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铁路的不解之缘（四）

　决策西南铁路大会战

　　１９６４年，中共中央确定了加速西南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决策。毛泽 东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成昆、川黔、滇黔（即贵昆）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他还说：“把川黔、滇黔铁路停下来是没有道理的，你们不去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南，如果没有投资，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毛泽 东多次听取西南铁路建设汇报，审阅建设规划，并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亲自挂帅，铁道部吕正操、刘建章等领导亲自坐镇指挥，调集了铁道兵和铁路职工３０余万人，展开了西南铁路大会战。工程集中了来自全国的１２００名科技工作者，对６５个新技术项目进行攻关，采取了多项快速施工方案，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得以推广应用。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６６年国庆节，川黔、贵昆铁路相继通车。成昆铁路受“文革”影响工期延长，于１９７０年７月１日接轨通车，同年１２月交付运营。

　　与专列检车工长的一段对话

　　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８日，毛泽 东的专列停在邯郸附近，专列检车工长刘学骞等几个乘务员抓紧时间下车检查空调设备。这时在站台上散步的毛泽 东朝几个乘务员走来。他微笑点头，站在他们身后看乘务员调试设备，边问：“这是什么设备？”刘学骞当时紧张得一时语塞，毛泽 东以为他听不懂湖南话，放慢语速又问了一遍。旁边的工友急忙提醒刘学骞：“刘工长，给主席介绍介绍吧。”刘学骞这才平静下来，赶紧回答：“主席，这是空调设备用的自动开关。”毛泽 东饶有兴致地询问了空调车启动开关运行等问题，又详细了解了检车乘务组的人员及分工情况，对检车乘务组和空调车的状况非常满意，他深情地说：“今后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人民群众都能坐上空调车的”……

　　把专列乘务员称作“我的队伍”

　　在毛泽 东的专列上，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配给的秘书和中央警卫局配给的卫士，更多的是铁道部执行乘务任务的各岗位乘务员。在机车、车辆、餐车、公安等乘务人员中，以专列主车（即毛泽 东车厢）的列车员跟毛泽 东接触最多，责任最重大。

　　由于毛泽 东乘坐专列外出视察的时间较长，加之工作生活大多在车上，与列车乘务员建立了“亲如家人”的深厚感情。毛主席对乘务员的工作、学习、相互关系、甚至家庭生活都关心备至，常常牵挂在心。１９６９年，专列在南方某地待命，毛泽 东怕乘务员们待命时间太长，没有事情做会寂寞，就把地方省委送给他用的１８寸彩电送到专列乘务组的休息车，让他们使用。１９７４年９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乘飞机到长沙拜会毛泽 东，送了一些芒果给他，毛泽 东马上派人转送一些给在武汉专用线上待命的乘务员。专列到达庐山、井冈山，毛泽 东还亲自安排乘务员们上山参观游览。

　　１９７０年，毛泽 东到庐山开会，特意为专列乘务员安排了参观活动。当乘务员们有组织地列队登山时，毛泽 东的轿车从后面开上来，他马上示意司机停车，摇下车窗向乘务员挥手致意，带着几分自豪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看，这是我的队伍。”

　　与专列乘务员合拍“全家福”

　　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３日，毛泽 东南巡归来，进京前专列停靠在天津陈塘庄车站的一条专用线上。这次南巡，毛泽 东从５月２９日出发，历时将近４个月。为了感谢专列随行工作人员的工作，应大家的要求，毛泽 东决定接见全体工作人员，与大家一起拍个“全家福”。接到卫士的通知，大家高兴得连饭也不想吃了，急切地盼望那一刻的到来。拍照的时间到了，照相地点选在了专列前一块开阔的草坪，火车司机、检车乘务员、列车员、警卫战士、餐车的厨师服务员都来了，大家排成几排，依次错位，生怕会被前排的人挡住脸。大家在第一排为毛主席摆了一把椅子。毛泽 东走到乘务员中间，向大家招手致意。他示意卫士搬开椅子，微笑地说“咱们都是自家人”，边说边双手一拢，示意大家靠近，然后他带头席地而坐，前排的同志们纷纷坐下蹲下，围在领袖身边，大家的掌声和笑声响成了一片。这是毛泽 东专列留下的一张工种最全、人数最多的“全家福”，近百人的笑容永远留在了这张照片上。

　　观看中国铁路文工团演出

　　建国初期，为了用革命的文艺动员和鼓舞全路职工投身新中国建设，铁道部党组决定组建铁路系统自己的专业文艺团体。在选拔集中工人文艺骨干的基础上，中国铁路文工团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６日成立。

　　毛泽 东非常关心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建设和发展，他多次观看该团的演出，接见文工团的演职人员，鼓舞文工团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为铁路职工服务。１９５７年１１月，中铁文工团排练的舞剧《有情人终成眷属》，参加了全国第一次音乐舞剧的汇演，博得好评。这个剧目很快被调入中南海怀仁堂，毛泽 东等中央领导观看了演出，并亲切接见了全体演职员。１９５８年，中铁文工团杂技团排练的杂技节目选送中南海，为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演出，在得到领袖的鼓励后，演员们立即赶赴贵昆铁路沿线参加慰问一线工人的演出。

　　１９６０年４月，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访华，毛泽 东陪同他在落成不久的人民大会堂观看首都国家级文艺团体的演出，铁路文工团杂技团的《伞上骑车》等节目入选参演。演出结束后，毛泽 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台接见演员，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文革中坚决维护铁路运输秩序

　　“毛泽 东”开始后，各地学生“北上南下、西进东征”大串联，给运力紧缺的铁路运输带来巨大压力。１９６７年在“一月风暴”中各地造反派夺权，连绵不断的派性武斗、争端迭起，干线运输几近瘫痪。周恩来亲自坐镇铁路指挥，把不断恶化的情况及时报告给毛泽 东，严肃指出派性D.Z.给铁路运输造成严重威胁，提出了“必须对铁路实行全面军管”的意见。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９日，毛泽 东在齐齐哈尔铁路局的一份情况报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但“四人帮”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阻止了这一批示的实施。５月下旬，铁路交通秩序继续恶化，京广、津浦、陇海、浙赣几条干线频频告急，周总理再次向毛泽 东请示，毛泽 东当即批准了周恩来“立即对铁路交通实施军管”的建议。５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毛泽 东、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 东批示发出了《关于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６月１日，毛泽 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军管实施后，铁路运输的混乱局面逐步得到控制。

　　１９６８年２月，针对一些造反派武装抢劫、袭击铁路的案件，毛泽 东再次支持周总理，给予坚决的打击镇压，及时制止了对铁路交通的大规模破坏性活动。此后，全国铁路运输日趋恢复正常。至１９６９年，铁路运量全面回升，铁路建设工程开始按计划进行。

　　在专列上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阴谋

　　１９７１年８月中旬至９月１２日，毛泽 东乘专列南巡，沿途同各地负责同志谈话，及时察觉并挫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的阴谋。

　　８月３１日，毛泽 东到达南昌，敏锐察觉到一些不正常的情况，于是乘专列转道杭州，９月３日抵达。在杭州期间，毛泽 东又陆续得知有关叶群、林立果的一些可疑情况。９月５日、６日，林彪、叶群获悉有人违纪透露的毛泽 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预感“末日”即将来临，８日亲笔写下手令，决定在上海动手谋害毛泽 东。

　　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计划，毛泽 东此时虽仍一无所知，但凭着丰富的政治D.Z.经验，他对南巡以来身边许多可疑迹象已有警觉。９月１０日，毛泽 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在上海只停留了一晚，而且没有下车。第二天上午，他在车上会见了许世友和王洪文。中午，毛泽 东突然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不通知，马上开车……”专列随即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留，经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１２日午后安全到达北京丰台站，并召见周恩来、汪东兴、谢富治、吴德等负责人后，仍乘专列抵达北京站。从而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 东的计划落空，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次日，林彪一伙仓皇出逃，折戟沉沙于蒙古的温都尔汗。

　　签发中央九号文件支持铁路全面整顿

　　１９７４年初，“四人帮”一伙煽动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造成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混乱，一些地区的派系D.Z.卷土重来，刚刚稳定的政治局势又遭到破环。受其影响，铁路运输秩序混乱，主要干线严重堵塞，中断运输、破坏铁路设施的问题频频发生，铁路运输成为国民经济突出的薄弱环节。

　　１９７５年１月５日，毛泽 东圈发中共中央１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毛泽 东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１月８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经历了１０年的“毛泽 东”内乱，毛泽 东在这一时期先后作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为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指明方向。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成为全党工作的中心。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中，从１９７５年２月起开始代替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他大刀阔斧地治理整顿“文革”留下的混乱局面，得到毛泽 东的支持。

　　在１９７５年１月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万里出任铁道部部长。邓小平以整顿铁路为突破口，组织王震、谷牧、万里等参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了要坚决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加强铁路的统一管理和集中指挥，加强党委对铁路工作的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确保安全正点，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D.Z.等五条决定。１９７５年３月５日，毛泽 东亲笔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著名的中发?眼１９７５?演９号文件迅速下发到县团级。这一文件有力地推动了铁路及各行各业的治理整顿。

　　1960年4月毛泽 东专列视察上海，途经蚌埠车站时走下列车，与乘务员亲切交谈

　　在毛泽 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的铁路整顿迅速展开。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徐州铁路分局等集中力量逐个整顿，通过发动群众，铲除派系，严肃纪律，在较短时间内，使影响铁路畅通的派性问题得以解决，运输秩序稳定，客货运量增加，列车正点率提高。到１９７５年末，全年铁路货运量比上年增长了１２．７％，基本建设速度加快，新增营业里程比上年提高１９．３％。

　　关心中国铁路的牵引动力革命

　　在毛泽 东、周恩来的关怀下，１９５６年，铁道部制定了《铁路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提出技术改革的中心环节是牵引动力的改造，要安全迅速地、有步骤地由蒸汽机车转到电力机车和内燃机车上去。１９５８年，中国第一台内燃机车“巨龙型”和电力机车“６ｙ１型”相继实验成功。

　　１９６３年，经党中央、毛泽 东批准，成立了“国家大功率牵引动力内燃化、电力化领导小组”，制定了３年规划，确定了大连、四方、戚墅堰３个研制基地，内燃机车投入批量生产。

　　文革期间，毛泽 东对铁路牵引动力内燃化的进程仍然给予特别的关注。１９６９年３月３１日，毛泽 东接见了二七机车车辆厂代表，听取了这个厂“抓革命、促生产”的汇报。他对二七厂是否上马内燃机车的问题作出批示：“当前以修为主，制造为次，可以搞点实验，方向要往这上走。”毛泽 东的指示给予铁路机车车辆系统的广大职工以巨大鼓舞，全路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得以发展。

　　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６日，第一台东风４型内燃机车在大连机车车辆工厂制成。该车装车功率２４２６千瓦，是中国研制的第二代内燃机车中最先定型的机车。２０世纪末推出的东风４Ｄ型内燃机车，代表更先进水平，成为中国铁路大提速的货运主力机车。

　　火车头上的永久纪念

　　毛泽 东于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２６日诞生于湖南湘潭的韶山冲。他的诞生地和诞辰纪念日，已经作为“火车头”的名字和车牌号，永远镌刻在中国铁路的历史上。

　　“１８９３”为“主席号”机车的永久牌号。

　　被称为“中国铁路第一车”的“毛泽 东号”机车，也被铁路人亲切地称为“主席号”。１９４６年“毛泽 东号”命名时的原车是一台蒸汽机车，车号为ㄇㄎ１—３０４号。１９７１年，蒸汽机车退役，“主席号”换型为国产东风４型内燃机车，车号为０００２号。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９日，“毛泽 东号”机车再次换型，配属为大连机车车辆厂最新研制的东风４Ｂ新型内燃机车。时任铁道部部长的李森茂提出：随着铁路牵引动力科技的发展，“毛泽 东号”不断换型，配属更为先进的机车成为必然趋势。“车牌号”是一部机车的形象代表和无形资产，“毛泽 东号”的机车可以换代，车牌号则应确定一个永久不改的号码，这样有利于对这一先进典型的宣传。据此，铁道部决定以毛泽 东的生辰年号“１８９３”作为“毛泽 东号”的永久车号。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泽 东号”机车再次换型，配备东风４Ｄ型大功率内燃机车，金灿灿的铸铜车牌号“１８９３”，镶嵌在机车的两侧。

　　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内燃机车，带着研发年代的时代特点，不仅都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而且具有代表性的主要车型，其车名和车牌标志大多采用了毛泽 东的书法字体。“东方红”、“北京”、“东风”等国产机车，都是将毛泽 东的亲笔手书制成车牌，镌刻在千百台机车的车头两端，赋予中国火车以独有的气势。

　　随着中国电气化铁路的修建和投入运营，１９５８年，一机部湘潭电机厂和铁道部株洲机车厂联合研制的第一台大功率６Ｙ１型电力机车问世，填补了中国制造电力机车的技术空白。铁道部根据当时的情况，确定了“内燃、电力机车并举，以内燃为主”的方针，一度曾推迟电力机车发展，直至１９６８年，６Ｙ１型电力机车基本定型，决定于１９６９年投入批量生产。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７日，铁道部军管会作出决定，以毛泽 东的诞生地“韶山”的名字，命名我国自行研制的电力机车，６Ｙ１型机车更名为韶山１型。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电力机车的研制呈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韶山８型、韶山９型客运机车和韶山４Ｃ、韶山７Ｂ重载货运机车，成为中国铁路电气化客货运输的主力车型。

　　决定援建坦赞铁路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毛泽 东从国际主义出发，决定援建坦赞铁路。１９６５年２月１８日，毛泽 东、刘少奇、周恩来与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举行会谈，应坦桑尼亚、赞比亚总统的请求，中国政府决定提供５亿美元的无息贷款，派出中国铁路工程技术人员，帮助两国修建坦赞铁路。坦赞铁路全长１８６０公里，沿线大多是深山峡谷和沼泽，地形复杂，工程艰巨。工程于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开工，１９７５年６月完成铺轨，１９７６年７月全线通车。这项世界瞩目的铁路工程，除了它的政治意义之外，也使大批中国铁路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工人得到了锻炼，为日后中国铁路打入世界建筑市场和劳务市场奠定了基础。

　　运筹京九铁路践诺老区人民

　　京九铁路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世纪梦想。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 东在湘赣边界组织革命武装，建立红色政权。中央苏区老百姓踊跃参加工农红军，跟着毛委员闹革命，涌现了兴国等一批著名的“红军县”。毛泽 东在苏区曾对江西兴国百姓许诺：“等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把‘火车’和‘小太阳’（电灯）送给这里的人民。”解放以后，兴国的老百姓致信周总理，要来了中央政府修建长冈水电站的投资，得到了“小太阳”。老区人民日日盼望火车早一天开到老区的崇山峻岭之中。

　　１９５８年，国民经济“二五”计划开始实施，铁路运量猛增了３９％，运能紧张的矛盾日趋严重。根据毛泽 东的指示，在铁道部新线建设的规划中，滕代远部长提出了在北京至九江间修一条京九铁路（小京九）干线，使之成为继京广、京沪之后的第三条南北大通道。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６日，全长６公里的九江大桥先行开工。后因资金匮缺被迫下马。

　　１９８４年９月２６日，中英签署《联合声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以此为契机，铁道部将京九铁路的建设规划从南端九江延长至深圳，连接香港九龙。由此，大京九成为国家“八五”计划的重点工程。

　　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由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九省市，全长２３８１公里，与香港九龙相接。包括天津至霸州、麻城至武汉的联络线，总长２５３６公里，投资近４００亿元。京九铁路于１９９１年９月５日开工兴建，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１６日全线贯通，１９９６年９月１日通车运营，是中国铁路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

　　京九铁路的建成，对缓解南北运输的紧张状况、完善全国铁路、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沿线地方资源的开发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京九铁路穿过沂蒙山、大别山、井冈山等一个个红色革命根据地，实现了毛泽 东的生前夙愿，造福于老区人民。

　　实现毛泽 东生前遗愿，青藏铁路起宏图

　　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９日，青海格尔木和西藏拉萨同时举行盛大典礼，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历经半个世纪的规划、勘测、设计、认证和准备，终于正式开工。

　　修建青藏铁路是毛泽 东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夙愿，也是新中国几代铁路建设者和西藏各族人民的殷切期盼。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西藏还没有解放，毛泽 东已经在筹划这一地区的铁路建设。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８日，毛泽 东接见新任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与他畅谈新中国铁路建设的远景规划，当时就立下了“我们一定要把铁路修到巴山、天山、昆仑山，一直修到喜马拉雅山去”的壮志。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９日，毛泽 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对方就加强两国贸易向毛泽 东提出要求。毛泽 东表示：“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不仅要修到拉萨，而且还要与尼泊尔接轨，通到加德满都去。”

　　青藏铁路从青海省会西宁至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全长１９５６公里，其中西宁至格尔木（西格段）长约８１５公里，在毛泽 东、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西格段铁路从１９５８年动工兴建，终因当时的国力所限而被迫两上两下，直到１９８４年才交付运营。

　　进入新世纪，经过２０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具备了修建青藏铁路的经济实力。２００１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批准青藏铁路立项、开工。

　　新开工修建的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格拉段）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这条铁路全长１１４２公里，穿越青藏高原腹地，沿线高寒缺氧、地质复杂、冻土广布、技术难度很大、工程艰巨。青藏铁路工程静态投资２２３．８亿元，动态总投资２６３．１亿元，规划建设工期为６年，预计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投入运营。中国铁路建设者通过周密论证准备、科学设计和精心施工，有把握把青藏铁路建设成世界一流的铁路，以此创造人类铁路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

　　待到千里青藏铁路修通运营时，中国铁路建设大军可以告慰毛泽 东主席：您生前的遗愿已经化作了高原彩虹，青藏铁路上飞驰的列车正把繁荣发展的新希望送到喜马拉雅山脚下，雅鲁藏布江边……

　　（资料来源：《文史精华》，原作者赵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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