呢？不要忘记，正是日寇在各大城市都是禁烟的，砸烟馆，也是常有的举动。那个电视剧《范府大院》还有这样一幕呢。老人记忆犹新。骗不了人。如果真是江上青烈士的儿子，能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表现，这样的德性吗？至于是不是在伪中央大学参加过丁默村、李士群办的训练班，是谣言，还是确有其事，那要组织审查，做出结论。好在，历史档案在，审查不难，骗局不会持久。不管怎样，算不上爱国青年是肯定的。
当然，更大的问题是，到底是不是烈士子女，是不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后者，如国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到头来，是个假共产/党员，那不仅是党的耻辱，更是党的危险。把这个问题查清，对于理解他的执政的性质和问题，是至关紧要的。一旦假党员，假烈士子女的骗局被戳穿，那他对外搞投降，对内搞复辟，就可以得到最充分的解释。可谓一切迎刃而解。
吕加平先生对所谓“二奸二假”的揭露，提供了一定的材料。他是公开向组织汇报问题。就算公开了材料，作为党员、人民群众，也是有权监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对他秘密审判，并判10年重刑。不知法律根据在哪里？如果吕加平先生是诬陷，党和国家对JZM的历史做出正面解释，消除消极影响，也是必要的。像现在这样，让JZM自己出来给自己脸上贴金，而且，明显不符合历史实际，只能适得其反。
其实，是不是烈士子女应该是很简单很清楚的事情，应该有证据。从江上青同志牺牲后的JZM的情况看，的确让人生疑。江上青牺牲后，据他女儿回忆，家里的生活是很困苦的，但JZM的生活不是。JZM的心态，也不像烈士子女，不仅在扬州读完中学进入伪中央大学，而且有那样的心情去吹拉弹唱，根本不像一个和日寇有杀父之仇、民族之恨的烈士子女，连进步青年也不够格。过继，不能排除是后来的事情，生父在敌伪政府做事，借用烈士叔叔之名为自己找出路。
至于党籍，更易查清。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和审查，甚至，连个准确的入党日期都不能提供，不仅前后不一致，现在也只是说46年4月，哪天却没有。在白色恐怖的1946年的上海加入地下党是大事，越是单线联系，越应严格，并应该有文字依据，何以哪天都不能提供？疑点的确甚多。对这些，交大地下党的同志有说法，有证明。有的同志还健在，落实不难。关键在想查还是不想查。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件政治大事。因为这不是一位普通党员的问题，而是，党的一位最高领导人的问题。这就不是一个一般的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的大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系到对这一时期的党的总体的评价的问题。请想一想，一个混入党内的内奸，会干什么，会对党有怎样的危害，不是很清楚吗？
事实也正是这样。JZM执政时期，正是中国资本主义疯狂复辟的时期。这个后果，正是内奸必然要起的作用，正是对内奸的验证；而对外的投降主义，正是对汉奸的验证。
从他对香港记者发火的那段表演，足证这个人的人品的低劣。不知廉耻地吹嘘自己，吹嘘到过外国，吹嘘美国记者，瞧不起面前的年轻记者，完全暴露了他的丑恶的小人灵魂。让这样一个人作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是有党以来的最大的耻辱和不幸，并因此，危害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十八大，必须解决JZM的历史问题。不能让他再做漏网之鱼，在那里不知羞耻地继续表演。更不能让他的“三个代表”继续危害党和国家。如果放过内奸，将会犯下历史罪责，将会被后代子孙、被历史永远唾弃。我想，这是谁也承担不起的。趁十八大，及时解决JZM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将会打开突破修正主义路线的切入口。JZM的问题一揭开，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也就揭开，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结束修正主义路线，也就会水到渠成。这将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路线意义，是开好十八大的一个有力保证。现在爱讲机遇，这可真是天赐良机。
如果说，重新认识毛泽/东，重新认识邓小平，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的话；那个，解决JZM的历史问题，就具有组织解放的意义。一个思想解放，一个组织解放，这就为顺利实现历史转折，从而重新踏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辉大道铺平了道路。




4、整党在先 政改随后


谈论政改的人很多，总理就是相当积极的一个。中国需要政改，这在一切顺应历史进步的人的眼里，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谈论整党的人很少。在我看来，中国眼下更迫切需要的是整党。只有整党搞好了，政改提上议事日程才有促进历史进步的意义，也才能按照马列毛主义的原则搞好。不然，在目前中国的社会状况下，贸然政改，一是可能造成动乱，政改变成政局动荡；二是按照普世原则____资产阶级原则，搞资产阶级民主制____包括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制____的一套，政改变成政变夺权。这两种危险，都是我们需要警惕和避免的。
二者都是目前中国的政治大事，是不能回避、不能不解决的历史课题。但是，顺应阶级斗争的规律，体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策略，正确的作法应该是，整党在先，政改随后。
我过去在《抓住战机，果断整党》等文章中，多次阐述过整党的必要和意义。这里再作一点新的说明。
整党是马列毛主义的一个原则，是马列毛革命导师的一贯思想。整党，清党，整风等等，提法不同，意义大体一致，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党的发展，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要遵循辩证法的规律，不断地自我革新，自我革命，吐故纳新，除旧布新，使党能够经常地保持思想上组织上的健康和纯洁，保持党的革命性战斗性。只有这样的一个共产/党，才能胜任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才能胜任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任务。
这个认识是被共产/党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了的。经过1942年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水平空前提高，全党同志空前团结，从而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过去中国共产/党的那种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之风的盛行，正是进行整党和放弃整党的两种鲜明不同结果的最好证明。
共产/党在一定时间里进行整党的必要性，是历史规律决定的。绝不能认为这是一种主观的盲目的爱“搞运动”的思想在作怪。歪曲这种必要性，否定这种必要性，是错误的。对于整党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必要性，必须放到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中去认识。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共产/党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各种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经常地每日每时地包围着共产/党。党的成员的阶级成分和思想作风，也并不能简单地和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划等号。共产/党员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自身也会有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甚至和更落后的封建思想的斗争。如果一个党员不能做到“兴无灭资”，而是“兴资灭无”，那这种党员的蜕化变质就是必然的。
这种情况，在夺取政权以前存在，在夺取政权以后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也存在。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过去过份宣传好像这是毛主席的发现，这并不准确和严格。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思想，过渡的思想，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断，已经有这方面的探讨和预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阶级斗争的思想更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他本来准备写一本书，来论述这个理论问题，也的确写好了一部分，提纲更是准备好了。可惜，太忙，没能如愿。但留下的这个提纲，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和极高的理论价值。毛主席在谈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问题时，要我们学习“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很中肯的意见。列宁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有深刻的理论见解。毛主席又发展了列宁。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论。更完备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原因，特别揭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根据这个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不仅依然处于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之中，而且，党内出现走资派的问题，也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成了阶级矛盾的主要体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整党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较之过去，不是削弱了，甚至可以否定了，而是相反，更加必要和更加重要了。
这就是说，现在要整党，一点也不奇怪。从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看问题，这是一个历史必然现象，是历史的必需。
这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争论理论是非的问题。你可以痛骂文革作法的“两个错误”，但是，你无法否定走资派的问题，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和国家会变色的问题，一句话，你无法否定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为什么这样说？实践。实践作出了检验和结论。苏东的实践和中国的实践，已经作出了最明确的结论。
有没有走资派，而且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死不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有。
有没有修正主义的问题，有没有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有。
有没有修正主义上台，搞法西斯专政、搞资本主义的问题？有。
有没有党和国家会变颜色、社会主义会失败的问题？有。
这些问题都是毛主席提出过的，并从理论上解释过的。这一切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必然性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历史可能的具体展开。历史证明毛主席的理论是对的。具体作法的一些错误，不能掩盖理论的光辉，更不能成为抹煞理论意义的借口。
中国共产/党现在面对的自身的问题，已经不是个别的***份子、***受贿份子的问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体现象，是整个党的各个基本方面都出了问题。从路线，到对内对外方针政策；从党风，到党员个人素质；从党的政治建设，到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问题成堆，都需要重新来一番整顿，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又是必须进行的。
正是从科学的理论和严酷的现实出发，中国共产/党必须整党，而且，这次的整党应该具有革命的意义，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新生。不然，没有机会了，这个党肯定就要完蛋了。
在这种情况下，这次的整党的任务艰巨而意义重大。有几点值得一说。
第一、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整党的首要任务是全党统一认识，真正从思想上实现党的路线的转变。从修正主义路线，回归马列毛主义路线。而且，不是简单复旧，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历史任务，根据新的历史经验，以新的认识水平，对党的路线作新的马列毛主义的理解。
这是一个全党的马列毛主义理论的学习过程，也是对60多年来执政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再总结过程。三十多年来不学马列毛，不讲马列毛主义路线，这是必然要搞修正主义的思想原因，整党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进行思想整顿。马列毛主义是党的灵魂。修正主义阉割了党的灵魂，党自然就会失去健康的肌体和精神。通过整党，重塑党的灵魂，党就能新生。这是能否搞好整党的关键一着。
第二、整党不仅要进行思想整顿，还要进行政治整顿、组织整顿。党内存在着相当一个数量的蜕化变质份子、******份子，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整党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要开展政治整顿，在政治整顿的基础上，最后要落实好组织整顿。
近三十年来，不是没搞一些活动，“三讲”，“保先”，等等，也想解决问题，但是，不见成效。在路线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方式方法不得要领，自然不可能解决问题。
搞整党，不能重复这个错误。还是要向毛主席学习。学习毛主席对党内斗争、阶级斗争的正确理解，学习毛主席的斗争艺术。自然包括接受过去在斗争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的教训，从一开始，就要在党的领导下，在严格的政策规定下，开展政治上、组织上的整党。
第三、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根据正反两方面的整党的历史经验，要想搞好整党，从指导思想上、方式方法上来说，不能不考虑，一是要坚持党组织的具体的领导，二是要发动群众，搞开门整党，不搞关门整党。说运动，也可以，但不是乱打一气，不是无政府主义。可以学习社教的正面经验。不能一说“运动”，就是乱整人。更不能笼统否定“运动”。谁怕运动？1％怕运动，99％靠运动。历来如此。暴力在统治阶级手里。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前提是人民的不觉悟。一旦觉悟了，起来了，搞起了运动，那少数人的统治也就要完蛋了。这是不同的历史观。共产/党还不是靠群众运动吃饭？从来是靠99％这一条的。这是一个法宝。唯一的法宝。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根据所在。
放手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这不仅是解决党内***问题的关键，也是改善党群关系的关键。这实质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是一个人民民主的问题。为什么应该这样理解呢？共产/党是执政党，发动群众帮助这个执政党不变颜色，改正错误，坚持马列毛主义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实际就是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监督国家管理的步骤。说民主，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民主。说政改，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政改。
整党，是把党放到群众中去整顿。通过整党，要改善、发展党和群众的关系。不仅在整党中，执政党要接受群众的批评、帮助、问责、监督……而且，要形成制度，就是在日常执政党的执政工作中，也要通过制度，接受群众的批评、帮助、问责、监督……充分体现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人民政权人民管理。这对于防止执政党、个别官员，凌驾于人民之上，蜕变成特权阶层，搞修正主义，是有根本的制度限制的意义的。这不是政改吗？是。
整党是中国共产/党眼下的最迫切的历史任务。整党不仅是政改的前提和保证，而且也是政改的启动器。更何况，整党本身也会包含政改的内容和意义在里面。整党在先，政改随后，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必须政改。这个历史任务绕不过去。中国政改的历史任务也很明确，就是两个字：民主。党内民主，党外民主，中国民主。
但是，对于实现怎样的民主，大家的理解却很不一样。不管对于民主的形式有多少见解，但是，对民主的阶级实质的理解，只有两家，一家是在普世价值形式下的资产阶级民主，一家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人民民主（有同志换个说法叫大众民主，也可）。
形式很重要，形式保证内容。但是，内容是本质，更重要，失去本质，形式就是空的。民主形式可以商量，阶级本质不能动摇。例如，宪政，是一种政治制度，一种形式。毛主席说，宪政就是民主政治。毛主席关心的是哪一种、哪个阶级的宪政民主。这就是抓住阶级本质不动摇。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创造的形式。恩格斯说，这个形式也可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有了苏维埃，又有了新的形式。列宁采取了这个新的创造、新的形式。形式尽管创造，内容不能动摇。形式反映内容，形式要和内容有机统一，形式要能服务于内容。
政改的历史迫切性被提上了日程，不是偶然的。这已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三十年前、甚至文革后期，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之所以大家都看到必须政改，显然是因为大家都看到现存的政治制度的弊端和危害。如果现存的政治体制不存在问题，或者，至少不被大家感觉到，政改是不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
但事实不是这样，不满意是普遍的。文革后期，在学习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过程中，从探讨防修问题的角度，就提出过政治体制要改革。没用这个概念，但是是这样一个要求。例如，在上海就提出是不是可以分台上班子和台下班子的两套班子的说法。一个执政，一个监督。当然都是中国共产/党。其道理，很好理解。这里不重复说明。文革结束后，老同志有意见，其中也从我们的政治体制考虑过问题。于是，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了出来。废除终身制，就是一项政改。可是，随后政改停摆。至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改要求，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五十年代，而且，他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现在，他们依然是民主的坚定追求者，在他们看来，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普世的，因而在中国也应该实行这样的民主制度。
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我们只能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我们所以强烈感受到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原来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有弊端，集中表现在有浓厚的封建性、专制性，这个弊端，正是产生特权阶级、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二是因为我们现正感受着，正是由于这种政治制度的浓厚的封建性、专制性，一旦转化为修正主义统治，就必然实行残酷的落后的反动的法西斯专政。实践给了我们强烈的刺激和教训。这样的政治体制必须改革。不然，在这样的政治制度框架下，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很容易，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很容易。
政改的要害，从正面说，就是解决民主问题，从反面说，就是解决专制、一党专制问题。正反两方面的意思是统一的，就是解决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也就是人民民主的问题，也就是保证把管理国家的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群众手里的问题。人民群众的权力的集中体现和代表是人大，因此，人大最大，人大最高，一切权力归人大。一切政党，包括共产/党，都在人大之下，而不是、也不允许凌驾于人大之上。这一点，列宁有明确教导。我们在理论上，必须弄明白，在实践上，通过政改，必须落实。
共产/党变修，背叛马列毛主义，背叛社会主义事业，背叛人民的历史经验决定了，再也不允许实行一党专制。这是共产/党搞修正主义提供的历史教训，这是劳动人民重新受苦受难换来的历史教训，这是直到现在人民群众面对修正主义倒行逆施无能为力的历史教训。这不是谁要反对共产/党的问题，这是共产/党自己背叛了共产/党的宗旨，留给我们的不能不正视的历史教训。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现在的修正主义问题解决不了，就是现在解决了，以后历史还会重演，还会重蹈覆辙。
任何为一党专制辩护的借口和诡辩都是软弱的，没有意义的。一个铁的事实是，人民没有能够管住本来应该为自己执掌政权、为自己服务的执政党。而这个党不仅没

有能力自律，反而以法西斯手段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让人民遭受二遍苦。这是一个血的痛苦的教训。我们不能不从这个教训出发。离开这个教训说话，都是废话、屁话。资产阶级都有办法管住自己的执政党，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怎么就没有办法管住自己的执政党？政改就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要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今后的政治体制，必须体现一点，共产/党的执政权是人民给的，要想执政，要想领导，根据只有一个，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委托。这需要由制度来体现，来保证。
政改的中心思想很明确，就是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其它任何政党，任何政治团体，都是人民的公仆，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要遵循人民的意愿行动，谁也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重新走向旧式国家机器那样一种特权，那样一种阶级压迫。这是从制度上防止修正主义篡权的根本保证。这样的政改，具有革命的意义，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必要步骤。这样的政改，只有真正的革命的共产/党才能领导进行。所以，要先整党，整出一个马列毛主义的革命党，才有资格有可能担当这样的历史使命。
新的政治体制如何设计，这里不去探讨。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决。关键是指导思想和方针，必须正确。像现在有些人，不顾党变修的事实，片面强调党的领导，片面强调不搞多党制，却不提解决一党在搞修正主义、在搞专制的问题，这只能解释为，是为修正主义统治作辩护士，实质是一种反动的修正主义的专制思潮。
共产/党绝对没有怕搞民主的道理。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应该最希望、最要求搞民主。谁不想搞民主，谁就肯定不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都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还有什么私利可言呢？共产/党人执掌政权，同样只是为了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谋求私利，谋求特权。做了大官，就要有特权，那不是共产/党人的宗旨所允许的，那是一种封建余毒，和资产阶级法权都不是一回事。过去这样做了，不管因为什么客观原因，都是错误的，是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是最终使党接受了历史惩罚的。政改必须根除这个错误。
既然是共产/党人，就要时时想到，时时做到，作人民的勤务员。不论官做得再大，依然是人民中的一员，依然是人民的勤务员。官越大，责任越大，工作越多，越要谨慎，越要接受监督，而不能享有任何特权，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从这一点出发，作为执政党，把自己老老实实放在人大之下____也就是放在人民之下，接受人大的领导、监督、管理，是一个不能动摇的原则。不是说共产/党是领导吗？当然可以。共产/党的领导，要经过人大去体现，要使人大接受共产/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人大指挥政府去执行、去操作。而不是党凌驾于人大之上，以党代政。那不是党的领导，那是党的专权，是违背人民民主专政原则的，是错误的。这也是巴黎公社留下的原则。政改要坚决落实这个原则。
我们的宪法，本来就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党凌驾于了宪法之上，撇开了宪法，走向了专制和特权，因而，政权也就改变了性质，由人民民主专政变成了对人民专政。苏东共产/党垮台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党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凌驾于了人民之上，对人民专制，人民最痛恨这一点。现在，历史在我们这里重演。现在共产/党失掉民心的原因，敌人可以大造反对共产/党的舆论的原因，就在这个一党专制以及由此带来的***。这种政治局面的发生，不怪人民，甚至也不在敌人的反/共，而在共产/党自己没有做好。要解决问题，全在自己。政改，是一个机会，一定要重新学习、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定要坚决改变这种政治体制的颠倒。重新树立宪法的绝对权威，以及宪法规定的人大的绝对权威，把共产/党摆在正确的位置上。
我们常说，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民主，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民主，是虚伪的狭隘的资产阶级少数人的民主不可比的。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有过大民主的尝试，有过许多真正体现这一点的民主制度。工农的政治地位是崇高的。这可以从那段历史中找到证明。这里不去多说。但是，近三十年来，没有民主，只有专制，工农被打了下去，也是一个事实。这是政权蜕变的集中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说我们的民主超过了资产阶级民主。说了人民也不信。我们必须尊重事实，老老实实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政改的落脚点，是政改阶级性的体现。解决这个问题具有阶级关系变动的革命意义。当然会遇到抵制和困难，但从革命意义上去理解，就必须战胜抵制和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经过整顿的革命党，是无法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的。
整党，就是革命；政改，也是革命。都是深刻的革命。既然是革命，就必然会遇到反抗和斗争，这对于马列毛主义者来说，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正是自己的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会遇到这样的历史任务，这是正常的，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是必须去迎战的。这对党的领导人来说，是一个考验。这一关过不去，那就肯定还是要继续搞修正主义，那就是没出息的“扶不起来的天子”，这种人，只好接受历史的安排____垮台。
整党在先，随后政改，把整党和政改统一起来，这是挽救中国共产/党的一场自我革命。主动权在共产/党手里，人民则是真诚帮助共产/党的保护神，希望中国共产/党能看到这个历史趋势、这个历史机会、这个历史任务，勇敢地完成这个中国共产/党新生的历史转变。人民是宽容和善良的，人民在等待，不到万不得已，人民是不愿举起造反有理的大旗的，但愿中国共产/党不要辜负了人民的期待和历史的期待。如果希望破灭，希望变成失望，希望只是幻想，那人民依然会找到正确的解决历史课题的方式和道路。历史没有不可抛弃的，历史不会不前进。整党和政改吧，中国共产/党要跟上历史的步伐。



5、民主组建强有力的党中央领导


十八大本身就是一次整党大会。十八大如何形成新的党中央领导班子，本身又有政改的意义。十八大应该带个好头，真正实行党内民主，民主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能否选举产生一个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强有力的党中央领导班子，不仅体现着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而且，关系到今后政治路线的贯彻和执行。组织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此事的重要，众所周知。
过去废除了终身制，是个进步。有人退而不休，是一种倒退，是变相地复活终身制，必须坚决反对和制止。任何人退下去了，就无权再以原来的身份和地位干政。现在还有钦定制，这也不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治制度应该采取的作法。正在实行的主要依靠组织部门选拔干部的办法，也是不符合党章和马列毛主义的。党的各级领导人的产生，只能按照党章，实行民主选举制度。这个基本点不能动摇，落实这一点自然要有个过程，但是，坚持这个原则，不能动摇，不能被各种借口冲击掉。
这是政改的重要内容。十八大就要对此进行改革，就从选举中央领导进行改革，坚决贯彻民主选举。
具体怎样做，可以研究、商量，但是，破格选拔人才，民主选拔人才，绝不埋没人才，这些原则，必须坚持。一个有7000万党员的大党，不会缺少人才，问题从来是压制了人才，埋没了人才，因为没有民主制度保证，现在，要政改，就要改出一个利于选拔人才的制度。这个制度只能是民主选拔制度。
作为共产/党，民主选拔应该有自己的标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民主选举，不等于随意选举。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章程，毛主席也讲过五项接班人的条件，都要照这些章程办。根据新的历史经验，有几点还应该再强调一下。
第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而且，要在马列毛理论上下过功夫，相对地真懂马列毛的同志。
第二、必须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正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是要干社会主义，而不是要干资本主义的同志。
第三、对修正主义有清醒的认识，最好是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经历，被这一斗争考验过的同志。
第四、是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而不是否定革命，厌倦革命；是有开创精神，而不是墨守成规；是敢于反潮流，而不是八面玲珑，钻营投机的同志。
第五、是心中装着人民，不忘革命先烈遗志，真正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付诸实践的同志。
看起来，这是大家一般都能接受的原则，至少是不能反对的原则，但是，要真正落实却不容易。只有在转变路线、转变观念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所以，我还是要提出破格选拔人才。
一个是要把经过实践长期考验，确实敢于坚定地坚持马列毛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同志，不管现在的位置高低，那怕是普通党员，都要破格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我觉得至少在毛派共产/党人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同志，既使年龄大一点，依然可以破格选拔。
再一个是要把经过实践长期考验，确实人才难得的同志，大胆选拔到党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党的领袖集团是党指挥社会主义革命的司令部，是党的统一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党的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岗位。执政党的领导权就是政权。执政党的领导班子具有政权的意义。“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是决定一切的。”十八大绝不能把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选进中央，选进政治局，尤其不能选进政治局常委。这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争夺政权的斗争，不能实行让步政策，不能搞调和，不然后患无穷。我觉得应该特别提到，像薄熙来这样一再被实践检验过的难得的人才，正因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正在起劲地反对他，党更应该重视这样的同志，不是选进政治局常委的问题，而是选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问题，在强调人大在未来的作用的情况下，推荐薄熙来同志就任人大委员长，就是合适的人选。
一个政治路线，一个组织路线，一个整党，一个政改，这两件事做好了，十八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作用就奠定了。许多同志希望十八大开成新时代的遵义会议，完成了这两个历史任务，尤其是第一个历史任务，十八大就肯定具有这样的历史意义了。我们期待着。



五 创建科学社会主义新模式


十八大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完全可以担负起创建名副其实的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任务。
这是完全能够作到的，这是一种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这是中国共产/党理应担当的历史光荣。毛主席希望中国能够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希望中国对世界能够有较大贡献，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能够给世界献上一个真正的美好的科学社会主义模式，给全世界提供一个人类前进到社会主义的榜样，那我们就走在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最前列，就实现了毛主席的愿望，实现了中国人民的愿望。这是历史留给中国人民的一个机遇，一份光荣，领导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勇于担当起这一伟大的历史重担。
这是社会主义的复兴，更是社会主义的创造。
所以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是因为社会主义曾经取得过伟大的胜利，有理由复兴社会主义的光辉原则。所以说是社会主义的创造，是因为社会主义经历了失败，不能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吸取正反两方面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对原则变为现实进行新的创造，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实现社会主义原则的新的复兴。
如果谈点哲学，这有些像否定之否定。其实，这更是人们的认识的局限导致的必然的肯定否定的辩证统一。如果借用否定之否定这一公式的话，那么，第二个否定，不仅是对第一个肯定的重新肯定，也包含着一定的否定；而对否定的否定中，也包含着一定的肯定，并由此产生新的肯定。
抽象地谈论问题，不如具体地谈论问题。
社会主义已有的模式，在自己的实践中，不管成就多大，但是，一是没有避免修正主义上台，二是没有避免失败。这就有理由被否定，也实际是被否定了。显而易见，重建社会主义，不是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简单“复兴”，而只能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模式的创造。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错误倾向，都必须反对和抵制。
一种是不敢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倾向。处处和资本主义接轨，却不和社会主义接轨，这实际是一种修正主义倾向，一种必然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这是不可能搞出社会主义模式的，只会搞垮社会主义模式。
另一种是把社会主义原则作僵化处理的教条主义倾向。现在，有的同志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对于未来重建社会主义社会所提出的设想，一是强调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原则等等，二是强调“回归”或“复兴”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这些同志，在强调这二者时，都没有结合社会主义曾经发生过的失败，进行理论探讨，都没有认真提出创新的问题。我觉得这是离开实践谈问题，不是坚持唯物论的认识论，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社会主义原则是清楚的，也是简单的，是必须坚持的。但是，不要忘记，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这一要求，总是历史的，总是要从现实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原则是抽象的，坚持却必须是具体的，不然就坚持不住，正像已往发生过的那样。
社会模式总是历史的，没有万古长存的社会模式。社会主义模式也必须不断创新。毛主席就是位敢于创新的社会改革巨匠。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这件事，题目就叫《毛主席才是雄才大略推进社会进步的大改革家》。那里，讲出了一点道理，这里不再重复。我想，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学习毛主席的思想解放和创新精神，大胆创建出一个具有世界榜样意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模式。我们民族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在改造社会、创建新社会这个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要有自信，要敢于比资产阶级站得高、做得好。共产/党人要坚信，搞经济建设，可以赶超资本主义，搞政治建设，也可以赶超资本主义。马列毛革命导师在理论上论证的那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是空话，不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科学理想。这种科学性，保证了它的现实性。过去没有搞得很好，出现了失误和消极影响，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弄通马列毛，没有真正落实好社会主义原则，误入了歧途，扭曲了社会主义形象。那些号称马列毛主义而实际对马列毛主义一窍不通，甚至拿封建小农的专制主义当作马列毛主义的人，才老是犯这样的历史错误，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开窍。这是教训，这是新的认识的出发点，这是有可能搞好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反面教训。失败乃成功之母，用在这里很恰当。
西方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一般说不出太多的坏话。只是在你迅猛发展时，它感到了威胁，会制造一点“麻烦”。对眼下的中国就是这样。一方面说是“中国模式”创造了“经济奇迹”，另一方面又要遏制你、损害你、掠夺你。这都是垄断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有我们的应对策略。
西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斗争，更多表现在政治上、军事上。这又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的。在这样的斗争中，不屈服于军事压力，按照毛主席说的，贯彻“要准备打仗”的方针，仗，就有可能不打，打也不怕。在政治上，在人权、自由、民主这些问题上，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上的弊端，出现过一些不该出的问题，总是给敌人以口实，成为社会主义的软肋。这是应该吸取教训的。这里，至少有两点要注意。
一个是，我们搞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要敌人说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要有勇气坚持我们的政治原则，坚持我们的专政意志。这个不能动摇，不能拿原则作交易。例如，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有时迫于美国的压力，不顾原则，拿释放一些犯罪分子作交易，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拿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交易，是一种丧权辱国的表现。设想一下，你能这样要求美国吗？当然不能。这是政治上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典型的修正主义。万万要不得。
再一个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应该、也能够在人权、自由、民主这些问题上，做得比西方资产阶级好。可是，被歪曲了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总是搞一些封建主义的法西斯的专制的东西，结果总是被敌人所诟病。例如，最近放走的余杰，你抓他干吗，更不该打他，污辱他。这是法西斯手段，是流氓政治，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给无产阶级专政抹黑，是一种输理的作法，影响极坏。和余杰这样的人的斗争，是思想斗争，只要他不触犯法律（茅于轼就触犯法律，污辱毛主席，理应诉诸法律），就只能按思想斗争的方式来解决。毛主席指挥的反修论战，就是靠摆事实，讲道理，就是敢于把对方骂人的话都登载在我们的报纸上，倒是苏修不敢这样做。结果，不是我们被骂倒，而是苏修被批倒。毛主席多次说过，***反动派骂我们是“***”，但是，没有骂倒我们，人民还是跟我们走。其实，正是这位余杰，到了美国，就骂毛主席、周总理，我看，如果把这些视频放给中国人民看，余杰立刻就成了不齿于中国人民的狗屎堆。这比抓他好多了。对刘晓波也是这样。当年我就不赞成抓人，但是，也不赞成放弃思想斗争，放弃批判。一抓了之，看起来简单，但是，一是了不了，二是不能解决是非问题，不能教育人民。修正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含意一窍不通，根本处理不好这样的问题。
要创建社会主义新模式，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创建一个远高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制度，一个令全世界瞩目的社会主义理想国。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在思想理论上解决问题。既要克服封建专制思想、法西斯专政思想；又要克服普世价值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深刻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人民民主的思想，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
在正确的马列毛主义思想理论指导下，把宪法35条切实落实下来，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管理国家的权力。例如，人民群众要开会，提供最好的会议场所；人民群众要游行示威，在市区最繁华的地方，规定合理的游行路线，并派警察保护；人民群众要出版印刷品，提供廉价的纸张和印刷厂……总之，以最好的服务，让人民群众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体现对国家大事的管理。这危险吗？不。这是最好的维稳，真正的和谐。
让人权、自由、民主，再也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在中国做得最好。比西方的普世更普世。
这种真正的最广大的自由，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所必须的。这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自由化。这是无产阶级对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信的表现。一切政治言论，包括错误言论甚至反动言论，只要不触犯法律，都可以讲，但是，一切革命言论，马列毛主义言论，进步言论，也可以讲，而且，可以去批评、去批判。这种无产阶级民主，正是无产阶级专政，正是毛主席说的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运用批判的武器，不是运用武器的批判，这是改造人，不是伤害人，这是改造全社会，这是从精神上实现解放全人类。
实现了这些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权，西方资产阶级“还有什么可说的。”也许还要说，但是，只要人民满意，社会美好，就足够了。
一旦民主制度创建起来，人民群众对各级官员的选举、监督、罢免的权利得到保障，从最基层，到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是人民群众直选，那时，官僚主义还能存在吗？官本位还能存在吗？专制还能存在吗？特权还能存在吗？修正主义还能存在吗？俱往矣。
在人民群众手中的国家机器最强大，也最为人民群众所放心，这样的国家机器才真正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机器，这样的国家机器越加强大也就意味着越加走向消亡。
这才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要追求的政治模式。
社会模式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必须创建适应当今时代需要的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曾经走过的曲曲折折的弯路，使我们聪明起来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马列毛主义的指导，根据现实的历史条件，批判地继承已往的历史遗产____政治文明、经济文明、思想文化文明____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创造。
社会主义好，大有文章可做。社会主义好，需要大手笔去书写。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中国人民的肩上，这是我们的光荣的责任和义务。人民，是一个伟大的字眼。历史怎样选择，历史能否进步，最终还是看人民。“屁民”时代已经过去，我们要敢于担当。一个具有极高聪明才智、诞生了灿烂群星般的一位位巨人的伟大民族，是可以完成实证“社会主义好”这一历史任务的。
当一个真正的美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模式诞生在中国的时候，全世界的目光就要从北欧转向亚洲东方了。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2012。1。24初二 于德国马克思的家乡红思屡克










真正举起“四个坚持”是开好十八大的关键

____献给十八大


项观奇



毛主席说，纲举目纲。“四个坚持”是纲。要想开好十八大，并不难，只要举起“四个坚持”这个纲，目就张开了，下边的文章就好做了。
***之后，小平有讲话，大家都在电视上看到了，也听明白了，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讲，***留下的最重要的教训是，没有作到“两手都要硬”，而是一手硬，一手软，“四个坚持”软了，没有一贯地坚持“四个坚持”。
这个总结是对的，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还是没有上升到理论和路线去认识。这再一次表现了小平的敏锐，也表现了小平的局限。这正是小平的特点。
其实，主席和小平的不同就在这里。
主席是继承马列，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政治占首位，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谓纲和目，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政治是纲，经济是目，政治统帅经济。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小平实际不懂。从“三项指示为纲”，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再到“两手都要硬”，这一次次的反复表述，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没有正确说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也就是纲和目的关系，而是搞调和，搞并列，搞折中。但是，理论很严峻。这个折中主义搞不得，一搞，就出修正主义。
老同志不是没有正确意见。陈云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这好像是一句大实话，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其实不然。陈云此话是有针对性的，强调的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是纲，是政治，是定性的定语，经济是目，是被统帅的社会主义定性下的经济，也就是说是姓社的经济。彭真讲的更尖锐，直接说“四个坚持”是总纲，抓住了这个总纲，其它的事就好办了。这是对的。这是主席思想。我想，其他老同志还肯定有不少类似的意见。不必一一罗列。但是，小平专断独行，不懂别人的意见，也不学习别人的意见，也不听别人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他都不听，别人还在话下吗？说集体智慧，自己就不尊重集体智慧。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愚蠢的固执，使自己陷入修正主义思维路线而不能自拔。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纲和目的关系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全局、关系路线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弄清楚，把握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这很值得现在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反思和深思。
不过，小平实际而敏锐。一出问题，他立即强烈反映，指出这是动摇了“四个坚持”造成的。说是“坚持‘四个坚持’不一贯”。岂不知，之所以不一贯，是因为没有摆正“四个坚持”的总纲位置。你搞并列，搞折中，不突出政治，结果必然要冲击政治，冲击“四个坚持”。小平在理论上弄不明白这个道理，和其它修正主义者一样，还是如列宁批评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事物主义者，这是修正主义者的通病。
果不然。形势一稳定，他又回归修正主义老路。那个“南巡讲话”就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解说词。这时不说“四个坚持”了，而是说“不管姓社姓资”了。既然不管姓社姓资了，还怎么能坚持社会主义呢？不可能的了。随后的一切，大家都看到了，那就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整个中国从政治到经济到思想文化全面资本主义化。
***，总书记接受我们毛派群众的建议，重新表述了党的基本路线，即：“四个坚持”是方向，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开放是动力。还是那三句话，但是，理顺了其中的辩证关系，有了质的变化。我们高度评价这个进步，认为这带有路线调整的意义，也感到总书记能够听取群众的正确意见。
可惜，可能实际并没有弄懂这中间的要义，既没有认真宣传这个新的表述，更没有认真贯彻这其中的新的意义，结果实际执行的路线还是那个“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经济挂帅，不管姓社姓资，直到今天。
今天中国的问题，可以说这说那，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根本问题，没有抓住“四个坚持”。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办法也可以说这说那，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根本办法，抓住“四个坚持”。抓住了“四个坚持”，目就张开了，任何问题都有可能在这个纲的统领下得到正确的社会主义的解决。
这个道理，适用于十八大。开好十八大就一个明确而简单的办法，重新举起、真正举起“四个坚持”。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政改。只有举起“四个坚持”，政改才能有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有新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造，才能达到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政改的目的。就这个问题而言，总书记远比总理高明。总理强调要政改，问题提得也满尖锐，但他是要按普世价值那一套政改。总书记有针对性地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政改的问题，而是怎样政改的问题。总书记的思路是对的。但不知总书记看到没有，怎样政改的答案是明摆的，就是按“四个坚持”政改。
大道理管着小道理。马列毛主义是一个伟大的丰富的理论宝库，在这个宝库里，有足够的指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首先看我们是不是尊重，再看我们是不是能和实践相结合。从马列毛主义观点看问题，十分清楚，医治中国目前一切社会病症的灵丹妙药就是“四个坚持”。
“四个坚持”是老话，但并不是套话，而是真理。真理并不一定能被人们真正理解。此提法出自1979年，自那以后，三十多年间，缺就缺“四个坚持”，无论就理论，还是就实践，都是如此。其实，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信条，是共产/党执政的路线问题，是共产/党从执政的第一天就必然遇到的问题。这关系到政权的根本命运。从列宁到毛主席，对这个问题，都极为重视，都抓得很紧，都在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论辩中，反复论述过这个问题，留下的经典式的名言就不少。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来说，真懂的并不多，出修正主义不偶然。我们就重复了这个历史现象。所以，直到今天，特别在迎接十八大的关键时刻，还有重新再说说必须抓住“四个坚持”、举起“四个坚持”的必要。





一、“四个坚持”是共产/党人的基本功
是社会主义革命论的基本要求



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革命党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四个坚持”。“四个坚持”就是坚持搞社会主义，就是坚持搞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原则，就是坚持把搞社会主义和搞共产主/义统一起来。这就是“四个坚持”的价值所在。坚持“四个坚持”，是对共产/党人的起码的要求，是共产/党人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我想，同志们不会有什么疑义。
“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列毛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然而，实际生活告诉我们，人们往往并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甚至连邓小平、胡耀邦、***等党的领导人也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清楚。这是说的实话。他们缺乏马列毛主义的深厚理论素养。但是，不清楚，怎么“坚持”？后来发生不坚持，甚至抛弃，也就毫不足怪。
列宁注意到马克思对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审视态度。理论特色特别浓厚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所有制变更了，公有制确立了，但是，分配的原则还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等价交换的狭隘眼界，还是一种局限在资产阶级法权支配下的分配方式。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进入财富极大丰富的时代，才有可能在分配的旗帜上改写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是实现了真正的充分发展的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阶段。这是马克思的纯理论的探讨。这些道理，大家一般是了解的，虽说并不一定真正理解。有许多问题还要认真研究，逐步弄通。
这里，我想从一个已往不被大家注意的角度，谈一下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去理解、去概括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说有各种不足，各种局限，还达不到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要求，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已经是共产主/义社会。是第一阶段，但是，已经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从这个义上来说，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
确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要以为共产主/义社会十分遥远，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也不要把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截然分开。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也可以说，我们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者干脆说，我们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就在眼下，共产主/义就在眼下。社会主义已经起步，也就是，共产主/义已经起步。虽说这是刚刚迈开的带了许多旧社会因素、痕迹，因而很不够格的一步，但是，这是伟大的一步，新时代开始的一步。
在修正主义背叛共产主/义信仰的今天，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
是的。我们曾经犯过错误，过早地幼稚地设想在六十多年前、在极低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仅仅凭着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和追求，就想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历史已经证明我们犯了错误。我们搞了一副共产主/义的漫画，一副讽刺画，我们受到了惩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全国人民捱饿了，一个至今令人痛心和恐怖的数字的人民死于饥饿。我们的敌人，直到今天还在为此嘲笑我们，并诅咒毛主席。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种挑动而拒绝承认我们的确犯了错误。相反，这种不顾历史发展水平、不懂历史发展阶段论的错误，我们不仅已经在实践中纠正，而且，作为宝贵的历史教训，我们要永远牢记，并不断反思，不断学习。因为，说到底，这毕竟不主要是哪个人的罪孽，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错误、整个党的错误。
但是，现在，在修正主义路线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主要的问题已经发生变化，现在的严重问题是，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否定我们正在从事的是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在“特色”二字的掩护下，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都丢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必须郑重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本质一致和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问题。
既然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那么，有一点是必须看到、必须承认的，就是，社会主义在本质特征上必然和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有共同点，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不可能离开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存在。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本质的统一性，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这样的理解都是正确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就在于离开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去随意解释“社会主义”，先是用不清楚，后是用“特色”二字，把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具备的本质特征否定掉了。
这值得作一点简单的论证。
共产主/义社会实行一切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公有制。实践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可以从公有制占主导的所有制形式做起。这就意味着，允许一定程度、一定范围里的私有制、私有资本的存在。这远比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设想的社会主义大大后退，但是，这是实践提出的要求。实践总是比理论更丰富。《哥达纲领批判》里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搞了，列宁是正确的。这种无可怀疑的正确性表现在，一是列宁坚持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则意见，二是列宁尊重现实生活的实际可能以及由此提出的历史要求。我们现在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显然是最低形式的公有制，但是，因为公有制占主导，所以还是可以看作是一种公有制具体实行的形式的。这里有一条底线，就是公有制必须占主导，不然就不是社会主义，也更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同时，在分配原则上，不仅不要忘记“按劳分配”，还不能忘记“按需分配”。不能保证社会成员的最低的生活要求的社会，肯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谓“新三座大山”的出现，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具体表现。上世纪八十年代，盲目地不做分析地批判“大锅饭”，是错误的。作为“按需分配”的这一部份“大锅饭”是必要的，而且应该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过去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做的，人民至今还是肯定的。在这一社会主义特征被修正主义否定的今天，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却学了过去。在他们那里的好多所谓“社会主义因素”，主要表现在全社会成员所需的公共福利上，例如，教育、医疗、住房等等。这种改良不是偶然发生的，是历史规律的体现。这是资本主义在为社会主义准备历史前提。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搞社会主义分配，怎么能忘记保证社会成员的起码生活条件呢？这既是社会主义分配的起码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分配的必须。片面只讲“按劳分配”原则，绝对否定“按需分配”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内的存在的必要，是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误解，也是对《哥达纲领批判》的误读。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看来，还要有个定语加以限制，劳动人民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已经消亡，全体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社会。但是，正如列宁所论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的建立，就是一种过渡型的国家，一种“半国家”，一种不是原来意义上国家的正在消亡的国家。列宁的论述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的，是完全正确的。实践，比理论论证，情况要复杂得多。从巴黎公社，到苏维埃，到人民代表大会，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并不是照搬理论教条，而是人民群众的创造。这是正常现象，一点也不奇怪。但是，不管实践提供了多少国家机器的形式，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本质特点不能失去，因为，只有具备这样的本质特点的国家机器才能向国家机器的消亡过渡。这样的国家机器通俗地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只有人人都能当家作主时，国家也就有可能成为多余的东

西了。懂得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专制、等级、特权绝对不是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特征，而是和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对立的旧式国家机器的特征。
在和传统的私有制决裂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和传统的观念决裂。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全新的更高形式上的公有制社会，人们第一次有可能从私有制观念下解放出来，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开始真正的脱离了动物界的人的生活。这是一个“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具有全新观念的新型的人的真正和谐的社会。
搞社会主义，再初级，再“特色”，都不能离不开这些原则。只有坚持这些共产主/义的原则，把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和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科学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搞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就在于离开了、背叛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则。离开这些原则，空谈“人本”、“民本”，空谈“公平、正义”，空谈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都不过是被马列毛革命导师反复尖锐批判过的欺人之谈，都不是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
只有把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共产主/义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向严格的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才有可能坚持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和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论，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理论认识过程。马克思预见到了社会主义会遇到旧社会“痕迹”的问题，列宁实际经历了和不甘心失败的内外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毛主席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看到了，社会主义失败、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共产/党变质，来自党内会出现一个特权阶级、新生资产阶级；而这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历史弊端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历史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的斗争，而且，正像毛主席一再强调的，几十年内，都不能轻言社会主义已经胜利。这就是实践提出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继续革命的理论根据。
这个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历史任务，归根结底来说，还是要依靠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也就是说要依靠逐步克服社会主义的现存的达不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局限和弊端，在努力逐步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中来实现。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漫长的艰难的历史过程。
修正主义上台，不能仅仅理解为坏人“篡权”的结果，这是过份夸大了个人的罪孽（例如经常说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不是唯物史观观察历史运动的方法。历史事实是，这里包含着一种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建立在落后的国度、因而缺乏社会主义的可靠的基础____经济、政治的基础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劳动者阶级水平的基础。一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难免有过份沉重的局限和弊端，就难免漫画式地曲解社会主义。毛主席也许比任何人更深刻地看到这一点，所以感慨地说，“我们就是建立了这样一个国家”。实际生活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不仅具有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而且包容了专制、特权、等级。毛主席一直对这些不满意，但这绝不是毛主席一个人能扭转的。必然性更有力量，更强大。毛主席提出了问题，提出了警告，也想了各种办法试图解决，包括发动文革，但是，毛主席还是失败了。伟大的贡献和伟大的失败统一在一起。也许，这伟大的失败更证明毛主席的伟大。毛主席是为了保护劳动人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惜自己“跌得粉碎”。
那么，怎样才能制服修正主义这个妖魔呢？这只能从马列毛主义的唯物史观找答案。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伟大著作中，综合了马克思的意见，对阶级和国家机器的产生，进行了科学研究和论述。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怎样才能消灭旧的私有制、阶级、国家，避免新的阶级的发生，新的“半国家”蜕变，是有极大的启发意义的。
从恩格斯的论述来看，阶级和国家的发生，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管理社会的领导集团，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第二个是，管理社会的领导集团作为一种特殊的稳定的分工形式，逐步凌驾于全体社会成员之上，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这二者是交互作用，相互统一的。恩格斯的概括完全正确。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今天的修正主义统治带来的阶级分化，社会蜕变，国家蜕变，不也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发生的吗？看到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巴黎公社规定公社领导人的工资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工资和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对公社领导人享有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具有怎样伟大的历史变革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一再赞扬、高度评价这两条巴黎公社原则不是偶然的，这是从他们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见解出发的。列宁执政后，从理论到实践，一再强调要坚决地执行这两条，也充分表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绝对忠诚。现在，我们的广大群众要求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公示自己的私人财产，也具有这方面的意义。这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堵塞重新发生阶级分化、国家机器蜕变的有力措施。
结合毛主席的第二个伟大贡献，结合毛主席阐明的修正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是大官特权、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等理论，就可以看到，制服修正主义妖魔的唯一办法，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的各项原则。从而，在生产力不断进步，人们的普遍的政治、文化水平大大提高，进而有可能推进整个社会结构的改革，推进实现全体人民直接参予管理国家的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在做出一系列社会主义的历史步骤，使修正主义失去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之后，在具备了足够的历史条件的前提下，才能为彻底解决修正主义“篡权”问题提供历史可能。
这还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事业进展得越加深入、越加彻底，修正主义就会越加失去其赖以发生和赖以掌权的基础。消灭修正主义和消灭阶级是一致的，这只有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也就是在铲除阶级存在和产生的基础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实现，这只有靠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才有可能完成，也就是说，只有靠坚持“四个坚持”才有可能完成。战胜修正主义是一个历史任务，历史任务不可能依靠主观愿望、而只能依靠历史的进步来解决。这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的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
谁不愿意作共产主/义事业的可耻叛徒，谁就必须真正地坚持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对共产/党人的起码要求。



二、“四个坚持”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


“四个坚持”被称为“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是互相联系、辩证统一的。我想从我的认识的角度，作一点探讨。
1、先说坚持社会主义。
坚持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人不能动摇的全部要求和全部任务。四项基本原则的其余三项，就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可以说，坚持社会主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落脚点，是唯一的也是最高的目的。“四个坚持”，归根结底可以说就是一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是“四个坚持”的总纲。
2、再说坚持马列毛主义。
坚持马列毛主义是“四个坚持”的理论指导、思想灵魂。这种指导，至少有三层意义。
第一、是马列毛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我这里要特别强调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的马克思的第一个贡献，即唯物史观。恩格斯强调这一贡献，没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列，不是偶然的。恩格斯是参予了这一贡献的。恩格斯的说法是准确的，并且是得到马克思认可的。因为在马克思生前，恩格斯在介绍马克思时也这样说过。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本人对唯物史观的完整说明，可以看出，正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才有了对人类历史的科学理解，才有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
共运史、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共运史告诉我们，过去的一切失误，主要不在是否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而在没有坚持唯物史观。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如果结合历史实践，这有大量的宝贵的甚至沉重的历史教训值得反思。在我看来，许多错误的发生，就是因为离开了唯物史观。离开唯物史观的后果就是，不知道历史允许我们做什么，而是主观主义地从左的或右的方面硬要去做什么，这怎么能不受惩罚呢？两个三十年的不同的问题，就思想方法而言，都是出在这个历史观上。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唯物性是统一在一起的。离开唯物，就会离开必然；离开唯物，就不可能认识必然，犯错误就是不可避免的。
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总是一定历史水平的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自然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原则必须和实际相结合。所以，实践社会主义，应该不是从理论原则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把原则化为可实行的符合历史可能的社会主义。这就需要对历史有准确的认识。认识的根本方法就是唯物史观。
这就是说，要坚持社会主义，没有唯物史观指导不行。没有唯物史观，把握不住历史，也就不知道正在实践的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所能达到的历史水平。
第二、马列毛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是由许多深刻的正确的理论原则组成的，这些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只能坚持，不能违背，违背了就要出修正主义。
这不是搞教条主义，这是坚持社会主义这个事物的质的规定性的要求。现在的问题就出在这里，马列毛讲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不讲了，一切都可以用“特色”来代替，这能不出修正主义吗？坚持原则，不等于僵化教条，社会主义必须搞公有制，而公有制的形式却可以多样化。但是，不管怎样多样，你不能用私有制否定掉公有制。这就是不可逾越的原则。原则总是明确的，运用总是灵活的。坚持原则和灵活运用是统一的。坚持原则是在灵活运用中坚持，离开灵活运用，就把原则变成了僵死的必然导致失败的教条，这不是坚持原则，这是毁灭原则。但是，灵活运用，不能冲击掉原则。不能搞“运动这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主席在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对于来自两方面的错误倾向都有深刻的批评和论述，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马列毛革命导师在他们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还留下了大量的处理具体问题的具体意见。对于这些意见，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学习革命导师处理问题的方法，另一方面也要根据我们的实践的具体情况，有时可以借鉴这些具体意见，有时可以只接受方法而放弃具体意见。具体意见和原则意见不是绝然分开的，我们的正确的态度，首先是尊重马列毛，不是迷信，而是尊重他们手里有真理、有方法，他们都是比一般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的伟大人物，是我们常人不可比的，硬要比，甚至自以为比马列毛还高明，实际很愚蠢。不少人总是犯这样的可笑的错误。有了一个正确的态度，才谈得上对马列毛革命导师的具体意见作十分谨慎小心的取舍。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在马列毛革命导师创立和发展的马列毛主义指导下从事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为了使我们不犯或少犯错误，唯一从理论方向上能给我们以帮助和保证的只有马列毛主义。这是被一百多年的共运史验证了的真理。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事业时，我们手中必须高举起马列毛主义的红旗。
3、再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四个坚持”的核心。只要坚持马列毛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就必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大家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曾经和考茨基一类修正主义者，围绕十月革命的实践，发生过激烈的理论上、政治上的斗争。列宁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思想，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要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出修正主义。”我这里谈三点学习心得。
第一、无产阶级专政是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个专政必须是铁腕的，是不排除暴力的。面对内、外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扑，列宁关于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尖锐的激烈的富有战斗性的论述很多。这些论述，至今并不过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面对来自国际、国内的资产阶级的压力，我们必须敢于、必须坚持对资产阶级专政。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专政的形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变通，毛主席对此有伟大的创造。在许多情况下，对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的、思想的对抗，可以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去解决，而且，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处理得当。这是在漫长的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不可避免的复杂问题。但是，这种处理方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不能动摇。专政要坚定，方式要恰当。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宪法，就是一个尺度。现在，用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的欺人之谈，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甚至要把资产阶级拉进共产/党内，这肯定是错误的、荒唐的。资本和共产是对立的，资本家怎么可以进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党呢？这是彻头彻尾的的修正主义。
第二、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暴力，甚至主要不是暴力，而是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组织起来，直接管理属于自己的国家。列宁在建国后，反复强调这一点不是偶然的。这既是理论的彻底，也是实践的必须。无产阶级专政的确切的含意，应该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实行的专政，这个专政，应该是全体阶级成员的意志的体现，而不能是少数人的意志的体现，更不能是少数人的管理国家的行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是同义词。这是最经典地最正确地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解释。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才具有“半国家”的意义，才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____旧式国家。在修正主义实行专制统治的今天，列宁的这一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列宁多次阐发了这一思想。在为写作《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和经济》一书的详细提纲中，列宁几次写下了这个命题，其中一处是作为章题出现的，可见列宁多么重视这一理论观点。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无产阶级的暴力国家机器，自然担负着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各种根本利益的历史任务。这是艰难的，尤其在建立政权的初期，但是，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担负着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专政要保证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要和生产力的发展同步创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之间的新型的生产关系，要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不断继续阶级斗争，不断推进阶级斗争，直至消灭阶级。历史已经证明，这是非常困难的。弄得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就会走上斜路。
列宁无愧是革命巨匠。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相当深刻的，是完全正确的。这些思想，我们必须继承。事实上，毛主席正是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并在列宁思想的基础上，有新的发现，新的发展，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毛泽/东主义的阶段。
从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主义，是很自然的顺理成章的事情。
毛主席比斯大林高明。毛主席纠正了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毛主席读懂了列宁，继承了列宁。
可以说，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的继承和发展。毛主席抓住了这一点，斯大林放弃了这一点。这不是一件小事，是大事，是纲，斯大林丢了这个纲，在苏共党内没有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在反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仅继承和捍卫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且结合新的共运实践，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____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是毛泽/东主义的第二个组成部分，第二个伟大贡献。
毛主席看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共产/党的长期执政，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的基础和社会主义面对的主要危险，较之夺取政权的初期，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化。修正主义成为导致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这种危险是和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来自特权阶层分不开的。特权阶层是在共产/党内形成的。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而共产/党是执政党，一旦执政党蜕化变质，改变了颜色，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必然变成特权阶级专政，进而必然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历史正是这样演进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不过是这一历史变动在理论上的必然反映。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引起了理论上的阶级斗争。这一理论斗争，推进了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认识，开始看到，在老的资产阶级被打倒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新生的特权的资产阶级正在共产/党内产生，伴随着执政的共产/党的变色，无产阶级政权也必然变色。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生资产阶级专政。这种新生的资产阶级专政，以修正主义为特点，贯彻一条不管马列毛主义、不管姓社姓资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样的路线支持下，走发展资主义的道路。
这是我们在苏东、在中国都看到的历史事实。毛主席正是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提出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状况、阶级状况有新的科学认识和理论概括，对无产阶级专政是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有新的理解。
这就是毛泽/东主义第二个贡献的历史前提。
毛主席一九七六年明确指出，大官的特权，大官的既得利益，使得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面前止步，甚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不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是以
等价交换这种“形式的平等掩盖着实际的不平等”为基础的，而特殊权利、特殊利益，是以权力为基础的。一般说来，这是更为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通常说，这是属于封建性的政治、经济形式。这种特殊权利和特殊利益的存在，是有条件的，是以政治统治的专制的存在为前提的。只要有专制，就必然有特权。只要有特权，就必然有专制。一旦发生专制，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发生蜕变。专制是不受任何监督、制衡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党____共产/党，一旦发生专制，这就意味着，执政者脱离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掌控，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等等劳动人民直接参予国家管理的权利，不复存在。这时的执政者，重新凌驾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之上，走上旧式国家的老路，成为一种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新生的特权阶级、资产阶级的专政，这种专制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底背叛。
这一修正主义带来的无产阶级专政蜕变的历史现象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是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转变过来的有关系。落后的国情给建立真正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带来更多的困难，反过来说，遗存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更多、更难克服。列宁是反复强调过这一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不赞成资本主义补课论，但我们不能不赞成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论。
这一历史背景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法西斯式的资产阶级专政，不是个别人的背叛、个别人的罪孽造成的，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历史发展水平的原因以及由此决定的历史必然性。这就是说，要想不出修正主义是不可能的，能否战胜修正主义，是困难的，是始终存在两种可能的。毛主席充分估计到了这种困难，是有道理的，是一种远见卓识。
如果能够充分认识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这种危险性，那么，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是无的放矢，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
怎样才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怎样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履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并避免无产阶级专政发生蜕变呢？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坚持敢于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实行专政。面对资产阶级的挑战和压力，无产阶级专政要敢于说“不”，在涉及政权安危的关键时刻，要敢于运用暴力。现代的阶级斗争是极其复杂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要适应时代的特点，不能自己束缚自己，也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要做到，既要敢于针锋相对，又要善于从容应对。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又必须坚决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保护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的各项事业的推进，不断清除来自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方面的阻力。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搞社会主义，这个目的是不能动摇的。离开这个目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实践证明，能否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能否真正保护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块试金石。正是从国家政权发布的一系列政策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个政权的阶级性质。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自身的革命。为了防止无产阶级专政发生蜕变，特别防止执政的共产/党发生蜕变，也就是特别防止政权修正主义化，必须在努力提高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管理国家的水平的基础上，不断改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的管理形式，实现从劳动人民委托执政党管里国家的形式，逐步向全体劳动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形式过渡，从不完全的不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逐步向完全的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过渡，从而经由“半国家”，向国家消亡、实现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的社会联合体过渡。说政改，这才是无产阶级需要的最深刻的最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政改。
4、最后说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从马列毛主义的一般理论来说，无产阶级要想作为一个自觉的革命阶级，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有自己的政党。这个政党，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领袖集团。不然，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一切政治愿望，都会成为一句空话。马列毛革命导师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对于这个共产/党党的建设问题，有过很多很经典的论述，已经可以说是常识。特别是，革命运动的长期的艰难的实践，已经对此作出了不可动摇的结论。这里，不去多说这些一般道理。
但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我们遇到了新的问题。执政的共产/党自身会发生蜕变，会执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甚至会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失败。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也非常实际地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新课题。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强调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如果要，那么应该怎样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历史证明，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列毛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落实“四个坚持”的政治保证、组织保证。
但是，历史同样证明，作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的共产/党的本色。如果共产/党变色，直接的恶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法西斯专制，社会主义蜕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路线代替了马列毛主义路线。“四个坚持”走向反面，变成了四个背叛：背叛社会主义，背叛马列毛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越讲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越具有历史的反动性。
很显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前提是必须解决共产/党变色、变质的问题。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理论上和现有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把“四个坚持”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去贯彻，也就是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和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列毛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统一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也才能避免共产/党蜕化变质。
这应该不难理解。只要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就说明这个党没有蜕变为资产阶级的党；只要共产/党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说明这个党必然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约束之中；只要共产/党坚持马列毛主义，就说明这个党还在执行马列毛主义的路线。正是前三个坚持，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条件；正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前三个坚持的保证。
为了实现这种统一，为了保证共产/党不发生蜕变，毛主席有伟大的创造。这就是整党，这就是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这就是靠群众的革命运动帮助党清洗党的肌体上的污垢。共产/党应该有这个勇气和信心。“四清”、文革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动的帮助党整风的运动。原则至今看来还是正确的。“四清”的作法基本是稳妥的，文革的作法要分析，就像主席说过的，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同时，研究不足，改正不足。我看，最基本的经验教训就是一条，基本按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展开，要从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坚持党的具体的一定组织的领导，坚决堵塞乱打一气，残酷斗争。
仅仅依靠定期的清洗还是不够的。为了使共产/党不至于凌驾于人民之上，堕落为专制的党，蜕化变质的党，还必须建立对共产/党的监督、制衡、直至罢免（也就是夺权）的制度。这是爱护共产/党的最可靠的措施，也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最可靠的保证。这一制度建设方面的设想，我在《半社会主义论》一书中有较系统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套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作为执政党，只要有勇气有愿望，让人民群众管住自己，办法是不成问题的。
说来说去，“四个坚持”是辩证统一的。坚持其中的任何一个，都离不开其它的三个，都是和坚持其它的三个贯通的，这不奇怪，“四个坚持”实际就是一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
坚持社会主义是总纲。


三、“四个坚持”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基本历史经验


毛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种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人民群众都知道。”这是一种唯物论的认识论的观点，是尊重历史实践的观点。历史永远是我们的可靠的教科书。
正是一百多年的共运史告诉我们，要想取得建设（广义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坚持“四个坚持”。
正面的经验，来自列宁和毛主席。
列宁是抓住“四个坚持”不放松的表率。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最高，对社会主义理解得最透，对无产阶级专政抓得最紧，对共产/党领导体现得最好，“四个坚持”，一个也没漏，这就保证了在列宁领导下，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成功的。
列宁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他留下的关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大量的指导意见、包括经验教训的可贵总结，在我看来，是列宁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列宁的第二个伟大贡献。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这些宝贵的理论财富，几乎涉及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切方面，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不清楚、有争议的问题，像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问题，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建设问题，执政的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问题，无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乃至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列宁都有大量的真正的马列主义的见解，都依然是我们要遵循的重要原则，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毛主席叫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这些理论指示，主要集中在《列宁全集》的1917年后的部份里，我们必须反复研究，反复学习，逐步弄通。然后，付诸实践。
毛主席继承了列宁，捍卫了列宁，发展了列宁。毛主席在“四个坚持”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马列毛主义的阶段。毛主席坚持了“四个坚持”，也发展了“四个坚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首先，毛主席抓住了“四个坚持”的灵魂是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人所以需要“四个坚持”，不是因为别的，不过是因为要实现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夺取政权为实现这一点开启了可能，但是，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实现最终的共产主/义理想，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而且，这条道路是不平坦的，是充满斗争的。因此，这依然需要一种革命精神，一种忘我的牺牲精神。可是，和平年代的稳定的生活，和资产阶级法权相联系的私人财产，都会磨灭人们的革命朝气。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始终不忘“四个坚持”，不忘革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继续革命，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思想，一个伟大的创造。他批评许多老同志跟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是很有道理的，是对老同志的真诚的正确的关心和帮助，历史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可惜的是，主席去世后，老同志忘记、甚至反对主席的这些教导，跟着邓小平的修正主义思潮走了。不想革命了，还有什么“四个坚持”？一个也没有了，结果滑进了修正主义泥坑。
其次，毛主席抓住了“四个坚持”的集中点是阶级斗争。我们说了，“四个坚持”说到底，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过渡的历史阶段，是为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作准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然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不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历史唯物论也要求坚持这一点。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美好的社会的根本点是靠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对抗实现的。私有制社会的一切的丑恶根植于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就是消除这一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非常科学，非常正确。马列毛主义是指导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科学学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政权保证，共产/党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领导保证。可见，“四个坚持”，也可以说，就是坚持阶级斗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党的基本路线，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现在，人们老是在这个问题上转不过弯来，一听“阶级斗争为纲”就害怕，就认为是人为地整人，打击人，迫害人。这是不正确的看法，是误解。这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味道。认识上的原因，还是对社会主义理论没有融会贯通。邓小平就是个典型。他就没有想到，在他强调“四个坚持”的时候，实际正是重复毛主席的意见，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怪事，搞修正主义的人，怎么又强调“四个坚持”？不奇怪，他们不懂马列毛，根本就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讲“四个坚持”，要讲阶级斗争为纲。一句话，都是因为不懂马列。
主席时代抓纲，有时也没有抓好，问题不是出在原则上，而是出在具体操作上。主要的表现和问题是，没有正确处理具体的阶级斗争的形式，没有分清大量存在的阶级矛盾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以为一旦属于阶级矛盾就总是敌我矛盾，就总是要打倒，甚至要专政、要法办。这是不懂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阶级斗争的特点，不懂这是一个阶级逐步消灭的过程。要是僵死地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那就等于说永远也不能消灭阶级，而这不是马列毛主义的观点。
错误不是出在“阶级斗争为纲”上，而是出在操作“阶级斗争为纲”上，这种错误的发生，还是因为不是真正弄懂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道理，还是因为对“阶级斗争为纲”没有作马列毛主义的理解，往往是扭曲了的小资产阶级的发泄。
毛主席抓住“阶级斗争为纲”是正确的。这正是“四个坚持”。这是在毛主席时代，社会主义没有变色，而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的根本原因。
再次，毛主席正确处理了“四个坚持”和其它工作的关系。提出了“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四个坚持”不是搞空头政治，“四个坚持”只是一种政治保证，政治方向，政治灵魂，在这一社会主义政治统帅下，要搞经济，搞思想文化，搞整个社会的改造，以及搞外交，搞国际事务。毛主席用纲和目这个通俗的说法，概括了一个重要的真理。
最后，也要实事求是地说，毛主席时代的工作也留下了教训。粗略地说，57年反右的教训，主要是，对资产阶级思想、要求，批评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须的，但是，处理方式要遵守人民内部矛盾，要遵守法制，但是，实际处理得不好，违背了主席的当时的讲话，即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58年大跃进的教训，主要是，对于发展生产力要尊重科学，要尊重自然规律，一步步来。对生产关系的改造，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要适合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66年文革的教训，主要是不能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去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主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思想问题，教育问题。问题的解决，要通过斗争，但是，斗争的形式不是简单地“打倒”、“解放”，而主要是思想斗争。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制度的改革，而文革恰恰没有解决民主制度的问题，这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关键所在。没有劳动人民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会发生特权阶级专政。
这所有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来看，还是对“四个坚持”理解得不够准确，把握得分寸不够恰当。是具体的错误，不是原则的错误。但错误的后果是严重的，也是沈痛的，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斯大林在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正如毛主席晚年再次指出的：“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作为这个错误的后果，就是在他去世时，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修正主义集团把握了政权，修正主义路线的推行已经成为必然。赫鲁晓夫不过扮演了历史的必然的角色。没有他，还会有别人。事实也是，他的后继者大体是差不多的。
在苏东，没有一个党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重来的可能，存在社会主义失败的可能。在苏东，没有举起“四个坚持”的旗帜，没有“阶级斗争为纲”，没有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就这样一路修下去，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僵死，思想上箝制，弄得社会矛盾越来越不可收拾，人民群众的不满达到了一触即发。这是没有“四个坚持”的必然结果。
戈尔巴乔夫代表党内的资产阶级，试图为党的危机、社会危机找出路，进行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是资产阶级方向的改革，这个改革的历史作用，只能是为资产阶级上台，资本主义重来，开辟道路。
这里有一个历史课题值得思考。这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异同。我看，邓小平的改革，是修正主义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资产阶级的改革。修正主义路线不也是一种资产阶级路线吗？是的。但是，实践告诉我们，虽说都是资本主义重来，但是，在许多方面，从形式到内容，实际就是有区别。这涉及广泛的问题，这里不去细说，只是提出这是一个应该研究的课题。
邓小平改革，十年后，发生6。4，邓小平镇压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广大人民的反***，统治延续至今；戈尔巴乔夫改革，立即发生8。19，党内保守派失败，戈尔巴乔夫也失败，更加赤裸裸的叶里钦胜利，资产阶级胜利，统治延续至今。
中国不是没有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但是，被废黜了。中国不是没有叶里钦式的人物，但是，被清除了。
看来，修正主义走资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还是有区别。后毛主席的中国党和后斯大林的苏联党，还是有区别。经过反修的中国和没经过反修的苏东，还是有区别。
邓小平能提出“四个坚持”，胡耀邦做不到，***更做不到；戈尔巴乔夫做不到，叶里钦更做不到。
这一切的历史偶然性，值得研究，这些历史偶然性中体现的历史必然性，更值得研究。我还是只出题，不做答，答不了。
我唯一能回答的就是，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是他们不懂也不搞马列毛主义，不懂也不搞“四个坚持”，结果，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越来越高的水平，从人民生活到整个社会面貌得不到改观，特权阶级越来越脱离人民，和人民相对抗，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不是我讽刺他们，就是搞修正主义，也没有达到中国修正主义的水平。
但是，中国修正主义也越来越搞不下去了。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修正主义统治只能是一种转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形态。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____实质是特色资本主义，就到了自己的历史大限。
问题成堆，危机成熟，恰如“抱着一个定时炸弹搞击鼓传花”。
这是怎样造成的呢？很简单。是放弃“四个坚持”造成的。
“四个坚持”是三十多年前提出的。但是，三十多年来缺少的就是“四个坚持”。阶级斗争形势一紧张，就提“四个坚持”，一旦“维稳”见效，就抛弃“四个坚持”。三十多年前，反毛反/共甚嚣尘上，老同志不满了，黄克诚的文章是个代表。作为对反动的资产阶级反/共思潮的抵制，邓小平提出了“四个坚持”。二十多年前，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越演越烈，最终酿成89年那场风波，在残酷镇压后，邓小平又一次提出对“四个坚持”“坚持得不一贯”。可是，时间不长，特别在邓小平南巡时，强调“不管姓社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又再次抛弃了“四个坚持”。历史证明，邓小平从来也没弄懂什么是“四个坚持”，也不知道该怎样摆正“四个坚持”的位置。邓小平是用实用主义处理“四个坚持”的，是为维护修正主义路线挑起“四个坚持”旗号的，是把“四个坚持”作为实行专制的手段运用的。“坚持不一贯”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思想根源还是在修正主义世界观，在折中主义，还是

毛主席批评过的老毛病，不懂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把政治和经济并列，甚至经济挂帅。当年布哈林、托洛茨基都犯过这样的错误，被列宁猛批过。毛主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尖锐批判折中主义，把折中主义看作是一种修正主义思潮，告诫我们，对那些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的人要有所警惕，历史的发展验证了毛主席的预见。
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根本分歧，就在“四个坚持”、就在“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问题上。离开“四个坚持”，离开“阶级斗争为纲”，就不可能搞社会主义，就必然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必然会给资本主义发展开路，这已经是铁的事实。三十多年的历史，提供了太多的残酷的血泪事实，大家都太熟悉了，不用我再多说。
一百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斗争的性质是阶级斗争，是没有调和的余地的。大家常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其实，更深刻更实际的是帝国主义亡社之心不死。苏东剧变以来的历史残酷地证明了这一点。
帝国主义亡我、亡社之心的要害是寄希望于我们的内乱。这是从杜勒斯以来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既定方针。这次薄熙来事件引起西方的高度关注和参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对于把一个带有明确的社会主义倾向、在未来会给他们带来威胁的政治家打下去，他们表现得何等积极和着急。这真是令人深思，尤其值得党中央深思。切勿作亲痛仇快的蠢事。
外部威胁毕竟是外部的。更严重的是内部的资产阶级势力。这个势力，是从建国后就存在的，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了迅猛的发展，党内党外都有这样一些代表人物，这股阶级势力是极为强大的。《零八宪章》是他们的纲领，得到国内外资产阶级的一致的支持。他们要求政改，要求实行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这不只是对政治体制形式的要求，更本质的是对政权的要求，要政权转变为完全的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政权。对于修正主义的外套，他们是不满意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招牌，他们是赠恨的讨厌的。他们的政治要求，是走苏东重搞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是反对坚持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也是反对坚持“四个坚持”的阶级基础。
面对这样的敌对的阶级势力，任何让步、退步都是不可能换来他们的支持的。你只要坚持“四个坚持”，他们就会坚决地反对，甚至反抗。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政策行不通。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坚决地举起“四个坚持”，和一切反对势力作不屈的斗争。
敌人越反对、越仇恨什么，我们就应该越赞成、越坚持什么。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针锋相对，比让步政策正确。只要敢于直面一百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史，只要牢记社会主义发生修正主义、导致社会主义惨败的教训，一个基本的历史经验就是必须坚持“四个坚持”：
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列毛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



四、“四个坚持”是总纲，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开放是动力


“四个坚持”是总纲，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开放是动力。这是***总书记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的最新概括。
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经对这个新概括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个提法，较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有了质的变化，是对最新的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实际体现了路线的转折，是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巨大的历史进步，是总书记执政十年的最重要的贡献。
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这个新概括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既体现了毛主席强调的抓住“四个坚持”为纲、抓住“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道理，又体现了周总理、少奇、陈云、邓小平等老同志强调的集中精力务实地抓好经济工作的道理。既包涵了对党的正确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包括了对党所犯错误的历史教训的总结。这是党对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基本路线认识的再次深化、再次转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如果说科学发展观，这条路线体现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十八大，最重要的就是应该继续坚持这条路线，全面执行这条路线。我强调真正举起“四个坚持”，就是为了更明确、更正确地理解这条路线，更坚定地执行这条路线。说接班，这是最重要的接班。***同志要把路线这个法宝交给习近平同志。
还是那三句话，为什么现在的提法有此巨大的历史意义呢？这不难理解。
关键在于，现在的提法，克服了折中主义的、也就是修正主义的错误，摆正了“四个坚持”和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关系，也就是政治和经济等业务的关系。体现了列宁的“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思想；也体现了毛主席“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思想。其实，本来毛主席和邓小平的分歧也不复杂，就是这样一个纲和目的关系问题。失去了“纲”，“目”的工作就会失去了方向，就会出资本主义，就会滑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
当然，过去也有另一方面的教训。就是对于“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解和执行有偏差。一是对矛盾的性质的判断和处理，有错误。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打倒一切，就是这样发生的。二是用掉过多的时间和不合适的形式大搞政治运动、大批判运动，干扰和影响了经济工作、其它工作。
过去讨论过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政治统帅业务，政治寓于业务之中，在业务工作中体现政治，把政治和业务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这才不会发生空头政治的错误，也不会发生脱离政治的错误。这样一些意见是正确的，可是，曾经把这样的意见作为错误意见去批判，实际的结果，就是搞空头政治。
这里的政治，就是“四个坚持”，就是阶级斗争。这里的业务，就是经济，就是改革开放，就是一切工作。道理都是一样的。正确理解“四个坚持”是总纲，并不是要整天搞“四个坚持”的政治运动，而是要时时用“四个坚持”统帅经济工作、统帅改革开放。百分之百的时间是作经济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搞政治运动，但是，这个“百分之百时间”作经济工作，又是始终在“四个坚持”统帅下进行的。从这一点说，政治又是始终贯串在这个“百分之百时间”里，没有一刻脱离统帅经济工作。
三十年来的主要教训是没有坚持“四个坚持”，这是修正主义的基本特征，修正主义主要也是由此而发生的，整个中国的各方面的问题也是由此而发生的。
如果按照现在对基本路线的重新表述办事，那就是说，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要改革、开放，改革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一切规章制度，向世界一切愿意友好往来的国家开放，谋求共同发展，取长补短。但是，在从事这一切工作时，始终要以“四个坚持”为指导、为总纲、为方向。这就不是“不管姓社姓资”，而是，在分清“姓社姓资”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改革、开放。具体说，例如，在搞经济建设时，要时时把握“四个坚持”，坚持搞社会主义经济，搞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而这又必然是在真正的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经济工作。改革、开放以及做其它的任何工作，都是这样。
我多次说过，毛主席和邓小平的分歧，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搞经济上。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其中一项，就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四个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科学技术水平”，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伟大决策。甚至，58年搞大跃进，也是搞的经济大跃进。因此，说毛主席和邓小平的分歧是在要不要、注意不注意搞经济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故意把毛主席放在愚蠢的论点上再加以驳斥，是小伎俩，不足道。
分歧和教训，主要还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一个要不要以“四个坚持”为纲、“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这才是分歧的实质所在，也是教训所在，也是能够提升到路线斗争的根据所在。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同志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新概括，就不是一个三句话的表述顺序和表述用语的变化的问题，而是路线性质的根本调整。“四个坚持”是总纲或者“四个坚持”是方向，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这是抓住了马列毛主义理论的核心，有了这句话，就和修正主义划开了界线，就回到了马列毛主义的思想理论上来了。这个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我们希望坚持这条路线不动谣，并且，继续前进，贯彻到底，坚持到底，这个“底”，就是一切方面，就是任何时候。
毛主席从理论上概括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在革命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历来最重视抓路线，把路线看成是高于其它任何事情的大事、原则，小事可以让步，但是，在路线问题上，从不让步。这是一种马列毛主义的高超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艺术。如果说，过去我们对此还理解不深的话，那么，这三十多年的实践，千真万确地再次告诉我们，离开了这个大道理，小道理做得再好，也会出大问题。不是说“反思”吗？这才是值得我们党，我们党的领导人、包括总理，要认真“反思”的问题。绝对不能再执迷不悟了。
人们议论中国的现存的问题，可以说，很多很多，五花八门，前一阵谈政改，现在又说反***，其实，应该看到，所有这一切问题贯穿了一条基本线索，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政改，你往哪里改？反***，你怎么反？乃至中国向何处去、怎么发展？都有一个方向问题，道路问题。这才是斗争的要害，这才是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中国越发展，内外反动派越盯住中国，越怕中国搞社会主义，越要拉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搞羞羞答答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是不允许的，你就是学着他们的话语说话也是无济于事的。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说你死我活，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已经太清楚了，谁要是还说看不见，那只能是故意欺骗。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个铁的事实，我们怎么办？只有一条，硬着头皮顶住，不妥协，不退让，不动摇，坚决搞社会主义，坚决坚持“四个坚持”，坚决建设我们自己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走自己的路，让内外反动派去说吧！
历史走了弯路。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还是要尊重毛主席，要相信毛主席，要明白毛主席就是比我们任何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更“聪明一点”。毛主席是天才，其他人至多是能者。天才也会有错误，正视错误是对的，但是让错误遮住了自己的眼睛，看不到天才，反以为自己高明，那是绝对的愚蠢。过去，犯了这样的愚蠢，不能再犯这样的愚蠢。还是像副统帅说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副统帅”最终没做到，可惜；那位永不翻案的“军师”也没做到，危害不小。这个历史悲剧，不要再重演。
十八大，重新确立毛主席的导师地位，重新确立毛泽/东主义___特别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的指导地位，坚决地举起“四个坚持”这个总纲，坚决地举起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正确的基本路线____四个坚持是总纲，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开放是动力，这将是十八大的最光荣的历史任务，也将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重新启航的伟大起点。
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将会用实践证明，这个党依然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的党。
全国人民热切期待着。



2012年7月1日党的91周年生日草成于德国马克思家乡红思屡克
































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升起

项观奇


正当一些同志为征集到五万人签名公诉茅于轼而欢呼胜利的时候，茅于轼先生的
“天则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于2011年7月30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主办了“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以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为例”。
这个会是不是对“胜利”的否定，我不知道。我关心的是参加会议的是些什么人物，尤其是关心会议透露出了什么。
这个会告诉我们：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升起。
我是公开批评过谢韬、辛子陵先生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但是，我从来不认为包括茅于轼先生等在内的这些公开的右派先生有什么可怕。他们对专制、***的批评，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追求，我甚至还可以肯定呢。他们骂毛主席，毫不足怪。文革后期，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对毛主席说自己捱了很多骂。毛主席以为正常，并说自己历来是捱骂最多的。历史的确就是这样写成的。骂毛主席，常事。不仅茅于轼骂，内外反动派过去骂，现在骂，今后还会骂。在我看来，不值得公诉，甚至反驳也不值。
我还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两眼盯着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正是这样的人物，在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在这个研讨会上，把“重返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抛了出来。
这可是大事。带头的何许人也？刘少奇的公子刘源将军。写书、讲话的，是刘源的哥们儿“红二代”张木生，以及几位被称为“学者”的人物。
他们强调“形势比人强”。这是不错的。形势严峻，形势逼人。正是看到形势的需要，十八大在即，新的领导班子要上台，要确定自己执政的路线，在这关键时刻，他们抛出了“重返新民主主义论”。
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危险的信号，一个值得提醒革命同志注意的危险信号。


一


这是要争夺十八大路线旗帜的斗争。这是刘源一等人物精心炮制的新的政治路线。
刘源早在他的书中就为其父刘少奇同志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作过翻案文章。不仅刘源，其姊妹刘婷也不示弱，也曾为父申辩，否定毛主席的批评。刘以及邓的子女，利用权势，为父亲，为路线，一争高低，可谓子承父业，实为主席后人所不可比。1964年主席对毛远新的谈话，包括毛远新同志本人，大概都将其放在了一旁，不打算身体力行。只有夫人，不屈不挠，死得其所。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现在，刘源们进了一步。事情已经不是对历史公案的说法，而是对现实的党的路线的说法。
刘源们提出的并不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或许是得少奇同志真传。张木生特别列出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称之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似乎可作此解的脚注。但事实是否如此，就是我们不得而知的了。
这也好。因为他们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确不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义论。
从他们自己的论述来看，原则的分岐是很清楚的。
1、既歪曲了毛主席，也歪曲了列宁。
就张木生的阐述来说，他们既歪曲了毛主席的理论，也歪曲了列宁的理论。而且，这是必然的。因为毛主席和列宁的理论是一致的。
他们说，“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都阅读列宁大量著作，特别是可看作他‘政治遗嘱’的晚年著作。列宁与马克思一样，认为‘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一再拖延的情况下，列宁提出延长‘过渡时间’的‘新经济政策’，认为这一政策‘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找到了最好的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而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
这显然是对毛主席的歪曲，也是对列宁的歪曲。这里有托洛茨基的影子。
短短的一段话，错误是一系列的，而且涉及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有的也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辩论过的。
列宁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如果一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不会高度赞扬巴黎公社，肯定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府____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不会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设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最先革命是一回事，历史事实是另一回事。这也是“形势比人强”。列宁曾经期待德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便和落后的俄国可以进行互补。用他的话来说，是社会主义的两半，可以造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德国、匈牙利的革命都没有成功。列宁因此放弃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了吗？没有。历史发展不平衡在辩证思维看来是常态。只有形而上学才会期待世界革命。马克思的意见是有具体所指的，是有历史条件制约的设想，不是空洞的幻想。这个问题，历史有了结论。不必多辩。
历史事实不能歪曲。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张木生说“列宁与马克思一样，认为‘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一再拖延的情况下，列宁提出延长‘过渡时间’的‘新经济政策’，认为这一政策‘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找到了最好的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这段话只有最后一句是对的。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向社会主义的俄国转变，是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张木生没有想一想，这难道不是对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否定吗？要害还不在这里。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归根结底是因为俄国的历史条件落后，不具备建设、建成“严格意义”上的“完全的”、“标准的”（都是列宁的话）社会主义的可能。实践已经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行不通了。后退是历史的要求。列宁自己说，也是众所周知的，他是最注重实际的。实际已经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行不通，后退就是唯一积极的策略，就是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列宁无愧是革命巨匠。一帮自命不凡的平庸之辈怎能理解列宁？
这段错话的要害是最后一句。即“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
这句话，足以说明张木生、刘源们根本读不懂列宁，读不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是的，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特点就是允许发展资本主义，搞国家资本主义。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西欧的一些社会主义者为俄国的倒退感到悲哀和气愤。俄国国内的同志有这样看法的也不少。为此，列宁做过多次的反复的解释。这值得张木生、刘源们读一读。
因为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就能说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吗？错了。
根本分岐就在这里。
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可能，刘源将军诸位听起来是奇谈怪论。我看，他们有三不懂。
一不懂，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有管理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本质正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二不懂，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一再说，我们现在搞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过去是没有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上也一个字都没写。我们是在创造。刘源们犯了同样的愚昧和教条。
三不懂，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国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主体，是这个主体带领着多种经济、包括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共同发展。强调“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是根本不懂“新经济政策”的错误说法，是对“新经济政策”的彻底颠倒。
人一旦形成某种错误的思想方法，改是很难的。当年有些下乡知青，书读了一点，能力也有一点，不甘于农村的艰苦生活，不甘于简单的体力劳动，总想一鸣惊人，出人头地，虽说自视甚高，实则志大才疏。刘源、张木生、潘岳等当属此类。文革失败后的特定环境，为这类人的钻营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于是政界、学界，这类怪物出了不少，现在，还在出。其实，他们没有真才实学，更谈不上对马列毛主义的掌握，他们的手里的马列毛主义不过是一点词句，是一目十行得来的。所以，对他们可不要迷信，信都不要信。和这类人相比，我更信赖那些坚持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块战天斗地的人，我本人有这样的亲身体会。
2、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解的根本区别
我不隐瞒我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解有个过程。十年前，例如，2001年，我写批评JZM同志的文章，还曾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社会结构。但是，当我2007年批评谢韬时，我已经用半社会主义的概念替代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也巧，据张木生先生说“2007年，杜润生在《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中还原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 第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 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我认为，杜老的总结和概括是非常精辟的。”我没有读过杜先生的文章，不好评论。但这正是我要抛弃的一个概念，为此，我写了长文《半社会主义论》。随后，我更提出，“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无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命题。扬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不科学的提法。
就现在张木生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解释来说，我和张木生诸先生的理论见解依然是不一样的。
張木生先生說，“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着《新民主主义论》以及 毛、刘、周共同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全部公开的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100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我不认为张木生先生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尽管我没有见到张先生所见的未发表的讲话、文章，但是，把新民主主义时代仅仅解释为发展资本主义，而且，要发展100年。我认为这肯定不是毛主席的原文原意。
和上面说过的理论分岐相联系，在张木生先生的心目中，要搞新民主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不是毛主席的意思。
毛主席的意思和列宁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不妨看看毛主席是怎样说的。
毛主席认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这个构想，和列宁对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时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的分析，完全一致。
毛主席从来没有把新民主主义仅仅看作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多种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主导下，共同发展。这成为党的长期的共识。
毛主席十分冷静地看待资本主义。毛主席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毛主席深知发展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意义。他解释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论联合政府》）对资本主义又管理，又发展，实行无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这才“更有利于无产阶级”。这正是列宁在解释新经济政策时所反复阐明的道理。毛主席深得马列真谛。
毛主席从来也没有设想过要挤进发达资本主义的行列。这是张木生的想法。毛主席明确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新民主主义论》）
毛主席还尖锐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 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是冒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毛主席讲得多么全面。他当年的批评，正好也是对今天张木生、刘源们的批评。我真怀疑他们是否认真读过主席的这些著作，如果读过，那就不能不怀疑他们的成见和偏见了。
毛主席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是马列毛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这些意见，至今也不过时，而且，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十年前，我所以有过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想法，正是基于主席的这些论述。
但是，后来，我又下功夫重读了列宁1917年后的所有著作，也就是《列宁全集》从23到33卷，并结合阅读《列宁选集》一、二卷的基本著作，经过反复学习、体会，我终于感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不科学。
张木生好像也遇到了困难。因为他表示“新民主主义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
这样不得要领的表述当然是不正确的。
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加了个新字。用以体现这是在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而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理论，最初是马克思恩格斯结合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提出的；列宁根据俄国的历史条件，在《两种策略》一书中，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和详尽论述；毛主席又结合中国的历史条件，再做新的发展，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马列毛主义的一贯的观点是，一旦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工农专政，这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革命是分两步走的，但这两步又不是截然分开、中间发生停顿的，而是，不间断地继续革命，不断革命。道理是明显的，不然，工农专政就无法存在下去。从这一点说，“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真正的可能在于认识并实行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这个口号的错误也正在于掩盖了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列宁已经讲明了这一点。如果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开始。这就是一个科学提法。
事实也是。说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说得通的；说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就说不通了。就是前面的说法____新民主主义革命，毛主席还强调，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很对的。静止地看待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还是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毛主席是深通其中的历史辩证法的。建国后，毛主席把49年后56年前的一段历史时期，称之为“过渡时期”，而不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我想，不是偶然的。
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所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没有体现这个时代的本质。毛主席是对的，刘少奇同志是错的。
过渡的观点是关于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的观点。过渡、中介、中间环节、亦此亦彼是到处可见的一事物向他事物转变的必经过程、必然形式。否认这种中间状态，脑子里只有非此即彼，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这一辩证法思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有精彩的论述，他以澳大利亚肺鱼和两栖类动物为例说明，亦此亦彼是辩证思维，非此即彼是形而上学思维。
张木生们在事物的辩证发展面前，迷茫了，于是说“新民主主义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这是典型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
毛主席是对的，有同样思想的列宁也是对的。两位革命导师是辩证法大师。列宁在建国后，反反复复地说，我们有了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因为俄落后，我们还没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所以，他是迫切希望德国革命成功，为俄国建立大工业提供可能。但是，希望落空。那个有名的公式不是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这就是列宁的思想。在23到33卷列宁的著作中，充斥了这种强调因为俄国落后而需要过渡的思想。像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实行新经济政策无非是找到了过渡的恰当形式，这是有点像我们今天重演的历史。当时，列宁有把握的说，后退已经结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真是伟大。马克思主义掌握得极为纯熟。
足见“新民主主义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是一个浅薄的错误的说法。
这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状态。
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是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本质，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而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实质是社会主义共和国。
但是，就包涵资产阶级在内的联合政府而言，还是具有过渡性；而且，历史证明，如果从政体形式和实际运作看问题，也不是完全的纯粹的社会主义的政体形式。
这个社会，就其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而言，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形态已经确立起来了，
但是，不纯粹，还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还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存在。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过渡性社会。一定要确定属性，我感到，最好的说法是半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说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把合作经济称之为半社会主义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以为，把整个向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称之为半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科学的。
张木生先生说得有一定道理，“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于，本应明明白白告诉民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罢，就是要恢复到新民主主义。”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初级阶段也罢，特色也罢，没有说清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概念是不通的。
“半社会主义”概念的好处是，一方面，把社会主义占主导，说出来了；另一方面， 又把资本主义等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表示出来了。一个“半”字，有丰富的内容。革命导师著作里大量使用“半”字，就是因为“半”字有丰富的辩证法内容。
不少毛派同志声讨我这个“半”字，我并不想坚持，但是，你要找出更好的表述方法才是。
历史是曲折前进的。后退，并不一定是反动，也不等于对以前历史的简单否定。对历史要慎重。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当时的各方面的历史条件。怎样评价，留待后人为好。过早的情绪化的结论靠不住。但是，现在，后退半步，看来是新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也不要情绪化地或者教条化地反对。要尊重现实的检验。三十多年来的现实，使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生命力。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对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现在看，大概还没完全过时。就是发达国家，何时抛掉资本主义，我们也要看现实，尊重现实。还是列宁喜欢引的那句话，生活之树是长青的，理论是灰色的。
3、不是退回、而是背叛了新民主主义经济
据张木生先生自己在视频上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工作中，他和杜润生先生们都是位在中南海的高层决策的谋士。
这对我是一个启示。它告诉我，“改革开放”所以会走到今天，决非偶然，所用人才的思想路线是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完全一致的，今天的结局，是当时这帮人操作的必然结果。
他们不是像张木生先生说的退回到了新民主主义路线，而是背叛了新民主主义路线。
三十年后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哪里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局面。
现在是连右派也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在我们看来则是一个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整个中国社会已经蜕化变质，社会主义已经不复存在。
这一点，我不认为还有列举事实加以论证的必要。
在我看来，张木生先生能给我们的新东西，就在于，他告诉我们，修正主义何以是修正主义，他们的失足在何处。

问题就在于，他们把新民主主义就是看成了发展资本主义。这正是问题的要害。
多种经济并存是个事实。但是，这种多种经济，说到底，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就发展方向而言，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毛主席历来强调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根据。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然后才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才有可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问题就出在，在猫论、不争论指导下，把发展经济仅仅理解为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就是修正主义。
一个“国退民进”，步步挖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一个“权钱交易”，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和民营资本主义占据了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哪里还会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哪里还会有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失去主人翁地位的劳动人民，政治上也必然失去主人翁地位。
哪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分明是官僚特权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给邓小平修正主义的帽子是不冤枉他的，说他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是符和实际的，他当年的检讨、认罪也是应该的。
但愿这只是张木生、刘源先生的意见，不然，少奇同志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意见的错误就要升级了。


二

张木生先生现在提出重返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意见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呢？
这值得进一步研究。
张先生自己有说法。
“改革开放至今已34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出口额世界第一，而且，我们发展的是实体经济。对这些成就，党内外、国内外是有共识的。
　　对于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也有共识，包括***、两极分化以及三座或四座‘大山’（教 育、医疗、住房和社保）。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显着增强的国力明显不匹配。
　　其实，大家都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意见分歧在于制度安排。比较左的人士认 为，只要允许形成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有了资本力量，就必然有这样不良的结果；比较右的人士认为，权贵资本主义是坏的资本主义，也有好的资本主义，但我们没有学。
　　以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执行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 线。”
公道地说，张木生先生还是有限度地承认问题的存在的。但是，对于问题的发生，他却以为“中国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执行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线。”
但是，他对他理解的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路线的认识本身就不正确，这样的错误能不反映到政治、社会、文化上来吗？事实上，他对经济路线的错误的认识已经不仅是经济的，而且也是政治的。他根本不懂无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包涵了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和斗争。这一点恰恰是列宁强调的，毛主席继承的。
现在就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按照刘源、张木生、杜润生们的意见，他们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这是在他们看来的历史必由之路。
这是自胡耀邦、***、鲍彤以来，包括李锐、谢韬、辛子陵等人坚持要走的一条道路。这个思潮有广泛的市场。
这不是偶然的。也不能简单地责备有那样多的人接受这一思潮。不是据说党的高层也曾八次派代表团去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考察吗？其实，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何止北欧四国？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现象。
问题在于，我们到底是要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搞资本主义、包括社会民主主义。
如果我们真地要搞社会主义，那就必须要和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划清界线。但是，现在的危险在于，这些人变换着花样要我们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
因为有红二代这个背景，特别是有刘源这个背景，加上，又有少奇同志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理论在先，并且这个理论受到过毛主席的批评。张木生的书和讲话一出来，反响立即十分强烈。用一句老话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这不是我们上纲，而是客观事实。我是个消息不灵通人士。但就我看到的一鳞半找，也足以证明我的上述观点。
《炎黄春秋》的执行总编吴思先生亲自披挂上阵。他也是这样解读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就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政策——在共产/党领导下，保护私有财产，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当前如果更完整地推行这套政策，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能更进一步。”
怎么“更完整”、“进一步”呢？吴思先生先是搬出朱厚泽先生批评新民主主义理论存在三个问题。然后又阐发了自己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的两个问题。我看，二位先生的意见多属外行话，不值一驳。值得注意的是下面的观点。
“前进一步，可以在新民主主义之前再加一个‘新’字，成为‘新新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2 .0版。简称仍是新民主主义，内容方面，通过否定之否定，可以生成一个新东西。”
“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至少有两个要点。
　　第一，20世纪世界历史的基本事实是：资本主义仍在发展，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已经衰亡；无产阶级并非一贯正确，资产阶级也不是一贯错误；历史进步是各阶级共同推动的，不同的社会制度相互取长补短。
　　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任何阶级都没有高人一等的资格。新民主主义的未来，肯定不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或许如欧美 部分国家那样，有较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再遥远一些，或许是民主社会主义那样的综合性制度。
　　第二，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事实是：在经济领域， 越是充分尊重人民的经济自由，保护市场经济，坚持对外开放，中国就越能平稳快速地走向富强。在政治领域，任何权力，越是缺乏制约，就越容易导致灾难。在这 两方面，中国都走过弯路。”
吴先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两个要点，一点也不清晰，更不简要。读来读去，我体会，第一个要点，政治上，就是要讲超阶级的普世的平等，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第二个要点，经济上，就是要搞尊重人民的经济自由____搞私有制，搞市场经济____资本主义经济。不知我体会得对不对。
这不是升级版，这是“修正”版___修正成社会民主主义版。
历史好像又回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社会民主主义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张木生先生有这个历史感。他说：“总的看来，现在与20世纪80年代很相似，又出现了巨大的对话需求。不争论的时代确实结束了。我坚信‘形势 比人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本身也蕴涵着解决的手段，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香港的廉政公署、日本的一党执政下实现工业化，也都是这样来的。”
邓路线搞不下去了。一切迹象都表明，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已经不愿照生活下去了，危机在成熟，历史在寻求出路。在资本主义有了长足发展的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再次被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个历史的脉搏，至少被海外民主派摸到了。那位社会民主主义独特鼓吹者、我多年的论战对手高寒先生，就立即给于了呼应。他的大作的题目是“拨乱反正与社会民主主义——回应刘源、张木生”这是一篇很能说明国内和海外社会民主主义派志同道合的文章。
高寒先生高度评价了刘源、张木生的意见。他说：“这个回归新民主主义，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内改革派——除了极个别如朱厚泽之外——包括晚年反思的***先生，迄今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这乍一看来，这个主张与笔者多年来的主张——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容跨越，社会民主主义即为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干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应当大踏步地作战略撤退，退回到资本主义——真有点如出一辙了。”虽说这是“乍一看来”的看法，但是，并不错。不但不错，而且很能说明问题。说明了他们的一致性。
高寒先生和刘源、张木生们对毛主席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歪曲理解的确是如出一辙。“这所谓新民主主义，按照发明者毛泽/东的解释，即指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所以，如果今天明确地提出中国由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这就不能不算是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在思想理论上的一个飞跃，在拨乱反正上的一个飞跃了，尽管这个思想飞跃目前还仅仅属于非主流的中共党内改革派。”
但是，高寒先生的要求更高，更彻底。这就是他说的，“是的，差距在一步一步地接近，分歧已经似乎是很小很小了。然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正是在共产/党是否握有天然的、不容置疑的「领导权」这一点上，社会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却原则地区别开来了。”高寒先生的担心是多余的，吴思先生已经把你的担心正确表达出来了，他的两点意见，难道不正是你的意见吗？所以，高寒先生重发的2005年的大作，这里就不必全部引用了。
放弃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当前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历史要求。刘源、张木生先生没有跳出这股历史思潮。


三


形势逼人。不说逼人，形势也总是发展的。因此，人的认识，党的理论，总要发展。没有一成不变的、永远行之有效的理论和策略。说人们的认识必须与时俱进，是真理。
我在纪念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写了《重新认识毛泽/东，重新认识邓小平》的长文，就是想根据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比较研究，力求在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能够有所进步。可惜，由于目前还没有言论自由，所以除了个别段落，全文找不到一个可以发表的网站，因而无法和同志们讨论，无法得到同志们的批评。遗憾。
但是，我以为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垄断发言权，只是吹自己，那是靠不住的。还是让事实讲话，让大家争论好。张木生先生不是说“不争论的时代以经过去”吗？我赞成。希望成真。
历史已经提供了可能，因而也提出了要求，关于建设（广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必须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无论是就国外苏东、欧美而言，还是就国内毛时代、邓时代而言，可以说，留下的经验和教训是多方面的，极为丰富，极其深刻。至于，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探讨，毛主席对发展马列毛主义的第二个贡献，更是伟大的理论宝库。这些历史提供的条件，完全为新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可能。
就我的粗浅认识，有几个理论问题值得说一说。
首先，历史的发展究竟是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呢，还是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呢？这是在现在又一次摆在了世界人民面前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历史依然在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得来的。这一点，至今没有过时。资本主义的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依然存在，资本主义必然发生的经济危机和弊端，依然存在。尽管有凯恩斯主义，尽管有各种调整方案，这些努力的结果，不过是使资本主义更加成为社会主义的前夜。不是远离了，而是接近了社会主义。
北欧社会民主资本主义证明了什么。北欧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只不过进一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资本主义的继续存活是以添加社会主义因素为前提的。一句玩笑话，资本主义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社会主义，反映的却是事实和真理。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不仅必然带来垄断，而垄断资本主义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带来了更充分的条件，同时，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还必然带来社会主义，不然资本主义就要在危机中死亡，社会主义可以延缓资本主义的死亡，而这却又加大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
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不管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还是肯定资本主义的改良变化，都只是证明资本主义的最终的结局，就是被社会主义代替。
那么，苏东和中国的变色，证明了什么。是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空想，证明了资本主义的永恒吗？
不。
这恰恰证明，马列毛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科学。
社会主义和任何事物一样，作为一个历史事物，有一个发展过程。发生曲折是正常的，而且，可以说是必然的。对于这种必然性，列宁做了最初的探讨，毛主席做了继续发展。这就是从列宁的第二个贡献，到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主义。
简言之，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因为革命的起点低，最初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容易，而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则比较困难。正因为国情落后，不可能一下子建成社会主义，而要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在这个两种倾向存在的过程中，弄得不好，修正主义上台，走向资本主义，随时都是可能的。
这只能证明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历史需要一步步来。历史的负担越沉重，历史的步伐越艰难，历史的曲折越难免。苏东和中国没有逃出这一历史规律。
这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偏离了正确轨道；这又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偏离社会主义后的修正主义的假社会主义的失败。人民抛弃了假社会主义，人民追求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现在的中国，在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和痛苦后，尤其是这样。
人们总是在比较和鉴别中认识事物的。正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当中，人民醒悟了过来，重新怀念毛主席，真正体会到，还是社会主义代表人民的利益，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还是社会主义是人民的希望和追求。
只要尊重科学，就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的确代表着更高的社会阶段，是一个更好的更理想的社会。正像资本主义也经历过曲折、在曲折中前进一样，社会主义也不怕曲折，也会在曲折中前进。
其次，要正确总结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经验和教训。
前面讲，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要毫不动摇，这里再讲，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要科学分析。也就是说，要用马列毛主义基本理论科学分析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我看有三个重点。
第一、要研究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要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
这不是高呼几句口号就能实现的。要实实在在地作分析。这两条路线的实行，都有丰富的内容，都值得认真总结。正确，正确在哪里，错误，错误在哪里，都要结合实际说出令人信服的道理。正确，不一定绝对；错误，也不一定绝对。都要有分析，是怎样就是怎样。我说，重新认识毛泽/东，重新认识邓小平，是一个有巨大认识意义的课题。我们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解决党的路线问题。
第二、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到底应该怎样确立，该怎样运作，还是一个可研究的问题。
第三、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到底该怎样确立，该怎样运作，更是一个可研究的问题。
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不重复发表自己的不成熟的意见了。我的《半社会主义论》和随后的一些文章，大体反映了我的基本看法。半社会主义论，就是社会主义论，就是社会主义一定历史阶段的理论。半社会主义在形式上是承认一定的退却，但在实质上是要脚踏实地地前进，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这里，不去阐发其中的道理了。
正面阐述社会主义论，是时代的尖端，是历史的课题，在没有天才人物（这更正常）的情况下，需要大家集思广义，讨论、辩论，但是，在这里，挥舞大棒，无限上纲，除了会制造干扰，不会带来任何真理。
再次，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列毛主义，坚持马列毛主义。
人们常说，现在在中国，马列毛主义已经被边缘化。从张木生先生的大作和谈话，到茅于轼先生主持的座谈会，再次验证了这一点。而且，何止边缘化，而是被排斥，被否定。这也不奇怪，主张搞资本主义的人，怎么能运用马列毛主义讲话呢？情理之中。
但是，我们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要解决社会主义的课题，唯一不能动摇的思想理论武器就是马列毛主义。在修正主义当道、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情况下，敢不敢、能不能坚持马列毛主义，是我们能否成功探讨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如果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点，向资产阶级思潮妥协，那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可言的。在这一点上，没有折中的余地。谁想折中，谁就只能重复修正主义的错误。
我想，联系毛派思想混乱的实际，这些话再说一说还是有必要的。能做到认真看书学习，不容易；能弄通马列毛主义，很不容易；能坚持马列毛主义，更不容易。这样的话，毛主席不知说了多少遍，我们不仅要听，还要照着去做。至少我个人深知，一旦遇到难题，去读马列毛，就会受益无穷。这不是盲目地崇拜，这是人们获得真知的思想磨练的必经路程。以为读过一遍，就可以作大棒打人，那是不正派的学风。掌握马列毛，是在实践中，反复读，反复体会，才能获得的。在马列毛的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狂妄，只会使我们远离真理而陷于盲目。我们不要做那样的蠢事。
时代期待理论创造。但和任何成就的获得一样，需要必要的条件，我们要尊重而不是违背这些条件。


四



我不怀疑刘源、张木生、茅于轼诸先生有足够的政治敏感性。抛出曲解了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重返这样的新民主主义论，实质还是要搞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
张木生先生再三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他说：“薄熙成告诉我现在薄熙来最困惑、最头疼的、觉得最没有底气的，他感觉最大的需求，是理论的需求。……他是说自己理论修养太差，拿不出更多能够解释重庆现象的理论说明。”
所以，张木生就把自己的理论端了出来，他是这样表示的：“我看重庆确实走的有模有样，他感觉最大缺陷就是在理论上有很大欠缺，他所要搞的事情找不到一个理论支撑点再往下实践。其实我觉得这个理论的支撑点很简 单，我们搞了34年，都说明这个支撑点是有效的和正确的，这个支撑点是什么？就是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张闻天同志1922年开始在中 共介绍苏联新经济政策，那时候他在美国留学他首先看到列宁去世前最后七篇文章，使他对未来社会有很多联想。到延安之后，尤其1939-1940年，中央集 体学习，创造了中国所谓新民主主义理论。”
可见，张木生先生是胸有成竹的，此时把他们的理论抛出来是有目的的。
而且，这些话，何止是说给薄熙来同志听，他们更是要说给习近平同志和其它下一个中央领导班子的同志们听。更况刘源在军内已经实权在手了呢？
危险就在这里。
这是要中央转舵，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是，他们解释的“新民主主义”。
这就是说，邓路线搞不下去了，换刘路线。
这就像叫我们“再做三十年衬衣”一样，这是叫我们再忍受三十年刘路线。
我们劳动人民已经被忽悠得够苦了，我们不能再次上当受骗了。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场斗争的继续。胡耀邦的儿子不是一直在聒噪吗？舆论就要搞起来了。
现在的危险在于，习近平诸同志会不会接受这个忽悠呢？也就是说，会不会从邓路线向刘路县转变呢？
坚持邓路线是没有出路的，同样，转变为刘路线，也是没有出路的。中国人民不会接受这条路线。也许几多文人对这条路线有兴趣，但是，广大劳动人民是不会接受这条路线的。
重庆新政就是一次试验。重庆新政，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并没有超越邓路线，也没有超越社会民主主义的范畴。如果就此而言，薄熙来同志感到理论欠缺，是有道理的，是他高明的地方、正确的地方。
历史再次验证了我近年来多次指出的，中国面临着三条道路，三种选择，一条是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一条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质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阶级斗争。在这里，没有调和的余地和可能。谁想回避这个斗争，试图从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变，只能是一厢情愿，这样想，低估了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也低估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意愿，中国毕竟是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过多次、各种反修斗争的国家。
人民群众不胡涂，习近平同志也不可胡涂。薄熙来同志的感觉是对的，邓小平路线、邓三科特色理论，已经走到尽头，不会再有出路。唯一的明智的态度，就是幡然醒悟，转换路线，重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转换实质是一场社会主义的再革命，不是自上而下的做，就是自下而上的做，不做是无法改变中国目前的危机状态的。
***同志已经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历史的要求，这是十分遗憾而又不能强求的。但是，历史不会简单重演。还是历史唯物论的老道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不会只是盼望、等待。上层不创造历史，人民群众会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中东、北非这样落后的地方，人民群众都在创造历史，伟大的中国人民会没有自己的历史？这是不可能的。产生过孙中山、毛泽/东、鲁迅等一大批伟大人物，掀起过波澜状阔的近代、现代革命的中国人民，是不会落后于当今时代的。
我坚信这一点，我也希望习近平同志能够相信这一点。不要受刘源这类平庸之辈油嘴滑舌的影响，要有气魄敢于重新高举起代表时代真理的马列毛主义的红旗。
谁聪明、谁高明、谁敢于铸造伟大，谁就应该这样做。

2011年8月18日 写于德国马克思家乡红思屡克






















中国应该走哪条道路的再次选择

____十八大不能回避的历史任务


项观奇



刚刚写完《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升起》，这个信号就真地升起来了。胡德平先生主持的八。二七北京座谈会，可算是一个显著标志。
这个信号告诉我们，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到底应该走哪条道路，再一次提到了中国历史的议事日程上来。
这是当前的重大政治动向。是大事，不是小事。应该引起毛派同志们的及时关注，紧紧把握住历史的脉搏，不要在历史转弯时，被抛出轨道。


一


从刘源将军亲帅五位将军助阵张木生先生大作发行仪式，支持张木生先生抛出“重返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茅于轼先生在他的天则所召集一群像他一样有名的学者，举行重庆模式、广东模式座谈会，再到胡德平先生亲自出马，召开这样有规模的纪念决议的座谈会，这一连串动作，在政坛上激起了不小的浪花。这不一定是精心安排的，但是，却肯定并非偶然。
必然性在哪里呢？
十八大还有一年就要召开了。十八大后的领导班子，是大体定了。但是，十八大后的路线，是否会变动，却还是个未知数。
所以要这样说。 不是说没有既定方针。修正主义和任何反动事物一样，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俗话说得好：人算不如天算。借用张木生先生喜欢的一句话叫做：形势比人强。
如果形势大好，百姓富裕，社会和谐，恐怕不需要人们出来说三到四，说了，也没人听。执政者可以尽管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文人雅士可以使劲颂扬“歌舞升平”。
可惜，现实不是这样。人们普遍地感受是，再不变，实在不行了。
全世界都在变。中国的修正主义专制统治能不变？变，才是合理的。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涵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才是辩证法。现在发生的一切变动都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合乎马列毛主义的，甚至是马列毛主义预言的。欧美在变，北非、中东在变，揭开复杂的表象，探讨其中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历史在前进。尽管这个前进是曲折的。但是，历史的进步从来也不是直线的。
中国能不变？维稳能稳得住？鬼才相信。
在中国，不管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乃至个人之间的认识分岐有多大，但有一点已经如此清晰、以致可以说是全国上下的共识：经济的巨大发展不但没有带来一个和谐社会反而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已经到了必然发生历史变动的临界点。
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解释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可以摆出数不尽的丑恶社会现象，但这些无非证明，革命危机正在中国逐步走向成熟。
于是，我们再次站在了百年来我们经常遇到的历史课题面前：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到底应该走哪条道路。
这就是风暴即将来临、政治大戏即将开场的大背景。各路人马（马列毛主义叫各个阶级）就要从各个角落登场表演，回答历史的拷问了。
不要小看中国人。毛主席说得对，谁说中国人不好斗，我看中国人是很爱斗的。别看专制压迫得厉害，顷刻倒台的时刻快到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刘源、胡德平们自然敢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奴隶们创造历史也是有的。况且，你们的老子，当年不也是“天街踏尽公卿骨”出身吗？现在，自以为是精英，说点屁话，当心别骂了老子。
谁也别吹。历史的检验最真实、最无情、也最可靠。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谁代表人民的利益，谁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谁才会是历史的推动者，谁才会是历史的主人。


二



谁要想担当这一历史重任，谁就要首先正确回答两个历史课题。一个是，这一切，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另一个是，怎样解决。
我们先看看刘源、胡德平诸先生们是怎样回答的。以我的粗略观察，略去高论择其要点而论之，他们大体有三把刀子。
第一把刀子，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这把刀子，是他们对中国所以会走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回答。
何以见得？请看。
当他们打起纪念《决议》的旗号，纪念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时，论证说，《决议》的价值就在于，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否定了毛泽/东领导的2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正是这个否定，带来了当时的“思想解放”，带来了改革开放，这才有了“伟大成就”。这是他们的真心话，也是历史真实。我在《重新认识毛泽/东，重新认识邓小平》一文里，就是从《决议》的这一实质批判《决议》的。胡德平先生现在又多给了一个证据。
这是他们的纪念活动的一个本质。但是，却不止于此。
在回答为什么中国现在出现了这样大的问题，以致到了“崩溃的边缘”时，他们还是靠挥舞这把刀子。在他们看来，从当年到现在，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还不够，还不彻底，所以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这是他们纪念活动的另一个本质，甚至是更重要的本质。这是他们的更重要的心里话。为此不惜倒邓挺胡。
他们责怪当年邓小平定了调子，没有照多数人____四千人大会的意见办，故而造成了否定不彻底。正是这个不彻底，导致了今天的问题。
他们的议论很多，概括地说，在他们看来：
经济上，私有制没有彻底展开，国企还存在，垄断还存在，市场经济没有主导一切，政府干预还存在，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句话，还不是彻底的资本主义。
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解决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没有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没有实现各阶级一律平等，没有实行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没有确立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没有丢掉人民民主专政的外壳，一句话，还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要求的政治制度。
思想文化上，没有和世界接轨，以“普世价值”代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没有彻底清算毛左思潮，没有彻底颠覆全部历史，一句话，还不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形态。
这就是他们对今天中国所以会发生问题的原因的认识。可以看出，在他们的眼里， 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带来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彻底带来的。罪责还是在毛泽/东。毛泽/东的阴魂不散。毛泽/东阻挡了中国的彻底的资本主义化。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们拿出了另外的两把刀子。
一把刀子就是“重返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过，不是毛主席论述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是，他们曲解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升级版，实际就是搞资本主义社会。
他们论证说，过去只搞了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还不够，而且也不彻底，现在要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全面搞，搞彻底，搞成他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是完全的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问题，我在《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升起》中有所批评，这里不重复。好在有毛主席的书在，他们的骗局，容易被戳穿。
为了保证顺利“重返新民主主义社会”，再一把刀子就是打压社会主义再革命运动。
和当年清查“三种人”、清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一样，既要反革命，就要把革命力量打下去。不然，没办法顺利贯彻他们的路线。
但是，历史是变化的。当年的历史条件，现在已经不具备。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人民群众觉悟了，人心向背，于他们绝对不利。从他们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表现出十分的恼怒，百倍的仇恨。于是，挥刀砍向四面八方。
首当其冲，自然还是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毛泽/东思想的第二个伟大贡献就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而运用这一理论的演习就是文革。文革作法，毛主席有自我批评，该探讨的要探讨，该否定的要否定。但是，文革最大的意义在理论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确立。正是这个理论，可以揭穿现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的根本秘密，并且也是今天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法宝。他们最害怕、最仇恨这个理论，实在必不可免。胡德平、刘源先生们，想要继承父业，再次重演否定文革理论、绞杀继续革命、绞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角色，也可以理解。
只砍毛泽/东还不够，刀锋所指，自然漏不下革命群众，尤其是毛派革命群众。文革余孽，文革余毒，毛左份子……就是革命群众、毛派共产/党人的代名词。你们的普世价值到哪里去了？你们的民主到哪里去了？就是毛左，不也是一种政治意见吗？怎么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可见普世价值不普世。你们专了我们三十年政，到了今天，还是一点不放松。张春桥同志写了一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但没有得到落实，自己却被人家专了政。三十年来，你们可是实实在在地写了一部论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胡德平先生批评林彪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其实，就政权包涵暴力的一面而言，林彪的话并不错，并不违背马列毛主义国家学说。就算错了，正是令尊曾经这样干过，胡先生作为前政协常委，现在是不是还要这样干，还要镇压革命左派？
胡德平先生的阶级观点是很牢固的。人们现在常说红二代。但是胡德平先生对红二代是作阶级分析的。像习近平、薄熙来同志这样的红二代，胡先生是也要砍刀的。
为什么？

习近平同志不是到韶山给毛主席献花圈了吗？薄熙来同志不是搞“唱红打黑”吗？这是属于普世价值不普世的范围的。
他们早已经在做文章了。那个所谓不提毛泽/东思想的提议的谣言，不就是针对习近平同志来的吗？而对“唱红打黑”的围剿，更是日甚一日，简直非要把薄熙来置于死地不可。
其实，要诉文革的苦，习、薄也该有话说。但是，从习仲勋、薄一波同志到红二代的习近平、薄熙来同志，从来没有忘记要正确认识、评价毛主席，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立场和感情。就是那位文革中也同样遭遇过不幸的余正声同志，不也公道地说，主席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预见是被现在的事实证明了的吗？不说觉悟，不说水平，不说信仰，就说作人的良心和公道，胡先生们也是不合格的。
再说，就习薄二人现在的作为，他们也过虑了，习薄还没走那么远。但是，他们是敏锐的。因为这涉及十八大后的领导人的政治方向问题，不能不分外关注。他们是对的，是政治挂帅的，是政治领先的，毛派同志可不要犯胡涂。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尽管胡德平先生们一再批判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是个纲”，他们倒是真地抓住了“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是个纲”，而且，抓得这样紧，丝毫不放松。这值得我们毛派同志学习。
谁说没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就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真干的，不说，不说的，真干。不然哪里还有欺骗，还有受蒙蔽。我不反对派别分析，但是，更重要更基础的还是阶级分析，离开阶级分析，只做派别分析，而且，靠小道消息，那不是科学的分析方法。你看，所谓红二代，太子党，并不一样，未见得是一派。还是阶级分析可靠。
正是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胡德平先生们所发表的意见，虽然五花八门，也未见得完全一致，但是，看大同，这正是当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他们的意见说到底，就是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把中国搞成普世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国际资本主义完全接轨。
但是，我认为，还必须看到，胡德平先生一号人又有自己的特点。可以说，这个派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没出息的一个派别，甚至是最反动的一个派别。
因为就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言，他们和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对修正主义专制官僚特权统治，是有不满的。例如那位当年社科院造反派的著名头头而如今叛逆了的吴敬琏先生就猛烈抨击自己实际在为之效力的权贵资本主义。但是，胡德平先生一号人，恰恰对这一点没有任何表示。相反，像张木生先生等人，还在着意维护专制统治。
这与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和本人经历分不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和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曾经是这一切的铸造者。这就造成，他们必然要杀气腾腾地向代表劳苦大众的毛泽/东、毛派开刀，却不敢对修正主义专制统治者放个屁。他们永远也控诉不完文革的“灾难”，但却掩盖三十年来劳动人民的真实的悲惨的灾难。这不仅暴露了胡德平先生们的反动性，其品格的低下，也让人瞧不起。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和习、薄等人不可同日而语。
“红二代”不是一个科学的阶级的概念，对“红二代”必须作具体的阶级的分析。不能陷入唯成份论、血统论，还是过去说的那三句老话；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三



马克思说过，历史有时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彷佛又一次面临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政治局面。
当时，人民群众已经对重新上台的修正主义特权阶级的统治极为不满，尤其官倒、***，更为群众所深恶痛绝。这是后来发生广泛的人民运动的社会基础。
以胡耀邦、***两位总书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要把修正主义的变相的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转变为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
结果，资产阶级民主派利用人民群众运动，掀起了那场有名的“风波”，并以血雨腥风而结束。
这些背景和今天有惊人的相似。
在当时，和苏联，更有惊人的相似。但结果却是完全两样。在苏联，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胜利，在中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失败。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政治上举足轻重的老同志健在，不会允许历史走苏联的道路。不然，***将会扮演戈尔巴乔夫加叶里钦的角色。但是，历史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他的悲剧是必然的。中国就是中国。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共产/党。
历史不能假设。毛、邓、赵三个人，对事变会有不同的处理。邓的处理大家都看到了。败笔。赵的意见，他最后告诉我们了。苏东。毛会有他的惊天动地的处理方法，绝不会邓，也不会赵，充其量会是四五的再版，而更大的可能是，只要身体允许，他会走到广场，以他的宏大气魄，说服青年人，带走青年人。毛主席在，社会不会那样。假设已经没有意义。六三那天，我乘机往回赶，怕我的学生继续留在广场。但是，晚到几小时。5。19晚，我曾在美因茨大学发表演讲，以三条根据，预言只要学生不走，邓敢开枪，会开枪。我为我的预言成真留下了泪水，虽说这是检验我学习马列毛主义的一次得意之笔。
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实质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但是，又不愿意赤裸裸地走资本主义道路。镇压公开的资产阶级动乱是必然的。可是，因为是修正主义，它又必然地错过了随后向左转的机会。历史露出过这个苗头。袁木同志不是在电视上批评不讲阶级斗争吗？JZM不是被训斥了吗？但是，南巡讲话，堵住了这个历史可能，邓小平决意要走他的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为此，不惜和邓力群同志反目，和陈云等同志差点反目。还是邓厉害。陈云、胡耀邦、***、邓力群以及李先念、彭真等一大群人，全没有了反毛时的勇气。说这是阶级立场决定的，不为过。但是，说邓是罪魁祸首，也是铁板钉钉子。邓晚年留下了一篇和自己兄弟的谈话，那是想推掉罪责，给自己留条后路，但是，这不是打桥牌，这种小聪明不顶用，历史是做出来的，窜改历史只能是蠢举。
今天，历史不是在简单重复八十年代。历史总是发展变化的。至少有两个变化已是客观存在。
一个是，上层干部队伍、政治风气、政治关系的蜕变，今天和当年已经无法相比。说存在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是事实，说社会主义已经变色，也是事实。
再一个是，那时毛派是微弱的，一是因为真正的毛派还被压制着，二是因为人民群众还没有走出受蒙蔽的阴影。今天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了。历史教育了人民。毛派作为一个代表劳动人民的政治派别已经存在。
这些变化决定了历史不会重演。所以，在美国，当一群民运份子向那位“花帅”的堕落的养女提问，如果“再出现八九场面，军队会怎样做”的问题时，这位女士以“那要看能出多少钱”来迎合民运份子的掌声。其实，这位浅薄的女士根本不懂历史。
上面的两个新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历史必然重写。
今天的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得罪光了人民群众，他们已经***到了极点，这个阶级已经没有能力向人民举起枪杆子。谁下令，谁就等于给自己判处死刑。
今天的人民群众已经不是当年的人民群众，以毛派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埋葬反动派。
谓予不信，拭目以待。
和苏东一样，中国有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中国不会重演苏东的历史。
中国的现状和当年苏东的现状不同。中国有位毛泽/东，毛泽/东发挥了伟大人物在历史上可发挥的巨大作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其中之一，就是毛派的存在，就是人民群众的毛泽/东倾向。这将成为巨大的书写历史的物质力量，谁也抗拒不了的物质力量。
在苏东，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了修正主义统治。
在中国，站在反对修正主义统治最前列的是毛派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
这个政治格局，是毛主席奠定的。毛主席被资产阶级民主派仇视的原因在这里，毛主席的伟大也在这里。
好， 请听听毛派共产/党人是怎样回答上面的两个历史课题的。


四


我们坚信，只有马列毛主义才能正确回答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并能正确回答只有怎样做才能最好地解决现在的困境。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马列毛主义已经预见到会发生这样两个问题。
从列宁，到毛主席，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曾经一千遍、一万遍地重复说，马列毛主义不但不反对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 不反对发展经济，而且，应该说，我们更重视发展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不仅看到经济的发展关系着劳动人民的生活的改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而且，我们更看到，只有经济发展，只有现代化大工业，才能为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奠定最终的可靠的坚实的基础。
我们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上，从政治的角度，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的角度，去理解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意义的。
照这样的思路，照这样的路线，也就是通常说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的经济建设不该、也不会出这样的问题。社会将会随同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前进。
问题出在历史走了弯路。邓小平包括胡德平先生一再要树立的胡耀邦等一伙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背叛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拒绝了党内外许多新老同志的善意批评，不仅翻掉自己已经多次声称“永不翻案”的罪行，而且，变本加厉，彻底推行他的猫论路线____一条典型的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就是造成中国现在的局面的祸根。
这是解答中国目前现状的唯一科学的答案。这曾经是毛主席的科学预言，也是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验证了的真理。
还用辩论吗？我看，不用了。还用摆事实吗？我看，已经罄竹难书了。
我只希望，胡德平先生不要再做这样的蠢事。令尊已经罪责难逃，已经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你不必再去殉葬，更不必描黑。你可能是孝顺父亲，重父子情义；但我也是出于善意，重马列毛主义大义，听不听，由你。
邓小平这个盖子谁也捂不住。历史已经充分证明，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导致社会主义变色的路线，在这条路线指导下的特色道路，是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灭亡的绝路。在国内社会矛盾已经极其尖锐的情况下，试图捂住矛盾，只在“维稳”上下功夫，这是重蹈历来统治者自取灭亡的道路。
如果想知道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他们的心情，请上网去看看毛主席纪念馆和邓小平纪念馆，人民群众在那里留下了最准确的历史评价和最动人的历史情怀。少奇同志不是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吗？看看人民是怎样写的吧。
座谈会上，胡德平先生们大谈再次解放思想，而实际又拿出紧箍咒套在群众的头上，但是，这次不灵了。人民群众已经思想解放，已经从对邓小平的“凡是”中解放出来。纪念馆里的留言解放得还不够吗？不是“解放”得老要封馆吗？
正确回答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那就有可能正确回答“怎样解决”的问题。其实，二者是一致的，答案也是一致的。
但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确涉及到立场____阶级立场。在这里，没有普世立场可言，只有阶级立场可言。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肯定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我们毛派共产/党人的立场，是工人、农民、进步知识分子的立场。我们的这一立场和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一致的，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一致的。
我们站在这一立场上，对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到底应该走哪条道路，有明确的回答：
走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有个“四个坚持”的说法，这是一个正确的道理。用彭真同志的话说，叫做：四个坚持是总纲。这句话说得好，是马列毛主义的。经锦涛同志归纳就是，四个坚持是总纲，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开放是动力，这是一条马列毛主义的路线。
就这样简单吗？就这样简单。路线就在这里，纲就在这里。如果能执行，能落实，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惜，现在还不是。
这说明，只是打出旗帜，挂出招牌，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真正的本质，表现在实践。一旦涉及具体执行、具体落实，可就不简单了。
历史证明走这条道路，执行这条路线，抓住这个纲，方向肯定是正确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但是，原则毕竟是原则，一但联系实际，怎样把原则化为科学的符合历史阶段的实际的政策，那就不是简单不简单的问题了，而是极其复杂、极为困难。
懂得我党、共运历史的同志，头脑清醒的同志，都会在这个问题面前采取老实的虚心的态度。只有半吊子，才自以为马列毛主义早已到手，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早已在握。谁这样想，谁就顶多是社会主义的新手，尚在社会主义的学前班。
就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言，难处在坚持社会主义。
就从事社会主义事业而言，难处在怎样搞社会主义。
把二者都处理好，不容易。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符合历史实际的灵活性。这需要马列毛那样的革命巨匠、革命导师。
正因为看到难处，我并不以敌视的眼光看待张木生这样的先生对国家命运的探讨，甚至对茅于轼先生除了他谩骂、诬陷毛主席强奸妇女，从而触犯法律，难怪人民控告他，他如果只是发表治国的政治见解，也是应该得到保护的。57年打他右派，他自己认为符合实际，但是，当年那样处理“右派”，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倒真是触犯了法律。言者无罪，言国事者无罪。只要是公民，有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谁剥夺，谁就是违背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谁就在实行专制，谁就在违宪。
也正因为看到难处，我也赞成各派多位同志曾提出的，就治国的大政方针、路线政策，全党、全国人民来一次大学习、大讨论、大辩论。李成瑞同志早有此议，现在，张木生先生也说不争论的时代应该过去，事实上他们已经在讨论、争论。真这样做，是好事。天不会塌下来，天下也不会大乱。执政者应该有这个胸怀。
我写《重新认识毛泽/东，重新认识邓小平》，就是抱着这样的动机，试图再学习、再认识。
我写《半社会主义论》，就是试图结合两个三十年，重新学习列宁和毛主席的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思想。
这都是探讨。几十年间的诚实地认真地探讨。我不敢说已经真理在手，但我自信，我们毕竟比资产阶级民主派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我们的心，在劳动人民一边，我们的思想，有马列毛主义指导。这是我们的优势。这是和历史的前进同步。人民，劳动人民，越来越从历史的后台走向历史的前台，我们顺应和代表这一历史的要求。


五


我是个马列毛主义者。我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我看到胡德平先生们的这个座谈会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座谈会。我不想也不必隐瞒我的这一观点。
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个座谈会的举行，使我感到鼓舞，受到启示，也学到了东西。
第一、先生们关心国事，讨论国事，这是一个公民对国家事务的积极态度。
宪法肯定了公民的这个权利，公民履行这个权利，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个道理。在这个权利经常被剥夺的情况下，先生们这样做，其积极意义，是明显的。公民们不论是从哪一个集团、阶级的利益出发，发出关心国家、关心政治的声音，抛弃政治冷淡主义，总是一种应该得到保护的积极政治行为。
我虽然孤陋寡闻，但也知道这一百多人中，名人不少，许多人可谓政治沙场中能征善战的老将。至于胡德平先生，更因其特殊身份而大名鼎鼎，他，自然不会邀集一群等闲之辈侃大山。我在前一篇文章已经提到了他。说曹操，曹操到，他亲自出场了。这样，影响大，声势大。我感到好，好得很。在首都，在党中央的身旁，允许国人自由议政，是个进步。记得胡德平先生早年写过《为自由鸣炮》，现在正在践行《为自由鸣炮》。好。
第二、先生们抓大事、抓路线、抓阶级斗争，值得我们学习。
先生们批判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为纲”。但是，事实是，他们所谈论的问题，都是政治大事、路线大事，都是涉及根本阶级利益的大问题。处理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处理、解决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阶级斗争为纲。怎么说，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做。你看，他们要彻底清算毛主席，要彻底清算文革，包括要清算唱红，要解决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要搞“普世’的宪政民主，要搞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等等，等等，全是事关阶级利益、阶级地位的大问题，这怎么不是阶级斗争为纲呢？十足的阶级斗争为纲。只是不喜欢这样叫而已。这样叫，太刺激，不温情，不人道，不人性，所以还是换个说法忽悠人们好。
相比之下，我们毛派对抓大事、抓路线、抓阶级斗争的认识弱了许多。我们看眼下的具体事物多，从中抓起路线少；国际国内，纵横天下，口气很大，要领很少。虽然我们天天讲阶级斗争，但是，我们阶级斗争的水平有待提高。虽然我们天天讲路线斗争，但是，我们抓路线的本事还不够。远得不说，这拿现在这样一件大事来了，我们的同志竟然反应十分迟钝。从事阶级斗争，阶级解放，是非常艰难的事业。远得不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发生的曲折还少吗？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一方面要向毛主席多请教，一方面也要向右派多学习，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在抓什么。这样的反面教员的价值不可低估。
第三、民主派先生们的意见并不是一致的，但是，团结却是一致的。这也值得我们学习。
毛派本来势单力薄，可是，又不团结。文革中这样的不足弄得毛主席都很头疼。不止一次批评，而又难于纠正。唯我独左，唯我读革，全国造反派没有不分裂的， 保守派没有分裂的。当时，我们就弄不明白，现在，还是要面对这样的局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又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这与我们的国情有关，反映了毛派的弱点和尚未成熟。这个问题不解决，毛派无法担当历史重任。
以上三点浅见，无非是说，我们不仅要批评我们的对手，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对手身上学到东西。


六


***同志刚刚接班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三条道路，三种选择》。寄大希望于***同志，希望他带领我们重走社会主义的光辉大道。
这三条道路说的是，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道路，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证明，这个说法还大体符合实际。
近十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走在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但是，事到如今， 大家已经看清楚，这条道路是一条中华民族的死路，而且，已经走不下去。要么发生革命，要么发生改革。不变，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剩下了两条道路。
一条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有人偷天换日，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道路。
一条是经过否定之否定、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在更高一级形式上，再现列宁新经济政策、毛主席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策的，从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向完全的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体现过渡性的历史阶段，是包涵了一定的为了更好地一跃而后退的历史阶段，由于看来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我觉得可以称之为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对于一个从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来说，带有历史必然性。
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详尽论述和实践，有待历史创造。对于应该怎样贯彻主席的路线，怎样走这条道路，我说过一些意见，可以查看我的文章，在这里，我感到讨论的是道路原则，故而不必再展开详论。
为了认识这个历史必然性，我们花了前后两个三十年，既有成功的经验，伟大的创举，也有失败的教训，惨痛的代价，这是创造历史不可必避免的。其中，还包括，借鉴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
较之走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肯定是艰难的，因为我们的国情落后。但是，这是一条对劳动人民最为有利的道路。正因为国情落后，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绝不会简单再现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现状，而会是充满灾难的历程，这已有近三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为证。
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不是一句套话，而是历史的真实。社会主义是遭遇了巨大的失败，但是，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 失败还少吗？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失败，由资本主义来补充的话，那么，下一轮的资本主义的失败，还是要靠社会主义来补充。这就是历史的曲折，也就是历史的前进。所以，我们绝不悲观。
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勇敢地担负起历史的责任，高举起马列毛主义的红旗，坚定地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重走光辉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结论。

2011年9月1日于马克思的家乡红思屡克

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