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庆经验

论重庆经验

项观奇 著



德国莱茵出版社
2011年11月



目录




前言
一、“唱红打黑”成功的深刻启示
二、我看薄熙来执政
三、“重庆模式”究竟证明了什么？
四、再谈“重庆模式”证明了什么
五、“重庆模式”的错误解读
六、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升起
七、中国应该走哪条道路的再次选择
八、必须正确认识修正主义统治的
反动性、残酷性、欺骗性、腐朽性
九、要突出路线这个纲
十、伟大历史变革的序幕
十一、反 共右派正在给薄熙来加分




前言



自产生“重庆经验”以来，三年间，我前后写了七篇评论文章，勉强可算一家之言。实际是联系“重庆经验”学习主席思想的一点体会。现在想结集出版，目的是想发扬光大“重庆经验”，迎接十八大。
《要突出路线这个纲》等四篇文章，也涉及或关联对“重庆经验”的认识和评论，所以也收在里面。这样，一共十一篇。
文章按写作时间排列，这样做，不仅符合我的思想认识轨迹，也符合历史发展变化的轨迹。思想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又反映出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有多少斗争，思想界就有多少斗争，理解现实生活中的斗争，是理解思想界斗争的锁钥，反过来说，理解思想界的斗争，又能深刻理解现实生活中的斗争。这或许就是一篇篇大块文章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包括这里的屁话。说“不许放屁”，那是表达一种愤怒，但，屁，总还是要放的，从古至今。近日论“骂”文章不少，那是政治，这里只是玩笑。
有位文章一向写得相当精彩的同志，在一篇大作的结尾处写道：“中国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毛泽 东。”够精彩吧。此话是眼下中国人民的心里话。缺毛泽 东这样的领袖，缺毛泽 东这样的思想。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重视“重庆经验”是有历史眼光的。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愿意就如何正确解读“重庆经验”和同志们作交流。我不期待我的小小集子有多少价值，我期待“重庆经验”发扬光大，促进产生更多的薄熙来，更多的“重庆经验”，更多的重庆，乃至全国山河一片红。
以十八大为契机，从重庆，走向全国，从重庆重建社会主义，走向全国重建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给予中国共产 党的一次____且不说是最后一次____宝贵选择机会。
这不可能吗？美国人敢说，我们能，我们更敢说，我们能。而且，我们真能。因为科学告诉我们，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必然的充满曲折和反复的历史过程，共产主 义的最终胜利和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2011年11月22日 于德国马克思家乡红思屡克







“唱红打黑”成功的深刻启示


薄熙来同志不愧是一名受毛泽 东思想哺育的真正的中国共产 党人，他在重庆敢于坚持“唱红打黑”，实质是在按毛泽 东思想办事，按毛主席的路线办事。
“唱红打黑”能够成功，不是偶然的。这里有深刻的历史启示。它已经引起人民群众的关注和赞扬，更应该引起党的领导的深思、总结和由此开始进行政策调整。
第一、这项工作，再次验证了毛泽 东思想是伟大的真理，再次验证了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
“唱红”，就是大唱社会主义好，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打黑”，就是抓阶级斗争，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的黑势力对社会主义的进攻。
马列毛一再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通过阶级斗争，达到最终消灭阶级。 “唱红打黑”就是照这个道理做的，这比向恶势力鼓吹“公平、正义”管事。你说得越动听，黑社会干得越起劲，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换一个路线，共产 党的铁扫帚扫进了黑窝，嚣张一时的黑势力，倾刻瓦解。这就是规律，阶级斗争的规律，毛主席揭示的规律。
马列毛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 党人能忘记阶级斗争吗？面对血淋淋的现实，面对人民群众重新陷于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实，忘记了阶级立场，忘记了阶级斗争，那就不是共产 党人了。“唱红打黑”，就是遵循阶级斗争规律办事的，不是很成功吗？阶级斗争不可怕，人民高兴，敌人怕。这个纲一抓，重庆不但没有乱，没有伤害好人，没有影响生产，反倒促进了生产，促进了各方面的工作搞得更好，整个社会真有社会主义的样子了。这和过去一比较，哪条路线正确，哪条路线更好，哪条路线对人民更有利，哪条路线是干社会主义的路线不是很清楚了吗？
第二、打黑成功，战果辉煌，人民拍手称快。可是，作为执政党，有没有想到， 从另一方面看，这又表示了是执政的失败。看到这样多的坏蛋揪了出来，问题又是这样严重，我是高兴不起来的，只觉得惊心动魄、满腔悲愤。
我沉重地看到，这再次证明阶级斗争形势严峻，能出这样多、这样大的问题，而且已经旷日持久，可见党、政府、公检法乃至整个社会已经腐 败到了怎样的程度？！ 历史是会出红牌的。
我也沉重地想到，怎么在毛主席路线指导下艰苦创业的那三十年里没有这样的严重的问题发生，而在邓小平路线指导下经济发展、国家富有后的三十年里，反倒逐步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呢？ 恐怕还是老人家说的那句老话：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再不动路线，再不在全国范围里“唱红打黑”，不行了。
第三、“唱红打黑”的两方面是一个整体，构成了一条路线。“唱红”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打黑”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结果怎样呢？事实证明，黑势力是腐 败势力，是软弱的。别看他们大权在握时， 盛气凌人，那是因为体制的弱点，权力没有掌握在人民群众手里，他们胡作非为，无所顾忌。现在，动用无产阶级专政，打击他们了，他们的软弱就暴露出来了。在党的面前，在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面前，在发动起来的人民面前，他们的本性还是纸老虎。
这个道理很重要。我多次讲过，要敢于改革，不要怕保守势力，不要怕他们反对，不是他们有力量，而是党和人民有力量。这个“谁怕谁”的道理，这个“不怕鬼”的道理，毛主席讲了千万遍。重庆问题不是很大吗，薄熙来打了它一下，也没有啥。中国不是也是问题严重吗，你就打它一下，还会是没有啥。
为什么？ 道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中。无产阶级专政最有力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群众专政。谁的力量也大不过人民。毛主席从来就不怕大风大浪，因为他是人民的带路人，他身后有亿万人民做后盾。搞民主革命，扫荡反动派，靠人民； 搞社会主义革命，扫荡反动派，还是靠人民。想当年，国际国内，有哪个反动派不怕毛主席，毛主席怕过谁？毛主席伟大，是因为人民伟大。
问题不在时机，问题在思想，在路线。不想解决问题，不敢解决问题，永远没有时机。薄熙来同志敢碰问题，就有时机，一抓就灵。一市能成，一省也行，全国也可。道理一样。
第四、 “唱红打黑”走的是群众路线。薄熙来同志旗帜很鲜明，到了重庆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处理出租车问题就是一个最初的检验。工人群众满意，给薄熙来同志打了及格。有这一条，就敢打黑，就能打黑，而且，打则必胜，胜在人民。
第五、“唱红打黑”告诉我们当年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是有道理的。 “唱红打黑”实质是搞阶级斗争，但实质也是推动生产发展。重庆的生产局面不是坏了，而是好了。薄熙来同志局限于现在的党的路线，没有用阶级斗争这四个字，但他做的是这件事。他抓住了这个纲，目就好做，重庆的生产不但没有受到干扰，反而越做越好。
多少年了，那个反动理论、反动路线老是说，一搞阶级斗争就会天下大乱，就会乱斗人，就会破坏生产。这是是非颠倒。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首先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社会，结构很复杂，阶级不仅存在， 而且关系复杂，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搞生产，搞社会主义生产，不仅还要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学会稳妥进行阶级斗争。这叫政治经济学。没有离开政治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可是，干什么不困难？共产 党人不是就是为了解决困难， 去斗争、去工作的吗？我们是要搞四个现代化，但是，我们的目的首先是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有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只有搞社会主义，才不仅会是富有的，而且这一富有才能真正属于劳动人民。不能用“现代化”三个字替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现代化”三个字不能替代的，社会主义有更丰富、更伟大的内容。共产 党人带领人民是要搞现代化，但是，更要搞社会主义。就是“小康”这类词，最好也停止使用，根本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只有没有理论的人的理论才会出这样的歪招，收起来吧，别让马克思笑话。
第六、“唱红打黑”也证明在一定条件下，党的领导干部还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全国这样大，就只有一个薄熙来在“唱红打黑”。难道只是重庆需要“唱红”， 只是重庆需要“打黑”，我看谁也不会这样想。如果说有不同，可能有相当多的地方，更需要。但是，只出了一个薄熙来。
在今天强调抓紧党的建设的时刻，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研究的问题。这里不能细说。我只想强调，薄熙来同志能够这样做，最基本的一点是，他牢固树立了共产 党人的信仰，决心、真心为共产主 义、为人民奋斗，而不为自己、不为私利。这样的人为官，凡举事，不是先想到是否影响自己向上爬，而是，把人民、把党、把党的共产主 义事业，装在心中，这才会“唱红打黑”，才会做、才敢做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党的事业的事情。这样的干部有点少了，党应该培养这样的干部。
薄熙来同志出身干部家庭，青少年时代有过坎坷。但是，这是财富。他的父亲更是历经磨难。作为真正的共产 党人，这不算什么。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宝贵的生命，尤其是那些在敌人的牢狱里受尽折磨而最后被杀害的同志， 他们没有看到新中国，没有过过好日子，只是为党、为人民做出了牺牲。只要我们还想到他们，还有共产 党人的信仰，我们有什么个人利益值得考虑呢？ 也许正是基于此，薄熙来同志没有忘记“父母革命儿接班”（批判反动对联时总理等二同志做的修改）。习仲勋同志去世后，薄一波同志送给习仲勋同志的挽联，写的就是主席赞扬习仲勋同志的“炉火纯青”四个字。这说明，毛主席活在他们心里。所以才有习仲勋同志在韶山题写：“毛泽 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薄一波同志在韶山题写：“永远按照您所诠释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前进。”。这都是无价的思想财富。现在，薄熙来同志正在从老一辈革命家的手中接过接力棒，继承先烈遗志，誓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怎样赞扬也不过分的。
薄熙来同志做这些事，不是争个人长短，争个人地位，这都是为了不能让革命事业毁于一旦，而愧对人民、愧对祖国、愧对先烈、愧对主席。
谁不愿意早日把四个现代化搞上去？ 谁不愿意祖国强大？ 但是，方向要明，路子要正，“唱红打黑”，就是正路。这还是在特定条件下，薄熙来同志施展的作为，很不舒展，很有局限，尽管如此，效果已经明显，如果路线得到全面调整，那将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局面，还不清楚吗？
从“唱红打黑”，走向全面端正路线，从重庆，走向全国，人民在期待。



2009年10月12日 于德国马克思家乡红思屡克






我看薄熙来执政


最近，国际、国内大事不少。我刚刚写了《我看习近平接班》，受到大家关注，作为姊妹篇，现在再写篇《我看薄熙来执政》。上一篇是被删了两删，最后连题目也被改了（改得不通了），才能发出的。这次，其实是每次，我仍准备被删，只是请同志们谅解文章的不足。还是那句话，别只看我说错了什么，也看看我说对了什么。别忘了，修正主义路线当道，我们只能有这样的命运。我还不想影响左派网站的生存。


一、 阶级斗争形势严峻


有句老话，叫做“阶级斗争的弦崩得很紧”。现在正是这样。“亲爱的”战略伙伴到家门口来演习了；“神圣的”诺贝尔和平奖要发给《零八宪章》的作者了；右翼名家聚会，炮打“挟持改革的四大利益集团”；左翼名家开会，颂扬“重庆模式”带来希望……面对中国积重难返的一大堆问题、矛盾，各说各的理，各办各的事，各种政治力量都拉出拼搏的架式，结果把阶级斗争形势搞得很严峻。
《零八宪章》刚出来，我写文章请教总书记《这还不是阶级斗争吗？》 现在我还要请教总书记，你看阶级斗争形势是不是已经很严峻？
据说有“七十大限”一说。那是说苏联自十月革命胜利到红旗落地，大体是七十年。于是，藉此造舆论说中共也就是执政七十年。这自然是敌人的“梦想”。但我还真怕敌人能圆了这个梦。我说阶级斗争形势严峻，也包括这个意思。
毛主席曾预言，如果右派上台，很可能是短命的。这个预言一时还没有落实。我们的领袖高估了我们的觉悟和水平。但是，毛主席指出的可能还是存在的。经过三十年的煎熬，残酷的修正主义统治的现实教育了人民，人民重新觉悟起来。不仅经历过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一代人首先觉悟 ，而且年轻人也在逐步觉悟。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不承认，现在的年轻一代，毕竟是在近三十年的另一种环境中长大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长大，受到处充斥的资本主义思想熏陶，他们难免离毛泽 东思想有了距离，他们是在被“和平演变”的一代。指望处于这样状态的青年一代抵抗、 推翻修正主义，不是我悲观或者坚持“九斤老太哲学”，我看难度满大。修正主义将会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就在这里表现了出来。不信，看苏东。
正因为修正主义给我们造成了这样一个政治局面。我常常感到，未来十年，是这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争夺战的关键。
也正是从这一点看问题，我不仅感到十八大如何确立领导班子很重要，而且，我也感到，对于我们这些受过毛主席亲自教诲的一代人来说，是到了最后拼搏的时候了。希望只是希望，希望不能变成幻想。我们的立足点是斗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任务，我们不拼出老命去争取胜利，就是死了，也没脸去见毛主席。至于后人，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不能越俎代庖，毛主席都说管不了，何况我辈。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历史任务我们责无旁贷。
看了张宏良教授关于上海会议的未完待续的大作和近150个跟帖后，我的这一想法更强烈了，更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严峻不在于敌人，而在于自己。号称毛派，号称马列毛主义，怎么所想、所说，大都不符合毛主席的教诲呢？说反对修正主义，怎么修到自己头上来了。
这才叫严峻。外侮不可怕，航母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内奸、 是内修、 是内乱。 一个精神上解除了武装的民族，是站立不起来的。 一个腐 败的朽掉的政权是经不起打压的。 毛主席最后的指示我记得还是“国内问题要注意”。内政是关键，外交不过是内政的继续。于是，这个直接原因促使我匆草此文，向同志们请教。当然，我也早有评论一下薄熙来执政的想法，也和许多同志交换过意见。实际我在去年就写了，题目是《唱红打黑成功的深刻启示》，好像没有引起什么注意。这次再附在文后。


二 薄熙来新政的实质


正是因为我们面临着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也是因为被错误路线折腾了三十多年，所以我们也就特别关注以薄熙来同志为班长的重庆市委在重庆的新政，特别支持这种新政。同志们高度评价薄熙来新政，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这种新政的实质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要牢牢把握毛主席分析问题的方法，要善于从路线上去看问题。这一点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在我们看来，薄熙来新政，新就新在他的一切正确的措施都是在向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回归，有的就是在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从“唱红打黑”，到“三进三同”， 到“五大重庆”，到“唱读讲传”，都具备这样的意义。
这是薄熙来同志的新发明吗？ 我看，基本不是。这都是毛泽 东时代的老东西，但又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立足的非常宝贵的东西。三十年间，被丢掉了。现在薄熙来又找了回来，一时颇感新鲜。其实，说到底，就是毛泽 东思想的一套，就是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一套。有的换换说法，实质未变。
对这一点，我的旧文有分析。抄一段在这下面：

薄熙来同志不愧是一名受毛泽 东思想哺育的真正的中国共产 党人，他在重庆敢于坚持“唱红打黑”，实质是在按毛泽 东思想办事，按毛主席的路线办事。
“唱红打黑”能够成功，不是偶然的。这里有深刻的历史启示。它已经引起人民群众的关注和赞扬，更应该引起党的领导的深思、总结和由此开始进行政策调整。
第一、这项工作，再次验证了毛泽 东思想是伟大的真理，再次验证了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
“唱红”， 就是大唱社会主义好， 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打黑”， 就是抓阶级斗争， 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的黑势力对社会主义的进攻。
马列毛一再说，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通过阶级斗争，达到最终消灭阶级。“唱红打黑”就是照这个道理做的， 这比向恶势力鼓吹“公平、正义”管事。 你说得越动听，黑社会干得越起劲，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换一个路线，共产 党的铁扫帚扫进了黑窝， 嚣张一时的黑势力，倾刻瓦解。这就是规律，阶级斗争的规律，毛主席揭示的规律。
马列毛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 党人能忘记阶级斗争吗？ 面对血淋淋的现实，面对人民群众重新陷于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实，忘记了阶级立场，忘记了阶级斗争，那就不是共产 党人了。“唱红打黑”，就是遵循阶级斗争规律办事的，不是很成功吗？ 阶级斗争不可怕，人民高兴，敌人怕。这个纲一抓，重庆不但没有乱，没有伤害好人，没有影响生产，反倒促进了生产，促进了各方面的工作搞得更好，整个社会真有社会主义的样子了。这和过去一比较，哪条路线正确，哪条路线更好，哪条路线对人民更有利，哪条路线是干社会主义的路线不是很清楚了吗？
第二、 打黑成功，战果辉煌，人民拍手称快。可是，作为执政党，有没有想到，从另一方面看，这又表示了是执政的失败。看到这样多的坏蛋揪了出来，问题又是这样严重，我是高兴不起来的，只觉得惊心动魄、满腔悲愤。
我沉重地看到，这再次证明阶级斗争形势严峻，能出这样多、这样大的问题，而且已经旷日持久，可见党、政府、公检法乃至整个社会已经腐 败到了怎样的程度？！历史是会出红牌的。
我也沉重地想到，怎么在毛主席路线指导下艰苦创业的那三十年里没有这样的严重的问题发生，而在邓小平路线指导下经济发展、国家富有后的三十年里，反倒逐步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呢？ 恐怕还是老人家说的那句老话：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再不动路线，再不在全国范围里“唱红打黑”，不行了。
第三、 “唱红打黑”的两方面是一个整体，构成了一条路线。“唱红”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打黑”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结果怎样呢？事实证明，黑势力是腐 败势力，是软弱的。别看他们大权在握时，盛气凌人，那是因为体制的弱点，权力没有掌握在人民群众手里，他们胡作非为，无所顾忌。现在， 动用无产阶级专政，打击他们了，他们的软弱就暴露出来了。在党的面前，在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面前，在发动起来的人民面前，他们的本性还是纸老虎。
这个道理很重要。我多次讲过，要敢于改革，不要怕保守势力，不要怕他们反对，不是他们有力量，而是党和人民有力量。这个“谁怕谁”的道理， 这个“不怕鬼”的道理，毛主席讲了千万遍。重庆问题不是很大吗，薄熙来打了它一下，也没有啥。中国不是也是问题严重吗，你就打它一下， 还会是没有啥。
为什么？道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中。无产阶级专政最有力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群众专政。谁的力量也大不过人民。毛主席从来就不怕大风大浪，因为他是人民的带路人，他身后有亿万人民做后盾。搞民主革命，扫荡反动派，靠人民；搞社会主义革命，扫荡反动派，还是靠人民。想当年，国际国内，有哪个反动派不怕毛主席，毛主席怕过谁？毛主席伟大是因为人民伟大。
问题不在时机，问题在思想，在路线。不想解决问题，不敢解决问题，永远没有时机。 薄熙来同志敢碰问题，就有时机，一抓就灵。一市能成，一省也行，全国也可。道理一样。
第四、“唱红打黑”走的是群众路线。薄熙来同志旗帜很鲜明，到了重庆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处理出租车问题就是一个最初的检验。工人群众满意，给薄熙来同志打了及格。有这一条， 就敢打黑，就能打黑，而且，打则必胜，胜在人民。
第五、“唱红打黑”告诉我们当年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是有道理的。“唱红打黑”实质是搞阶级斗争，但实质也是推动生产发展。重庆的生产局面不是坏了，而是好了。 薄熙来同志局限于现在的党的路线，没有用阶级斗争这四个字，但他做的是这件事。他抓住了这个纲，目就好做，重庆的生产不但没有受到干扰，反而越做越好。
多少年了，那个反动理论、反动路线老是说，一搞阶级斗争就会天下大乱，就会乱斗人， 就会破坏生产。这是是非颠倒。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首先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社会，结构很复杂，阶级不仅存在，而且关系复杂，因此， 在这样的条件下搞生产，搞社会主义生产，不仅还要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学会稳妥进行阶级斗争。这叫政治经济学。没有离开政治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可是，干什么不困难？共产 党人不是就是为了解决困难，去斗争、去工作的吗？我们是要搞四个现代化，但是，我们的目的首先是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有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只有搞社会主义，才不仅会是富有的，而且这一富有才能真正属于劳动人民。不能用“现代化”三个字替代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现代化”三个字不能替代的，社会主义有更丰富、更伟大的内容。共产 党人带领人民是要搞现代化，但是，更要搞社会主义。就是“小康”这类词，最好也停止使用，根本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只有没有理论的人的理论才会出这样的歪招，收起来吧，别让马克思笑话。

这样分析薄熙来新政的实质和意义，今天看来，或许还是正确的，因为是从路线上看问题。
如果要补充，就是自那以后，薄熙来同志在党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又继续前进了。新政的内容和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唱红打黑”，向着更广阔的领域，更深入地进军，更加明显地带上了拨乱反正的路线意义。
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构成了重庆模式，但说重庆新政还是可以的。因为有了区别于旧路线的属于毛主席路线的新东西。新政还是一种过渡，要真正达到新的毛主席路线占主导的局面，那就不是重庆一地的事情，任务还相当艰巨，道路还会有曲折，但是，只要敢于沿着这个正确方向走下去，前途会是光明的。
上下齐努力，毛泽 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重新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是可能的。



三 薄熙来现象的偶然和必然


薄熙来现象像一道曙光，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对光明未来的希望。当着我看到他把李讷夫妇请到重庆参加唱红晚会的报导时，我激动得泪水留了下来。禁不住写了一个跟贴，曰： 好一个薄熙来，我真诚地为你叫好……
薄熙来是不寻常。在错误路线当政三十年后的积重难返的今天，他敢于反潮流， 敢于重新举起毛泽 东思想的旗帜，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在《我看习近平接班》一文中，公道地写道：“做得更明确的是薄熙来同志。……重庆的经济，重庆的思想文化，重庆的社会风气，重庆的改革开放，都沿着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了。这是有典型意义、样板意义的，只要重庆的作法是成功的，就具有全国的意义。”
薄熙来的这种开拓精神并不是自重庆始，或许可以说得更远。在大连，在辽宁， 在商业部，都有其独特的作为，当然，那时人们对他的表现还有争论，负面的说法也有。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个敢说、敢为、敢创新的人，是个有独立见解、有反潮流精神的人。这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官场垄罩“驯服工具论”的氛围中，能够突破因循守旧的常态，做得有声、有色、有个性、有党性，是薄熙来的大优点。
这是任何一个历史大人物必备的特点和优点。毛主席对这一点是很重视的。他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并多次在各种场合说过自己这方面的经历，包括接见五大领袖时，针对韩爱晶的提问也说过。我们要重视这个优点。中国不需要庸才，中国需要天才。毛主席说天才时举陈胜、吴广、洪秀全，全是举旗子的人。习近平一登台，敢说有人吃饱了撑的，敢强调党要管意识形态，虽说被删改掉，但这个信号还是传出来了。薄熙来就不仅是说了，他已做了多年。而且敢做又不乱做，能够不倒，真也是非同一般。这是值得我们尊重薄熙来地方，也是我们支持他的原因，而且，我们要谨慎地支持，不要帮倒忙。
我在分析习近平时，说过一句，对习近平的分析也大体适合于薄熙来。大家可以去看，这里的话，算是单就说薄熙来的特点作一点补充。
这就是说，薄熙来在重庆的作为，是带了鲜明的个人特点的，是有历史偶然性的。不然不好解释，全国这么多省市，到目前为止，这样做的，就是一个重庆。
没有偶然性，就没有历史。历史从来也不是千篇一律的。
但是，偶然性中，还是有必然性。

薄熙来的存在，本身就有历史必然性。我在说习近平时，强调了他们都是受过毛主席亲自教诲的一代人。现在，薄熙来言必称毛主席，就是这个必然性的展开。我们的敌人不会弄懂，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思想，真得如门合同志所说，已经融化在了我们的血液中。我们抬手投足，首先想到的就是毛主席是怎样教导的。我说，薄熙来在重庆的新政，正是靠了毛主席教给的老本。毛主席死了，毛主席常在。这就是中国特定的一个历史必然性，修正主义不得安宁的一个历史必然性。
薄熙来同志毕竟是一名中国共产 党党员，是重庆市委书记，他的作为不是个人的作为，没有党中央的同意和支持，他是不可能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搞这样的新政的。 我知道同志们对执政者坚持邓路线有意见，甚至怒火中烧。这是我们共同的心理。
但是，对事情还是要分析。不要看他们是大官，他们一上台，我就告诫他们理论上有不足，要补课。多年来，也真是苦口婆心。但是，他们不理解你的意见，他们有他们的处世哲学，他们的水平就那样。 千万不要迷信。我没有做过大官，但文革让我有机会和许多有名的大官打过交道。还是毛主席临终前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而我们自己则是幼稚可笑的（这次连‘往往’也没说）。”同志们可不要过高估计了他们的水平。
谈不上哪个同志是坏人，也很难说哪个同志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就是要把中国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认识上是有问题，水平也是有问题。客观的结果就是这样。 有位同志在跟贴中说起几代领导人，说他们的自相矛盾的表现，是有道理的。你看，明明是自己推倒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可是，一看大事不好，又说要“四个坚持”，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把胡、赵请下去，斥责赵“就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面对动乱，竟然不惜动武。南巡还是说，将来不出问题则已，要出还是出在党内。这不全是矛盾吗？ 但这是事实。对这些搞修正主义的同志认真作一点分析，就可以看到，主要还是个认识问题，水平问题，世界观问题， 当然，有的人个人品质不好也是存在的。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是真诚的机会主义者，而真诚的机会主义者更糟糕。”我们正面对这样的历史重演。这也是一个历史必然性。 一方面坚持没有毛泽 东思想的“特色理论”不动摇，一方面又支持按毛泽 东思想办事的重庆的新政。很矛盾，很复杂，但又很正常。李长春同志、周永康同志去重庆，对薄熙来的工作表示支持、对“唱红打黑”表示支持，就是这样矛盾的表现。我们不能把事情考虑简单了。把薄熙来和中央对立起来，只会陷薄熙来于被动，薄熙来强调重庆的作法是得到中央支持的，这很正确。从另一面说，因为有某些新政，就忘记修正主义占主导，那危害更大，这会阉割刚刚开始的斗争。
历史必然性还表现在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上。薄熙来是为人民服务的， 没有人民的要求，薄熙来不会有那些措施。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薄熙来也做不下去。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是毛主席路线的基础，人民群众在支持着薄熙来的新政，人民群众在推动着薄熙来前进。毛主席说，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不能动摇的原则。在反对修正主义时，我们依然要坚信这两条不动摇。和苏修论战时，据吴冷西同志回忆，毛主席一再强调苏联广大的党员和人民是好的，要把这个意思写进《九评》。《九评》后来是这样写的：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 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 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这些话，对我们这个毛主席培育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当然是更加适用了。正是党心、人心，推出了薄熙来。
看到薄熙来新政透露出来的历史必然性，会增加我们反潮流的信心和勇气。我说得不一定对，也不一定好。但这个问题提出我以为是有价值的。


四 正确对待重庆新政


我们充分肯定并支持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的工作，对他的新政给于高度评价。但是，这种支持，这种评价，必须是马列毛主义的，必须是科学的，必须是有利于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的。
看了张宏良同志的文章和同志们的跟帖，我认为提出这一问题是有必要的。
我们肯定重庆新政，只能是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为依据。符合毛主席路线的举措，我们就肯定，就支持。
我们肯定重庆新政，还要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看问题。只有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有利于拨乱反正的举措，我们才肯定，才支持。
我们肯定重庆新政，还要注意把握原则，注意以全国的大局为背景看问题。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的。在全党、全国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还没有得到清算，更谈不上纠正，而这是一个总纲，在这个总纲的统治下，任何新政总是有局限的，不完整、不彻底的。
我们肯定重庆新政，不是只顾夸大事实，高呼胜利，高呼万岁，而是要科学地评价新政，推进新政沿着毛主席的路线向更深刻的层次发展。我们不是要扮演拥戴青天大老爷的旧式臣民，而是要作捍卫毛主席路线的战士，要做主宰天下大事的国家主人。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认识，张宏良同志的一些说法和一些跟贴的说法，我很不以为然。这是事关路线的大事，我不想批评谁，我只想弄清问题。
首先，据说研讨会的宗旨是薄熙来的两句话， “民生才是硬道理， 公平也是生产力”。 我不清楚这是在哪里、为什么说的。但是，这个提法是错误的，是非马列毛主义的。民生的提法，是个含混的提法。大家都知道。伟大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有民生主义一项。民生在不同阶级的眼里，有不同的含意。这种超阶级的模糊的说法一向受到马列毛的尖锐批判，从不为他们所使用。至于公平，怎么也是生产力？ 更属乱说。物质生产力的含意，马列毛有科学规定，是不可乱说的。而“公平、正义”这个陈词滥调，更是马恩1879年给倍倍尔等领导人信中批臭了的“资产阶级空话”。所以，这样的说法除了制造混乱外，没有任何理论意义。这和“发展才是硬道理”一样，不足取。其实，作为共产 党人来说，坚持社会主义才是硬道理，劳动人民才是最伟大的生产力。这是马列毛常用的说法， 也是科学的说法，何必自讨没趣。
其次，把马列毛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说成最后要走向“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全面发展”，据说这“有可能会形成共和国正反合的第二个战略转变阶段。”这样的表述，还有一点马列毛主义的味道吗？我看是没有的。把共产 党人的历史使命归结为一场“民生大戏”， 既不讲社会主义，也不讲人民民主专政，还有一点马列毛主义的味道吗？我看也是没有的。
再次，整个文章，不讲马列毛主义，不讲路线，不讲修正主义，可是，却要我们相信“中国共产 党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中国共产 党只要想回头，就完全能够回头！”甚至要我们相信“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共产 党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共产 党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离开路线上的根本分歧，离开马列毛主义观察政治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把三十年来如此严峻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只要重庆维新在全国展开，中国共产 党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不是有意无意的欺人之谈？离开现实的阶级斗争实际，空谈“自我革新的能力”，空谈“想回头就能回头，这有什么意义？ 你可以拿重庆维新说“可能”， 但更可以拿全国各地的守旧说“不能”。 不要忘记，赵东民同志还在狱中，面对人民的强烈抗议，党还没声音，更还没回头。离开对现实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进行科学分析，离开对党的现状进行科学分析，离开对修正主义路线占主导的事实进行科学分析，任何动听的好话不过是空话，不过是麻痹自己的幻想。
最后，把中国的问题，说成是“中美国”的问题，把内政的问题，说成是外交的问题，这是本末倒置。至于说，“中国共产 党必须夺回政治驾驭权”，则更属危言耸听。
对于我们这个百年来备受欺凌的东方大国来说，对于我们这个尚属发展中的国家而又是一个在搞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在资本主义势力包围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始终是我们手中不能放下的一面红旗。但是，我们的爱国主义应该是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历史已经表明，对内的修正主义和对外的卖国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这是修正主义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是它的腐朽性在外交上的自然反映。把反修和爱国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错误的。此文就有这样的错误。拿抗日战争时期的不同政治力量说事，根本文不对题，其实，被作者故意忽略的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今天的修正主义路线。
正是因为有上述这样一些我所看到的明显的错误认识，所以，这篇文章所坚持的不是一种马列毛主义的观点，对重庆的事情没有说出科学的道理，对中国的事情更没有说出科学的道理。
中国目前问题的焦点在路线。道理还是毛主席说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肯定、支持薄熙来同志的工作，是因为它具有向毛主席正确路线回归的意义，我们坚持奋斗的，是要争取把整个党的基本路线回归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一切尚属“而今迈步从头越”。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我们要坚定地支持薄熙来等同志，坚定地支持十八大选出一个能担当历史重任的领导班子。同时，我们还要大造舆论，破除对邓的凡是， 破除对邓路线的凡是，揭露这条路线的反马列毛主义的本质，争取真正实现党的基本路线的转变。习近平同志提倡读马列毛原著，这是一步好棋。正是对照马列毛的真经，我们可以彻底认清邓路线的修正主义本质。我们唯一要注意的是，重在搞清路线，不在打倒个人。
一个坚持马列毛主义的领导班子，一条坚定的马列毛主义的路线，这才是中国共产 党新生的希望所在，这才是中国光辉未来的希望所在。

2010。12。2 于旅途中


附：『唱红打黑』成功的深刻启示（全文见本集第一篇）





“重庆模式”究竟证明了什么？



题目是从张宏良同志那里借来的，他已经有回答，那就是“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 党仍然具有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他的许多意见，我都能同意，例如题目，我就能同意。但又觉得，有一些说法，也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今天，看到习近平同志去重庆调研，充分肯定了重庆的做法，这自然是更明确地代表了中央的态度，是一个不算小的政治动作。这就使我进一步感到，正确认识“重庆模式”（暂且先用此提法）的意义是事关大局的问题。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我的关注点很明确、也很简单，就是路线，这是毛主席教给我们的观察政治大事的基本方法，我们一刻也不应忘记。从去年10月我写《唱红打黑成功的深刻启示》，到最近的《我看习近平接班》、《我看薄熙来执政》，都是从路线上去看问题、讲问题。这里还是这样。



一、 “重庆模式”产生的基础是什么？



我坚信历史唯物主义。但是，这里，我首先要说，没有薄熙来就没有“重庆模式”。
“重庆模式”是薄熙来同志带头闯出来的。在我们这个因循守旧乃为官之道、升官之道的国度里，敢于闯这条路，这条看似平常的回归毛主席路线的路，还是要有一点大无畏的反潮流的勇气的。有能力者不少，有勇气反潮流者少。因为这需要有毛主席说的那种『五不怕』精神，而这并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更不是已经居于高位的人能做到的。薄熙来闯了，做了，不简单。当然，历史也总会推出人来做，这就是鲁迅说的中国人的脊梁，理论化点说，也就是历史的需要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的个性、特殊性、偶然性的关系问题。
承认薄熙来的个人作用，但是不能滑向唯心论的天才论。我们还是要在偶然性里找必然，这才能使我们的认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我在《我看薄熙来执政》一文中说过我看到的薄熙来同志的一些优点。这里，我只想再次强调，出身于无产阶级革命家家庭的薄熙来、包括习近平，在青少年时代受过磨难，而又能坚强地坚持下来，这是锻炼了他们意志品质、革命信仰、工作作风等等一系列基本素质的坚实可靠的基础。磨难就是磨练。这对于一个人的一生的重要意义，一般人是不容易理解的，而对于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又是很容易理解的。历经过反复磨难的毛主席，多次强调这一点，尤其是推崇受过磨难的司马迁写的《报任安书》。因为在这封倾诉衷肠的信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说，讲自古以来，有成就的人， 都是经历了磨难后才奋发图强而有所作为的。1964年，在讲接班人的时候，毛主席又反复强调要在大风大浪中培养接班人。文革就是大风大浪，习、薄等人正是在文革中锻炼成长起来的。 这是习、薄有别于、也优于一帆风顺成长起来的领导人的地方。
人都是社会的人，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薄熙来所以能搞出“重庆模式”，而且是回归毛主席路线的“重庆模式”，那就不仅是一个个人品质的问题，而是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这就要分析“重庆模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还是要说到毛主席。在我看来，重庆新政从“唱红打黑”开始的一系列执政措施，说到底，都是属于毛泽 东思想的东西。形式有发展，内容有变化，这是时代条件决定的，但是，本质变了没有呢？ 没有。本质还是毛泽 东思想范畴的东西，还是遵循了毛主席的创造。可以说，正是因为有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才会有“重庆模式”，正是因为坚持了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才会有“重庆模式”。
能做到这一条简单吗？也不简单。因为这是在毛主席的思想被抛弃了三十年后重新找回毛主席。那个号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里，就没有毛主席和毛泽 东思想的位置。现在，又举起了毛主席的旗帜，不简单，很不简单。这是需要一点勇气和信仰的。
但这又有历史必然。想从中国搬开毛主席，不容易。修正主义搞了非毛的三十年，右派天天痛骂毛主席，毛主席倒了吗？ 没有。毛泽 东热一天也没有降温，而且越来越升高，连青年一代也在逐步向毛主席靠拢。这真应了真正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的题词：“毛泽 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位同志还真有远见。
可以说，正因为中国有毛泽 东思想，就必然有薄熙来，就必然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
其次，“重庆模式”还是顺乎民心的产物。
薄熙来同志是历史专业学者出身。爱读史的人，一是重视历史趋势，二是重视民心所向。这是中国史书反复透露出的道理。这两个道理是统一的。薄熙来执政重庆， 所以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其根基来自民心所向、民心所需。这是真正的执政为民之道，为人民服务之道。
就说“唱红”，还不是人民群众在深重的阶级苦难之中、在可怕的三座大山重压之下，怀念毛主席、怀念毛泽 东时代的一种形式？没有别的抒发悲愤的方式，就自发掀起了“唱红”，说“唱红”，实际是诉苦，向亲人毛主席诉苦。所以，洛阳抓人， 实行反动。可是，薄熙来顺乎民心，搞成了“唱红”的活动，带动起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人民还是水啊，执政者还是舟啊。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没有成功的“重庆模式”。 一句“我们的薄书记”， 就把“重庆模式”的基础讲清楚了，我看， 也是人民对薄熙来同志的最高的奖赏。是不是啊？“我们的薄书记”。
再次，我们还是要相信毛主席缔造的、哺育的中国共产 党、尤其是要相信这个党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修正主义错误路线的统治是一个事实，这条路线带来的巨大灾难也是一个事实，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像李普愤然说的：“中国共产 党不亡，天理不容。”我们绝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是对我们坚持怎样的立场和态度的一个考验。毛主席在苏共变修，修正主义占统地位的情况下，在我们和苏共论战时，反复讲过这样一个道理：“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 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今天，这个话，可以用在我们党的身上了。而且，我们的党是毛泽 东思想武装的党，是经历过反修锻炼的党，我们更应该相信我们的广大党员和干部，相信我们的人民。薄熙来同志不过是我们党的党员、干部的一个代表，领导重庆工作的也不是他一个人，还有市委，还有各级党组织，还有重庆的广大党员。 必须承认，是重庆的党，推出了“重庆模式”，重庆可以做到的，同样，在全国也可以做到。从这一点说，张宏良同志说：“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 党仍然具有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我能同意。
正因为我们看到了“重庆模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我们才对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更加充满信心，更有理由相信，最后的胜利是有希望、有可能、甚至是有把握的。

二、“重庆模式”证明了什么？


如果说，“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 党仍然具有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我还能同意，那么，进一步说，“薄熙来‘千日维新’所形成的重庆模式，可以说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证明了中国共产 党仍然具有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它证明了中国共产 党只要想回头，就完全能够回头。”我就不能完全同意了。
“重庆模式”的“最重要的意义”，我看绝不是仅只表现在证明这一点上。况且，“想回头，就完全能够回头”，只不过说明了一种可能性，把可能性说成是最重要的意义，似是而非。这样的话，没有回答怎样才会“想”，怎样才会“不想”，怎样想，才是回头，怎样想，就是不回头，空洞得很。
但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意义的。“重庆模式”证明了什么，也就是“重庆模式”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是要认真回答的，回答也不难。
在我看来，“重庆模式”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是回归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产物，它是回归毛主席路线的模式。“重庆模式”再次证明只有毛主席的路线才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路线。通过这千日新政的实践，又一次以充分的事实证明，只有向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回归，才能真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目前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才能拨乱反正，重新找回中国发展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重庆模式”也证明，不是社会主义不好，而是修正主义不好。只要有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就会立即表现出来，这样的社会主义，就会立即受到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
“重庆模式”还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得通的。这给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当头一棒，给了“资本主义补课论”当头一棒。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根据历史发展的实际水平灵活运用原则，就不但可以建设（广义的）社会主义，而且可以建设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这在否定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思潮泛滥的今天，是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张宏良同志在文章中也说过，“重庆模式就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回归毛泽 东思想。”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当然，进一步说，是否回归毛泽 东思也有标志，那就是主要看是否回归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否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因为还是那句老话，路线决定一切。
毛主席关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基本路线本来是很清楚的，是写入党章的。但是，被后来的“三项指示为纲”的翻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错误路线代替了。受过毛主席批评的小平同志不服气，非要翻自己表示过“永不翻案”的案。这不是个人的意气之争，就像文革不是毛刘权力之争一样，这是路线分歧。
这个分歧很简单，就是一个“纲”字的分歧。毛主席不赞成“三项指示”并列， 也就是说，不赞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列。
这里面有一个“纲”，就是阶级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四个坚持”。至于要搞生产，没有分岐。正是毛主席当年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四个现代化”就是他老人家提出来的，而且“超”字是他要加上的，怎么能不搞经济只抓阶级斗争呢？抓革命，是为了促生产嘛。分歧不在这里，如同毛主席强调的，分歧主要在处理纲和目的关系上。按毛主席的意见，阶级斗争是纲，社会主义是纲，也就是后来的“四个坚持”是纲，其余是目，在纲的统领下，搞目，搞经济，搞文化，搞军队， 搞外交，等等，等等。所谓“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这是有历史经验为例的。列宁说过，正确的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少谈点空头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就是要抓目、抓建设。后来，出修正主义了，列宁又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批了托洛茨基、布哈林。足见，政治和经济不能并列， 一并列，事情就乱了，就像“副统帅”说的，就会发生冲击政治的事情，就会把方向搞错。在我们这里，典型的错误就是说“不管姓社姓资”。修正主义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最后陈云、先念、彭真等同志都出来强调“社会主义”了，因为发现“社会主义”这个纲没有了，被冲击掉了。小平同志自己最后也说，将来不出问题则已，要出问题，就出在党内。但是，晚了，没能拨乱反正。拖到今天。
这里特别要研究的是，不是哪位同志坏，是阶级敌人，我们这里着重要搞清楚的是，这些同志为什么会搞修正主义，他们搞了修正主义值得不值得、应该不应该再对他们搞“凡是”。
从认识问题上说，这里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同志在毛主席面前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他们以为在三十年间，毛主席也有不少错误，文革打倒一切，更使他们一肚子气，就因此要否定毛主席，就以为自己也有比毛主席高明的地方。说主席是人不是神，其实就是说和自己没区别，甚至不如自己。迷信是没有了，但是，态度并不对，从过去的“句句是真理”，不能说变成句句是错误，至少变成了可听可不听。结果胆敢把毛主席确定的路线也推翻了。从个人品质上来说，也有一定关系，有名的“利害一点”嘛，但主要还马列水平低。明明自己和毛主席的水平，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根本不能比，但是，在特定的各种历史条件的凑合下，自封核心得到承认，重新确立的错误路线取代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个转变不是个人的责任，是整个党的，是党的历史局限性的一次充分暴露，毛主席的预见是对的，毛主席的不满意是有道理的，毛主席的批评是中肯的，党和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所以，重新正确认识毛主席，认识毛泽 东思想，摆正毛主席对于中国共产 党过去、现在和将来应有的历史地位，是摆在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关系到我们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任务。
党在哪里失足，还要从哪里站起来。要做到重新正确对待毛主席，就必须推倒对邓的“凡是”，正确评价邓的历史功过，正确评价过去的三十年。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不能取折中主义，正确就是正确，错误就是错误，只有分清是非，才能回归正确路线。这是中国共产 党面临的头等大事，是解决中国会不会最终变修、社会主义会不会最终垮台的关键，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课题，如何回答这个课题，将是对中国共产 党水平的一个考验，是对中国共产 党是否坚持马列毛主义的一个考验。
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再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一意孤行。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重新选择毛主席，肯定是正确的。
“重庆模式”也再次提供了这样的实例。社会实践是检验真里的唯一标准，重庆新政的实践就是对毛主席路线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重庆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但是，只要一分析，这一系列政策、 措施出台并获得成功的根本秘密，就在于有一个贯穿其中的纲，阶级斗争的纲，社会主义的纲，社会主义道路的纲。
唱红是唱什么，是唱社会主义好，是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打黑是打什么，是打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
“三进三同”是干什么，是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干群关系，是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本质。
公租房是干什么，是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对于劳动人民的优越性。
“五个重庆”是干什么，是建设真正和谐的社会主义家园。
“国进民进”是干什么，是体现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
…………
只要尊重事实，重庆新政所以干得好，就是因为有了正确的纲，这个纲就是“四个坚持”。“四个坚持”作总纲（彭真语），在总纲指导下去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干得全是社会主义的好事，全是人民拥护的好事，全是为人民服务的好事。总纲决定着目，决定着目的方向和结果。这才是干社会主义，前面加什么特色都行，本质是社会主义的。这才体现了共产 党的宗旨，社会主义是共产主 义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目的是要创造强大的生产力，从而为实现消灭阶级奠定可靠物质基础，这才是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对立中，坚定地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是真正地从现在时代的历史实际出发，从而真正地坚持了“毛主席亲自诠释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这样作，才不是搞挂羊头卖狗内的特色修正主义，那样做的本质，只会是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被特色“修”掉了。
越分析“重庆模式”，越显示毛主席路线的正确。这就是 “重庆模式”做出的最好的证明，这就是薄熙来同志的功劳所在。薄一波同志说他和他的战友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现在，薄熙来、习近平同志也在证明他们也无愧是毛主席的学生，而且，正在争取做好学生。
这次习近平同志去重庆，发表了很多、很有水平的讲话，充分肯定了重庆的工作，不仅方向正确，而且时机把握得好，令人高兴。中央连续这几个动作，很有力度。上海召开高层研讨会，也是一个有影响的动作。数省毛派在济南召开“形势与任务”的基层研讨会，也是一种配合。左派网站力挺重庆方向，也被举世瞩目。现在， 海外反 共势力和国内右派很不高兴，很失望，很沮丧。这反证了“重庆模式”的价值和意义。其实，我们的敌人忘记了，作为反面教员，他们不断地折腾我们，正是在教育我们的党和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四个坚持”，而这正是马列毛主义的核心问题，正是毛主席路线的核心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可以说是反 共、***的先生们催生了“重庆模式”。


三、 我们对“重庆模式”的希望是什么？


“重庆模式”受到了全国上下的热议和赞扬，大家对薄熙来为班长的重庆市委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同时，也寄于了很大的希望。
一、我们希望“重庆模式”能够发展成为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我说过，“重庆模式”还不够严格意义上的模式。还只是表示了“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好势头，真正要构成一种模式，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还要作大量的工作。纲要明确，目要清楚，要大体成体系，才真正具有模式的意义。现在说是“重庆模式”，为时过早，中央也没有这样提，这是谨慎的，很对的。
薄熙来同志任重道远。而且，时间紧迫，因为十八大在即。但是，方向已经指明，道路已经开通，下面的事情就是继续坚定不移地做下去。俗话讲，万事开头难。 现在头已经开了，而且开得很好，坚持做下去，应该是能够做好的。我们相信薄熙来同志一班人能够坚持到取得基本胜利。
这里的一个关键，恐怕还是要向毛主席请教，要认真学习、体会毛泽 东思想的基本精神。现在，因为整个大局还没有转弯，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没有变，这对重庆创新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困难。不过，前面的探索，已经提供了经验，就是在实际操作上， 把纲把握好，心里有纲，贯彻于目，以目体现纲。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文化领域，都可以这样做。
要想做到这一点，接受习近平同志的意见，掀起读马列毛原著的热潮，是个好办法。他说，这是共产 党人的看家本领，没错。听马列毛的话，比听时下洋人、洋博士的话，管用而放心。至今，谁也没说要背叛马列毛，而是说，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那么，首先搞清什么是马列毛主义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了。这是一个突破口，是请马列毛来打修正主义。不是搞“唱读讲传”吗？好。在“读”的当中，把读马列毛基本著作作为一个中心来抓。看一看，照我们共产 党人的基本信仰来说，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怎样搞社会主义，从而真正弄明白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从而真正举起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这样一来，我们的思想上的纲，思想上的路线，就端正了，用这个纲带动我们的行动，发展“重庆模式”、完善“重庆模式”， 就有了可能。
“重庆模式”能不能成功，能不能发展，关键还是在路线。“重庆模式”的提出，就是对应错误路线、回归正确路线而来的，“重庆模式”的发展也只能依然走这条道路，而且，必须更加鲜明、更加深刻。说穿了，还是毛主席讲的那个道理，一切取决于路线，路线决定一切。
二、我们希望能从“重庆模式”总结出系统的经验，为十八大的路线进一步调整做好准备。
全国人民关心重庆的变化，关心“重庆模式”的出现，主要还是关心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怎样搞。过去的有些说法，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搞得好不好，不是哪个人说了算，最大的最高的权威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对邓小平路线不满意，对中国走到这一步不满意，人民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
事情已经很清楚。中国历史的方向必须调整，中国共产 党的路线必须调整。
以***为起点，***以后，这个调整在缓慢地进行，但是，进一步，退两步，很不理想，很不成功。人民群众非常失望，因为曾经怀抱过很大的希望。这是非常遗憾的，也是多种条件造成的。
现在，作为新的一代接班人将要接班，而又有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利弊得失，又面对着国内、国际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重新认识问题，重新调整路线的时机来了。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重庆模式”，正是可以实现历史转折的法宝。
当年，刚刚重新出来的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从实际出发，首倡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习、李、薄诸同志，如果能继承父业， 把发展经济、改革开放的伟业，重新纳入到马列毛主义的轨道上来，再杀出一条搞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血路，那历史贡献将超过父辈，将具有全世界的样板意义。那将是中国人对世界作出的较大贡献，从而实现了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的遗愿， 因为毛主席多次说过，过去我们对于人类的贡献太少了。我们希望，我们期望，不要叫我们再次失望。我们不愿再次让人们批评，我们总是对修正主义抱有过高的幻想， 我们希望证实我们说过的，路线错了，可以纠正。
“重庆模式”是实现这一点的一个法宝。“重庆模式”就像一个样板，一个体现正确路线的样板。只要抓好重庆这个样板，就给全国树立了榜样。中央重视重庆的工作，是非常英明的。薄熙来说，习近平同志前后有九次关于重庆的批示，足见“重庆模式”的出现，从中央来说，也不是偶然的，中央是有远见的，不要小看了稳健的习近平。
我们希望中央继续对重庆给于大力支持和正确指导。特别是，我们希望中央能从路线上多作引导。提出这一点，是有针对性的。我看了习近平同志在重庆的讲话，前面为他说了许多好话，这里要说一点坏话。我读他的精彩的生动的讲话，读来读去， 就是感到少了点什么？我不明白，是习近平同志就这样想，还是故意回避，还是想把话说婉转。我总感到，话已经到了舌尖，可是就是不说。不说什么呢，还是那个“纲”，那个“路线”，那个“阶级斗争”。
例如说“打黑”，肯定了打黑，因为有“坏人”。什么叫坏人？ 这是小孩子看电影电视、 看小画书的语言。哪个社会没有坏人？这不是科学的历史的语言，更不是马列毛主义的语言。习近平同志没有告诉同志们，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里，为什么会有“坏人”？ “坏人”产生的土壤在哪里？我们要做怎样的工作，才能减少、甚至杜绝“坏人”？有了“坏人”，我们要做怎样的工作和斗争，才能战胜他们？ ……等等，等等。习近平同志都没有说清楚，还是有点言不及马列毛主义，言不及阶级斗争。过去，我写过一篇《批评习近平》的文章，那是就他讲国际形势不讲阶级斗争说的。现在讲国内问题，还是不敢讲这个纲，是不是对这个理论抱有成见啊？我们都是曾被错误对待过的人，身受其害。那种混淆矛盾、乱打一气、残酷斗争，我们是不赞成的，但是，这不应该使我们走向否定阶级斗争的另一错误立场上去。例如，毛主席关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那段话，用在令尊身上，是错误的，毛主席后来也说，那次说的是泛指，不是针对令尊。我想，不能因为仲勋同志受迫害，就否定了这个真理，就回避这个真理吧。那不是太狭隘了吗？仲勋同志就不这样。你也不该这样。尤其因为你现在是共产 党的领袖。
通观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有这个不足。而这是一个违背“重庆模式”精神的不足，是很原则的不足。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们要切记列宁的这一教导。
这个问题还和文风联系着。
我对那些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学成”（学成了什么，学成了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学问？）回国的博士、专家是很不放心的。自然科学、技术性科学不在此列。我是说社会科学领域。我在德国二十几年，局限于我所在的所谓“汉学”领域，我接触的范围不算太广，我至今也没遇到一个可以和国内大学者相比的汉学家。倒是在国内时，接待过一位剑桥的年轻教授，不讲理论观点，至少专业还有两下子。千万别迷信洋人。 例如，过去常说人家洋人搞中国历史，搞得细。来了以后才知道，他们常常连中国历史的常识也不知道，上下几千年，他们哪里能搞宏观的东西？这类可笑的例子太多了。人家自信、自吹倒罢了，而我们有些人硬是迷信。过份谦卑了。所以，对海归派要分析。如果一脑子哈佛的东西，却混在高层作高参、作高管、作笔杆子，那是很危险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那样一股坏文风。老是搞似是而非的排比的句子。上次就给习近平同志提了这个意见。这次又说什么“眼睛往下看，身子往下沉”之类的话，是不是还要说，两脚往下走，两手往下抓啊。这类话没意思，很浮浅，文风也不好，不应该这样搞。毛主席说“要深入群众”，“要密切联系群众”，不是很准确吗？干么再搞这些排比的句子。

这个比赛是说空话的比赛。记得毛主席说过汉赋没有生命力，搞形式，搞排比， 搞华丽辞藻，没有深刻的内容，也没有精彩的形象思维，好的、传世的、为人民群众所喜爱、所接受的不多。主席是文学大家，所言甚为中肯。一个坏的文风，会以文害意。例如说，“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那几句，讲出了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了吗？没有。按照马列毛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掌握统治，这只能是“权由民所握，权由民所用”。少数人执政，只是一种现实的不得已的过渡，要向多数人、全体劳动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过渡。列宁这方面的教导很多，还是引列宁的话或列宁的意思更好。不用马列毛主义的严谨话语，用一些模胡的超阶级的话，并不恰当。说民，什么民？资产阶级现在也在民之列，是他们赋于共产 党权力吗？显然不是。当然习近平同志也不会有这样的意思。我是就严谨而言的。 像那年那个“七一讲话”，不说内容，就说语言，就说文法，错误一大堆，被大家所耻笑。这都是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没有过的。从那以后，开了这个坏文风，而且，追求超阶级的普世的废话，看似华丽，实际不仅观点不符合马列毛主义，说不清问题， 而且，文风很坏，文字拙劣，丢死人。看毛主席的文章，看当年的《九评》，那是何等的大手笔？要学，应该学好的。文风不仅是文风的问题。是和党风联系在一起的。 马列毛主义是严谨的科学，必须运用严谨的文字。马列毛的书在，他们的文风在，要效法，还是效法他们。
这些坏话，难听的话，而且带了教训的口吻，不一定合适，但是是善意，希望习近平同志能谅解，能听进去，并接受其中合理的东西。
“重庆模式”的命运在路线。能否推进重庆模式、能否正确总结重庆模式也在路线。只有从路线上解释“重庆模式”，推广“重庆模式”，才能体现“重庆模式”的历史意义。不要阉割了“重庆模式”！
以“重庆模式”为样板，证明要搞社会主义，就要像重庆这样在马列毛主义路线指导下，大胆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大胆开放，大胆创新，一句话，大胆干有利于劳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
这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纠正错误路线的过程，也需要有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而这场斗争，比上一次有更加伟大的历史意义。


四、 我们要做些什么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围绕“重庆模式”的一切问题，最后都要落实到人民群众这个命题上来。无论从哪个角度谈问题，都回避不了这一点。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只想再说一点我们要做什么。
就是坚持斗争哲学。
“重庆模式”并不标志着路线问题已经解决，它只是标志着解决路线问题的一个起点。接下来的任务还是艰巨的，尤其涉及纠正路线就更有难度。从一条路线走上来的人敢于纠正自己曾经跟着走的路线，可不这样简单。在和林彪斗争的过程中，毛主席说过，犯错误路线，为首的，改也难。并历数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这是经验之谈，也是规律。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这是事情的一方面。
从另一方面说，现在接班的同志，既不是错误路线的炮制者，又是隔代接班，有时间上的距离，应该在调整路线上有更多的自由度和可能性。
但是，可能毕竟是可能。要想把可能变成现实，离不开斗争。许多同志提醒不能抱幻想，也是指此而来的，有道理。这毕竟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例如，在新年快到来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念、挂心赵东民同志，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这样一个明显的冤案，中央就是不发话。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才不迷信那套法律程序呢？我们就找党！想到这类事情，我们不高兴，很悲愤，我们哪里敢放弃斗争。这两天又听说年纪轻轻的一枝清荷同志被开除了。怎么回事啊，她不就是写点颂扬毛主席、批评修正主义的文章吗？何必夺饭碗，致人于死地。这说明，重庆是重庆，全国是全国。修正主义路线占据统治地位的状况并没有因为有个重庆就已经改变。
怎么办？ 跪下乞求再出一个薄熙来、多个薄熙来？错了。薄熙来不是人民求来的，是薄熙来挺身而出、站出来的。薄熙来本身就是战士，毛主席的好战士。他是在和修正主义斗争，在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他搞的还是斗争哲学。只是他手里有权， 斗争的效果和我们不一样。但这条道路，这种精神，却是我们要学习的。如果说需要薄熙来，那只能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党员、特别是更多的干部，具有薄熙来精神____毛主席提倡的反潮流精神。
张宏良同志说“从党的***到不久前召开的五中全会，中国共产 党已经完成了理论转向，***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取代经济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就是要取代以资为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取代优胜劣汰的丛林社会；从***放弃‘反左’口号到五中全会放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在理论上的转向已经基本完成。” 这个估量是不符合实际的。这里对正确路线的描述也不是马列毛主义的，尤其明显不符合毛主席的意见。宣传这个似是而非的意见，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有害的。事实是，修正主义路线依然占据统治地位，阶级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劳动人民的困境依然如故，社会主义的旗帜已经变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拿起马列毛主义的武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斗争形式，不停顿地展开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只有这样，才是对在领导岗位上坚持共产 党人信仰的同志们给予坚定支持，才有利于发挥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基础作用。
现在的困难是，有意见的人们很多很多，但是，大多关心的是个人的命运。马列毛主义，从来就是强调，只有劳动人民群众作为一个阶级起来行动， 这个阶级的解放才有希望。 这个理论现在依然不过时，症结依然在这里。我们的任务，尤其是毛派的任务，就是要宣传马列毛主义，尤其是毛泽 东主义的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人民群众起来之时，就是修正主义失败之日。我们就是要认定这个道理、这个方向，坚持斗争。
我们支持党内上层的进步力量，我们发动下层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一旦这二者统一起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能重新夺取统治地位， 中国共产 党就会新生， 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会胜利。
让“重庆模式”，成为全国模式，成为社会主义中国模式。薄熙来加油，***、习近平、李克强等同志和全国人民一起加油，一定要再次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起真正的社会主义红旗，一定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在毛主席117周年诞辰到来的时候，我们再次向他老人家保证，我们一定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2010。12。12 于德国马克思家乡红思屡克




再谈“重庆模式”证明了什么



写过《重庆模式究竟证明了什么》，言犹未尽，再从更广的角度简要谈谈这个问题。


一


“重庆模式”实际是对毛主席路线和邓路线的一次检验。重庆才搞了三年，结果，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其效果，其成功，大家都看到了。而且，正如大家指出的，这还只是向毛主席路线回归，还不是彻底地全面地贯彻毛主席路线。毛主席路线的威力可见一斑。
比较，是认识事物的一个重要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别。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一比较，哪条路线正确，哪条路线对劳动人民有利，为劳动人民所拥护，就看得很清楚了。这是“重庆模式”首先证明了道理，是我的前一篇文章说得比较多的道理。这里不再细说。


二



自从中国猛掉船头后，随之发生苏东剧变，以及共产主 义运动发生了一连串的挫折，西风压倒了东风，“共产主 义失败了”的论调占了上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片叫好声，我所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纲都写上了这样的话。意识形态领域里简直是“舆论一律”了。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在我国，和对文革的反攻倒算、到造反派的“清查”相呼应，资产阶级思潮也随之泛滥。从八十年代的所谓“思想解放”、“思想启蒙”，打着“拨乱反正”的旗号，矛头所向，就是毛泽 东思想，就是马列毛主义，就是共产主 义运动。那时的毛派处境是很困难的。一般是没有发言权的，即使有，也是在帽子压迫下，只能不彻底地以学术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例如我所工作的史学领域，就是这样。冲击阶级斗争理论，冲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他们取攻势，我们取守势，也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资产阶级思想一旦泛滥，就没有止境。以黄克诚同志为代表的老同志终于不能忍受了，小平同志也不能忍受了，于是就有了清除精神污染，就有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有了那两位总书记的下台，直至发生89年的暴力风波。
精神污染、自由化，自然是资产阶级思潮表现的一种形式。要求全盘西化，要求搞社会民主主义，实质都是要求资本主义化。为什么要资本主义化，因为社会主义不成功，毛主席、共产 党领导搞的社会主义错误一大堆，饿死了人，整死了人，现在应该改弦更张， 走资本主义道路。
正是针对这些思潮，小平同志提出了“四个坚持”，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另外那三条，也无非是要为这一条提供保证。
但是，可惜的是，社会主义灵不灵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代替直接要求搞资本主义的思潮的并不是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而是修正主义思潮、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思潮，隐蔽的要搞资本主义的思潮。
一时间，修正主义谎言横行。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不灵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了。怎么办？“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其实，这是文人造出来的舆论。找他们干什么？ 拆社会主义的庙，走资本主义的道。于是，三十年间，一气走下来，越走越远，据说这是与时俱进。
问题的严重和危害在于，修正主义不仅是思潮，而且，掌握了政治统治。这是和“精神污染”、“自由化”不可同日而语的。那是舆论，这是实干。这是真正在搞掉社会主义、代之以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法西斯式的资本主义，官僚特权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这一点，人民群众看得最清楚。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明目张胆的资产阶级要求，容易被识破，被抵制；真正可怕的、能够搞垮社会主义的是修正主义。
他们自己叫“特色社会主义”。群众对“特色”的解释很生动，特权加女色，又“特”又“色”。不信，请看大贪官。别说“三代表”，就是四代表、五代表也都能体现。
这才是对社会主义的最彻底的否定。农业上，“集体化不成功”，要搞分田到户，全国基本分光；工业上，“国有化不成功”，卖光盗光，“国退民进”，退到了只剩下不到百分之二十，而且是由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经营。这都是从所有制上对社会主义的最彻底的否定，其危害、其致命，就不是一点“精神污染”、一点“自由化”可比的了。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至于为了保护这样的经济上的『与时俱进』，政治上、思想上的相应变动，这里就不说了，简言之是，无产阶级专政前面加了个“对”字，变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赵东民正在体会，一枝清荷也在体会，我们都在体会。
这就是在如何搞社会主义问题上，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认识上、理论上、实践上的尖锐对立。
现在，“重庆模式”出来作证了。
这个初步的试验，否定了社会民主主义论者的“社会主义条件不成熟论”，因而必然要实行“资本主义补课论”。
这个初步试验，也否定了强加给真正社会主义模式的“极左”论、“僵化”论和“封闭”论，充分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特色社会主义论”，是假社会主义论，真官僚特权资本主义论。
数年前，我曾经写过《三条道路、三种选择》一文, 有了“重庆模式”，从而把我说的这三条道路都具体化了。
现实世界的社会事实表明，的确存在马列毛主义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修正主义领导下的官僚特权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领导下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这样三条道路。
“重庆模式”的初步试验，再次证明了选择马列毛主义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可能。
人常说，事实胜于雄辩，现在应该是，事实胜于诡辩。
事实证明，搞社会主义，不应该走邓路线指引下的修正主义的“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而应该走马列毛主义路线指引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条路。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历史必由之路，才是能够给劳动人民带来幸福生活的历史必由之路。
这不是一场理论论战，这是一场实践检验，因而更具有权威性。


三


“重庆模式”的初步试验，证明了所谓“特色理论”，的确就是修正主义谬论。 现在，很重要的工作是要清算这种谬论。习近平同志说要总结重庆的经验，这很对。 但是，正像毛主席历来强调的，不破不立，不止不行，不批判修正主义的反面谬论，就谈不上正确总结重庆的社会主义的正面理论。
多年来，“大批判”成了贬义词。但是，我看，现在，还真是要来一场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大批判。三十年来制造的谬论太多了，不彻底清算，不从思 想上理论上弄清问题，根本谈不上回归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路线。道理很简单，是非还不清楚，路线还不明确。
说思想解放，这是真正的最需要的思想解放。
前后两个“三十年”，都要再重新认真地科学地总结。人的认识，是不会一次完成的，这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不断总结，根据新的实践，不断在过去总结的基础上再总结，修正过去的不全面不准确的认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通常的规律。
作为共产 党人，不必战战兢兢地对待自己的领袖。对毛主席，对邓小平，对任何人，都应该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态度。还是那句话，不是打倒谁。功劳可以讲够，错误必须讲透，主要是弄清路线，拨正方向。
眼下首要的任务是批判修正主义。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从政治，到经济，到思想文化，都有一个批判修正主义、重新学习马列毛主义的问题。
例如：前一段时间，总理谈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多，其它领导人谈执政党如何执政也不少。但是，没有人讲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很奇怪。不是讲“四个坚持”吗？ 其中一个不是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吗？怎么一遇实际就不敢讲了呢？ 无非是对错两种可能，总要有个态度啊。
这就是修正主义，专门阉割马列毛主义的要害。
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还有社会主义吗？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劳动人民丧失了政治地位，还有什么公有制？！还有什么为人民服务？！我在《我看薄熙来执政》一文中，批评了领导人现在爱讲排比式的超阶级的空话、废话。什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得……”之类。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没有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你再加上十句、百句这样的废话，劳动人民还是什么也没有。不信，我请问，为工人阶级奋斗的赵东民同志现在在哪里？！党啊，党，这就是你们的“权为民所用”吗？不能忽悠人民。
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建设问题是个大问题。从理论到实践，至今没有解决。文革中，毛主席有很多、很好、很重要的意见，但是，党至今也没有重视这些意见，更谈不上贯彻这些意见。毛主席一再说，“无产阶级国家机器要部份改善”，改善了吗？ 不但没改善，反而颠倒了，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了，赵东民就是典型的例子。全国人民这样呼吁，等于放屁。“屁民”二字是政权性质的准确概括，不然怎么赵东民还在狱中呢？
涉及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多了，的确要政改，简直刻不容缓。 没有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其它的一切都谈不上。这是全部问题的要害。可以设想，如果中国人民真正有管理国家的权力，修正主义哪里能如此猖獗。修正主义把全部权力“代表”去了，剩下的就是劳动人民受欺压、受剥削。这难道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吗？ 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切中要害，这个理论，也是社会主义的精髓。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政改，说到底，就是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的体制问题。 阶级的专政和阶级的民主在这里是同义语。
所以，单就政治领域里的理论清算工作就有非常艰巨的任务。
如果涉及经济领域，那问题就更多了。
可以说，整个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一个错误的体系、修正主义的体系。
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就是这种经济型态的最准确最科学的概括。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但是，不能把社会主义经济概括说成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样，社会主义经济有市场，但是，也不能把社会主义经济概括说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有丰富的内容。仅从计划或市场去概括，是不准确、不科学的。
这种理论的失足不是偶然的。
从最初的“分田到户”，到后来的“国退民进”，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整个思想体系的要害在于，从资产阶级世界观看问题，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对劳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失去信心。在修正主义看来，只有私有制才能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才能带来企业的活力，而公有制只会实行大锅饭，只会带来劳动者的懒惰，只会遏制企业的活力。于是，不管是工业还是农业，只有推行私有制，才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以同样的思维方式去观察问题，和公有制相适应的有计划方式，总是僵死的，缺乏活力的，不能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只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市场____这只看不见的手，才能够推动人们去搞活经济，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这是一个老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恐怕就有了。不然在《共产 党宣言》中何以批评这种论调呢？ 当时否定共产主 义的理由就是一旦实行共产主 义，就会造成懒惰成风。现在不过是老调重弹。人天生都是自私的。这是他们的信条。他们自以为抓住了人的本质，其实，这是不懂历史，不知道人变得自私曾经是一个多么漫长、多么艰难的历史过程。上世纪五十年代，东北的鄂温克人还不知私有为何物呢？读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吧.
这是两种世界观的分歧。上世纪六十年代，面对经济困难，面对包产到户，毛主席反潮流，坚决反对单干，坚决坚持集体化。历史证明，困难可以克服，社会主义应该坚持，毛主席是对的。当时，也是两种世界观的对立。毛主席批评少奇同志说， “你慌什么？”慌的不止少奇同志一人，常委中就不少。这个教训，我们是亲身经历过的。
是作群众的尾巴，还是作群众的领导；是只看到群众的落后倾向，还是更看到群众的积极倾向，这是两种立场，两种世界观。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强调要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就是后一种真正的共产 党人的世界观。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并不简单的问题。毛主席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都不信马列了，实际主要也是指的遇到了这个问题。许多共产 党堕落成了社会民主党，主要也是动摇了原有的共产主 义信仰，宁愿走资本主义改良的道路。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到底有没有历史可能性， 修正主义和马列毛主义有根本不同的回答。
因为有总的观察问题的根本区别。所以，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分歧就更严重了。 例如，国退民进，现在退到不到百分二十了，还要退。就是国有部份，还要允许私人资本进入。这样可就“国将不国”了。况且，现在的国有的性质本身就有问题。国有是一种所有制形式，国有不能简单等同于公有。国有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现在的国有经济无论从哪方面说，已经带上严重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实际也是一种私化。国家机器在蜕变，这不会不反映到国家管理的这部份经济中来。是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判断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关键。
这一类问题，都有待于从理论上作彻底清理，恢复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本义。不是社会主义理论不清楚，原则是很清楚的，是修正主义根本就不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是在“不清楚”的借口下，抛弃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代之以自己的修正主义的假社会主义。
“重庆模式”的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这是对修正主义的一次根本否定，是一次从实践上的拨乱反正。
毛主席在文革中说过、用过“抛石头、掺沙子”的办法。“重庆模式”就可以变成这样的石头，这样的沙子，去批判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的本质在于否定社会主义。肯定还是否定社会主义是理论分岐的焦点。 社会主义道路通还是不通，社会主义好还是不好，社会主义可以建成还是无法建成， 三十年来，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不断论战。 但是，这是理论论战。
过去，在现实中，支持这一理论的实践，有南街村、华西村那样一批坚持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但是，毕竟没有、也不可能有一处地方政权在搞社会主义。
现在不同了。重庆模式出来了，这是在一个省级单位的全局的改革，虽然还不是根本的路线转变，虽然还不是整体的根本的转变，但是，仅就已经采取的这些政治、 经济、思想文化的具体措施 它的意义就超出了理论论战的范围。这是通过实践，再次证明社会主义道路走得通，社会主义就是好、对劳动人民好，社会主义可以建成，而且的确是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一种社会形态。
斯大林时代辩论的是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现在我们面临的历史课题是，究竟社会主义有没有可能建成。这是当今全世界范围里共产 党人必须回答的大课题。这个课题能否解决，关系着国际共运的命运，其意义，怎估计也不过份。
在十八大召开之前，不断推进“重庆模式”，发展“重庆模式”，不断从理论上总结，在和修正主义对比当中，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这样，“重庆模式”就会成为整个中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的一个伟大起点。薄熙来，任重道远。



四



“重庆模式”还证明有没有一个信仰马列毛主义、敢于坚持马列毛主义、敢于坚持继续革命的领导人、领导班子是能否搞社会主义的关键。
谁也不会怀疑，没有薄熙来，就没有重庆模式。不错，薄熙来是在中央指导、支持下带领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工作的，不能说只是个人的功劳。但是，不用辩论，薄熙来的个人的作用是无可怀疑的。
研究重庆模式，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其实，这就是如何培养、如何选拔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在选官不正之风十分严重的现实情况下，这是值得重新认识的一个重大问题。
大家知道，毛主席有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的论述。 《九评》中也写了。历史证明，这些意见都是很对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认识，重新贯彻。这里不去简单重复。
我这里想就薄熙来同志的突出表现，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薄熙来的确是做到了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这在他是一贯的。走到哪里都是这样。 并不是仅仅在重庆。他不是作秀，而是用真正的政治的经济的措施体现这一点。 公租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处理出租车司机罢工，也是一个典型例子。这和抓赵东民下狱成了鲜明对比。所以，毛主席讲的这第一条，不是空的，是很具体的，是作秀不能替代的。人民眼睛很亮。据说，南方报业的人到重庆，要找薄熙来的“罪状”，和出租车司机谈起这个意思，结果司机师傅说得好：你下车，我不拉你。这就是人民对薄熙来的评价。
立场问题不是空洞的，是不是为人民服务，是通过施政表现出来的。不是看高楼大厦，看面子工程，看GDP，而是看对人民怎样，给人民带来了什么，人民满意不满意。
这和那些一弄就抓人的执政者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说专政，你是哪个阶级的专政，其实，连资产阶级专政都不够，是法西斯专政。抓赵东民就是这样的专政。陕西省委书记很成问题，高层的领导人也很成问题。你们懂不懂无产阶级专政的含意。不懂，去请教薄熙来。
习近平、薄熙来都对共青团、青年人讲了话，都讲得好。但是，薄比习讲得更尖锐、更有针对性，也因此更好。好就好在薄熙来强调了毛主席说的青年人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什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干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作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反过来说，就是坚定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干资本主义，不做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样讲，是符合现实实际的，是指出了青年问题的关键和方向的。重庆现在搞大学生到工农中去，就是培养青年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把理论落实到实践。
这个问题，就是毛主席说的接班人必须具备的第二条的问题，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羊头卖狗肉的修正主义者。
薄熙来体现了这一点。薄熙来靠什么为人民服务，就是靠坚持马列毛主义，靠在这个主义指导下干社会主义。他的施政的举措，都是根据马列毛，从实际出发而来。
从薄熙来现象，我们更可以看清，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马列毛主义不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不够格的。学问如海洋，太多太多，对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并不一定要样样都通，不会写诗，不会书法，不会拉琴，不会唱歌，都无所谓，勉强为之，贻笑大方。但是，马列毛主义不能不通。而我们看到的正是不通。
不通马列毛主义，能不出问题吗？不通又不学，留恋那一点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还想搞划时代的里程碑的东西，结果搞出一点不伦不类的修正主义小花样，也只能给后人留下笑柄。
全国各地的地方大员，有能力者不少，但是，真懂马列毛，真懂社会主义，并敢于坚持马列毛，坚持社会主义的不多。同时，说立党为公，但实际上，还是私心太重，真正满怀对劳动人民的火热感情，一心只想为劳动人民谋利的领导人也不多。也就是说，毛主席说的五项的头两项，真正做到的，合格的，不多。
至于谈到工作作风，思想作风，薄熙来也是做得很好的。他们一家在文革中所遇到的灾难是人所共知的。现在还有人说那件事我是很不同意的。可以吸取教训，但责任应该党来负。重要的是薄熙来的态度正确。他和他的哥哥都一再表示，对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薄一波同志最后的意见也是很明确的。右派骂他批评胡耀邦，批评胡耀邦有什么不对？ 胡的问题是客观的存在，就是有资产阶级倾向嘛。历史已经有了证明。薄熙来邀请李讷夫妇去重庆参加唱红歌晚会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无愧是有胸怀的政治家。薄熙来有思想锋芒，但是，又能团结同志一道工作。这也难得。值得我们学习。当年的造反派，现在的毛派，敢于反潮流，坚定保卫毛主席，是优点，但是，其中有些人有时却又不能容人，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自己总是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 别人的意见不仅听不进，而且动辄给别人上纲，太不善于团结同志了。记得吗，主席临终前还是批评江青，就你一个人是左派也不行啊。
领导班子问题是个很实际很关键的问题。有一个薄熙来，就能有一个重庆模式， 有更多的薄熙来，就能有更多的类似重庆模式的各省模式，中央有一个薄熙来集体， 中国就会出现超越重庆模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希望有这样一个集体。希望习近平同志能作这样一个集体的称职班长，并团结像薄熙来这样的同志一道担当历史重任。习近平同志作为十八大筹备小组组长，在组织新领导班子问题上千万不要搞折中平衡，更不要受毫无根据的舆论影响，一切看实践表现，坚决地果断地把真正能够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的革命家选进政治局常委。
这不是有的同志批评的“清天大老爷”的思想，更不是抱幻想。这是从现在的历史水平出发考虑问题。反对英雄史观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今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还没有实现过全体劳动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历史事实。实行过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实现过这一点。这是时代条件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一个马恩没有预见到、而令列宁和主席十分无奈的现实，又是不能超越的现实。这也是列宁所以要科学论说“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原因，也是主席重视接班人问题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说，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劳动人民依然还是要靠政党来“代表”，还是要靠领袖来领导，并且被实践证明很重要。在民主革命中，毛主席说过， 如果我们党有二百个以上的真正懂马列的有水平的干部，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把握。这是经验之谈。现在，这话依然不过时。我们期待这样一个领导核心。
这将是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的第一步，也是历史对习进平的第一个严峻考验。通过了这个考验，可以说，成功已经有了把握。



五



“重庆模式”是转向社会主义的开端而不是结束。正确对待“重庆模式”，是毛派面临的一个具体任务。
右翼势力毫不足怪地对“重庆模式”一致表示了批评的态度。矛头自然会对准薄熙来，而且主要是人身攻击。对于“重庆模式，他们一是说这是回归毛泽 东的一套，一是说这是回归文革的一套。右翼势力不可能正确认识重庆模式，他们的偏见决定了这一点。
他们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他们的矛头，始终对准毛主席；现在，虽然不能说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一点，但是，他们的矛头主要转向了“权贵资本主义”。在上海召开“重庆模式”座谈会的同时，他们的许多代表人物，也以网络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四大利益集团挟持了改革”。矛头明确对准权贵集团。
重庆的“唱红打黑”不是借助毛主席的力量、借助人民的力量、借助革命传统的力量，打击权贵集团吗？ 右翼势力为什么不支持？ 这就是立场和观点决定的了。
右翼势力是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但是，是要搞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具体说就是瑞典等国那样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他们从这个立场出发，主要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特权和专制阻碍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发展。“四大利益集团”问题的提出， 就是相对于民间资本主义发展要求而言的。这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民间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反映。
局限于阶级偏见，他们看不到，正是毛主席的理论和实践，是真正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反对权贵资本主义集团的。这一点，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反复和他们讲这个道理，但是，偏见挡住了他们的视野。
今天，依然没有改变。他们不懂“重庆模式”对于反对权贵资本主义集团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毛派却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薄熙来同志的奋斗和我们的奋斗是一致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搞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大前提。我们不能因为中央的总的路线还没有纠正，就把自己和薄熙来同志的努力对立起来。大家的位置不同，认识水平也不同。如果能够设身处地想一想，薄熙来同志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简单。洛阳唱红歌是斗争，一是会受压制，二是影响有限。薄熙来能够领导唱红，其规模，其影响，都是洛阳民间组织所不可比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旗帜鲜明地支持呢？为什么一支持就是“抱幻想”、就是“走改良的道路”呢？ 斗争的道路，从来就是曲折的，斗争的形式，从来就是多样的。我们坚决支持赵东民同志的斗争，我们也坚决支持薄熙来的新政。我们的出发点就一个，只要有利于反对修正主义，我们就不放弃，就支持。
我很不赞成有些同志以自己对反修斗争原则的理解、对社会主义原则的理解，作为唯一的尺度去衡量别人的努力。
这首先有一个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的问题，例如， 有的同志坚持认为，既然已经是修正主义统治，就是比资产阶级专政还坏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对这样的专政，不能抱幻想，只能准备暴力革命。这是一种意见。是否正确是一个问题，能否付诸实践也是一个问题，尤其是你不能以此去判断、衡量别人的意见。那当然会给其它的同志带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但这不正确。实际是，有些同志既没有理论，也没有实践。只不过生吞活剥读了一点书、一点语录。有小生产者的狭隘，没有无产阶级的胸怀。思维的特点有些像中学教师的照本宣科，或宣传干事的教条贩卖，却以为真理在手，不能容人，这是很要不得的。
其次，我们采取支持的立场，当然是有原则的立场，这就是以马列毛主义原则为准绳。我不能接受无边无际的夸大“重庆模式”的社会主义意义的一些说法。文人有思想，善于造舆论，这是文人工作的价直所在，但是，超出事物本身的意义去夸大， 就会变成吹牛撒谎，如同列宁所批评过的，这既是一种道义上的灭亡，也是政治上的灭亡。例如现在有不少人用“民生”的提法代替“社会主义”的提法。好像，只要搞民生，注意民生，解决住房、看病、上学的困难，搬走新三座大山，就是社会主义。 我觉得这可不是马列毛主义的观点。我说过，民生不是个马列毛主义的科学概念。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有民生主义这一大主义。和台湾讲统战，可以讲，但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这样讲是不科学的。道理很简单，民生，没有说清阶级属性，不同阶级有不同阶级的民生要求。就是孙先生，还是和民权、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讲民生呢？现在北欧的民生搞得不错，是社会主义吗？ 依然不是，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是个科学严谨的概念。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列毛都有科学的说法， 一些基本原则大家也熟悉。联系近百年来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搞社会主义究竟最主要的要把握哪些原则。这对于我们认识“重庆模式”是会有帮助的。
从苏东以及中国的经验来看，社会主义之所以会出问题，主要是没有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问题、也就是国家机器的管理的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简言之，就是一个民主的问题。在中国，可以说就是个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
大家公认，社会主义蜕变成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是产生了特权阶级，那么，这个特权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 就是因为国家机器的建设，没有有效地避免专制、等级、 特权。不管这是怎样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造成的，反正事实和结果是这样。

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的第一次科学概括，是经历了十年文革的苦斗之后，毛主席点破了问题的要害。这就是那一段著名的“做了大官了”的论述。这个论述是上了中央文件的，是具有权威性的。实际在那个时候，他不断地讲，对外国人，对尼克松的女儿也讲，可见已经深思熟虑，极为重视。毛主席用通俗易懂的话、用可以看得见的事实，把专制、等级、特权问题的发生的必然性揭示了出来，从而也就把所以会发生走资派、特权阶级的问题揭示了出来，也就把文革的历史必然性、必要性揭示了出来，这是非常正确、非常深刻的。
这个问题，就是苏东社会主义会失败的全部秘密所在。其它，都是次要的。
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实行专政，国家机器应该掌握在全体劳动人民手中。但是，专制、等级、特权弊端的存在，意味着国家机器有被少数人控制而脱离了多数人的弊端，这就会相应发生只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弊端。这一弊端膨胀的过程，就是劳动人民被剥夺的过程，就是修正主义篡夺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蜕变的过程。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政治作主，经济作主。不作主了，被“代表“掉了，国家、社会也就变质了。从其它方面来规定社会主义的本质都不准确。只要人民民主，只要劳动人民是主人，国家机器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只要人民民主，只要劳动人民是主人，公有制才是实际的，不管公有的形式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就是部份私有存在，也可纳入无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范畴而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有利。否则，苏东和我们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切都会向特权阶级专政转变。所谓特权利益集团挟持改革的秘密也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当然，这种专政、这种民主的物质基础是现代化大生产。所谓“苏维埃加电气化”。
“重庆模式”还是“为民作主”。人们担心，薄熙来一走，会发生人亡政息。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这一切变化是在“为民作主”的形式下出现的，换一个人，不这样作主了，一切就会改变。所以，这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就要过渡， 只有过渡到“由民作主”，也就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那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无论是从修正主义蜕变的教训来看，还是从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以及列宁、毛主席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只有走向真正“由民作主”、人民民主的模式， 才是达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模式。可以说，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之日，就是社会主义最终战胜修正主义之时。
所以，我们看“重庆模式”，最重要的不仅是看实行了哪些为劳动人民谋利的措施，而且要看，是否在向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转化。措施是具体的，现行的，民主制度才是根本的，长久的。有了民主制度，人民就可以任意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 措施。这样，人民的利益才有了根本的保证。这才谈得上逐步向共产主 义过渡。
现在的为人民服务，主要体现在薄熙来为人民制定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上，如果经过发展，能够产生一定的形式和机制，实现薄熙来执行人民自己制定的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只有这时，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经常性的、制度性的保证。这才是社会主义，这才是社会主义的保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属性的根本体现。说得浅显、形象一点就是，如果薄熙来讲话，不再是强调总书记怎样指示，而是强调人民、 人大怎样指示，那就说明事情已经颠倒了过来，人民真的在当家作主。
从这一观点看问题，我们对于“重庆模式”的期待，就不仅是所谓的“民生”， 不仅是经济，而且，更是“民权”，更是政治，更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现在，重庆所作的“三进三同”，可以视为是由“为民作主”向“由民做主”的过渡，这较之“专制”、“牧民”，已是根本的转变。
在我看来，就现有的历史经验来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应该是人大。一切权力归人大。人民群众参予政治的工具，主要是政党，人民有权自由组党。文革提供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我们希望“重庆模式”在这方面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民主专政形式的基础上，创造出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新形式，对国际共运至今还没有解决的这一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那“重庆模式”的意义，就不仅局限于中国了。这是历史创造给予的机遇，所谓“天降大任”是也，何人有铁肩，何人敢担当、能担当？ 习近平、薄熙来加油。
最后，我要说，我们支持“重庆模式”，可不要只是喊口号，只是呼万岁，而是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反对修正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我们每个同志都和这个事业息息相关，都有一份责任，都要出谋划策，为推进这个事业而奋斗。 我们坚决支持薄熙来，是因为他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坚决支持薄熙来。
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艰难的事业，更是一项真正“公平、正义”的事业，在中国社会还不够发达的历史条件下，从事这项事业，尤其艰难但也尤其伟大。我们是聪明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我们过去对人类所做的贡献太少了，现在，到了我们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时候了。毛主席不止一次为此发过感慨、立过誓言，现在，实现毛主席遗愿的历史重担落在了我们的身上。
毛泽 东主义是已经树立在历史前方的红旗， 一个能够举起这面红旗的坚强的领导班子，一个伟大的党，一个伟大的民族，开创全世界从来没有过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把握的。一个中国样板的诞生，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将是中华民族对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自然也将是我们对毛主席的最好的纪念。
敬爱的毛主席，在您117周年生日到来之际，我们万分怀念您，也深感惭愧，我们唯一可以告慰您的是，我们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您的教导：坚持革命。


2010。12。23 于德国马克思家乡红思屡克




“重庆模式”的错误解读



作为第一本系统全面地说明“重庆模式”的专著出版了。这是一件好事。从“乌有之乡”上发表的“序言”和目录看，作者的确是下了功夫，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并分门别类，做了系统地全面地解说，这样的工作是应该肯定的。作者也好像很自信。 我想，会有人接着做这件事。我就不多说了。我这里只想谈点批评意见。


一


“序言”说明了作者的基本构想，也把本书的基本观点做了说明。可以视为本书的纲。而我正是看到这个纲后，觉得有错误，觉得这样解读“重庆模式”有错误。事关总体认识，所以，不能不说几句话。
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杨帆先生有这样一句话：
“我仍旧坚持，思想知识界应该领先于政治家，而不是看政治家的眼色行事。”
看过“序言”和目录后，我有两个感觉。第一，作者的错解，正是因为看政治家的眼色行事；第二，作者不是领先于政治家，而是落后于政治家。具体说，作者没有领先于薄熙来，而是落后于薄熙来。
正是基于这两点，我看虽然本书是第一本解读“重庆模式”的书，但却不一是第一本正确解读“重庆模式”的书。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不想抹煞本书作者在搜集材料上的贡献，我批评的只是解读的指导思想不对。
本书的作者是这样概括“重庆模式”的。“概括地说，这是一个很有成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能实现有效结合的具体模式、一个很有成效的科学发展的具体模式。”
这是作者对“重庆模式”的基本理解，也是整体错误认识的纲。
按照这段话的意思，简言之，“重庆模式”就是修正主义的“特色理论”的产物。
这显然是套话，但也因此是错话。这类套话在目前的政治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拿套话代替实话，把套话当作真话、真理，那就错了。
作者的这个错误意见，是不难驳倒的。请想一想，“特色理论”鼓吹已经不是一天了，全国到处还不都是在贯彻“特色理论”？怎么其它地方没有特色出一种新的模式，而只有重庆特色出了新的模式？ 这个套话显然没有说在点子上。
就是后面两点，也是同样的不准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吆喝也不是一天了，科学发展观也已要求“落实”数年了。并没有带来像“重庆模式”这样的模式。
不是地方大员无能，是“特色理论”无能。正是这个“特色理论”，使作者也不能不承认“‘渐进式’改革也积累了不少矛盾”，“改革丧失动力”。
用“特色理论”解读“重庆模式”，最大的危险在于，这等于阉割“重庆模式”。这样的总结要不得，这样的错误必需澄清。
“重庆模式”一出来，我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2009年，先写了“唱红打黑成功的深刻启示”，2010年又写了“‘重庆模式’究竟证明了什么”，“再谈‘重庆模式’证明了什么”，都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主张从路线上来认识“重庆模式”的。 我在文章中写道：“‘重庆模式’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是回归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产物，它是回归毛主席路线的模式。 ‘重庆模式’再次证明只有毛主席的路线才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路线。通过这千日新政的实践，又一次以充分的事实证明，只有向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回归，才能真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目前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才能拨乱反正，重新找回中国发展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要说“思想知识界应该领先于政治家，而不是看政治家的眼色行事。”我这样说，这样写，才是试图体现杨帆教授的要求，当然也不等于已经做到。


二



这里有个观察问题的方法的区别。
人是很机智的，有时不免狡猾。那位被鲁迅称为“敲门砖”的孔夫子，不仅近二、三十年为一些寒酸文人弄了不少“基金”和“上岗”机会，而且新近又被立在了天安门广场一侧。他老人家就很机智，指示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看广告，看疗效。” 老邓说，“三项指示为纲”，毛主席不干。毛主席知道，说三项，其实就是要冲掉阶级斗争。果不然，只讲“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项，冲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重新上台，故技重演。说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还是“经济建设为中心”冲掉了“四个坚持”。现在，你看谁还讲“四个坚持”，尤其是谁还做“四个坚持”。有时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抓赵东民一类人呗。此所谓“打左灯向右转”也。难听点，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
所以，我们要正确认识“重庆模式”，不要从套话入手，还是要分析重庆所干的实事。
正是从分析实事，我们才看到“重庆模式”的本质原来就是干社会主义，而且是，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反过来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修正主义的假社会主义。虽说是刚开头，但是，原则对，方向正，效果好，人民拥护。
我对薄熙来的新政、新措施，做过一些分析，时过不久，现在也没有什么新意， 不如把旧文附后，以免重复。
我这里只想强调，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三十年来是很尖锐的，也是很残酷的，好不容易有个薄熙来站了出来，精英文人别为了争名夺利，群起而上，把薄熙来往“特色理论”陷阱里推，一方面阉割“重庆模式”的真谛，另一方面又给薄熙来带上紧箍咒。达到终于捧死这个模式的目的。薄熙来已经够难了，他是小心翼翼地说话，认认真真地做事。薄熙来是摔打出来的，他懂树大招风，更懂中国政治。“高明的”文人别帮倒忙。
作者指出“重庆模式”不仅是个经济模式，而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模式，也就是说是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里的创新的模式。这是对的。意义正在这里。这也不奇怪，路线一调整，就会带动全局。还是主席的老话，路线决定一切。一切，就不单是指经济。
就是说经济，也要从路线上考虑问题。作者一说经济，又硬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错误理论上拉，分析当然不会正确。例如，重庆出租车工人罢工，薄熙来怎样处理的？仅仅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连结吗？不是。是坚持社会主义，是坚持劳动人民立场。再如，搞公租房，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连结吗？也不是。也是坚持社会主义，也是坚持劳动人民立场。这些道理，在我那两篇文章里都讲了，不多重复。
我为什么特别重视对于“重庆模式”的解读呢？
因为我感到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政治问题。
我是高度重视“重庆模式”的，也高度重视薄熙来同志的奋斗。
出现一个“重庆模式”，出现一个薄熙来，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那些攻击薄熙来的屁话是不值一驳的，也不值得在这里引用。我只想说一点，出现薄熙来，出现“重庆模式”，归跟结底还是因为我们有毛泽 东思想，有毛泽 东思想武装的党，有经历过反修锻炼的中国人民。苏联出不了，东欧出不了，但是，在我们这里能够出。
薄熙来搞出了“重庆模式”，对“重庆模式”做过九次批示并将要接班的习近平跑到重庆去对“重庆模式”表示了肯定和支持，这不是小事。
　　“重庆模式”是向马列毛主义路线的回归，是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回归。肯定这个模式，就意味着，肯定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肯定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意味着，重庆可以作到的，全国也可以做到。这就是会带来整个路线、方向的调整。这个意义还不大吗？ 很大，太大了。
我说过，领导班子问题，实际也就是个政权问题（后来发现发明权是副统帅）。 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是决定一切的。说路线决定一切。路线是靠政权执行、贯彻的。 未来的接班人，如果能够像重庆这样做下去，不正是走一条马列毛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道路吗？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把“重庆模式”的出现和本质，解读为马列毛主义路线的胜利，而不能解读为“特色理论”的胜利。这不仅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一个正确判断薄熙来同志的问题，也是一个坚持把“重庆模式”往正确方向推进的问题。
正因为应该把“重庆模式”的意义，放到中国的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中去做观察，我不赞成把我们对习近平、薄熙来的支持，对“重庆模式”的支持，看作是对修正主义抱幻想，也不赞成把重庆的作法和我们对这一作法的支持，看作是搞改良主义。这不仅不是搞改良主义，这恰恰是抓住有利的时机，因势利导，争取战胜修正主义的一场斗争。
我是充分肯定薄熙来的个人作用的。虽然我也很清楚，薄熙来是时代的产儿，没有这个时代的一系列条件，不会出薄熙来，包括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等同志。 但是，薄熙来等同志毕竟是一些“人才难得”的人物。苏伟、杨帆在“前言”中夸奖薄熙来是“个性官员”，这真是不得要领的评论。什么是个性？个性是有不同表现的，个性是从属于阶级性的。薄熙来最可贵的恰恰是党性，是共产 党员的真正的党性，是马列毛主义的党性。说个性，无非是他坚持党性坚持得牢固，坚持得赤诚，坚持得正确。他不像搞修正主义的人，嘴上也讲马列毛主义，实际却总是干修正主义。 在修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大环境下，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弄不好就要丢掉官位，丢掉私利。薄熙来不是在改良，是在斗争。 他是在做，他遇到的困难更大。我们一些在网上坚持斗争的同志，是让人尊敬的，但是，抬手落笔，请不要忘记，做革命总是比写革命难。
无论是从右的方面曲解“重庆模式”，或是从左的方面曲解“重庆模式”，我都不赞成。
虽然我说过我并不认为已经有一个成熟的全面的整体的“重庆模式”，现在我也还是这样看，占主导地位的是什么路线也很清楚，要做的工作还很艰巨，遇到的困难还会很大，但是，重庆现在所作的一切，方向是对头的，道路是正确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它体现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体现着社会主义。联系***重新表述的党的基本路线，它体现着“四个坚持”是总纲，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开放是动力。
模式之争，实际是道路之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之争。 我们重视、支持“重庆模式”，就是因为我们把它放到了两条道路之争当中去观察。我们表达的意见，实质是坚决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是一种积极的斗争形式。


三



修正主义是肯定要失败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这已经有苏东这样的铁证。历史的规律不会只适用于欧洲，不适于中国。问题在于，修正主义失败后的取代者是什么。 苏东提供的历史经验是资本主义。可以说，这是修正主义准备的条件决定的。这个历史正在今天的中国重演。三十年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的一个恶果，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毒害了几代人。这将是未来资本主义胜利的基础____可怕的基础。
毛主席说，我们是无产阶级功利主义者。我们要冷静地算算账。 一是，全世界还没有战胜修正主义的先例， 因此，我们不能低估这一斗争的困难，实际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敌人的力量有多强大，从主席到现在，经过反复较量，大家应该心里有数。二是，毛主席领导的革命一代留下的红领巾，现在正在执政。但是，再过十年，这一代也将成为过去。那时的执政者，可就和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隔代了。而那一代人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熏染下，他们和毛主席留下的接班人的思想、世界观已经大不一样了。资本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几乎不言而喻。三是，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成包围之势。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顶住资本主义的颠覆是困难的，被资本主义颠覆是容易的。欧洲历史提供了足够的证明。
在这种情况下，在已经搞了三十年修正主义的情况下，我国已处于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也就是说，习近平一代，如果再搞修正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是确定无疑的了。和高呼“胜利”的同志们的乐观情绪不同，我深感沉重，我的历史感告诉我，我们不仅在失败中，而且最后失败的可能在等着我们。这真有点像《国际歌》唱道的：这是最后的斗争。
可是，如果习近平这一代，不搞修正主义，而是，反对修正主义，纠正路线错误，那就很可能会出现另一种历史可能。
　　为什么？
如果这一代人真地重新举起马列毛主义的红旗，那么，受教育的将会达到90。00后，而等90。00后成长起来，接班执政，我们将赢得近五十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到那时，社会主义的各方面的基础巩固多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肯定是很大的。
历史发生这样的根本转折是可能的。
从正面说，如果能以“重庆模式”为起点，在全国范围里，进行路线的调整，把社会主义搞好，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表现出来。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现实，将会使人民认识到，还是社会主义好。
从反面说，经过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把资本主义的丑恶，揭深批透， 将会使人民认识到，资本主义不好。
例如，我们很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看病、上学，让人民群众广泛地享受民主、管理国家，能够切实感到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幸福， 那人民群众选择社会主义的愿望，就会非常坚定。
例如，我们反腐、打黑，不是只依靠专政机关，揪出几个坏人，而是像毛主席说的，不是为了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让群众受到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开个诉苦会，公审犯罪者，那将对下一代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对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起到决定性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实事求是的估算，从实际出发，争取最大的、也是最好的历史可能，习近平、薄熙来这一代的确是继往开来的关键一代。现在，薄熙来冲锋在前，开创了“重庆模式”，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路线的正确，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这是一个大功劳，我们怎么可以再批判说这是搞改良主义因而不能支持呢？
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一步实际行动更胜过一打空话。当然，马克思也强调了纲领的重要性，原则的重要性。我们分析薄熙来的新政，无论就原则，还是就实际，都没有离开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正因为有这个基本点，我们才对“重庆模式”给于肯定的高度的评价，才应该采取坚决支持的态度。
当然，这里有个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理解的问题，如果标准把握不准，而又坚持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重庆模式”，那可能就会持反对态度。为了统一认识，并统一在正确原则之下，我们需要重新学习、研究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我们有党内把占统治地位的错误路线推下来的历史经验，从陈独秀到王明，不止一次，前提是要有党内民主。
欧洲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许多国家，都曾有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两种历史选择的可能。例如德国就是。马恩两人是希望走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的，但是， 历史实际是走了自上而下的改革的道路。这条道路也走通了。在其它不少国家也有类似情况，俄国就颇为典型，尽管这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马恩也是从一开始就作了暴力和非暴力两种历史可能的估计。恩格斯晚年依然是这样，在绝不轻言放弃暴力的同时，争取非暴力的可能。列宁也是这样，毛主席在抗战胜利后，也是这样。从来不认为只有一种暴力革命的历史可能。斗争、阶级斗争是绝对的，方式是可以相对变化的。
这都是历史的经验，都应该给我们以启示。不能认为错误路线的自上而下的纠正就是绝对不可能的，社会变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改良就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不符合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不符合其中包涵的历史规律。不能要求历史必须符合我们的主观想象，而是相反，历史要求我们必须尊重历史辩证法。这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是科学。
所以，说到我们面对的现实实际，我们绝不能只看一种可能，只强调一种自下而上的可能，甚至只强调暴力革命的可能，这是不符合现实实际的。离开现实实际，不负责任地说一点高调空话，而又不愿作艰苦的实际工作，只希望一哄而起，那是把革命当作儿戏。
有文革十年的实践，又有近三十年的实践，每个人都可正确衡量自己的表现。请想一想，在文革高潮中，一些过激的口号、过激的作法带来的损失还少吗？那些特别激烈的人，现在还在革命吗？ 在随后的困难的年头里，不正是像王洪文、蒯大富这样一些当年的风云人物忙于认罪、揭发以换取活命吗？我们经历的这种血的经验和代价太多了。不能只看形势好转了自己敢说什么。不要忘记列宁那句话，当革命高潮到来时，混蛋也会高喊革命的。话不好听，但是正确。革命事业事关人民的现实的切身利益，提出任何策略必须认真和负责。
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反对修正主义，这是主要矛盾决定的主要斗争方向。 这一点不能动摇、不能妥协。他们至今不承认毛主席的第二贡献，但这正是衡量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可靠标志。邓、陈一辈人是至死没有认帐的。这是不明智、不负责任的。没有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的理论，无法解释苏东剧变。这是一个常人也可以看到的真理。新出版的党史二卷也是这样。这只能证明我们还要和修正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抱幻想。我们要坚决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把立足点放在向人民群众作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团结起来，向推行修正主义的执政者作斗争 ；但是，另一方面，对任何执政者向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任何回归，都要表示热情的欢迎，对像开创“重庆模式”这样的重大转折，更应从路线角度去肯定、去支持、去推动。
这是一场艰难的深刻的事关社会主义命运的伟大斗争。“重庆模式”是一个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反修的切入点。我们要抓住这个切入点，把斗争引向深入，不仅使“重庆模式”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典型模式，而且争取通过斗争把这个模式推向全国去，使整个中国成为一个马列毛主义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模式。
这有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作艰苦地努力和奋斗。


四


创建社会主义模式不简单。
社会主义不单单是指生产力，不单单是指GDP；也不是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确立的原则；也不是有房子住，有学上，能看病，就可以和社会主义划等号，这些，北欧资本主义____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已经作到了，但这不等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 一种社会形态，是共产主 义的第一阶段，是共产主 义的一种特定形式。 离开共产主 义的基本原则，谈不上社会主义；离开现实生活， 简单照搬原则，也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活生生的现实的特定的共产主 义形式。
我们始终在探索，在探索中前进或后退。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 从所有制形式上来说，我们达到了比较接近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但也只是接近。至于政治体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离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差距。到主席去世，对社会主义形式的探索没有停止。
随后的三十年，在修正主义的邓路线统治下，在类似“模着石头过河”这样一些不成理论的理论指导下，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动，社会主义发生了蜕变。
应该承认，我们搞的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下官僚专制资本主义。
发生这一历史现象，不能从个人罪孽去解释。归根结底是历史发展条件制约造成的。这种历史条件的制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都有所表现，现在都需要再认识。这里，不想作系统地全面地深入探讨，只想从认识的局限性方面谈点意见。
其中之一就是人们对于实际可以实行的社会主义的模式，有一个认识过程。小平同志1985年4月15日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同年8月28日，又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是老实话。不过，小平同志说的是“我们”，不是他个人，是指的党，整个党，大概也包括毛主席，这就欠准确，情况是不一样的。
从苏东， 到中国、到古巴，社会主义的模式， 大体是相同的。 这一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在运行中所遇到的困难，所发生的问题，几乎是共同的。而这些，在没有实践的情况下，谁也没有想到。马恩自然没有论述到，列宁发现了许多问题，但毕竟执政时间太短。就像我们今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这个政策。既然现在这样做，何必当初搞改造。但是，“当初”，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就是那样认识、那样作的。而且也做成功了。后来事情在变化，问题出来了，需要重新认识。这才想到历史给于社会主义模式的实际可能到底是什么还要研究。就是改革开放后， 也是一步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问题的。不仅走过的弯路不少，而且到现在谁也不敢说就认识准确了。分歧依然存在。例如，我们有些毛派同志恐怕还是不愿承认这一历史必然性的。这说明，人认识客观世界有个过程，认识社会主义这个新事物更有个过程。
再一个原因，从主观来说，还有一个马列毛主义水平的问题。毛主席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是实话，是真理。我们的党的成份基本是农民构成的，又是经过了长年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以这样的历史条件为前提，想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是很难的。 社会主义毕竟是无产阶级的诉求，不是农民的诉求。当然，在毛主席思想的教育下， 许多出身农民的同志在革命烈火中已经克服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已经是一个共产 党员。但是，世界观的彻底转变谈何容易。历史验证了这一点。毛主席最后也是批评了这一点，“ 思想还是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特别是如马克思所说，小农从来是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民主革命过程中，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战争道路。缺少民主政治的实践，习惯战争生活的集中形式，而这很容易带来专制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打天下，坐天下，理所当然，民主管理国家，往往在视野之外。全党跟上毛主席的没几人，尤其毛主席晚年讲理论，虽然对内讲、对外讲，但是没几人明白。最近李成瑞同志谈高举主席思想的旗帜，竟然不谈晚年的理论指示，不谈76年中央4号文件，说是承认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但是，却不懂这个第二个贡献的理论的精华所在。可见，忠诚于毛主席的人不少，但真懂马列毛的却不多。
“什么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反映了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一种修正主义的思想方法。什么是社会主义，对马列毛主义者来说，不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清楚，还有什么共产 党人的根本原则。 从<共产 党宣言>发表，到随后的一切马列毛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把共产主 义、包括社会主义这个共产主 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原则讲得清清楚楚。主要就是两条，一条是公有制， 一条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清楚或不坚持这两条，就会变修正主义。毛主席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名著中，在谈到我国政治生活必需遵循的六项标准时，特别强调了共产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这两条。如果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不清楚，怎么坚持社会主义呢？ 不可能的。势必走向修正主义。小平之后的胡耀邦、***，都跟着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清楚，结果都搞了修正主义。
“不清楚”是存在的。就是根据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究竟应该怎样落实社会主义的原则，常常不清楚。
这毫不足怪。历史过程千变万化。社会主义也是一个过程，也会千变万化。人的认识只能不断跟着历史前进，不断找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具体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是一个不会一次完结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 认识过程。
社会主义原则必须坚持，这种坚持又必须符合现实实际。这样，才既能避免教条主义，又能避免修正主义。错误总是难免的，但是，坚持住了原则，就不会出修正主义。邓小平的悲剧在于，在“不清楚”的思想指导下，丢掉了原则，所以出了修正主义。现在讲“特色理论”，砍掉了马列毛主义，只讲邓理论、三代表、科学观。这倒是实事求是的。『特色理论』的确是不包含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是邓以来执政者“化”出的一个修正主义理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不能重犯这一错误。在创建当前的社会主义模式时， 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必须坚持灵活运用社会主义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公有制必须坚持。可以从单一公有制退后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但是，公有制这最基本的一条不能动摇，不能不坚持，因为，不坚持就不再是社会主义了。私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不管是国内资本主义，还是外国资本主义，可以支持，可以发展，但是，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也就是说，必须在无产阶级国家的管理之下，而不是放任自流，更不能权钱交易、出卖劳动人民利益，出卖民族利益。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只看GDP，不能只看富有与否。要看所有制。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反驳他，富有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富有的，但不是社会主义。现在，我又想了想，还要补充一句，贫穷也不一定不是社会主义。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很穷，但是，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还真是社会主义。单说那时的那股正气，那种上下团结一致，那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就是社会主义，就是让人骄傲的社会主义。小平没有原则，只有灵活，所以出修正主义； 主席反过来，原则坚定，有时会有错误，但方向不错，道路不错，是在探索中前进。这其中包含着历史教训，不能忘记。
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型态，也不是只指所有制，劳动者的地位，分配的形式， 都是重要内容，都要认真探索。
搞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还大有文章可做。希望薄熙来同志大胆探索，搞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样板。
比较而言，创建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更难。我考虑到两条原因。
一是， 现行的政治模式大体是来自斯大林时代，可算由来已久。这样一个框架， 长期以来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模式、政治模式，是高于资产阶级国家模式、政治模式的。至少在中国，没有对这个模式的深刻批判。真正对这个模式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毛主席，而且，把这些弊端和产生修正主义，产生走资派联系了起来。这是深刻的，马列毛主义的，但是，在他去世后，这些意见被否定了。所以，要想从现有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重新按照马列毛主义认识问题，不容易，不简单。
二是，也是更主要的是，现行的国家模式、政治模式，带来了特权集团，带来了专制、等级、特权，也就是毛主席临终前关于“大官”说的那些话。这些，都是利益。要改革，就要打破这些利益，打破利益从来是最困难的事情，政改的阻力主要来自这里。连官员私人财产公布这样一个难度并不是很大的具体问题都迟迟解决不了， 政改的阻力之大、来自何方，是不言自明的。务实的小平同志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复杂，太困难，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如果从理论和历史的结合上看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原则又是明确的、不难理解的。
其实，就是一句话，实行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实质的人民民主专政。
过去不是一直这样说吗？ 那还改什么？
过去说归说， 一是没说对， 二是没有真正实现。
马列毛主义的理论说得是很清楚的，巴黎公社又以其实践留下了具体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但是，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承认和落实，而且相反，逐步走向了反面，国家机器变成了专制的、等级的、特权的国家机器。不管再怎样号称无产阶级专政，实际国家机器已经重新凌驾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之上，重新成为旧国家式的社会的赘瘤、祸害。最惨痛的教训，也是最过硬的证据，就是一个个社会主义国家变修，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特权专制国家，乃至官僚特权资本主义国家。
列宁曾经为这件事情苦恼，毛主席曾经为这件事情担忧。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就一再表示对我们建立的这个国家机器、这套制度不满意，最后闹到要搞文革， 想『部份改善』国家机器。临终前，讲理论，批大官特权，全是讲的对我们的国家机器、政治制度、分工和分配制度的弊端不满意，认为这是变修的社会根源，是他的战

友们反对他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然而，限于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毛主席悲壮地失败了，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原则，也留下了课题。
反面的教训最痛苦，但是也最发人深省。怎么变修的？ 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建立的这个国家机器有毛病。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形式。它所带有的那部份专制、等级、特权等等弊端，使国家机器很容易脱离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掌控，这当然是违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而且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通向修正主义的桥梁。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特权阶层赖以产生的秘密在这里，变修的秘密也在这里。
正因为这样，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和根本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打破专制、等级、特权赖以存在的政制体制，重新把权力放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手中，落实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落实真正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权由民所握，权由民所用。而不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民主是克服专制的唯一有效的制度性武器。民主就是国家。无产阶级民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国家。列宁说二者是同义语，非常深刻。在我看来，这样的国家，只能是人大。只有人大具有巴黎公社的同等意义。
这一点，好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看到了。他们看到权贵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根本条件是专制。于是，他们现在在呼吁政改，而中心点是民主，当然是资产阶级形式的民主。 令人不解的是，毛派却对争取无产阶级民主没有迫切要求。反对修正主义到底现在主要应该反什么，争什么，好像很不明确。现在是“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进攻。” 战斗不止，精神可佳，只是缺少火力集中。至于只讲一般原则，更是空话连篇，不能解决中国当前的任何问题。毛派必须明确，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要争取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不能老是跟着发生的具体问题转。只要路线不变，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我们不能跟在后面被拖着走。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决不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是更迫切、更重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进行。早进行，比晚进行有利。现在主动进行，比将来被动进行有利。
如果担心全面铺开会乱，那正好以重庆为试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至于具体应该怎样做，那是另外一个课题，需要另外进行专门的理论探讨，本文不想再涉及了。
最后，我只想说，如果薄熙来同志能够在重庆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两方面都有所创造，搞出一个大体的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全面的框架，到那时，说『重庆模式』，名正言顺，而且，意义就更大了。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实行我说过的『两个重新认识』____重新认识毛主席、重新认识邓小平，在他们已有的对社会主义的探讨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实践成功和失败的新的经验和教训，继续前进，找到比较合乎现实实际的真正有效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有可能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 谁能做出较大的贡献，谁就会是历史承认的、而不是自己吹嘘的历史伟人。
历史注定会提供这样的人物。是谁无关紧要，历史只讲需要。我们期待着。但是，就切近的可能，我们还是把目光投向习近平、薄熙来。
大家都曾经失望过，但是，历史从来没有过简单重演。更何况我们本来也没有把革命家和听话的『好学生』划等号。我们只相信历史总是在进步，一代新人胜旧人。



2011。1。23 于基尔大学





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升起




正当一些同志为征集到五万人签名公诉茅于轼而欢呼胜利的时候，茅于轼先生的
“天则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于2011年7月30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主办了“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以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为例”。
这个会是不是对“胜利”的否定，我不知道。我关心的是参加会议的是些什么人物，尤其是关心会议透露出了什么。
这个会告诉我们：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升起。
我是公开批评过谢韬、辛子陵先生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但是，我从来不认为包括茅于轼先生等在内的这些公开的右派先生有什么可怕。他们对专制、腐 败的批评，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追求，我甚至还可以肯定呢。他们骂毛主席，毫不足怪。文革后期，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对毛主席说自己捱了很多骂。毛主席以为正常，并说自己历来是捱骂最多的。历史的确就是这样写成的。骂毛主席，常事。不仅茅于轼骂，内外反动派过去骂，现在骂，今后还会骂。在我看来，不值得公诉，甚至反驳也不值。
我还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两眼盯着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正是这样的人物，在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在这个研讨会上，把“重返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抛了出来。
这可是大事。带头的何许人也？刘少奇的公子刘源将军。写书、讲话的，是刘源的哥们儿“红二代”张木生，以及几位被称为“学者”的人物。
他们强调“形势比人强”。这是不错的。形势严峻，形势逼人。正是看到形势的需要，十八大在即，新的领导班子要上台，要确定自己执政的路线，在这关键时刻，他们抛出了“重返新民主主义论”。
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危险的信号，一个值得提醒革命同志注意的危险信号。


一


这是要争夺十八大路线旗帜的斗争。这是刘源一等人物精心炮制的新的政治路线。
刘源早在他的书中就为其父刘少奇同志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作过翻案文章。不仅刘源，其姊妹刘婷也不示弱，也曾为父申辩，否定毛主席的批评。刘以及邓的子女，利用权势，为父亲，为路线，一争高低，可谓子承父业，实为主席后人所不可比。1964年主席对毛远新的谈话，包括毛远新同志本人，大概都将其放在了一旁，不打算身体力行。只有夫人，不屈不挠，死得其所。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现在，刘源们进了一步。事情已经不是对历史公案的说法，而是对现实的党的路线的说法。
刘源们提出的并不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或许是得少奇同志真传。张木生特别列出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称之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似乎可作此解的脚注。但事实是否如此，就是我们不得而知的了。
这也好。因为他们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确不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义论。
从他们自己的论述来看，原则的分岐是很清楚的。
1、既歪曲了毛主席，也歪曲了列宁。
就张木生的阐述来说，他们既歪曲了毛主席的理论，也歪曲了列宁的理论。而且，这是必然的。因为毛主席和列宁的理论是一致的。
他们说，“当时，毛泽 东、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都阅读列宁大量著作，特别是可看作他‘政治遗嘱’的晚年著作。列宁与马克思一样，认为‘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一再拖延的情况下，列宁提出延长‘过渡时间’的‘新经济政策’，认为这一政策‘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找到了最好的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而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 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
这显然是对毛主席的歪曲，也是对列宁的歪曲。这里有托洛茨基的影子。
短短的一段话，错误是一系列的，而且涉及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有的也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辩论过的。
列宁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如果一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不会高度赞扬巴黎公社，肯定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府____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不会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设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最先革命是一回事，历史事实是另一回事。这也是“形势比人强”。列宁曾经期待德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便和落后的俄国可以进行互补。用他的话来说，是社会主义的两半，可以造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德国、匈牙利的革命都没有成功。列宁因此放弃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了吗？没有。历史发展不平衡在辩证思维看来是常态。只有形而上学才会期待世界革命。马克思的意见是有具体所指的，是有历史条件制约的设想，不是空洞的幻想。这个问题，历史有了结论。不必多辩。
历史事实不能歪曲。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张木生说“列宁与马克思一样，认为‘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一再拖延的情况下，列宁提出延长‘过渡时间’的‘新经济政策’，认为这一政策「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找到了最好的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这段话只有最后一句是对的。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向社会主义的俄国转变，是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张木生没有想一想，这难道不是对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否定吗？要害还不在这里。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归根结底是因为俄国的历史条件落后，不具备建设、建成“严格意义”上的“完全的”、“标准的”（都是列宁的话）社会主义的可能。实践已经证明战时共产主 义政策行不通了。后退是历史的要求。列宁自己说，也是众所周知的，他是最注重实际的。实际已经证明战时共产主 义政策行不通，后退就是唯一积极的策略，就是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列宁无愧是革命巨匠。一帮自命不凡的平庸之辈怎能理解列宁？
这段错话的要害是最后一句。即“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 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
这句话，足以说明张木生、刘源们根本读不懂列宁，读不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是的，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特点就是允许发展资本主义，搞国家资本主义。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西欧的一些社会主义者为俄国的倒退感到悲哀和气愤。俄国国内的同志有这样看法的也不少。为此，列宁做过多次的反复的解释。这值得张木生、刘源们读一读。
因为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就能说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 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吗？错了。
根本分岐就在这里。
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 党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可能，刘源将军诸位听起来是奇谈怪论。我看，他们有三不懂。
一不懂，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有管理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本质正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二不懂，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一再说，我们现在搞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过去是没有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上也一个字都没写。我们是在创造。刘源们犯了同样的愚昧和教条。
三不懂，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国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主体，是这个主体带领着多种经济、包括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共同发展。强调“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是根本不懂新经济政策的错误说法，是对新经济政策的彻底颠倒。
人一旦形成某种错误的思想方法，改是很难的。当年有些下乡知青，书读了一点，能力也有一点，不甘于农村的艰苦生活，不甘于简单的体力劳动，总想一鸣惊人，出人头地，虽说自视甚高，实则志大才疏。刘源、张木生、潘岳等当属此类。文革失败后的特定环境，为这类人的钻营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于是政界、学界，这类怪物出了不少，现在，还在出。其实，他们没有真才实学，更谈不上对马列毛主义的掌握，他们的手里的马列毛主义不过是一点词句，是一目十行得来的。所以，对他们可不要迷信，信都不要信。和这类人相比，我更信赖那些坚持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块战天斗地的人，我本人有这样的亲身体会。
2、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解的根本区别
我不隐瞒我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解有个过程。十年前，例如，2001年，我写批评***同志的文章，还曾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社会结构。但是，当我2007年批评谢韬时，我已经用半社会主义的概念替代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也巧，据张木生先生说“2007年，杜润生在《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中还原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 第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 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我认为，杜老的总结和概括是非常精辟的。”我没有读过杜先生的文章，不好评论。但这正是我要抛弃的一个概念，为此，我写了长文《半社会主义论》。随后，我更提出，“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无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命题。扬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不科学的提法。
就现在张木生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解释来说，我和张木生诸先生的理论见解依然是不一样的。
張木生先生說，“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着《新民主主义论》以及 毛、刘、周共同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全部公开的毛泽 东在七大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 党的领导下，发展100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我不认为张木生先生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尽管我没有见到张先生所见的未发表的讲话、文章，但是，把新民主主义时代仅仅解释为发展资本主义，而且，要发展100年。我认为这肯定不是毛主席的原文原意。
和上面说过的理论分岐相联系，在张木生先生的心目中，要搞新民主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不是毛主席的意思。
毛主席的意思和列宁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不妨看看毛主席是怎样说的。
毛主席认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这个构想，和列宁对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时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的分析，完全一致。
毛主席从来没有把新民主主义仅仅看作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多种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主导下，共同发展。这成为党的长期的共识。
毛主席十分冷静地看待资本主义。毛主席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 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毛主席深知发展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意义。他解释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 党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论联合政府》）对资本主义又管理，又发展，实行无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这才“更有利于无产阶级”。这正是列宁在解释新经济政策时所反复阐明的道理。毛主席深得马列真谛。
毛主席从来也没有设想过要挤进发达资本主义的行列。这是张木生的想法。毛主席明确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新民主主义论》）
毛主席还尖锐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 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是冒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共产 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毛主席讲得多么全面。他当年的批评，正好也是对今天张木生、刘源们的批评。我真怀疑他们是否认真读过主席的这些著作，如果读过，那就不能不怀疑他们的成见和偏见了。
毛主席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是马列毛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这些意见，至今也不过时，而且，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十年前，我所以有过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想法，正是基于主席的这些论述。
但是，后来，我又下功夫重读了列宁1917年后的所有著作，也就是《列宁全集》从23到33卷，并结合阅读《列宁选集》一、二卷的基本著作，经过反复学习、体会，我终于感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不科学。
张木生好像也遇到了困难。因为他表示“新民主主义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而是共产 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
这样不得要领的表述当然是不正确的。
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共产 党领导下，我们加了个新字。用以体现这是在无产阶级（通过共产 党）而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理论，最初是马克思恩格斯结合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提出的；列宁根据俄国的历史条件，在《两种策略》一书中，在理论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和详尽论述；毛主席又结合中国的历史条件，再做新的发展，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马列毛主义的一贯的观点是，一旦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工农专政，这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革命是分两步走的，但这两步又不是截然分开、中间发生停顿的，而是，不间断地继续革命，不断革命。道理是明显的，不然，工农专政就无法存在下去。从这一点说，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真正的可能在于认识并实行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这个口号的错误也正在于掩盖了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列宁已经讲明了这一点。如果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开始。这就是一个科学提法。
事实也是。说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说得通的；说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就说不通了。就是前面的说法____新民主主义革命，毛主席还强调，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很对的。静止地看待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还是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毛主席是深通其中的历史辩证法的。建国后，毛主席把49年后56年前的一段历史时期，称之为“过渡时期”，而不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我想，不是偶然的。
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所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没有体现这个时代的本质。毛主席是对的，刘少奇同志是错的。
过渡的观点是关于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的观点。过渡、中介、中间环节、亦此亦彼是到处可见的一事物向他事物转变的必经过程、必然形式。否认这种中间状态，脑子里只有非此即彼，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这一辩证法思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有精彩的论述，他以澳大利亚肺鱼和两栖类动物为例说明，亦此亦彼是辩证思维，非此即彼是形而上学思维。
张木生们在事物的辩证发展面前，迷茫了，于是说“新民主主义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这是典型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
毛主席是对的，有同样思想的列宁也是对的。两位革命导师是辩证法大师。列宁在建国后，反反复复地说，我们有了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因为俄落后，我们还没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所以，他是迫切希望德国革命成功，为俄国建立大工业提供可能。但是，希望落空。那个有名的公式不是说：共产主 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这就是列宁的思想。在23到33卷列宁的著作中，充斥了这种强调因为俄国落后而需要过渡的思想。像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 义过渡的思想。实行新经济政策无非是找到了过渡的恰当形式，这是有点像我们今天重演的历史。当时，列宁有把握的说，后退已经结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真是伟大。马克思主义掌握得极为纯熟。
足见“新民主主义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是一个浅薄的错误的说法。
这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状态。
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是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本质，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而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实质是社会主义共和国。
但是，就包涵资产阶级在内的联合政府而言，还是具有过渡性；而且，历史证明，如果从政体形式和实际运作看问题，也不是完全的纯粹的社会主义的政体形式。
这个社会，就其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而言，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形态已经确立起来了，
但是，不纯粹，还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还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存在。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过渡性社会。一定要确定属性，我感到，最好的说法是半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说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把合作经济称之为半社会主义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以为，把整个向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称之为半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科学的。
张木生先生说得有一定道理，“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于，本应明明白白告诉民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罢，就是要恢复到新民主主义。”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初级阶段也罢，特色也罢，没有说清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而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概念是不通的。
半社会主义概念的好处是，一方面，把社会主义占主导，说出来了；另一方面， 又把资本主义等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表示出来了。一个“半”字，有丰富的内容。革命导师著作里大量使用“半”字，就是因为“半”字有丰富的辩证法内容。
不少毛派同志声讨我这个“半”字，我并不想坚持，但是，你要找出更好的表述方法才是。
历史是曲折前进的。后退，并不一定是反动，也不等于对以前历史的简单否定。对历史要慎重。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当时的各方面的历史条件。怎样评价，留待后人为好。过早的情绪化的结论靠不住。但是，现在，后退半步，看来是新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也不要情绪化地或者教条化地反对。要尊重现实的检验。三十多年来的现实，使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生命力。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对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现在看，大概还没完全过时。就是发达国家，何时抛掉资本主义，我们也要看现实，尊重现实。还是列宁喜欢引的那句话，生活之树是长青的，理论是灰色的。
3、不是退回、而是背叛了新民主主义经济
据张木生先生自己在视频上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工作中，他和杜润生先生们都是位在中南海的高层决策的谋士。
这对我是一个启示。它告诉我，“改革开放”所以会走到今天，决非偶然，所用人才的思想路线是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完全一致的，今天的结局，是当时这帮人操作的必然结果。
他们不是像张木生先生说的退回到了新民主主义路线，而是背叛了新民主主义路线。
三十年后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哪里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局面。
现在是连右派也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在我们看来则是一个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整个中国社会已经蜕化变质，社会主义已经不复存在。
这一点，我不认为还有列举事实加以论证的必要。
在我看来，张木生先生能给我们的新东西，就在于，他告诉我们，修正主义何以是修正主义，他们的失足在何处。
问题就在于，他们把新民主主义就是看成了发展资本主义。这正是问题的要害。
多种经济并存是个事实。但是，这种多种经济，说到底，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就发展方向而言，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毛主席历来强调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根据。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然后才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才有可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问题就出在，在猫论、不争论指导下，把发展经济仅仅理解为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就是修正主义。
一个“国退民进”，步步挖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一个“权钱交易”，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和民营资本主义占据了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哪里还会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哪里还会有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失去主人翁地位的劳动人民，政治上也必然失去主人翁地位。
哪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分明是官僚特权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给邓小平修正主义的帽子是不冤枉他的，说他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是符和实际的，他当年的检讨、认罪也是应该的。
但愿这只是张木生、刘源先生的意见，不然，少奇同志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意见的错误就要升级了。


二

张木生先生现在提出重返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意见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呢？
这值得进一步研究。
张先生自己有说法。
“改革开放至今已34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出口额世界第一，而且，我们发展的是实体经济。对这些成就，党内外、国内外是有共识的。
　　对于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也有共识，包括腐 败、两极分化以及三座或四座‘大山’（教 育、医疗、住房和社保）。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显着增强的国力明显不匹配。
　　其实，大家都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意见分歧在于制度安排。比较左的人士认 为，只要允许形成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有了资本力量，就必然有这样不良的结果；比较右的人士认为，权贵资本主义是坏的资本主义，也有好的资本主义，但我们没有学。
　　以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执行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 线。”
公道地说，张木生先生还是有限度地承认问题的存在的。但是，对于问题的发生，他却以为“中国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执行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线。”
但是，他对他理解的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路线的认识本身就不正确，这样的错误能不反映到政治、社会、文化上来吗？事实上，他对经济路线的错误的认识已经不仅是经济的，而且也是政治的。他根本不懂无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包涵了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和斗争。这一点恰恰是列宁强调的，毛主席继承的。
现在就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按照刘源、张木生、杜润生们的意见，他们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这是在他们看来的历史必由之路。
这是自胡耀邦、***、鲍彤以来，包括李锐、谢韬、辛子陵等人坚持要走的一条道路。这个思潮有广泛的市场。
这不是偶然的。也不能简单地责备有那样多的人接受这一思潮。不是据说党的高层也曾八次派代表团去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考察吗？其实，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何止北欧四国？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现象。
问题在于，我们到底是要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搞资本主义、包括社会民主主义。
如果我们真地要搞社会主义，那就必须要和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划清界线。但是，现在的危险在于，这些人变换着花样要我们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
因为有红二代这个背景，特别是有刘源这个背景，加上，又有少奇同志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理论在先，并且这个理论受到过毛主席的批评。张木生的书和讲话一出来，反响立即十分强烈。用一句老话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这不是我们上纲，而是客观事实。我是个消息不灵通人士。但就我看到的一鳞半找，也足以证明我的上述观点。
《炎黄春秋》的执行总编吴思先生亲自披挂上阵。他也是这样解读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就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政策——在共产 党领导下，保护私有财产，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当前如果更完整地推行这套政策，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能更进一步。”
怎么“更完整”、“进一步”呢？吴思先生先是搬出朱厚泽先生批评新民主主义理论存在三个问题。然后又阐发了自己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的两个问题。我看，二位先生的意见多属外行话，不值一驳。值得注意的是下面的观点。
“前进一步，可以在新民主主义之前再加一个“新”字，成为“新新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2 .0版。简称仍是新民主主义，内容方面，通过否定之否定，可以生成一个新东西。”
“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至少有两个要点。
　　第一，20世纪世界历史的基本事实是：资本主义仍在发展，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已经衰亡；无产阶级并非一贯正确，资产阶级也不是一贯错误；历史进步是各阶级共同推动的，不同的社会制度相互取长补短。
　　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任何阶级都没有高人一等的资格。新民主主义的未来，肯定不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或许如欧美 部分国家那样，有较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再遥远一些，或许是民主社会主义那样的综合性制度。
　　第二，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事实是：在经济领域， 越是充分尊重人民的经济自由，保护市场经济，坚持对外开放，中国就越能平稳快速地走向富强。在政治领域，任何权力，越是缺乏制约，就越容易导致灾难。在这 两方面，中国都走过弯路。”
吴先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两个要点，一点也不清晰，更不简要。读来读去，我体会，第一个要点，政治上，就是要讲超阶级的普世的平等，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第二个要点，经济上，就是要搞尊重人民的经济自由____搞私有制，搞市场经济____资本主义经济。不知我体会得对不对。
这不是升级版，这是“修正”版___修正成社会民主主义版。
历史好像又回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社会民主主义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张木生先生有这个历史感。他说：“总的看来，现在与20世纪80年代很相似，又出现了巨大的对话需求。不争论的时代确实结束了。我坚信‘形势 比人强’，中国共产 党面临的问题本身也蕴涵着解决的手段，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香港的廉政公署、日本的一党执政下实现工业化，也都是这样来的。”
邓路线搞不下去了。一切迹象都表明，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已经不愿照生活下去了，危机在成熟，历史在寻求出路。在资本主义有了长足发展的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再次被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个历史的脉搏，至少被海外民主派摸到了。那位社会民主主义独特鼓吹者、我多年的论战对手高寒先生，就立即给于了呼应。他的大作的题目是“拨乱反正与社会民主主义——回应刘源、张木生”这是一篇很能说明国内和海外社会民主主义派志同道合的文章。
高寒先生高度评价了刘源、张木生的意见。他说：“这个回归新民主主义，可说是中国共产 党的体制内改革派——除了极个别如朱厚泽之外——包括晚年反思的***先生，迄今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这乍一看来，这个主张与笔者多年来的主张——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容跨越，社会民主主义即为共产 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干资本主义；中国共产 党应当大踏步地作战略撤退，退回到资本主义——真有点如出一辙了。”虽说这是“乍一看来”的看法，但是，并不错。不但不错，而且很能说明问题。说明了他们的一致性。
高寒先生和刘源、张木生们对毛主席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歪曲理解的确是如出一辙。“这所谓新民主主义，按照发明者毛泽 东的解释，即指共产 党领导的资本主义。所以，如果今天明确地提出中国由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这就不能不算是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在思想理论上的一个飞跃，在拨乱反正上的一个飞跃了，尽管这个思想飞跃目前还仅仅属于非主流的中共党内改革派。”
但是，高寒先生的要求更高，更彻底。这就是他说的，“是的，差距在一步一步地接近，分歧已经似乎是很小很小了。然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正是在共产 党是否握有天然的、不容置疑的‘领导权’这一点上，社会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却原则地区别开来了。”高寒先生的担心是多余的，吴思先生已经把你的担心正确表达出来了，他的两点意见，难道不正是你的意见吗？所以，高寒先生重发的2005年的大作，这里就不必全部引用了。
放弃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通过共产 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当前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历史要求。刘源、张木生先生没有跳出这股历史思潮。


三


形势逼人。不说逼人，形势也总是发展的。因此，人的认识，党的理论，总要发展。没有一成不变的、永远行之有效的理论和策略。说人们的认识必须与时俱进，是真理。
我在纪念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写了《重新认识毛泽 东，重新认识邓小平》的长文，就是想根据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毛泽 东和邓小平的比较研究，力求在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能够有所进步。可惜，由于目前还没有言论自由，所以除了个别段落，全文找不到一个可以发表的网站，因而无法和同志们讨论，无法得到同志们的批评。遗憾。
但是，我以为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垄断发言权，只是吹自己，那是靠不住的。还是让事实讲话，让大家争论好。张木生先生不是说“不争论的时代以经过去”吗？我赞成。希望成真。
历史已经提供了可能，因而也提出了要求，关于建设（广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必须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无论是就国外苏东、欧美而言，还是就国内毛时代、邓时代而言，可以说，留下的经验和教训是多方面的，极为丰富，极其深刻。至于，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探讨，毛主席对发展马列毛主义的第二个贡献，更是伟大的理论宝库。这些历史提供的条件，完全为新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可能。
就我的粗浅认识，有几个理论问题值得说一说。
首先，历史的发展究竟是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呢，还是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呢？这是在现在又一次摆在了世界人民面前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历史依然在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得来的。这一点，至今没有过时。资本主义的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依然存在，资本主义必然发生的经济危机和弊端，依然存在。尽管有凯恩斯主义，尽管有各种调整方案，这些努力的结果，不过是使资本主义更加成为社会主义的前夜。不是远离了，而是接近了社会主义。
北欧社会民主资本主义证明了什么。北欧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只不过进一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资本主义的继续存活是以添加社会主义因素为前提的。一句玩笑话，资本主义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社会主义，反映的却是事实和真理。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不仅必然带来垄断，而垄断资本主义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带来了更充分的条件，同时，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还必然带来社会主义，不然资本主义就要在危机中死亡，社会主义可以延缓资本主义的死亡，而这却又加大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
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不管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还是肯定资本主义的改良变化，都只是证明资本主义的最终的结局，就是被社会主义代替。
那么，苏东和中国的变色，证明了什么。是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空想，证明了资本主义的永恒吗？
不。
这恰恰证明，马列毛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科学。
社会主义和任何事物一样，作为一个历史事物，有一个发展过程。发生曲折是正常的，而且，可以说是必然的。对于这种必然性，列宁做了最初的探讨，毛主席做了继续发展。这就是从列宁的第二个贡献，到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从列宁主义到毛泽 东主义。
简言之，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因为革命的起点低，最初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容易，而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则比较困难。正因为国情落后，不可能一下子建成社会主义，而要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在这个两种倾向存在的过程中，弄得不好，修正主义上台，走向资本主义，随时都是可能的。
这只能证明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历史需要一步步来。历史的负担越沉重，历史的步伐越艰难，历史的曲折越难免。苏东和中国没有逃出这一历史规律。
这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偏离了正确轨道；这又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偏离社会主义后的修正主义的假社会主义的失败。人民抛弃了假社会主义，人民追求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现在的中国，在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和痛苦后，尤其是这样。
人们总是在比较和鉴别中认识事物的。正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当中，人民醒悟了过来，重新怀念毛主席，真正体会到，还是社会主义代表人民的利益，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还是社会主义是人民的希望和追求。
只要尊重科学，就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的确代表着更高的社会阶段，是一个更好的更理想的社会。正像资本主义也经历过曲折、在曲折中前进一样，社会主义也不怕曲折，也会在曲折中前进。
其次，要正确总结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经验和教训。
前面讲，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要毫不动摇，这里再讲，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要科学分析。也就是说，要用马列毛主义基本理论科学分析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我看有三个重点。
第一、要研究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要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
这不是高呼几句口号就能实现的。要实实在在地作分析。这两条路线的实行，都有丰富的内容，都值得认真总结。正确，正确在哪里，错误，错误在哪里，都要结合实际说出令人信服的道理。正确，不一定绝对；错误，也不一定绝对。都要有分析，是怎样就是怎样。我说，重新认识毛泽 东，重新认识邓小平，是一个有巨大认识意义的课题。我们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解决党的路线问题。
第二、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到底应该怎样确立，该怎样运作，还是一个可研究的问题。
第三、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到底该怎样确立，该怎样运作，更是一个可研究的问题。
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不重复发表自己的不成熟的意见了。我的《半社会主义论》和随后的一些文章，大体反映了我的基本看法。半社会主义论，就是社会主义论，就是社会主义一定历史阶段的理论。半社会主义在形式上是承认一定的退却，但在实质上是要脚踏实地地前进，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这里，不去阐发其中的道理了。
正面阐述社会主义论，是时代的尖端，是历史的课题，在没有天才人物（这更正常）的情况下，需要大家集思广义，讨论、辩论，但是，在这里，挥舞大棒，无限上纲，除了会制造干扰，不会带来任何真理。
再次，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列毛主义，坚持马列毛主义。
人们常说，现在在中国，马列毛主义已经被边缘化。从张木生先生的大作和谈话，到茅于轼先生主持的座谈会，再次验证了这一点。而且，何止边缘化，而是被排斥，被否定。这也不奇怪，主张搞资本主义的人，怎么能运用马列毛主义讲话呢？情理之中。
但是，我们共产 党人、社会主义者，要解决社会主义的课题，唯一不能动摇的思想理论武器就是马列毛主义。在修正主义当道、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情况下，敢不敢、能不能坚持马列毛主义，是我们能否成功探讨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如果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点，向资产阶级思潮妥协，那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可言的。在这一点上，没有折中的余地。谁想折中，谁就只能重复修正主义的错误。
我想，联系毛派思想混乱的实际，这些话再说一说还是有必要的。能做到认真看书学习，不容易；能弄通马列毛主义，很不容易；能坚持马列毛主义，更不容易。这样的话，毛主席不知说了多少遍，我们不仅要听，还要照着去做。至少我个人深知，一旦遇到难题，去读马列毛，就会受益无穷。这不是盲目地崇拜，这是人们获得真知的思想磨练的必经路程。以为读过一遍，就可以作大棒打人，那是不正派的学风。掌握马列毛，是在实践中，反复读，反复体会，才能获得的。在马列毛的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狂妄，只会使我们远离真理而陷于盲目。我们不要做那样的蠢事。
时代期待理论创造。但和任何成就的获得一样，需要必要的条件，我们要尊重而不是违背这些条件。



四



我不怀疑刘源、张木生、茅于轼诸先生有足够的政治敏感性。抛出曲解了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重返这样的新民主主义论，实质还是要搞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
张木生先生再三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他说：“薄熙成告诉我现在薄熙来最困惑、最头疼的、觉得最没有底气的，他感觉最大的需求，是理论的需求。……他是说自己理论修养太差，拿不出更多能够解释重庆现象的理论说明。”
所以，张木生就把自己的理论端了出来，他是这样表示的：“我看重庆确实走的有模有样，他感觉最大缺陷就是在理论上有很大欠缺，他所要搞的事情找不到一个理论支撑点再往下实践。其实我觉得这个理论的支撑点很简 单，我们搞了34年，都说明这个支撑点是有效的和正确的，这个支撑点是什么？就是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张闻天同志1922年开始在中 共介绍苏联新经济政策，那时候他在美国留学他首先看到列宁去世前最后七篇文章，使他对未来社会有很多联想。到延安之后，尤其1939-1940年，中央集 体学习，创造了中国所谓新民主主义理论。”
可见，张木生先生是胸有成竹的，此时把他们的理论抛出来是有目的的。
而且，这些话，何止是说给薄熙来同志听，他们更是要说给习近平同志和其它下一个中央领导班子的同志们听。更况刘源在军内已经实权在手了呢？
危险就在这里。
这是要中央转舵，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是，他们解释的“新民主主义”。
这就是说，邓路线搞不下去了，换刘路线。
这就像叫我们“再做三十年衬衣”一样，这是叫我们再忍受三十年刘路线。
我们劳动人民已经被忽悠得够苦了，我们不能再次上当受骗了。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场斗争的继续。胡耀邦的儿子不是一直在聒噪吗？舆论就要搞起来了。
现在的危险在于，习近平诸同志会不会接受这个忽悠呢？也就是说，会不会从邓路线向刘路县转变呢？
坚持邓路线是没有出路的，同样，转变为刘路线，也是没有出路的。中国人民不会接受这条路线。也许几多文人对这条路线有兴趣，但是，广大劳动人民是不会接受这条路线的。
重庆新政就是一次试验。重庆新政，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并没有超越邓路线，也没有超越社会民主主义的范畴。如果就此而言，薄熙来同志感到理论欠缺，是有道理的，是他高明的地方、正确的地方。
历史再次验证了我近年来多次指出的，中国面临着三条道路，三种选择，一条是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一条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质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阶级斗争。在这里，没有调和的余地和可能。谁想回避这个斗争，试图从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变，只能是一厢情愿，这样想，低估了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也低估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意愿，中国毕竟是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过多次、各种反修斗争的国家。
人民群众不胡涂，习近平同志也不可胡涂。薄熙来同志的感觉是对的，邓小平路线、邓三科特色理论，已经走到尽头，不会再有出路。唯一的明智的态度，就是幡然醒悟，转换路线，重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转换实质是一场社会主义的再革命，不是自上而下的做，就是自下而上的做，不做是无法改变中国目前的危机状态的。
***同志已经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历史的要求，这是十分遗憾而又不能强求的。但是，历史不会简单重演。还是历史唯物论的老道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不会只是盼望、等待。上层不创造历史，人民群众会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中东、北非这样落后的地方，人民群众都在创造历史，伟大的中国人民会没有自己的历史？这是不可能的。产生过孙中山、毛泽 东、鲁迅等一大批伟大人物，掀起过波澜状阔的近代、现代革命的中国人民，是不会落后于当今时代的。
我坚信这一点，我也希望习近平同志能够相信这一点。不要受刘源这类平庸之辈油嘴滑舌的影响，要有气魄敢于重新高举起代表时代真理的马列毛主义的红旗。
谁聪明、谁高明、谁敢于铸造伟大，谁就应该这样做。



2011年8月18日 写于德国马克思家乡红思屡克







中国应该走哪条道路的再次选择

____十八大不能回避的历史任务




刚刚写完《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升起》，这个信号就真地升起来了。胡德平先生主持的八。二七北京座谈会，可算是一个显著标志。
这个信号告诉我们，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到底应该走哪条道路，再一次提到了中国历史的议事日程上来。
这是当前的重大政治动向。是大事，不是小事。应该引起毛派同志们的及时关注，紧紧把握住历史的脉搏，不要在历史转弯时，被抛出轨道。


一


从刘源将军亲帅五位将军助阵张木生先生大作发行仪式，支持张木生先生抛出“重返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茅于轼先生在他的天则所召集一群像他一样有名的学者，举行重庆模式、广东模式座谈会，再到胡德平先生亲自出马，召开这样有规模的纪念决议的座谈会，这一连串动作，在政坛上激起了不小的浪花。这不一定是精心安排的，但是，却肯定并非偶然。
必然性在哪里呢？
十八大还有一年就要召开了。十八大后的领导班子，是大体定了。但是，十八大后的路线，是否会变动，却还是个未知数。
所以要这样说。 不是说没有既定方针。修正主义和任何反动事物一样，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俗话说得好：人算不如天算。借用张木生先生喜欢的一句话叫做：形势比人强。
如果形势大好，百姓富裕，社会和谐，恐怕不需要人们出来说三到四，说了，也没人听。执政者可以尽管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文人雅士可以使劲颂扬『“歌舞升平”。
可惜，现实不是这样。人们普遍地感受是，再不变，实在不行了。
全世界都在变。中国的修正主义专制统治能不变？变，才是合理的。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涵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才是辩证法。现在发生的一切变动都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合乎马列毛主义的，甚至是马列毛主义预言的。欧美在变，北非、中东在变，揭开复杂的表象，探讨其中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历史在前进。尽管这个前进是曲折的。但是，历史的进步从来也不是直线的。
中国能不变？维稳能稳得住？鬼才相信。
在中国，不管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乃至个人之间的认识分岐有多大，但有一点已经如此清晰、以致可以说是全国上下的共识：经济的巨大发展不但没有带来一个和谐社会反而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已经到了必然发生历史变动的临界点。
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解释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可以摆出数不尽的丑恶社会现象，但这些无非证明，革命危机正在中国逐步走向成熟。
于是，我们再次站在了百年来我们经常遇到的历史课题面前：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到底应该走哪条道路。
这就是风暴即将来临、政治大戏即将开场的大背景。各路人马（马列毛主义叫各个阶级）就要从各个角落登场表演，回答历史的拷问了。
不要小看中国人。毛主席说得对，谁说中国人不好斗，我看中国人是很爱斗的。别看专制压迫得厉害，顷刻倒台的时刻快到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刘源、胡德平们自然敢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奴隶们创造历史也是有的。况且，你们的老子，当年不也是“天街踏尽公卿骨”出身吗？现在，自以为是精英，说点屁话，当心别骂了老子。
谁也别吹。历史的检验最真实、最无情、也最可靠。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谁代表人民的利益，谁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谁才会是历史的推动者，谁才会是历史的主人。


二



谁要想担当这一历史重任，谁就要首先正确回答两个历史课题。一个是，这一切，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另一个是，怎样解决。
我们先看看刘源、胡德平诸先生们是怎样回答的。以我的粗略观察，略去高论择其要点而论之，他们大体有三把刀子。
第一把刀子，否定毛泽 东，否定毛泽 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这把刀子，是他们对中国所以会走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回答。
何以见得？请看。
当他们打起纪念《决议》的旗号，纪念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时，论证说，《决议》的价值就在于，否定了毛泽 东，否定了毛泽 东思想，否定了毛泽 东领导的2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正是这个否定，带来了当时的“思想解放”，带来了改革开放，这才有了“伟大成就”。这是他们的真心话，也是历史真实。我在《重新认识毛泽 东，重新认识邓小平》一文里，就是从《决议》的这一实质批判《决议》的。胡德平先生现在又多给了一个证据。
这是他们的纪念活动的一个本质。但是，却不止于此。
在回答为什么中国现在出现了这样大的问题，以致到了“崩溃的边缘”时，他们还是靠挥舞这把刀子。在他们看来，从当年到现在，否定毛泽 东，否定毛泽 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还不够，还不彻底，所以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这是他们纪念活动的另一个本质，甚至是更重要的本质。这是他们的更重要的心里话。为此不惜倒邓挺胡。
他们责怪当年邓小平定了调子，没有照多数人____四千人大会的意见办，故而造成了否定不彻底。正是这个不彻底，导致了今天的问题。
他们的议论很多，概括地说，在他们看来：
经济上，私有制没有彻底展开，国企还存在，垄断还存在，市场经济没有主导一切，政府干预还存在，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句话，还不是彻底的资本主义。
政治上，坚持共产 党的领导，没有解决共产 党执政的合法性，没有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没有实现各阶级一律平等，没有实行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没有确立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没有丢掉人民民主专政的外壳，一句话，还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要求的政治制度。
思想文化上，没有和世界接轨，以普世价值代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没有彻底清算毛左思潮，没有彻底颠覆全部历史，一句话，还不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形态。
这就是他们对今天中国所以会发生问题的原因的认识。可以看出，在他们的眼里， 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带来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彻底带来的。罪责还是在毛泽 东。毛泽 东的阴魂不散。毛泽 东阻挡了中国的彻底的资本主义化。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们拿出了另外的两把刀子。
一把刀子就是“重返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过，不是毛主席论述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是，他们曲解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升级版，实际就是搞资本主义社会。
他们论证说，过去只搞了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还不够，而且也不彻底，现在要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全面搞，搞彻底，搞成他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是完全的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问题，我在《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升起》中有所批评，这里不重复。好在有毛主席的书在，他们的骗局，容易被戳穿。
为了保证顺利“重返新民主主义社会”，再一把刀子就是打压社会主义再革命运动。
和当年清查三种人、清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一样，既要反革命，就要把革命力量打下去。不然，没办法顺利贯彻他们的路线。
但是，历史是变化的。当年的历史条件，现在已经不具备。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人民群众觉悟了，人心向背，于他们绝对不利。从他们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表现出十分的恼怒，百倍的仇恨。于是，挥刀砍向四面八方。
首当其冲，自然还是毛泽 东，特别是毛泽 东发动的文革。毛泽 东思想的第二个伟大贡献就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而运用这一理论的演习就是文革。文革作法，毛主席有自我批评，该探讨的要探讨，该否定的要否定。但是，文革最大的意义在理论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确立。正是这个理论，可以揭穿现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的根本秘密，并且也是今天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法宝。他们最害怕、最仇恨这个理论，实在必不可免。胡德平、刘源先生们，想要继承父业，再次重演否定文革理论、绞杀继续革命、绞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角色，也可以理解。
只砍毛泽 东还不够，刀锋所指，自然漏不下革命群众，尤其是毛派革命群众。文革余孽，文革余毒，毛左份子……就是革命群众、毛派共产 党人的代名词。你们的普世价值到哪里去了？你们的民主到哪里去了？就是毛左，不也是一种政治意见吗？怎么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可见普世价值不普世。你们专了我们三十年政，到了今天，还是一点不放松。张春桥同志写了一篇《论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不但没有得到落实，自己却被人家专了政。三十年来，你们可是实实在在地写了一部论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胡德平先生批评林彪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其实，就政权包涵暴力的一面而言，林彪的话并不错，并不违背马列毛主义国家学说。就算错了，正是令尊曾经这样干过，胡先生作为前政协常委，现在是不是还要这样干，还要镇压革命左派？
胡德平先生的阶级观点是很牢固的。人们现在常说红二代。但是胡德平先生对红二代是作阶级分析的。像习近平、薄熙来同志这样的红二代，胡先生是也要砍刀的。
为什么？
习近平同志不是到韶山给毛主席献花圈了吗？薄熙来同志不是搞“唱红打黑”吗？这是属于普世价值不普世的范围的。
他们早已经在做文章了。那个所谓不提毛泽 东思想的提议的谣言，不就是针对习近平同志来的吗？而对“唱红打黑”的围剿，更是日甚一日，简直非要把薄熙来置于死地不可。
其实，要诉文革的苦，习、薄也该有话说。但是，从习仲勋、薄一波同志到红二代的习近平、薄熙来同志，从来没有忘记要正确认识、评价毛主席，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立场和感情。就是那位文革中也同样遭遇过不幸的余正声同志，不也公道地说，主席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预见是被现在的事实证明了的吗？不说觉悟，不说水平，不说信仰，就说作人的良心和公道，胡先生们也是不合格的。
再说，就习薄二人现在的作为，他们也过虑了，习薄还没走那么远。但是，他们是敏锐的。因为这涉及十八大后的领导人的政治方向问题，不能不分外关注。他们是对的，是政治挂帅的，是政治领先的，毛派同志可不要犯胡涂。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尽管胡德平先生们一再批判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是个纲”，他们倒是真地抓住了“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是个纲”，而且，抓得这样紧，丝毫不放松。这值得我们毛派同志学习。
谁说没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就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真干的，不说，不说的，真干。不然哪里还有欺骗，还有受蒙蔽。我不反对派别分析，但是，更重要更基础的还是阶级分析，离开阶级分析，只做派别分析，而且，靠小道消息，那不是科学的分析方法。你看，所谓红二代，太子党，并不一样，未见得是一派。还是阶级分析可靠。
正是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胡德平先生们所发表的意见，虽然五花八门，也未见得完全一致，但是，看大同，这正是当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他们的意见说到底，就是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把中国搞成普世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国际资本主义完全接轨。
但是，我认为，还必须看到，胡德平先生一号人又有自己的特点。可以说，这个派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没出息的一个派别，甚至是最反动的一个派别。
因为就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言，他们和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对修正主义专制官僚特权统治，是有不满的。例如那位当年社科院造反派的著名头头而如今叛逆了的吴敬琏先生就猛烈抨击自己实际在为之效力的权贵资本主义。但是，胡德平先生一号人，恰恰对这一点没有任何表示。相反，像张木生先生等人，还在着意维护专制统治。
这与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和本人经历分不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和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曾经是这一切的铸造者。这就造成，他们必然要杀气腾腾地向代表劳苦大众的毛泽 东、毛派开刀，却不敢对修正主义专制统治者放个屁。他们永远也控诉不完文革的“灾难”，但却掩盖三十年来劳动人民的真实的悲惨的灾难。这不仅暴露了胡德平先生们的反动性，其品格的低下，也让人瞧不起。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和习、薄等人不可同日而语。
“红二代”不是一个科学的阶级的概念，对“红二代”必须作具体的阶级的分析。不能陷入唯成份论、血统论，还是过去说的那三句老话；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三



马克思说过，历史有时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彷佛又一次面临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政治局面。
当时，人民群众已经对重新上台的修正主义特权阶级的统治极为不满，尤其官倒、腐 败，更为群众所深恶痛绝。这是后来发生广泛的人民运动的社会基础。
以胡耀邦、***两位总书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要把修正主义的变相的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转变为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
结果，资产阶级民主派利用人民群众运动，掀起了那场有名的『风波』，并以血雨腥风而结束。
这些背景和今天有惊人的相似。
在当时，和苏联，更有惊人的相似。但结果却是完全两样。在苏联，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胜利，在中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失败。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政治上举足轻重的老同志健在，不会允许历史走苏联的道路。不然，***将会扮演戈尔巴乔夫加叶里钦的角色。但是，历史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他的悲剧是必然的。中国就是中国。中国共产 党就是中国共产 党。
历史不能假设。毛、邓、赵三个人，对事变会有不同的处理。邓的处理大家都看到了。败笔。赵的意见，他最后告诉我们了。苏东。毛会有他的惊天动地的处理方法，绝不会邓，也不会赵，充其量会是四五的再版，而更大的可能是，只要身体允许，他会走到广场，以他的宏大气魄，说服青年人，带走青年人。毛主席在，社会不会那样。假设已经没有意义。六三那天，我乘机往回赶，怕我的学生继续留在广场。但是，晚到几小时。5。19晚，我曾在美因茨大学发表演讲，以三条根据，预言只要学生不走，邓敢开枪，会开枪。我为我的预言成真留下了泪水，虽说这是检验我学习马列毛主义的一次得意之笔。
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实质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但是，又不愿意赤裸裸地走资本主义道路。镇压公开的资产阶级动乱是必然的。可是，因为是修正主义，它又必然地错过了随后向左转的机会。历史露出过这个苗头。袁木同志不是在电视上批评不讲阶级斗争吗？***不是被训斥了吗？但是，南巡讲话，堵住了这个历史可能，邓小平决意要走他的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为此，不惜和邓力群同志反目，和陈云等同志差点反目。还是邓厉害。陈云、胡耀邦、***、邓力群以及李先念、彭真等一大群人，全没有了反毛时的勇气。说这是阶级立场决定的，不为过。但是，说邓是罪魁祸首，也是铁板钉钉子。邓晚年留下了一篇和自己兄弟的谈话，那是想推掉罪责，给自己留条后路，但是，这不是打桥牌，这种小聪明不顶用，历史是做出来的，窜改历史只能是蠢举。
今天，历史不是在简单重复八十年代。历史总是发展变化的。至少有两个变化已是客观存在。
一个是，上层干部队伍、政治风气、政治关系的蜕变，今天和当年已经无法相比。说存在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是事实，说社会主义已经变色，也是事实。
再一个是，那时毛派是微弱的，一是因为真正的毛派还被压制着，二是因为人民群众还没有走出受蒙蔽的阴影。今天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了。历史教育了人民。毛派作为一个代表劳动人民的政治派别已经存在。
这些变化决定了历史不会重演。所以，在美国，当一群民运份子向那位“花帅”的堕落的养女提问，如果“再出现八九场面，军队会怎样做”的问题时，这位女士以“那要看能出多少钱”来迎合民运份子的掌声。其实，这位浅薄的女士根本不懂历史。
上面的两个新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历史必然重写。
今天的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得罪光了人民群众，他们已经腐 败到了极点，这个阶级已经没有能力向人民举起枪杆子。谁下令，谁就等于给自己判处死刑。
今天的人民群众已经不是当年的人民群众，以毛派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埋葬反动派。
谓予不信，拭目以待。
和苏东一样，中国有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中国不会重演苏东的历史。
中国的现状和当年苏东的现状不同。中国有位毛泽 东，毛泽 东发挥了伟大人物在历史上可发挥的巨大作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其中之一，就是毛派的存在，就是人民群众的毛泽 东倾向。这将成为巨大的书写历史的物质力量，谁也抗拒不了的物质力量。
在苏东，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了修正主义统治。
在中国，站在反对修正主义统治最前列的是毛派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
这个政治格局，是毛主席奠定的。毛主席被资产阶级民主派仇视的原因在这里，毛主席的伟大也在这里。
好， 请听听毛派共产 党人是怎样回答上面的两个历史课题的。


四


我们坚信，只有马列毛主义才能正确回答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并能正确回答只有怎样做才能最好地解决现在的困境。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马列毛主义已经预见到会发生这样两个问题。
从列宁，到毛主席，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曾经一千遍、一万遍地重复说，马列毛主义不但不反对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 不反对发展经济，而且，应该说，我们更重视发展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不仅看到经济的发展关系着劳动人民的生活的改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而且，我们更看到，只有经济发展，只有现代化大工业，才能为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社会奠定最终的可靠的坚实的基础。
我们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上，从政治的角度，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的角度，去理解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意义的。
照这样的思路，照这样的路线，也就是通常说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的经济建设不该、也不会出这样的问题。社会将会随同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前进。
问题出在历史走了弯路。邓小平包括胡德平先生一再要树立的胡耀邦等一伙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背叛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拒绝了党内外许多新老同志的善意批评，不仅翻掉自己已经多次声称“永不翻案”的罪行，而且，变本加厉，彻底推行他的猫论路线____一条典型的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就是造成中国现在的局面的祸根。
这是解答中国目前现状的唯一科学的答案。这曾经是毛主席的科学预言，也是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验证了的真理。
还用辩论吗？我看，不用了。还用摆事实吗？我看，已经罄竹难书了。
我只希望，胡德平先生不要再做这样的蠢事。令尊已经罪责难逃，已经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你不必再去殉葬，更不必描黑。你可能是孝顺父亲，重父子情义；但我也是出于善意，重马列毛主义大义，听不听，由你。
邓小平这个盖子谁也捂不住。历史已经充分证明，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是一

条导致社会主义变色的路线，在这条路线指导下的特色道路，是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灭亡的绝路。在国内社会矛盾已经极其尖锐的情况下，试图捂住矛盾，只在『维稳』上下功夫，这是重蹈历来统治者自取灭亡的道路。
如果想知道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他们的心情，请上网去看看毛主席纪念馆和邓小平纪念馆，人民群众在那里留下了最准确的历史评价和最动人的历史情怀。少奇同志不是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吗？看看人民是怎样写的吧。
座谈会上，胡德平先生们大谈再次解放思想，而实际又拿出紧箍咒套在群众的头上，但是，这次不灵了。人民群众已经思想解放，已经从对邓小平的“凡是”中解放出来。纪念馆里的留言解放得还不够吗？不是“解放”得老要封馆吗？
正确回答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那就有可能正确回答“怎样解决”的问题。其实，二者是一致的，答案也是一致的。
但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确涉及到立场____阶级立场。在这里，没有普世立场可言，只有阶级立场可言。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肯定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我们毛派共产 党人的立场，是工人、农民、进步知识分子的立场。我们的这一立场和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一致的，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一致的。
我们站在这一立场上，对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到底应该走哪条道路，有明确的回答：
走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有个『四个坚持』的说法，这是一个正确的道理。用彭真同志的话说，叫做：四个坚持是总纲。这句话说得好，是马列毛主义的。经锦涛同志归纳就是，四个坚持是总纲，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开放是动力，这是一条马列毛主义的路线。
就这样简单吗？就这样简单。路线就在这里，纲就在这里。如果能执行，能落实，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惜，现在还不是。
这说明，只是打出旗帜，挂出招牌，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真正的本质，表现在实践。一旦涉及具体执行、具体落实，可就不简单了。
历史证明走这条道路，执行这条路线，抓住这个纲，方向肯定是正确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但是，原则毕竟是原则，一但联系实际，怎样把原则化为科学的符合历史阶段的实际的政策，那就不是简单不简单的问题了，而是极其复杂、极为困难。
懂得我党、共运历史的同志，头脑清醒的同志，都会在这个问题面前采取老实的虚心的态度。只有半吊子，才自以为马列毛主义早已到手，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早已在握。谁这样想，谁就顶多是社会主义的新手，尚在社会主义的学前班。
就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言，难处在坚持社会主义。
就从事社会主义事业而言，难处在怎样搞社会主义。
把二者都处理好，不容易。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符合历史实际的灵活性。这需要马列毛那样的革命巨匠、革命导师。
正因为看到难处，我并不以敌视的眼光看待张木生这样的先生对国家命运的探讨，甚至对茅于轼先生除了他谩骂、诬陷毛主席强奸妇女，从而触犯法律，难怪人民控告他，他如果只是发表治国的政治见解，也是应该得到保护的。57年打他右派，他自己认为符合实际，但是，当年那样处理“右派”，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倒真是触犯了法律。言者无罪，言国事者无罪。只要是公民，有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谁剥夺，谁就是违背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谁就在实行专制，谁就在违宪。
也正因为看到难处，我也赞成各派多位同志曾提出的，就治国的大政方针、路线政策，全党、全国人民来一次大学习、大讨论、大辩论。李成瑞同志早有此议，现在，张木生先生也说不争论的时代应该过去，事实上他们已经在讨论、争论。真这样做，是好事。天不会塌下来，天下也不会大乱。执政者应该有这个胸怀。
我写《重新认识毛泽 东，重新认识邓小平》，就是抱着这样的动机， 试图再学习、再认识。
我写《半社会主义论》，就是试图结合两个三十年，重新学习列宁和毛主席的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思想。
这都是探讨。几十年间的诚实地认真地探讨。我不敢说已经真理在手，但我自信，我们毕竟比资产阶级民主派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我们的心，在劳动人民一边，我们的思想，有马列毛主义指导。这是我们的优势。这是和历史的前进同步。人民，劳动人民，越来越从历史的后台走向历史的前台，我们顺应和代表这一历史的要求。


五


我是个马列毛主义者。我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我看到胡德平先生们的这个座谈会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座谈会。我不想也不必隐瞒我的这一观点。
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个座谈会的举行，使我感到鼓舞，受到启示，也学到了东西。
第一、先生们关心国事，讨论国事，这是一个公民对国家事务的积极态度。
宪法肯定了公民的这个权利，公民履行这个权利，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个道理。在这个权利经常被剥夺的情况下，先生们这样做，其积极意义，是明显的。公民们不论是从哪一个集团、阶级的利益出发，发出关心国家、关心政治的声音，抛弃政治冷淡主义，总是一种应该得到保护的积极政治行为。
我虽然孤陋寡闻，但也知道这一百多人中，名人不少，许多人可谓政治沙场中能征善战的老将。至于胡德平先生，更因其特殊身份而大名鼎鼎，他，自然不会邀集一群等闲之辈侃大山。我在前一篇文章已经提到了他。说曹操，曹操到，他亲自出场了。这样，影响大，声势大。我感到好，好得很。在首都，在党中央的身旁，允许国人自由议政，是个进步。记得胡德平先生早年写过《为自由鸣炮》，现在正在践行《为自由鸣炮》。好。
第二、先生们抓大事、抓路线、抓阶级斗争，值得我们学习。
先生们批判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为纲”。但是，事实是，他们所谈论的问题，都是政治大事、路线大事，都是涉及根本阶级利益的大问题。处理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处理、解决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阶级斗争为纲。怎么说，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做。你看，他们要彻底清算毛主席，要彻底清算文革，包括要清算唱红，要解决共产 党执政的合法性，要搞“普世”的宪政民主，要搞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等等，等等，全是事关阶级利益、阶级地位的大问题，这怎么不是阶级斗争为纲呢？十足的阶级斗争为纲。只是不喜欢这样叫而已。这样叫，太刺激，不温情，不人道，不人性，所以还是换个说法忽悠人们好。
相比之下，我们毛派对抓大事、抓路线、抓阶级斗争的认识弱了许多。我们看眼下的具体事物多，从中抓起路线少；国际国内，纵横天下，口气很大，要领很少。虽然我们天天讲阶级斗争，但是，我们阶级斗争的水平有待提高。虽然我们天天讲路线斗争，但是，我们抓路线的本事还不够。远得不说，这拿现在这样一件大事来了，我们的同志竟然反应十分迟钝。从事阶级斗争，阶级解放，是非常艰难的事业。远得不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发生的曲折还少吗？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一方面要向毛主席多请教，一方面也要向右派多学习，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在抓什么。这样的反面教员的价值不可低估。
第三、民主派先生们的意见并不是一致的，但是，团结却是一致的。这也值得我们学习。
毛派本来势单力薄，可是，又不团结。文革中这样的不足弄得毛主席都很头疼。不止一次批评，而又难于纠正。唯我独左，唯我读革，全国造反派没有不分裂的， 保守派没有分裂的。当时，我们就弄不明白，现在，还是要面对这样的局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又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这与我们的国情有关，反映了毛派的弱点和尚未成熟。这个问题不解决，毛派无法担当历史重任。
以上三点浅见，无非是说，我们不仅要批评我们的对手，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对手身上学到东西。


六


***同志刚刚接班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三条道路，三种选择》。寄大希望于***同志，希望他带领我们重走社会主义的光辉大道。
这三条道路说的是，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道路，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证明，这个说法还大体符合实际。
近十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走在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但是，事到如今， 大家已经看清楚，这条道路是一条中华民族的死路，而且，已经走不下去。要么发生革命，要么发生改革。不变，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剩下了两条道路。
一条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有人偷天换日，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道路。
一条是经过否定之否定、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在更高一级形式上，再现列宁新经济政策、毛主席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策的，从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向完全的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体现过渡性的历史阶段，是包涵了一定的为了更好地一跃而后退的历史阶段，由于看来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我觉得可以称之为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对于一个从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来说，带有历史必然性。
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详尽论述和实践，有待历史创造。对于应该怎样贯彻主席的路线，怎样走这条道路，我说过一些意见，可以查看我的文章，在这里，我感到讨论的是道路原则，故而不必再展开详论。
为了认识这个历史必然性，我们花了前后两个三十年，既有成功的经验，伟大的创举，也有失败的教训，惨痛的代价，这是创造历史不可必避免的。其中，还包括，借鉴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
较之走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肯定是艰难的，因为我们的国情落后。但是，这是一条对劳动人民最为有利的道路。正因为国情落后，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绝不会简单再现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现状，而会是充满灾难的历程，这已有近三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为证。
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不是一句套话，而是历史的真实。社会主义是遭遇了巨大的失败，但是，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 失败还少吗？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失败，由资本主义来补充的话，那么，下一轮的资本主义的失败，还是要靠社会主义来补充。这就是历史的曲折，也就是历史的前进。所以，我们绝不悲观。
中国共产 党人、中国人民，勇敢地担负起历史的责任，高举起马列毛主义的红旗，坚定地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重走光辉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结论。



2011。9。1 于马克思的家乡红思屡克







要突出路线这个纲




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前提是要弄清思想。不弄清思想，不分清是非，特别是涉及路线的大是大非，就没有团结的基础，就不可能达到团结同志的目的。即使表面上团结了，但这种团结依然是虚假的，是经不起考验的。
面对严重的思想分岐，我表示一点个人的粗浅意见，是对是错，两种可能。团结的愿望是真诚的，弄清思想的愿望也是真诚的。敬请持不同意见的先生们理解。


一 关键在路线不在个人


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不是出在具体问题上，而是出在路线上。这是问题的要害。要解决问题，只有解决路线。
对于这一点，资产阶级民主派是看到了的，也是抓住了的。他们最近的几个座谈会，都是抓住了这个纲，用一句话表示，就是要重走“新新民主主义”道路，而这里的“新新民主主义”道路，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是我们歪曲他们的意见，他们自己都是这样解释的。这当然不是毛主席的意见，也未见得是刘少奇同志的意见。但是，他们善于抓纲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可是，也见鬼了。在我们的毛派队伍中，还是所谓“领军人物”，却一再要我们跟着忽悠某些个人的官位。一位说，支持梁稳根先生进中国共产 党的中央，一位说请“熙来当总理”，这样就能“人民共富裕”。
这不是见鬼吗？劳动人民早就给打下去了，怎么现在以他们的代表身份说话的毛派人物竟然能管起谁进党中央、谁当总理了？这不是梦话吗？
且不说，这是你管不着的。这样的管法，根本也不是毛主席的思想啊。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是被党的历史，特别是这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真理。
我们批评邓小平，不是着眼于这个人品质的好坏，而是着眼于他推行的路线。大家都看到邓小平重新上台是一种危险，这是因为，他重新上台，就搞修正主义，就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请他重新上台是这样，他再次重新上台，还是这样。他就是要坚持推行猫论修正主义路线。正是这条路线，导致了中国现在的所有问题。可以说是万恶之源。
不能离开路线谈论个人的是非功过。那篇《万人折》从老总理骂到现总理，好像改革开放出的问题都是这些混蛋总理造成的。我套用一句老话说，你这是夸大了一些人的罪恶，实际也是夸大了他们对历史的影响。谁都知道，事实不是这样。这是离开路线谈问题。这是错误地夸大个人原因。这样说，太小看了党的领导，小看了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这一点并没有动摇过，而党怎样实行领导，是由路线决定的。党和党的领导干部都是在执行一条确定无疑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决定一切，不是哪个人决定一切。
主席说，正确的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前提是正确的政治路线确立之后，而不是不讲路线，只讲干部个人的作用。这就本末倒置了。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一切，都是在否定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正确路线、确立邓小平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之后发生的。不管对今天的一切怎样不满，有一个事实不能更改，这不是哪个人的罪恶造成的，这是路线造成的。
反过来说，在路线没有得到纠正的情况下，谁去当总理，也不可能改变大局，也不可能实现“人民共富裕”。道理很简单，路线管着总理，总理服从路线，现在推行的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及其相关政策是不会带来共同富裕的。
至于说，对资本家进中央表示支持，那就等于自我宣布放弃了毛派立场，放弃了马列毛主义，从路线上说，就是要支持搞修正主义路线了。一个可以进，一堆也可以进，连“全民党”也不要，就搞个资产阶级政党，欧洲的社民党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二 要从路线高度观察重庆经验


叫重庆经验，还是叫重庆新政，还是叫重庆模式，这不重要。官方叫重庆经验，有一定道理，这里因循之。
叫法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法，是怎样观察、怎样认识重庆经验。
有完全否定的看法。
主要来自右派。右派一般是不赞成重庆经验的。扣的帽子不少，简言之，就是骂重庆搞极左的一套，搞文革的一套。这自然是来自偏见，薄熙来自己有说法，大家也有看法。
左派、毛派中，也有不赞成重庆经验的。主要是认为这是骗局和投机，或者说，这是改良、改良主义，实质是帮修正主义的忙。
也有肯定的看法。
到过重庆的中央领导人都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调子一个比一个高。书记、总理人没到。但是，薄熙来说了，书记有指示，总理早来过，也都能扯进来。
最高的调子来自毛派中的一些人物，有的也是所谓“领军人物”。他们的名言是，“重庆模式是马克思主义重庆化”（司马南），“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韩德强）。近日，甚至提升到“重庆模式的世界意义”了。
到底应该怎样估价重庆经验呢？有没有一个普世的衡量标准呢？
我看没有。正因为没有，所以，各说各的，各有各的道理，是说不到一块去的。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这是没办法的事。不同阶级，不同主义，就是说不到一块去。
但是，对于一个号称搞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一致的标准，这就是是否符合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的标准，这就是是否执行搞社会主义的马列毛主义路线的标准。一句话，离不开“社会主义”这四个字，这是一个纲，是一条路线，是一个不能动摇的标准。
有了正确的标准，以这个标准去衡量重庆经验，去看重庆经验的具体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的实际落实状况，就有可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从总体上、路线上来说，重庆经验，依然没有脱出“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这个理论允许的框架内操作的。这一点，薄熙来同志自己是经常这样说的，对具体政策也是经常这样解释的。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可以理解。有同志说这是策略，我不完全反对，更不苛求。就这样，右派还有那些话，更况还有上面的一大堆人。
不管原因在哪里，有一点很清楚，重庆经验，没有路线的转变，没有真正反潮流，没有造反有理。说“无欲则刚”，难啊。
但是，这样讲，尤其是这样作，那就会是走当今世界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即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道路。一种改良的民主资本主义道路。典型是瑞典等国。你叫“共同富裕”，他叫“高福利”，只在分配上做文章，不触动所有制，所有制同样像韩德强先生讲的“以私有制为基础”，那这两种办法就没有本质区别，殊途同归，都是资本主义。这一道路的拥护者在国内是大有人在的。最近的几个座谈会，就是吹这股风。代表人物都是大人物的后代，表面是争老子的正确，实质是争资本主义道路。“二代”是真实的，但是不“红”。
说改良，这是从特色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改良。但是，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改良，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还是法西斯专制，那就连社会民主资本主义也够不上。
走这条路就局限了重庆经验的历史价值。
例如，打黑，完全可以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作解释，但是，薄熙来是就事不论事，说有1400个案子，不打不行。事实是这样，但是，没有理论路线。
再如，国进民进、公租房等等， 完全可以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占主导去解释，但是，薄熙来只是说到分蛋糕。也是就事不论事。
再如，大下放，三同，完全可以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的本质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作解释，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目的的政治体制改革作解释，但是，薄熙来只是说到为官的本份一类道理，还是就事不论事。
再如，唱红，干社会主义就是要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唱红是题中应有之意，是百分之百应该理直气壮的事，但是，薄熙来还是要说一大堆“继承文化遗产”这类并不错但没有纲的搪塞话。也还是就事不论事。
为什么？薄熙来说了。现在不缺企业家，就缺思想家。
薄熙来的苦衷可以理解。但并不正确。马列毛就是最好的理论家，同志们有许多理论意见也不错。不过，这都在特色理论之外，你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路线不同使然。你们没有理论家，是真的。
面对重庆经验及其错误解读，我曾试图从马列毛主义路线，对重庆经验作解释，文章有几篇，例如《“唱红打黑”成功的深刻启示》、《“重庆模式”的错误解读“》、《我看薄熙来执政》等等。但是，薄熙来同志是不可能听的。这在预料之中。路线管着薄熙来。
即便有上述分析，我还是肯定重庆经验，肯定薄熙来同志的工作。这是改良，但不是欺骗。我不怀疑一个年年能去看望自己的小学老师的人会欺骗，也许这是我的偏见。有先生因此骂我搞修正主义，我认真听着，我有我的道理，你讲的道理比我好，更符合实际，更符合马列毛，我会听你的，这是帮助我，但是，这种帮助，不是靠骂能实现的。当然，我不介意骂，特别有些同志是真心要革命，而且，如果我真错了呢？
我不想就此作过多的辩护。我只举个生动的例子。上世纪在批判吴唅先生的《海瑞罢官》时，涉及到一个如何认识、评价清官的问题。最走极端的见解是清官比贪官还坏。因为清官对人民有欺骗作用，稳定了封建王朝，而贪官促成了封建王朝的崩溃。现在，清官在历史上的地位谁也不会再怀疑。这里涉及的思想方法问题，对今天有启发意义。什么叫简单化，形而上学，这就是。
李源潮同志去重庆调研的时候，对重庆经验说了几个『新』字。记得有新探索、新思路等说法。我是赞成的。
正是因为是新探索，所以，还不能说“模式”，还不成熟，还在实践中，因此，还有过渡性。过渡性，是重庆经验的一个重要特点，同志们不必把重庆经验现在就定死在一个属性上，它还要发展，还有可能前进。
正是因为是新思路，所以，这就有在路线上变动的倾向。在我看来，无论是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思想文化上看，薄熙来的工作都带有回归社会主义道路、回归马列毛主义路线的倾向。说改良，这是有局限的但又是积极的改良。薄熙来自己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这样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这样分析。
基于此，贬斥重庆经验，我不同意，拔高重庆经验，我也不同意。我有条件地肯定重庆经验，有条件地支持重庆经验，也有条件地寄一定希望于重庆经验。
围绕重庆经验，正展开一场斗争。为什么？这是发人深思的。这本身就说明了重庆经验的时代价值。
右派否定重庆经验，恰恰是看到了它的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回归、向马列毛主义的回归，以他们仇恨的心理，看到了这个危险。极左思想绝对贬斥重庆经验，正符合了右派的要求。
“救党保国”派看似拔高重庆经验，实际是让重庆经验停留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水平上，是“捧杀”重庆经验，这一观点，不仅和刘源们把重庆经验解释为重走“新新民主主义”路、实际是和要搞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合流。合流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____资本主义化，而且，最终把自己限制在特色修正主义的框架中。这是变着法子作特色修正主义的保守派、投机派。
看起来这是中国道路的不同选择，实际这是中国应该走哪条道路的斗争，是方向、路线的斗争。大家都面对着、经历着考验，包括习近平、李克强、薄熙来等诸位接班人。


三 解决路线问题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唯一正确方针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多太多，而且，每发生一个问题，都可以说，惊心动魄，怵目惊心。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跟在问题的后面发议论，虽说可以抒发心中的愤怒，但是，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在哪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说到底，我们还是面临着一个历史课题：中国向何处去？这是社会制度的选择，也是应走道路的选择，也是指导路线的选择。
多年前我写过，《三条道路，三种选择》。此文好像没有过时，今天，我还是这样看。
三条道路就是：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道路。
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道路，即当今北欧为代表的改良的资本主义。从总理到刘源、胡德平们，像赵、胡二书记一样，想通过政治上的政改，思想理论上的普世价值，克服封建性的法西斯的专制，走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社会主义道路，在我看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半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条道路，最反动，最倒退，这条道路眼看着是走不通了。不通，还走下去，就要接受历史的惩罚____垮台。
第二条道路，是历史的曲折，但相对第一条道路，也是一种历史的曲折进步，因而，具有实现的历史可能性。祖国台湾就走了这一步。辛亥百年，马英九先生说台湾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遗愿，此话不虚。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不能低估这种历史可能性。
第三条道路，最进步，最伟大，最具有当代历史意义。这是最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一条道路，但是，限于历史条件，中国的历史条件，世界的历史条件，走起来很艰难。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实践____特别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再重新学习马列毛的理论思想，对实际可实行的社会主义的模式有了新的理解。
僵化理解过去的人，虽有理论教条的支撑，但主要是情绪，没有思考。初级阶段论，新新民主主义论，是新的探索，但立场不对，理论不对，路线不对，是对资本主义的复制，没有新意。
真正有思想、有创造的还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半社会主义是这种思考的反映和成果。坚持社会主义是尊重原则，坚持“半”字是尊重现实。这一理论不仅高于初级阶段理论、即特色理论，而且，二者是根本对立的理论。有感于现实是共同的，认识的立场和结果是相反的。一个从马列毛主义出发看问题，一个从修正主义出发看问题。一个要搞社会主义，一个出卖了社会主义。一个具有严整的科学性，一个只有主观的随意性，所谓“初级阶段是个框，什么东西都可往里装。”
批评“半”字，是不懂现实，也是不懂辩证法所强调的事物的过渡性。现实告诉我们，保住“半”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主导地位，慢慢前行到“全”____完全的社会主义，肯定是一个艰难的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用说，走不好，还会失败。新新民主主义论，就是畏惧艰难、不敢也不想坚持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观点。
是列宁首先提出历史需要一个向完全的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历史阶段。列宁敏锐而深刻，一般人不可及，主席喜欢读列宁，有道理。列宁指出的是一条历史给予的现实的可能的历史必由之路，是一条最为光明最为伟大的道路。为着这个理想，共产 党人应该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坚定不移地在不断探索中前进。
能否踏上这条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在路线。这并不容易。
我们和苏东一样，曾经试图走完全的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想跑步进入共产主 义。但是，历史的规律性制约着人们。几经挫折，我们想到退。
退有退的不同办法。毛主席领导过退，从人民公社所有，退到生产大队所有，再退到三级所有队（小队）为基础，都是退，但没有退出公有制。列宁也领导过退，最大的后退是实行新经济政策。但是，列宁反复说，这是国家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统领、管理、限制下的资本主义。毛主席和列宁执行的是马列毛主义的退却路线。
但是，邓小平领导了另一种退法。退掉马列毛主义，退掉社会主义，不管姓社姓资，不管白猫黑猫，实行修正主义的退却路线。结果，退出了今天的局面。
历史是曲折前进的，是波浪式前进的，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这就是说，历史不仅要前进，而且，也会发生后退，历史是在前进与后退的辩证统一中实现前进的。只有脑袋机械、僵化的人才只要前进，不准备后退。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取尊重历史辩证法的态度。后退、弯路不是问题，问题恰恰在不懂这个道理。
修正主义退出了一个危机四伏的中国。这使我们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历史需要转折。历史需要我们具备应对转折的思维能力和操作能力。
历史任务是明确的，这就是纠正邓小平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重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做，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四 纠正错误路线的历史可能性来自哪里


怎样才能实现纠正邓小平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呢？有没有这种历史可能性？如果有，这种可能性来自哪里呢？
首先要分析这一历史任务的性质和特点，对这一历史任务有一个正确的明确的认识。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必须正确认识修正主义统治的反动性、残酷性、欺骗性、腐朽性》，就是探讨这一问题。
分析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性、残酷性、欺骗性、腐朽性，是为了解决对修正主义路线严重危害和本性的认识问题。对这样一条路线，不能搞和稀泥，搞调和，而只能坚决斗争、坚决决裂。
这一斗争，既可能自下而上展开，也可能自上而下展开，既可能从党内展开，也可能从党外展开。事实是，这种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我们要作这两方面的工作。
我们要以我们可能的手段和方式，向群众作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更多的同志投入到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来。在专制主义统治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斗争是有难度的，但是，又是非作不可的工作，没有下层群众的推动，没有下层群众的压力，上层是不会自动纠正错误路线的。尤其在上层不动的情况下，只有下层群众的革命运动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可靠的办法。
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样的斗争的规律，马列毛导师有着丰富的深刻的大量的论述。我们不能忘记这些教导，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我说过，我们不能用修正主义的方式反对修正主义。那只能作修正主义的附庸。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反修的指导思想指导我们的斗争。这是斗争的前提和基础，是我们主要要做的工作。
当然，人们总想历史的前进轻松一点，付出的代价小一点，这是人之常情。自马恩以来，为无产阶级制定的策略总是不放弃这一种可能，而且尽可能争取这种可能。现在我们又面临着这一选择和可能。
在一个有浓厚青天大老爷思想的国度里，人们寄希望于党内出现领导反潮流的伟大人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不要过多责备的。历史会告诉人民一切。
但是，这不是侏儒式的历史人物能够胜任的历史任务。历史需要能够领导我们实现历史转折的具备大气魄、大智慧、大创造精神的伟大历史人物。
现在，各路人马都出来表演。座谈会就一个连着一个。但是，细数这般人物，不过使人想到此乃当年某些下乡知青或***的心态和能力的再版。好似要“治国平天下”，很有一点“舍我其谁与”的劲头，可惜，素养欠缺，根底不足，力不胜任。说着吹捧老子的大话，丢尽老子的最后一点脸面。从刘、邓、陈，到胡、赵，到华、叶、李、汪等，各有各的账，那是他们的父辈用自己的行动做出来的历史，尔等晚辈岂能靠一张嘴就能改写历史？好是愚蠢。
此辈绝非雄才大略的人物，自然也说不出雄才大略的意见。他们的种种浅薄见解，不仅不值一驳，简直不值一提。他们或许试图影响习薄，但我想，对他们这类人知根知底的习薄，大概是不会买帐，更不会轻易上当的。“血统论”不成立，还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两千年前就讲清楚的道理，现在依然。
他们不懂毛泽 东，鼓噪彻底推倒毛泽 东，其实，事情正反过来。现在的历史任务，恰恰是重新正确认识毛泽 东，重新正确认识邓小平。正确认识毛泽 东对马列毛主义的第二个贡献，正确认识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责。我的《重新正确认识毛泽 东，重新正确认识邓小平》，就是回答这一历史任务的一点尝试。
当年是特权阶级、走资派，群起推倒了毛泽 东，树立起了邓小平。人民群众跟着走了。经过三十年的历史检验和人民检验，人民群众觉悟了。现在，是人民群众要重

新树立起毛泽 东，推倒邓小平。这个历史曲折，无论就当年，还是就现在，都有其所以会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能否顺应这一历史要求，首先要有大气魄。
大气魄，主要表现在，有没有勇气坚持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上，而且，为了作到这一点，还表现在，有没有勇气认识、纠正邓小平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上。
不能不看到，当今世界，已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资本主义占上风。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思潮也必然占上风，而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思潮必然处于下风的地位。正像毛主席1957年左右所说的，好像马克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不行时了，社会主义不灵了。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不畏惧曾经发生过的失败，敢于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敢于继续坚持搞社会主义，这是要有一种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的。
在中国，由于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已经走得很远了。这个新生的剥削阶级在政治上占着统治地位，具有强大的优势，邓小平路线是他们的命根子，要他们放弃邓小平路线是不可能的。这主要不是因为对邓小平的迷信造成的，更重要的是阶级利益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抛弃邓小平路线会遭到自上而下的顽强的抵抗，没有反潮流的精神，是无法作到这一点的。
这就是考验。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千千万万的先烈，想到必然实现共产主 义的光辉明天的历史大势，这个潮流是一定要反的，是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的。这还是一个立场的问题，世界观的问题。对于革命者来说，革命，就是本分，什么时候又能不需要革命呢？毛主席不是说，“一万年以后也要革命”吗，这是一种历史观，一种历史辩证法。
邓小平本来就是侏儒式的人物，但是，你趴在他的脚下，难免不产生畏惧，甚至觉得他还有点伟大。这也是一个观察问题的立场问题。你看，劳动人民就早已摆脱了对他的迷信，不信，你去看邓小平纪念馆的留言，那就是当代信史，那就是劳动人民的科学评价。跟着劳动人民走，解决邓小平路线不是什么难题，站错了立场，就是个永远解决不了的难题。只好等待人民破解。
马列毛都是历史巨人，都是具有大气魄的榜样。敢于宣布资本主义的灭亡，没有大气魄怎么可能？宣布修正主义的灭亡，具有同样的历史价值，但是，也同样，没有大气魄怎么可能？
拿出创造历史的大气魄来，丢掉邓小平，丢掉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重新举起马列毛主义的正确路线，重新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是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最好的回答。
还要有大智慧。
修正主义在中国统治了三十多年，这个统治甚至比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统治还反动，别的不比，比台湾，比香港，都可以看出这种统治的反动性。最近小悦悦的惨死，令人心碎，也令人愤怒，这不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幼小生灵的死亡，这是修正主义带来的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思想文化的死亡。六中全会还在吹什么“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收场吧。小悦悦之死，把全部问题暴露无遗。
三十多年前，说毛主席发动文革，搞得中国问题“积重难返”，到了“崩溃的边缘”。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事实做了最好的验证和回答。真正把中国搞得“积重难返”，“到了崩溃边缘”的是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从走资派发展而来的特权官僚资产阶级。
中国成了一个表面繁荣、内里腐透的烂摊子。谁接收这个烂摊子，并不一定是荣耀，更可能是悲剧。作亡国之君，是一种尽人皆知的耻辱。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苏东留下了一大群此类人物。
这条路万万走不得。
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弯子”。“转弯子”，曾经是1975到1976年批邓时，帮助走邓小平路线的各级领导的一个口号。当时，没有达到既定目的。主席去世，“转弯子”不仅不再可能，而且，赤裸裸地搞起了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直到今天，把个大好的毛主席领导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扭曲得不成样子了。
怎样转这个弯子，需要大智慧。
中国是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目前国家的状况决定了不转弯就要翻车，但是，转不好，也要翻车。这就是所以需要大智慧、特别是政治大智慧的原因。
这方面，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成功的宝贵经验，当然其中也包含不足之处和教训。这里不去一一列举，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只要有大智慧，对于能正确对待历史的人来说，会从中学到可以借鉴的东西。
我这里不能不说，有两条普遍规律，不可忘记。
一条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否定阶级斗争，使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党，受了巨大损失。不管否定阶级斗争理论的人怎么说，我们对阶级斗争这个马列毛主义的基础理论不能动摇。这是被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了的真理。
另一条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运动的路线。也可以说，群众运动，一抓就灵。天大的问题，只要群众起来了，没有解决不了的。而且，不仅可以解决问题，还可以教育群众，清洗群众自身的污浊。社会的革命化和进步就是在群众运动中实现的。
关于这两条，毛主席对马列毛主义有很大的发展，有一整套理论、政策，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和继承。敌人是很仇视这两条的，这正说明我们要坚持这两条。
抓住这两条，才是大智慧，也才是抓住了马列毛主义的唯物史观。
还要有大创造。
纠正修正主义错误路线以后怎么干？
这是个大问题。并不是照抄毛主席作过的一套就万事大吉了。焦裕禄同志说，吃别人嚼过的模没味道。就其中的哲学道理来说，照抄永远没有生命力。历史从来是创造的。
自巴黎公社以来，尤其自十月革命的近一百年来，社会主义事业留下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回过头去总结、学习这些经验和教训，是一个再思考、再创造的思维过程，绝不是照抄所能代替的。就是对干得对的、好的，也不能照抄，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时间、地点、条件都在变，我们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时间之河，那会犯刻舟求剑的错误，也就是教条主义的错误。
历史需要我们大创造。
必须看到，历史证明，限于当代历史条件的制约，进行社会主义事业依然相当艰难，走急了不行，走偏了更不行，探索是不断的，进退是经常的，一切都需要创造。面对正确的经验，需要重新创造；面对失败的教训，更需要重新创造。改革是一种创造，创造包含改革。从经济到政治到思想文化，一切都需要创造，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东西。说模式，社会主义的模式，谈何容易？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再说，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把某种形式模式化，凝固化，未见得符合历史要求。
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事物。新生事物的成长离不开创造。创造是生命的源泉，也是生命的展开，失去创造，事物也就没有生命力了。
为什么我要大谈创造，强调干社会主义要大创造呢？这不仅是一般辩证法的要求，而且是就面临的历史任务而言的。
一个事实是，社会主义曾经发生的失败告诉我们，再次建设（广义）社会主义，不能照搬过去，那还会失败。
再一个事实是，不仅要抛弃苏东邓的修正主义，就是对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遗产也要分析，也不能照搬。
离开大创造，离开思想解放，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例如，一张嘴，就是邓三科，先把自己的思想框在特色论的框子里，永远也不可能有创造。当然，神话毛主席，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过去的成功的经验里，也是不可能有大创造的，而且，本身就违背毛主席的教导和实践。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创造出了多少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啊。毛主席是思想最解放的人，他最讨厌贾桂主义，最讨厌墨守成规，最主张有所创造，有所发明。这是一种思想方法和世界观。要想大创造，思想先解放。要先从思想上认识大创造的历史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修正主义的垮台是必然的。当前世界再次兴起的民主运动、群众运动也告诉我们，一切反动、落后阶级统治的垮台也是必然的。而且，就事实而言，国内的尖锐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清楚预示着，中国发生历史变动已经迫在眉睫。正是从这些事实出发看问题，可以说，十八大是个历史界线。胜败存活，在此一举。
这种历史变动会有多种可能，也可能有多种方式，但是，幻想不变动，已经明显地是不可能了。顽固守旧下去，只有垮台一条路。
自然，从对国家、对人民、对党来说，最有利的变动形式是在自下而上的推动下，自上而下地纠正邓小平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
把所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个完全是“三项指示为纲”翻版的以折中主义为形式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提法，纠正为“四个坚持是总纲，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开放是动力”的马列毛主义路线的提法，不失为上上策。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一旦有了正确路线，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有了正确的指导方针，中国这盘棋，就会活起来。
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但是，也不易，修正主义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从来要靠自下而上的推动。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当代，这一点更加清晰和必然。历史首先需要的是觉悟的组织起来的群众英雄，有了这个基础，时势才能造就个人英雄。历史首先在考验中华民族。只要整个民族开始动作，振臂一呼的人物会出现。一个沉醉于惰性的民族是无法完成历史转折和历史飞跃的。中国不缺个人的勇气和智慧，中国缺的是群体的阶级的勇气和智慧。一旦人民群众起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那时，正如毛主席1968年对五大领袖所说，『自有英雄豪杰出来收拾局面』。谁扮演了这个角色，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功臣。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写得有声有色；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兴，难道不可以再续辉煌吗？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毛泽 东，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兴，历史难道不会再次给我们一个毛泽 东吗？


2011。10。10 于德国马克思的家乡红思屡克



必须正确认识修正主义统治的
反动性、残酷性、欺骗性、腐朽性



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已经统治了三十多年了。
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给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给中国、中国人民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修正主义统治者，至今还在做着“执政党”的美梦，还陷在专制一切的盲目性之中。他们不懂、也看不到，修正主义的历史罪责已经写定，修正主义者的历史罪人的定格已经无可改变，而且，修正主义垮台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古人有“五世而斩”的说法，算下来，也正是大限已到。现在，就是看由谁给修正主义送葬了。
谓予不信，让历史来检验。我的历史感告诉我，我是在为修正主义统治者写悼词。


一


修正主义是一个具有自己特点的特殊事物。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这是正确的。但是，又是不够的，还要说出修正主义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的特点，说出它和一般资产阶级统治的区别，才是更加准确的。例如，毛主席在批判修正主义上台搞资产阶级专政时，常常补上一句，法西斯专政，就是讲特点，讲矛盾特殊性。说修正主义具有特别的反动性、残酷性、欺骗性、腐朽性，是和修正主义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不懂这些特点，就不可能深刻地准确地认识修正主义统治的特殊的反动性、残酷性、欺骗性、腐朽性，也就不可能与之作切合实际的、富有成效的、坚持到底的斗争，也就不可能争取、并最后夺取反对修正主义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只有结合中国修正主义三十多年统治的历史实际，这样的探讨才是有根据的，也才是有意义的。在这里，一般的套话无济于事。


二



要想科学分析、评价修正主义统治的历史地位，首先要弄清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这种统治，对于社会历史是起促进的作用，还是起促退的作用。
要想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又首先要对社会历史的进步或倒退的判断有一个正确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说清楚的。
社会历史是一个生动的大系统。是立体的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的平面的。看社会历史，不但要看物，还要看人；不但要看物质生产，还要看精神生产；不但要看经济基础，还要看上层建筑；不但要看自然环境，还要看社会环境，总之，要全面地看这个大系统的整体的运动，而不是孤立地只看某一个层面、某一个部份，这才是正确判断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科学标准。
现在流行的那种一评论中国的进步与否，就只是拿经济总量说事，就是一种片面的简单化的错误的判断社会历史进步与否的标准。这样看的结果，自然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标准，要全面考察社会历史是否有整体的进步或倒退。


三



如果从整体上看，现在的社会比三十年前的社会，大大倒退了，应该是一个人人都看得见的事实。
政治上，从人民当家作主，倒退到人民被专政，一党专制，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专政。
经济上，从社会主义经济，倒退到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不仅从公有制倒退到私有制，而且随之必然地，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处于奴隶的地位，在分配中，处于受剥削的地位。说在这样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是欺人之谈。
思想文化上，从高扬的共产主 义精神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倒退到了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而且，掺杂上了各种封建的愚昧的邪恶的思想文化。
一个获得人民拥护的共产 党，倒退到了贪官腐 败不可收拾的蜕化的寄生的党。
一个朝气蓬勃的有理想有信仰的个个学雷锋的民族，倒退到了追求自我，追求金钱，颓废堕落的没有信仰，没有理想，个个好似杨武的民族。
别看高楼大厦到处耸立，别看美元储备上万上亿，但是，中华民族倒退成了没有灵魂的民族，中国社会倒退成了腐烂的社会。
只能说，这是中国社会的大倒退，这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
这就是修正主义统治的反动性带来的必然结果。


四



修正主义的这种反动性又是和它的残酷性联系在一起的。
毛主席对这一点，以苏共为靶子，看得很准，强调了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而且是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毛主席说，比戴高乐还坏，就是说比一般资产阶级专政，比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专政还坏。
中国的事实，验证了这一点。
这种法西斯性，自然首先表现在政治上，对劳动人民的专政，死死的，一点民主的空间也不留。倒是不虚伪，但是，是实实在在的绝对黑暗的专政，简直是胜过希特勒的专政。
正是在这样的法西斯专政统治下，经济上的掠夺和盘剥也就特别公开和残酷。一个“国退民进”，就可以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摧垮并抢光。一个“砸烂大锅饭”，就可以把工人的铁饭碗打掉。一个分田单干，就可以把全国的农村集体所有制解散。一个『房改政策』，一方面造就了无数房地产亿万富翁，另一方面造就了无数悲惨的房奴。这样的事例，成千上万，数不胜数。归结到一点，就是残酷地对劳动人民实行掠夺和盘剥。有法西斯政权保护，劳动人民只有束手待毙。
这种超经济的掠夺和盘剥，是一般资本主义也比不了的，其残酷性是独特的。
这是一种法西斯加市场经济的特色修正主义经济，一种暴力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正是这种残酷性，招引了外国垄断资本主义来到中国， 一起鱼肉中国人民。买办，汉奸，成了一种光荣，一种时尚，一种发家的捷经，爱国主义早已被“爱国贼”论所否定。
和一切修正主义统治一样，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全部被剥夺，“维稳”压倒一切，也压倒了宪法。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统治简直超过了***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过去是群众专政，现在是专政群众。过去是依靠群众对反动专政，现在是依靠法西斯暴力对革命专政。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东德的群众会想方设法往西德逃，是想逃出法西斯的魔掌。中国的现在就是这样。中国人民对修正主义的黑暗统治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五



修正主义统治还有自己的特殊的欺骗性。
这种欺骗性首先表现在思想理论上。这是修正主义的一般特点，在中国尤甚。
一是，打着马列毛主义的旗号，社会主义的旗号，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特色社会主义，甚至经常口口声生说绝不搞资本主义，那个“五不搞”就是典型。实际上，他们是不搞马列毛主义，阉割马列毛主义的核心的思想、理论，只留下马列毛主义的空壳。修正主义说自己绝不搞资本主义，而是在搞社会主义，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加特色，就是因为搞的明明不是社会主义，为了欺骗，说这是特色。一个“特色”，把一切背叛都掩盖了。
二是，修正主义从来都是借助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理论代替革命的马列毛主义学说。从欧洲到中国，都是这样。不要以为只是那位总理讲普世价值，不对的，“政治报告”就是这样写的，人本啊，民本啊，也经常挂在各位大领导的嘴上，这都是货真价实的代替阶级论的普世价值论。从欧洲的所谓“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苏东的人性论、人权论、人的自我价值论，等等一大套普世理论，都是修正主义阉割马列毛主义的阶级论的手段。我们的修正主义也完全接受了这些手段。我们的官方用语，几乎已经被这些普世论的词语所掩盖，但是留给我们的不过是“公平正义”的“普世”用语，却从来不曾让我们看到过“公平正义”的现实，也不可能看到。普世论实质是把马列毛主义边缘化的手段。
三是，修正主义还借助一切腐朽的思想武器充实自己。尊孔崇儒就是结合中国实际的一种思想反动。说德治，这也是孔子梦想的三千年前的周代的思想统治形式。只要能忽悠劳动人民，修正主义都拿来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料，以加强自己的欺骗性。
修正主义在政治上的欺骗，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依然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在纪念堂里，依然停放着毛主席的遗体，在国庆大典上，还要出现“毛泽 东思想胜利万岁”的方阵。不仅共产 党这块招牌，还要保留，特别是这个把特权阶级捆在一起的组织更必须牢固坚持，坚持共产 党的领导成了坚持修正主义统治的代名词。
无产阶级专政明明变成了法西斯专政，但是，谁要反抗法西斯专政，就要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治罪。
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在这里充分表现出和其反动性、残酷性的一致和互为表里。


六



修正主义的反动性决定了它的腐朽性，同时，它的残酷性、欺骗性也加速了它的腐朽性。
一种倒行逆施的社会形态是没有生命力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上有过许多开历史倒车的表演，哪一次长久过？没有。每一次几乎相同地表演着一场闹剧、滑稽剧。就以中国近代史来说，这样的例子也有几个。相比之下，修正主义统治三十年，够长了。这是有原因的，可以分析的，值得探讨。苏东在前，我们在后。有规律性。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但需要认识。这里仅提出问题，置疑不答，答也答不好。
但是，修正主义统治现在已经达到完全腐朽的程度，却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
只要坚持反动性，就必然带来腐朽性，反动的东西，没有不腐朽的，反动就是腐朽。而修正主义的反动性，又必然伴随着残酷性、欺骗性，这种残酷性、欺骗性，又必然加速腐朽性。这是一个内在的因果关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律。
中国社会的腐朽，已经无须我再多说废话。小悦悦的死，杨武的悲剧，就是中国社会腐朽程度的生动写照和准确度量。许多网友都公道而悲愤地写道，我们不去谴责杨武，我们都是杨武。是的，我补充一句，不仅我们都是杨武，首先我们的党是杨武，正是这个党，这个党的邓路线，带来了这一切。正是在这个党的领导下，日本鬼子来海南买春，正是在这个党的领导下，千千万万个孩子天天被强奸、被玩弄。如果说，杨武还是因为弱小，可是，执政的共产 党，你的暴力到哪里去了？难道只是用来对付老百姓的吗？千千万万牺牲了生命的先烈啊，你们看看这个党堕落到哪里去了，它把中国社会搞成什么样了？不要抱怨人民对党不满，是党对不起人民。如果有一天，人民举起了毛主席交给的“造反有理“的大旗，那只能解释为是党自己给自己却下了坟墓。
修正主义的腐朽性决定了他们的统治是不会总是“稳定“地继续下去的。貌似强大是一时的，垮台是必然的。历史至今还没有证明反动的东西会不垮。我们坚信历史规律，坚信历史总是要前进的。


七



修正主义注定是要垮台的。这一点，我们坚信无疑。修正主义的反动性，决定了这一点。但是，同样肯定的是，这种反动性也决定了它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是说的历史规律、历史经验。修正主义也会服从这一规律。
和历史上一切革命的一般经验一样，只有人民群众起来，修正主义统治才能垮台。但是，更重要的是，还有两个反修的实际经验。一个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留下的经验。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民群众起来了，实行夺权，修正主义垮台了。当然，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次演习。再一个是苏东的历史经验。人民群众起来了，镇压垮台，不镇压也垮台。虽然，人民群众做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尾巴，这有他们的历史原因。但是，修正主义垮在人民群众起来了这一点上却是真实的。
研究这两个历史经验很有借鉴意义。打倒修正主义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人民群众起来斗争。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点又并不简单。最近，在美国有人谈论那场风波，向报告人提问说，再有那样的风波，军队会镇压吗？那位叶帅的养女半开玩笑地说，那就看能给军队多少钱了。其实，她不懂历史。我敢断言，如果再次出现那样的局面，只能导致修正主义统治垮台。历史不会简单重演。齐奥塞斯库当时就没有重演成功，因为那是在欧洲。我当时在事件前就说，如果齐奥塞斯库镇压，没有好下场，因为这是在欧洲，不是在中国。二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情况也大变了。历史在中国也无法简单重演。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历史条件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只要人民群众能够起来，就说明，已经不存在镇压的可能。
现在的问题是人民群众还处于“我们都是杨武“的状态。列宁讲的革命的两个条件还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奢谈革命，高谈阔论，都是空谈。
这个事实证明，必须看到修正主义统治的残酷性和欺骗性还在起做用。残酷性表现为真老虎，是要“维稳”，是要吃人的，压制人民不能起来斗争。欺骗性表现为披着羊皮的狼，让人民以为可以与狼共舞，共同富裕。
这就是反对修正主义和坚持修正主义之间的一场斗争。一方靠暴力、靠欺骗在压制群众，一方靠马列毛、靠工作去发动群众。这一斗争的结果，决定着历史的前途。
要反对修正主义，不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而是散布修正主义统治者可能改资归社，甚至，认为已经改资归社，这是典型的以修正主义帮助修正主义，是错误的观点和作法。
反对修正主义是阶级斗争，是革命，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一样，必须通过揭露修正主义的本性，使人民群众真正觉悟起来，敢于起来斗争，才有可能争取胜利。


八



修正主义统治，和任何事物一样，有其自身的矛盾特殊性。不错，修正主义统治的结果，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是资产阶级上台。但是，修正主义统治作为一个具体事物，又有自己的矛盾特殊性，以及由这种特殊性决定的自己的特点。我们分析修正主义的反动性、残酷性、欺骗性、腐朽性，就是分析修正主义特点。不认识这些特点，就不能认识反对修正主义统治的规律，就无法争取反对修正主义的胜利。
同样道理，展开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也要认识这一斗争的特点。
和在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资产阶级统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修正主义统治者是以共产 党执政的形式出现的。我们从理论上概括说，党变修了，变质了，产生了一个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和执政的变修的共产 党融合在一起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整个共产 党，整个共产 党的党员、干部，就简单等同于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目前，中国共产 党有八千万党员，我想，大概不会有同志会认为这八千万党员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党变修、变质，是指修正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在这条路线指导下，党领导作的事，是搞了资本主义，是产生了一个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但是，和任何一个剥削阶级一样，这个新生的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毕竟还是占人口的极少数，在整个党员中也是占极少数。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必须说清的复杂历史现象。能否正确认识这个历史现象，关系到能否正确解决反修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不是一件小事。
一个是，我们不能忘记毛主席的教导。在批判苏修时，毛主席一再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 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毛主席不会讲套话，这是讲的真理，主席作这样的分析，体现了一种立场，一种思想方法。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分析中国共产 党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时，要继承这个立场和方法。
再一个是，文革中，把走资派限定在“一小撮”，后来，又限定改悔和不肯改悔的区别，最后又限定只打击“死不改悔”。这都是当时毛主席提出的意见。没有执行好这个意见，犯了“打倒一切”的错误，是我们的事。这个教训不能忘记。当然，现在的情况和那时有了根本不同，政权性质发生变动。但是，这个思想是不是还有价值呢？我认为有价值。
再一个是，苏东剧变后，真正从共产 党里揪出来的***盗窃国家财产的干部或像戈尔巴乔夫、叶里钦那样，背叛苏共，背叛共产主 义的走资派，还是“一小撮”。后来，也是苏共的老党员们重新组建共产 党，并斗争到今天。这些事实，也充分验证了毛主席的分析是对的。
再一个是，就是在邓小平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党内斗争并没有停止过。三十几年来，针对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政策，不同的角度，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倾向和斗争，一直是客观存在的。现在，大家都肯定魏巍、马宾等同志为代表的一些老同志挺身而出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这就说明党内不是铁板一块，是有矛盾的，是有斗争的，是有要坚持马列毛主义、坚持革命的党员和干部的。而且，这些同志有他们的长处、水平和优势。
再一个是，就是正在执政的共产 党员、党的干部中，高层不是还涌现了薄熙来等同志这样的代表，基层不是还涌现了王宏彬、吴仁宝、郭凤莲等坚持走集体道路的党支部书记吗？
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是，毛主席的思想在，毛主席教育培养的几代人还在，这个资源，虽然遭到了修正主义的破坏，但是，它的威力依然存在，就是我们这些毛派同志不也是受主席教诲、在执行主席遗愿吗？我们没有忘记主席教导、没有忘记继续革命，也要相信在全国、在全党，这样的同志是很多的，是占了大多数的，这是在中国重建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如果这些分析站得住的话，我认为，对于这个党，对于这个党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不能失去信心，更不能打倒一切，而是要坚定信心，充分肯定应该做党员，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的工作，并及时将这一工作提上日程。



九



认识了修正主义的基本属性和特点，就会看到，总起来说，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一样，也是纸老虎。修正主义的垮台是必然的，而且，会像毛主席说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这是修正主义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决定的，是任何人无法挽救的。并且已经被苏东修正主义垮台所证明。
当然，由于修正主义还有残酷性、欺骗性的特点，所以，修正主义统治又会有貌似强大于一时，能够血腥镇压人民反抗的真老虎的一面。这也已经被中国三十年来的修正主义统治所证明。看不到这一点，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实际。
所以，把握反对修正主义统治的斗争的规律，制定正确的反对修正主义的策略，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要不断研究、不断认识的课题。不可掉以轻心，认为一切都以驾轻就熟。
但是，在中国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争取在近期战胜修正主义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而且，是很大的。
在中国，毛主席关于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思想理论已经深入人心。这面反修大旗，是党心、人心所向，是凝聚革命力量，战胜修正主义的强有力的可靠的保证。
事实也是这样。正是在毛主席的理论旗帜下，党内、党外革命力量在凝聚，工人、农民、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在觉悟，要求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呼声日益高涨，决心起来和修正主义斗争的勇气越加坚强，在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推动下，以历史选择的可能形式，彻底埋葬修正主义的日子，我看已经不会太远。
要么为修正主义唱挽歌，要么为重建社会主义唱凯歌，二者都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各自必须做出历史选择也是不可避免的。让我们都作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派，高唱《国际歌》，去迎接重建社会主义的新胜利!




2011。11。7 纪念十月革命节

伟大历史变革的序幕
____评“重庆经验”的历史意义




薄熙来是个能做大事的人。
能吹大话的人，十有八九，能做大事的人，寥寥无几，薄熙来是能做大事的人。
薄熙来创造了重庆经验。对重庆经验肯定的呼声很高，否定的呼声也不低，但是，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至少证明薄熙来是做了一件大事。要是小了，没有人有兴趣去理会。我在“意义”前面加了“历史”二字，就是因为在我看来，薄熙来已经做了、而且正在继续做着一件大事。
尽管评论“重庆经验”的文章已经堆积如山，但是，对“重庆经验”的历史意义给予准确评价的文章，还是太少。王小卖瓜，自卖自夸。我写过的几篇，自以为还算马马虎虎。我将目录附在后面，请高手指教，看看是不是亦属“能吹大话的人，十有八九”。再做此文，不过是根据现在讨论的新情况，作些新的补充。旧话并不放弃。


一


能够创造出“重庆经验”，或者说，“重庆经验”所以能够成功，分析自“唱红打黑”以来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归根结底，最基本最根本的一条，是很清楚很简单的，就是重新遵循马列毛主义路线，重新踏上社会主义道路。
虽说仅仅是开始，仅仅是转舵，仅仅是调整，而且战战兢兢的薄熙来也不敢拿“路线”、“道路”说事，因为攻击的炮火已经够猛烈的了，他是懂政治，懂策略的。但是，我们旁观者、研究者却不能回避实质。
“重庆经验”的历史意义首先就在这里。
这是一次活生生的验证。
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又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修正主义者是不信的。不但不信，而且，否定了这个纲，抛弃了这个纲，换上了“三项指示为纲”，或者这个说法的翻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总之，不要阶级斗争这个纲，不要马列毛主义路线，不要社会主义道路。结果，把中国搞成了这个样子。
毛泽 东的近三十年，邓小平的三十多年，是一个很好的对比。人民群众从自己的切身苦难中，开始觉悟，开始认识到上当受骗，开始看到毛邓两条路线的本质不同，在比较中，有了正确的答案。这就是近年来毛泽 东热兴起的根本的社会原因。
现在，多了个“重庆经验”。
这是又一个有力的比较。在修正主义把国家搞得积重难返、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重庆经验”横空出世，让人一新耳目，再次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这个刺激是强烈的，是发人深省的。它一扫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对马列毛主义的污蔑，一扫所谓普世价值的欺骗，使人们再次看到，还是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一套，能够建设一个属于人民的新中国。
我一再强调，这还是在总路线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的部份调整、局部改良，还是在发展变化的过渡之中。但是，在这种部份的局部的变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具有新质的意义。这种过渡，是向新质的过渡。这是从思想方法的角度我不赞成给重庆经验扣改良主义帽子的根据。那是一种教条的形而上学的简单化思维。说是改良，但这个改良是深刻的，是实惠的，是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好处的，这种改良，和革命导师批判的欧洲的改良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评价这种改良，事先要问一下老百姓。
相反，只要稍加思索，我们倒是可以从这个还远不彻底的变动中，悟出一个道理、一个真理，这就是毛主席路线的威力。简直可以说，只要朝着主席路线的方向转换，哪怕只是一点点主席路线的倾向，其作用就立竿见影，局面大变，生动体现出“纲举目张”的道理____毛主席路线的纲一举起来，社会主义的各方面的目就能张开。
但是，重庆经验也告诉我们，路线的转变绝不是在一地可以实现的。重庆现在就是“戴着镣铐跳舞”，是一种“鸟笼子政治”。这个问题不解决，“重庆经验”就会最后流产。有人说，如果薄熙来一走，发生人亡政息怎么办？没有什么办法，路线决定一切。所以，“重庆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前进，突破错误路线，“重庆经验”的真正意义才能展开。舍此是没有出路的，倒退是必然的。那一些改良，立即会转化为改坏。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写过一篇《重庆模式的错误解读》的文章，就是不赞成以特色理论阉割“重庆模式”，不赞成离开马列毛主义路线拔高“重庆模式”。这样做，就会把“重庆模式”局限在修正主义的框架内，就会真正地成了改良主义的骗局。要知道，民生、公平、分蛋糕、共同富裕……所有这些说法，都只是在分配上做文章，而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问题的关键在所有制，这是《共产 党宣言》里讲清楚了的、也是《资本论》科学论证过的最基本的道理。分配决定论正是修正主义，正是社会民主主义。
分析“重庆经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对路线重新认识，重新选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将决定历史的未来。
这个道理再次告诉我们，对于十八大来说，就是一个重大历史任务，转换路线，从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转换到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就是一个胜利的大会，不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就是一个失败的大会，并会将共产 党引向最终的彻底失败。
面对重庆经验提供的这样明显的历史经验，再不觉悟，那就不是不自觉，而是自觉地顽固下去，充当历史的罪人。


二



“重庆经验”适逢其时。
何以见得？
道理很简单，中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历史需要中国人拿出办法，找出出路，满足历史的要求。正是在这个历史的节骨眼上，“重庆经验”拿出了一个道理，干社会主义的道理，这难道不是适逢其时吗？
最近，中国政界很活跃。决非偶然。一是特色论搞不下去了，这已是大家的共识。二是十八大在即，有个道路再选择的问题。于是，迎战十八大，成了各派政治力量不约而同的又一共识。
这个时候，拿出“重庆经验”，不是适逢其时吗？
是的。这正是一个历史必然性的道理，正是马克思所说“历史自然过程”的表现，正是历史需要什么历史就会创造什么的展开。这就是说。“重庆经验”的诞生包含着内在的历史规律性。
过去老唱“社会主义好”。毛主席那工夫，也真好。缺点是有一些，但是主流很清楚，好，就是好。
这不是个辩论的问题，是个立场的问题。胡星斗先生近日说，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伟人。这是辩论能解决的问题吗？只能说是一人之言。因为至少还有位孙中山先生吧，蒋介石先生活着，恐怕也不敢骑到孙先生头上去吧。但拍马屁，总是“最最最”的。不必当真。经历过“副统帅”表演，很懂这一套。这不是评价历史，这是现实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懂这个道理，就知道，近三十年，为什么不讲社会主义好了，尤其是不讲毛主席领导搞的社会主义好了。据那位小个子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到建国一百年时才能看到。反正他走了，到那时，说什么他也听不到了。毛主席说“他耳朵不好，可是开会坐得离我远远的。”百年后，更远了。所以有屁尽管放。
但是，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社会主义不好，你的特色修正主义就好了？这还是有个立场问题。腐 败官僚，大款豪富，自然说好，而且，好得很。可是，劳动人民却要说，不好，坏，坏得很。这也不是能通过辩论解决的问题。只能存异或存疑。
从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重庆经验”具有再次检验社会主义的意义。一是好不好，二是这条道路通不通。
从目前的有限的动作已经证明还是社会主义对劳动人民有好处，从劳动人民的立场看问题，还是社会主义好。那个新三大山真就搬不走？不是的。这还是要看主义。搞社会主义，就能搬走，道理在接班人那句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公租房是办法，其实，有的是办法。有钱，还怕没有房？就是一个是不是想为老百姓花钱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德国还有给穷人的社会房，怎么社会主义就没办法了？不要忘记，那是学了一点社会主义因素，可是搞假社会主义连这点因素也没有了。公租房只是一个例证，说明只要是搞社会主义，房子会有的，学校会有的，医院会有的。《列宁在十月》中的瓦西里的社会主义信念是真理。“重庆经验”不过再次验证了这个真理。那是革命高涨的年代，现在是修正主义当道的年代，历史前提、历史背景不一样。在现在这个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时候，显示社会主义对劳动人民的价值，比总理发自内心的“同情穷人”更有实际价值。那是善良的怜悯和同情，但是，解决不了问题。他虽然是一名共产 党员，但已不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穷人。
现在喜欢谈“民生”，谈“共同富裕”，其实，这类空想社会平均的好听话，我们老祖宗的发明和追求并不少，甚至农民革命家都很有创造，从“等贵贱、均贫富”，到“天朝田亩制度”，“平均”二字一直书写在农民起义军的战旗上，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国家的农民运动可以与之相比。到了近代，孙中山先生更把三民主义讲的有理论、成体系，比欧洲人还高明。但是，真正付诸实践，历史最后证明，还是社会主义最能保证“民生”，保证“共同富裕”，离开社会主义，抽象谈这件事，要么是办不到，要么是欺骗。
“重庆经验”才不过三几年，而特色理论搞了三十多年，两种倾向、两条道路的差别和后果是十分明显的。我再强调一遍，“重庆经验”还只是巨石重压下的幼芽，只是刚刚露头，但是，其生命力已经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重庆经验”再次证明，直到今天，社会主义好，不是一句空话、套话，是一句实话，一句真理，是当今时代劳动人民的最好选择。不要忘记，我是说的劳动人民的最好选择。对于权贵，对于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自然不是。选择，也是阶级论，阶级的选择。
正因为有阶级的不同和对立，所以，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道路通不通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十足的老问题。从苏联的“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到随后的中国的“社会史大论战”，到解放后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合作化问题”（毛主席1976年说“合作化时，就有人反对”），到后来遇到困难了，又出现“包产到户”的问题，说到底，都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道路问题，从来是一个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也自然，道路问题，也就是方向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一切问题都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自八十年代所谓“拨乱反正”（拨马列毛主义之乱，返资本主义之正）以来，说一千，道一万，实质就是抛弃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是走封建性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说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说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反正是比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更坏的资本主义道路。一路走下来，恶果已尽人皆知。
此路不通，于是，现在，道路问题再次提到了中国人民的面前。
面对这个问题，出现了右派合流。
这个合流，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那几个座谈会和出书发布会。一方面是茅于轼们的座谈会；一方面是胡德平们的座谈会。一个会不够，连续开几个会，大造舆论。鼓吹什么，就是鼓吹走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他们解救封建性资本主义的药方。
一方是老右派，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理解。人家是搞阳谋，还算光明正大。
另一方可不一样了。打着“红二代”的旗号，打着“新新民主主义”的旗号，可是，扯下旗号一看，原来和茅于轼先生一样，就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且，并不一定是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道路，很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变种____亚权贵资本主义。
哪里是什么“红二代”？分明是修正主义的第二代，是右派。这种右派，比茅先生坏。再次展现修正主义的本色。
你看他们的“8。27黑会”和“10。6黑会”，把他们的本质暴露无疑。他们向共产 党，也向历史，砸了四块石头：
1、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2、否定毛主席，声称过去的《决议》有缺点，缺点就是否定毛主席不彻底；
3、封建性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改走“新新民主主义”____资本主义道路；
4、纪念10。6政变，纪念否定文革的篡夺政权成功。而且，要害在，也是说给接班人听，如果有人不听话，在他们看来必要的话，还可以再搞政变。
这是要干什么？套用我数年前批评《零八宪章》文章的题目就是：“这还不是阶级斗争吗？”
这首先给我一个启发。“红二代”原来是一个骗人的招牌，招牌下的人并不是一回事。我顿然想起，是啊，当年有“老子英雄而好汉”的说法。后来，“老子”被打倒，又有“走资派子女”的说法，立时成了黑几类的孩子。不公道，于是改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好子女”，可谓用心良苦。政变后，一切复旧，还是称“***”。现在，终于看明白了，叫什么不是本质，家庭出身不等于本质，关键还是看自己的政治立场、政治表现。有习近平、薄熙来、李源潮等等这样的***，也有刘源、胡德平、苏华、叶向真、李小琳、纪坡民等等这样的***。可见，“红二代”不是一个科学说法，弄不好，又被人忽悠了。
吴思先生整理的10。6纪念会的发言，把他们的卑劣、无耻、搞阴谋、搞政变的本质说得清清楚楚，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关于“10。6政变”的历史资料，值得一阅，也值得一说。从这一点说，“10。6黑会”有历史功绩。
我就顺便分析、评论一下这份材料提供的事实。
一、你看华国锋多无耻。他对胡耀邦关于抓四人帮的长达几小时的谈话想说明什么？就是讨好新贵，就是巴结新贵，就是一副典型的叛徒嘴脸的写照。直到临终前，他也没改这副德性。他对那位张根生的谈话，就是铁证。
最可笑而又无耻的是纪坡民。明明纪登奎是被收拾的，却偏要把自己的老子硬往抓四人帮“功劳”上靠。前些日子，这位先生刚写过河南水灾时，李先念、邓小平、其父的一些事情。作为一个历史学工作者，我一眼就看出这是捏造。这是丑化邓小平。这是阴谋。我是从来坚决批判邓小平路线的，但是，我不赞成搞这种下流的阴谋。邓小平家里的事，你怎么可能知道？这无非是和胡德平结盟，一个老子被邓整了，一个老子被邓打倒，要抱这个仇。胡德平搞会议，纪坡民瞎起哄。一路货。
二、以自己的供认证明，这些人在10。6之前，就违背党的纪律，私下串连，酝酿政变。这个教训，使我们想起，庐山所谓“毛泽 东到了斯大林晚年”的议论是危险的，是和这次的活动具有同种性质的；也证明林彪集团的活动，正是这次活动的一次失败的演习，性质也是一样的，林彪活动的反动性质这一点，无案可翻的。鉴于这个历史教训，我不能不善意地体醒习近平等接班人同志，对于这帮打着“红二代”的旗号的危险的社会主义的敌人，不可掉以轻心，尤其，兵权绝不能让他们染指。
三、这次提供的事实，再次证明，江青等同志没有任何关于阴谋夺权的活动，甚至连一句牢骚话也没有。说他们阴谋夺权，是捏造的罪名。事实是正相反的。
四、说文革的问题，说江青等同志的错误，都不是可以搞政变理由。党内斗争是必然的，是一个只要党存在就不可回避的事实，但是，任何时候，不管正确与错误，都不是可以发动政变的借口。这是任何政党的纪律。没有这一条，党就会走向个人法西斯独裁。
五、足够的材料证明，这次政变的首犯是华国锋，主犯是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三人，其它人不必争功，一律算是从犯。
六、这些历史罪人的后代企图为老子洗刷历史罪责，但是，你可以堵住当代人的嘴，你能堵注后代人的嘴？你们开的纪念会越多，历史铁案就钉得越死。而且，这还是从反面为毛主席的忠实战友、无产阶级革命的忠诚战士江青、张春桥同志作义务宣传，你们和你们的父辈实际成全了江青、张春桥同志的英名。历史就是这样，人们总会做着和自己愿望相反的事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些愚蠢的会议的参加者所以会被鼓动去发言、去捧场，多数大概是挂着自己的老爸老爹，但是，会议的组织者，如胡德平之流，却兴趣不完全在这里。历史毕竟是历史，请出历史，是为了活人。让历史人物演出当代生活的新场面，说出当代人要说的话，这才是导演者的用心所在。事实正是这样。
他们是想借着这些事件，再次掀起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否定毛主席路线指引下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否定特色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改走“新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才是他们埋在心里不吐不快的要言大义，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在走“新新民主主义”____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____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点上，新老两家右派合作了，合流了。他们能互相参加座谈会，《炎黄春秋》能从中穿针引线，就是这种合流的形式上的表现。
足见，这是关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应该走哪条道路的大是大非的争论。对“重庆经验”和“广东经验”的不同态度，也应该放到这一争论中去看。
历史教育了广大的中国劳动人民，他们现在是坚定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拥护者，毛派是这一阶级力量的政治代表。这在对于“重庆经验”的认识上，也能反映出来。
那么，中国共产 党高层的情况怎样呢？这只能从已有的可信的材料作分析。由于中国政治缺乏公开性，材料是奇缺的，分析是困难的。只能作有限的探讨。
在我看来，高层的意见是并不完全一致的。
从多位大员到重庆调研，并发表了肯定的意见看，多数常委是支持“重庆经验”的，是肯定这一倾向的。
但是，两位最高的领导人，没有去重庆。不管薄熙来同志怎样说明他们的指导和支持，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他们没有对“重庆经验”公开表态。这显然不是偶然的，是不表态的表态。
就我观察，一把手是有保留的，是不支持的。
二把手不但不支持，而且是反对的。封建残余，文革余毒，就包括对重庆的看法在内。
二把手已经十次大谈政改了，而且，意见很尖锐，直指政治体制的弊端。薄熙来可不敢讲这样的硬话。二把手可以一再吹自己，薄熙来却总是把成绩归于大家，归于前后领导人。不说自己，还攻击不断，要是小有辫子，那就非下台不可。二把手敢于这样放肆，没有一把手和其它人至少不反对的态度，在党纪严格的党的高层这是不可想象的。只看到二把手的问题，看不到一把手的倾向和问题，说轻了，是天真幼稚，不懂中国特色政治的特点，说重了，是故意模糊人们的视线。
这是很微妙的，是深刻的斗争的微妙表现。我们尝试做一点分析。
一把手和任何平庸的人一样，不愿承认自己没干好，更不愿承认自己搞的是修正主义一套。所以，他“唯此为大”的就是要守住修正主义特色理论这个底线。他是忠实的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执行者，他对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的抵制，是坚决的。
二把手，一方面，他看到问题成堆，人们因此对自己的工作意见一大堆。另一方面，他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感到，政治体制有问题，存在专制弊端，所以，在他看来，不是自己没干好，而是体制不好。于是，他根据自己所信奉的“普世”论那一套思想，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声，用民主，反对专制，用公平、正义，反对穷富分化，争取穷人对他的同情，同时，也为自己光荣下台找到了梯子。他朗诵普希金的诗，的确不是偶然，属于“诗言志”。他的思想武器虽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套，但不满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制，是有历史合理性、进步性的。但是，当他把毛主席的路线，把回归马列毛主义，把真正的社会主义，看成是文革余毒时，他又必然地站到了落后的、反动的立场上去了。这里，既有其个人的因素在起作用，更是其阶级性的必然反映。
其它的几位。当他们支持“重庆经验”时，表现出他们口头上还有想搞社会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当他们表示不搞私有制时，这个说法至少是社会主义的。但是，他们没有反对修正主义的认识，更没有反对修正主义的勇气和行动。他们敢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主要求发声，那是以势压人，以权欺人，但不是以无产阶级的民主为武器去争取进步，而是以修正主义专制为武器去维护反动，是实质上维护修正主义统治、自然也是他们自己的统治，反动性是明显的。他们的这种认识水平接近一把手，也许这正是九人没有发生分裂的政治基础。但是，差别还是有的，谁更反动、更落后，是不言自明的。
这就是在我看来的九人高层的政治格局。
明白了这个领导班子状况，就可以明白，他们对“重庆经验”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态度，也就可以明白，就现在这个领导班子的状况，要想让他们改换门庭，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管“重庆经验”怎样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可行的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最好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行得通的，不但行得通，而且是一条康庄大道，是我们的最好的历史选择。但是，要想现在的高层领导接受这个事实和道理，难，很难。
这个事实是严酷的，它再次证明，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个在理论上论证社会主义道路好不好和通不通的问题，不同的阶级肯定总是会有不同的回答，还是那句老话，这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十分具体的阶级利益之间的斗争，在目前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当权的情况下，变动道路，就是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样的变动，是不能靠“重庆经验”这个样板的示范作用就能解决问题的。
靠什么？还是靠政治，靠阶级斗争。这一点，也是“重庆经验”留下的宝贵教训。习近平、薄熙来等同志要有清醒的认识。你们再小心，再搞折中、调和，也是无济于事的。
政治问题还是要靠政治方式来解决。而政治不是别的，正是阶级斗争。



三


一个十分困难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的难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如何战胜已经上台、已经占据统治的修正主义？
重庆经验也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首先，重庆经验使我们看到，路线的转变，党的转变，中国社会的转变，通过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政治手段，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重庆经验体现了这一点。重庆经验无疑是自上而下的运作。但是，至少到现在是可行的，又是有效的。
现在虽然还不是整个路线的完全转变，但是，这种部份的局部的带有路线倾向的转变，毕竟还是成功的，还是有可能的。当然，部份、局部、倾向和根本发生变动不是一回事，后者难度要大得不可比，这正是改良的弱点，但是，这也让我们看到，从局部到全体，从量到质，如果措施得当，争取最后根本发生路线转变，也是有可能的。这和历史上成功的革命没有可比性，但是，和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却有可比性，这也是一种历史可能， 一条历史道路。
从党的变化来说，重庆经验证明，广大党员、广大干部，的确是好的。一旦党风坏了时，看起来这个党烂透了，好像党员、干部都是不可救药了。但是，这并不是全面地深刻地对问题的观察。修正主义从来只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只是代表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相信大多数，是我们的一个立足点。“重庆经验”证明，事实正是这样，广大党员、广大干部是愿意并可能跟着正确路线走的，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事业的。就这一点而言，有同志说，中国共产 党还有自身更新的能力，也是可以的，不过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的，不是自身“想还是不想”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不能离开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群众斗争谈问题。
重庆整个社会的变化、风气的变化，还告诉我们。不要看我们国家现在整个社会简直已经腐烂，风气坏到了极处。但是，就像共产 党进城，可以改变***的旧中国；就像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一抓阶级斗争，一搞四清，中国立即出现了新面貌一样，只要路线发生根本转变，抓起阶级斗争，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不能说易如反掌，但肯定不是难题，而且，不会导致动乱，相反，会带来社会安定____真正的“安定团结”。
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历史上都有发生，都留下了历史经验。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一种形式。而社会主义革命，有相当的难度，不然不好解释何以美英法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没有发生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和改良，各有各的利敝，各有各的难处，历史会怎样选择，不是人们主观意志能决定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历史规律的认识，许多还在必然王国之中。像马列毛那样的驾驭历史的人物有几人？谁也不要自满。
其次，“重庆经验”还告诉我们，要想实现路线转变，领导班子是关键。领导班子具有政权的意义。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是决定一切的。这是列宁的名言，自然也是真理。“重庆经验”的产生和推开，离不开以薄熙来为首的领导班子的一致工作。就这一点而言，能否纠正错误路线，首先要看能否组织起一个担当历史重任的领导班子，也正是就这一点看，十八大领导班子的确定，何等重要，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怎样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干部千千万万，不就是出了一个薄熙来吗？他可是走到哪里，就有声有色地干到哪里，就能别开新面。这难道没有道理可寻吗？薄熙来现象值得研究。
由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特点，尤其由于过去强调“作党的训服工具”，现在强调“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就造成，有能力的干部不少，但是，有思想的干部不多，甚至寥寥无几。说“解放思想”，说“开拓精神”，实际推行的，恰恰是相反的东西。可靠的为官之道是听话，是奉迎，是巴结。在这种环境和风气之下，是不可能培养、涌现像薄熙来这样的干部的。薄熙来，甚至习近平、李源潮、余正声等同志都有父辈的背景，讲话、做事总是硬气了很多，也稍微敢于冒尖，就这样，也还是要谨慎小心的。但是，成大事的人，必须是有独立思想，敢反潮流的人，因循守旧，终究不可能开风气、创局面。我说过，没有薄熙来，就没有重庆经验，这不是吹捧，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一个我们民族自古以来总是压制人才、摧残人才、扼杀人才的事实。就是薄熙来，现在也难说就能逃脱这一命运。其实，他不仅应该进“九人”，更应该组进“三驾马车”。在落实人大权力的情况下，应该有一个真正敢于并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强硬的委员长。
薄熙来在重庆敢做而且能够作成功，还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就是他尊重毛主席，信仰毛主席，懂毛主席的思想，特别是懂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论____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论。重庆所采取的措施，一言以蔽之，还是没离开毛主席的一套，有变通，有创造，但是，纲，还是主席的一套____社会主义革命论。我们讲反潮流，独立思考，不是个人意见第一，不是固执己见，而是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这就是马列毛主义，更具体点说，主要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理论。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不仅因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而且，因为毛主席的一整套政治艺术，是个庞大的宝库，要想把握好，用得好，很不容易。薄熙来在这一点上是表现了自己的才能的。不服不行，这是可以比较的。全国省、市很多，一比较，高低之分，十分清楚。这就像体育比赛，自己吹没用，百米跑下来，全场倾倒波尔特。当然，又不同于体育比赛，这里首先有一个阶级的标准的问题。
“重庆经验”还告诉我们，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对政治家个人能力的要求也是很高的。文革中，多少风云人物表演过，但站得住的有几人？烟消云散者多多。说政治也是一门艺术，是不错的。政客可以得意于一时，但终就不会成为出色的政治家。马列毛革命导师，驾驭历史、驾驭惊涛骇浪的卓越才能，人所共知，尤其毛主席的政治艺术，更为我们我亲身感受。这是一种才能，需要实践锻炼，也需要天才条件。要想作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没有出色的才能是不可能实现的。
马列毛水平要高，立场、品德要正，工作才能要好，三者具备于一身，方能成大器。“重庆经验”或者说薄熙来现象再次验证了这一点。
再次，“重庆经验”绝不仅仅具有重庆一地的意义，这个经验是有全国意义的。它证明，重庆能作到的，全国都能做到。“重庆经验”不说伟大、至少是一个不小的贡献。这首先是薄熙来同志的一功。
现在的历史任务，自然首先有一个正确评价“重庆经验”的问题，但是，仅此而已，又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认真研究“重庆经验”的基础上，认识“重庆经验”的理论意义、路线意义，道路意义。在这个前题下，下定决心，彻底解放思想，突破邓路线，重返毛列毛主义的正确路线。这才是发展“重庆经验”，推广“重庆经验”，真正展现“重庆经验”历史意义的正确作法。
从重庆走向全国，从“重庆经验”提升到全国经验，从重庆的局部的改革，走向全国的重建社会主义社会，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最根本的目标。


四


现在，对“重庆经验”的看法多有不同。这些不同意见，值得作一些分析。
把“重庆经验”纳入特色理论，是阉割“重庆经验”，致“重庆经验”于死地的说法。以这样的说法为基础，再去鼓吹“薄熙来作总理”，那更是把薄熙来放到火上去烤、给他制造被动。这种看法和作法，在我看来，是不符合“重庆经验”的实际的，在策略上也是不正确的。这可算做是一种右的意见。
和上述看法对立，还有一种“左”的意见。把“重庆经验”看作是改良主义，是一种修正主义者搞的骗局，这样的骗局，不但不是通向解决中国修正主义问题的道路，而且是意在帮助修正主义继续维护行将崩溃的统治。当然，这种意见的更极端一点的表述，那就是不承认现在还存在修正主义的问题，只承认这是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对“重庆经验”也是完全否定的。
持这种意见的同志，经常对如本文所表达的意见，进行批判。认为我们是要对修正主义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对高层领导人，抱有幻想，言重了，更批判我们是一种修正主义观点。
这是很值得毛派认真、严肃地讨论的两个重大策略问题中的一个。另一个则是当前要不要争取民主的问题，这里不谈。仅这一个问题，就有相当的复杂性。
我们所以坚持说现在还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我在许多文章中已多次说过，这是就我们面临的矛盾的特殊性而言的。这一定性，不仅不排除这一矛盾的基本属性是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阶级斗争，而且，只是更确切地表述这一矛盾的特殊性，更正确地进行这一阶级斗争。没有矛盾的特殊性，就没有事物。只是坚持事物的共性，用共性代替个性，恰恰是教条主义思维的陷阱。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类，毛主席对修正主义苏联的概括，都是我们在思想方法上应该效法的榜样。
这里最大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自上而下的路线调整的可能性的问题。
我们不能不承认，所有革命导师，从马恩经列宁、斯大林，到毛主席，从来都是激烈批判改良主义、批判阶级投降主义的，这有大量的论述和他们的实践为证；但是，同样不能不承认的是，他们也从来没有否定过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也都没有放弃过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前提下，向最好的最廉价的和平前途作努力。这也有他们的大量的论述和实践为证。这是大家都熟知的，在理论上不是问题，不必多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背诵语录所能解决的，而是如何对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作正确的判断。
现在，大家都强调毛主席揭示的一个真理，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法西斯专政，是比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更坏的专制体制。
在这种剥夺了一切民主权利的法西斯专政的条件下，还要不要争取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民主权利，还要不要通过这种批判去教育群众、发动群众、乃至组织群众。
修正主义总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们要不要揭露修正主义的这种欺骗性，有没有必要反其道而行之，打着红旗反黑旗，打着红旗树红旗，宣传马列毛主义，批判修正主义。
坚持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斗争，是不是坚持阶级斗争，是不是发动群众起来反对修正主义统治的必要手段，
从这几个方面看，定性修正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我觉得是完全应该肯定的，是当前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和组成部分。
在进行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关于对广大党员的看法，特别是对党内有没有可能存在、可能产生或促其产生的反修力量的问题，对于高层领导的某些个人是否有可能发生转变或者是经过斗争促其转变的可能，恐怕是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
听其言，观其行。我是反对盲目吹捧某些领导人的，我主张尊重事实，从事实出发，历史给了什么，我们就面对什么。胡是一种情况，温是一种情况，以薄为代表的几个接班人是又一种情况，我们要负责任地面对实际情况决定我们的斗争情况。
这不是一个一般道理的问题，就一般道理而言，毛主席的说法就是最准确的道理。就是要相信党员大多数，就是要相信事物是可以分析的，也就是说，高层也不是铁板一块。更重要的是还是从实际谈问题。具体说，对于像习近平、薄熙来等这样的同志，到底应该作怎样的分析，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实践问题。
我写过这样的文章。这里不去重复。我只简要说，有几个事实不能忽视。
1、毛主席的教育，毛主席的思想，对党内同志，包括对高层同志，是会起作用的。
2、曾经经历过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实践锻炼，是会起作用的。
3、革命家庭的背景，父母的革命精神、尤其是对毛主席的崇敬，对下一代是会起作用的。
当然，这只是环境和外来因素对这些人的影响，最后的落脚点，还是看这些人的政治表现。
薄熙来同志就是一个典型。一个好典型。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骗局。因为，我不认为这是薄熙来一个人的特殊的仅有的现象。这只是一个代表，突出的好的代表，他代表了一个群体，一种可能，这就是党内的确存在和修正主义对立的力量。我们应该承认这个力量的客观存在，促进这个力量的尽快发展，而不是否定、更不能反对这个力量。当着茅于轼们，甚至那位总理，攻击薄熙来、攻击重庆经验为文革余毒的时候，难道我们应该和他们站在一起吗？荒唐。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在这个问题上，正是这样。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立场问题。其中的道理，正是对重庆经验的一种评估。
无论是从一般道理上来看，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说党内存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健康力量，是符合实际的，我们很多毛派同志本身就是中国共产 党的党员，我们不能连自己也否定掉，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错误的。
我们这样分析，并不是说，我们的斗争就是制造对高层的幻想，就是期待高层出清天大老爷，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我们的立足点只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只能依靠马列毛主义的正确指导，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正是这样的斗争，才是推动党内健康力量赖以产生、发展的可靠基础

没有群众的斗争，修正主义是不可能发生分化的，更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如果说，现在修正主义统治者有点发慌，那不过是群众起来斗争的结果，他们一再强调维稳，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感到了局面不稳，所谓不稳，就是因为群众在觉醒，在起来，在斗争。所以，不仅不应该把分化、推动党内、高层的工作和发动群众起来斗争的工作对立起来，相反，这两方面的工作是一致的，不可分开的，当然，更不是对立的。
我所以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还有这样一个机会。这就是毛主席留下的机会。简言之，毛主席不仅留下了他的思想，而且，留下了受他教育的几代人。这是特定的毛泽 东时代的特定历史产物。如果失去这次机会，自然规律送走了这几代人，那这个历史条件也就不复存在。当然，历史总是发展的，我们不能采取“九斤老太”的哲学，但是，历史的发展又是要走弯路的，历史不存在笔直大道。
不是吗？我看到有些年轻的读了几句马列毛、高喊着革命口号要把我们这些老朽踩在脚下的同志，我就想起文革中那些同样喊着高昂的战斗口号，拍着胸脯，把别人打翻在地，自称“造反派的脾气”的革命战士。他们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当年的高昂的革命精神到哪里去了呢？这段历史不要再重演。革命是伟大的神圣的，也许就是因为革命不是家常便饭，历史并不天天表演革命，那样，革命就太容易因而也太廉价了。不要亵渎革命了，“告别”革命，是不懂革命；空喊革命，也是不懂革命。而且，高喊过后就是告别。
我可能是右倾保守，我对全世界的革命形势并不乐观。我没有忘记毛主席以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后等待革命高潮到来的判断犯了错误为例，说明革命者有时常犯急性病的错误。列宁本人也不止一次说在战时共产主 义政策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正确的应该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后退。至于我们的历史，发生过这样的错误，更是大家感同身受的。毛主席的意见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导师们可都是革命巨匠。右倾自然不好，左倾也不符合历史节奏。
自马克思恩格斯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发动革命是一个事实。列宁曾寄大希望于德国，但最后落空。匈牙利革命曾使列宁非常高兴，但是，这个革命很快失败。国际革命的口号不能代替历史事实。
俄国发生了革命，中国发生了革命，但是，正如列宁说的，俄国落后，革命的起点低，取得革命胜利容易，而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却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历史验证了列宁的科学论断。发达国家的革命起点高，所以不容易发动。列宁期待二者互补，但是，历史更复杂。
历史的事实是，两个起点低的革命，一个已经失败，一个已经变修。而发达国家，在二战后有了一个平稳的发展。
危机时有发生，占领华尔街，也令人激动，但是，离革命，我看还有相当的距离。见风就是雨，好像世界革命立即到来，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很简单，我们看不到革命必须具备的必要条件。空话不能代替事实和科学。历史不是靠吹牛前进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高的社会形态，当着人们自愿地要求建立这样一个社会时，无论是就生产力、生产关系，还是就人的素质，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毛主席曾经苦斗追求这些条件。但是，这不是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你看今天的中国，倒退到了何等程度，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历史基础是怎样的。
我不是个历史悲观论者，也不是资本主义补课论者，我是个更崇尚历史追求的人。但是，我不能不尊重历史唯物论，不能不尊重历史科学，我只是在想，我们能够真正做到什么，不是幻想做到什么。
我的意思很清楚，我们要珍惜历史机会，不要错过历史给于的最后的在中国挽救社会主义、重建社会主义的可能。一但这点儿可能也失去，那我敢断言，社会主义在中国将会被大大推迟。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就是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即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将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不管谁去说大话，这个历史趋势的力量是狂妄所不能阻挡的。
三条道路变成了两条道路。权贵资本主义、封建性资本主义。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太落后，也许可以再撑几年，但被历史淘汰是不用怀疑的，苏东就是铁证。剩下了两条，如果下一代的领导人，还是不想搞社会主义，那么历史将会推动他们搞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重庆经验”也可以成为这样的启动，也可以体现这样的方向。但也因此大大贬值。
作为一个忠诚毛主义者，我还是希望“重庆经验”是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重建的序幕。但是，希望毕竟只是希望。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从希望走向失望的十年，在历史加速度般地前进的今天，就是我们可以再等，历史也不会等。历史会不耐烦的，人民也会不耐烦的。不要觉得中国人软弱，过份地压制会造就坚强。看看中国近代历史吧。
要么人民扮演伟大的历史创造者，要么习近平、薄熙来和人民一起扮演伟大的历史创造者，要么什么都没有。平庸的人们只配创造平庸的历史。要那样，我们将愧对历史，毛主席也真的死了。
怎么办？
让我们勇敢地接受历史的考验。鼓起革命勇气，在毛主席思想指引下，实现重建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转折。


2011。11。20 于德国马克思家乡红思屡克




反 共右派正在给薄熙来加分
__正确认识王立军事件




和许多善良的人们一样，我为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使馆，感到遗憾。这是他的政治生命的结束。但是，和这些善良的人们对薄熙来同志的担心不一样，面对反 共右派借王立军事件，对薄熙来同志掀起的造谣、诬陷，攻击，我不但不担心，而且心中暗自高兴。不是我们盲目吹捧薄熙来，敌人正在换一个角度吹捧薄熙来。他们给的罪名越重，造的谣言越多，仇恨薄熙来的心理暴露得越彻底，越是在给薄熙来加分。和他们扳倒薄熙来的主观愿望相违背，这是在给薄熙来抬轿子，把薄熙来抬到了共产 党的英雄的位置上。
善良的同志们不用担心。该走的，走了；该升的，会升。说入常无望，那是反 共右派的一厢情愿，这个一厢情愿，更让共产 党看到，就是需要像薄熙来这样能被反 共分子“可劲”反对的立场坚定的同志。右派朋友打错了算盘。在十八大就要召开的关键时刻，你们无意帮了薄熙来一个大忙____这倒不是他要的。没有什么大道理。毛主席说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中国共产 党会照这个道理办事。
在目前情况下，说王立军事件是“中国政治逆转的标志性事件”，是错误地解读这一事件和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夸大了反 共右派的起哄，没有足够的事实和道理支撑这一观点。这个结论，反映了有的同志，从思想方法上来说，的确还不善于用马列毛主义的方法看问题，不善于从分析现实的阶级关系及其矛盾状况、发展状况看问题，有意无意地走偏锋，夸大其词，耸人听闻，这在政治上是极不严肃的。
恩格斯曾经高度赞扬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本天才的著作。特别称道，当雾月政变像晴天霹雳引起了整个政治界振动和不解的时刻，马克思却科学分析了事变是法国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以致随后发生的一切都在不断验证马克思的预言的正确。恩格斯解释了马克思的方法。简单说，就是唯物史观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应该学习马克思的方法。王立军事件自然是无法和拿破仑上台相比的，可算小事一桩。但是，看待这样的政治问题，不能受错误方法的干扰，还是要坚持马列毛主义的科学分析的方法。
王立军事件的确凿消息，来自中美两国政府、首先是中国政府的正式通报。不能听信一两个反 共网站的谣言。那些谣言是很低级的。一看就应该清楚是造谣。但是，问题就发生在有些同志不是一看就清楚，缺乏正确判断的能力。过去常说，要不信谣，不传谣。这是一个原则。一个政治原则，也是一个看问题的原则。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注意。看问题必须要有可靠的事实作根据，一旦失实，结论肯定就会不正确。至于说什么，“与重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王立军，便成为用来杀鸡吓猴的政治祭品，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美国国务院和中国买办汉奸第一次联合或者巧合制造的政治威慑标本。”这样影射中国政府、中国总理，是原则的错误，没有事实根据。硬把此次王立军个人的问题，和重庆经验联系起来，是反 共右派的伎俩，我们的正确的态度恰恰是应该将二者分开。
不管什么原因，哪怕是健康原因，私自进入美国领事馆就越过了政治底线。这和林彪出走是一个道理。现在主张为林彪翻案的人说，林彪是被主席、总理逼走的。这显然是脆弱的辩护和不道德的诬陷。就是逼，你就走？而且驾飞机走？说林立果挟持，元帅能被小儿挟持？都是站不住脚的诡辩。进入美国使馆是对自我的政治否定。多少老同志受过审查、批斗，没有人这样做。陶铸同志被定了叛徒，还赋诗掏出红心交给党。就是当年我们这些还很年轻的同志，也受过审查、批斗，也有一个是否经得起考验的问题。习仲勋同志在游街去批斗会场的汽车上，抽了个机会，连忙对身边的同样在受批斗的大学校长江隆基同志叮嘱，“要经得起考验”。在这样的自身不保的情况下，能这样做，能吃得起委曲，才是真正的共产 党人。王立军犯了原则错误。这本身也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合乎规律的正常现象。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的队伍里就不出问题，照样出，不然也不合阶级斗争规律。我们不必替王立军作无原则的辩护。
王立军出了问题，不等于打黑就要被否定。就是就王立军个人而言，对于他的打黑工作，该怎样评价还是要怎样评价。历史是变化的，人也是变化的，只能沿着历史的轨迹如实描述、正确评价。
更重要的是，打黑不是王立军个人的工作，这是在重庆市委、市委书记薄熙来领导下开展的工作，功也罢，过也罢，主要责任在市委，在薄熙来同志。重庆日报在事件后，整版报导，肯定打黑带来的平安重庆的成绩，这是尊重事实的正确看法。
其实，本来王立军事件并不是一个太大的事件。已经倒台的几位大人物，论官的大小，影响的程度，都远在王立军之上。这个事件所以迅速被炒作、被夸大，特别是谣言造得这样多，还是当前的政治形势、阶级斗争形势决定的。
这个事件被关注，说到底，还是冲着薄熙来来的。再进一步说，所以对薄熙来这样不满、甚至仇视，还是因为薄熙来搞了个重庆经验，而这个重庆经验，虽然人们还在说这说那，评价不一，但社会主义倾向却是越来越明确了。更进一步说，这位薄熙来，现在不过是地方大员，还不足畏，一旦十八大入常，成了中央领导，加上高估重庆经验的习近平、李源潮等人以及能够正确评价文革的余正声，甚至包括现在也在打黑的汪洋等人，这样一个领导班子组织起来，会干什么，不是清清楚楚吗？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就是冲着社会主义来的，就是冲着要搞社会主义的共产 党人、共产 党来的。
别看我们对修正主义路线意见很大，但反 共右派可不这样看。你看，帝国主义饶了苏东的修正主义了吗？没有。一定要把你搞垮，一定要把社会主义这面旗子____哪怕是虚假的，扯下来，把社会主义这个牌子，砸烂，把领导人送进监狱，把叛徒送上总统宝座。现在，我们这里并不能摆脱这样的命运。更何况，我们的红二代在觉醒，毛派在斗争，一切更复杂，一切更尖锐。这就是王立军事件的深刻的政治背景、阶级斗争背景。你不作阶级分析，只看具体事情，是不会深刻认识事件的本质和严重意义的。
在这样的斗争关口，我们要坚定地支持薄熙来，坚定地支持一切向毛主席路线回归、向社会主义回归的进步的方针、政策、言论、行动。这是对我们毛派的一次检验，希望我们能交合格的答卷。可能有的左派同志不这样看，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重庆只是在搞改良主义，是在延缓修正主义的统治，是在麻痹群众，因而是反动的，是不能支持的。我个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说改良，主要是指一些具体政策和说法，例如，说分蛋糕，只讲分配，当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也没有超出社会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是，重庆的政策、说法、做法是多方面的，有些是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的东西。例如，对干部的要求，例如“唱红打黑”，等等，就理论，就实践，都是社会主义倾向的东西。
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当然要听命于中央，就这样还是谣言四起，非要扑灭重庆经验不可。左派的要求高，但对现在的薄熙来的位置不适合，除非他和我们的同志处于相同的位置上，而真要这样，也就不能发挥现在的作用，以及我们希望未来可能发挥的作用。
和修正主义斗争是很复杂的斗争。薄熙来已经很是难得，很不平常。我们应该珍惜历史给予的这个机会。要尊重现实。不要忘记，在苏东，我们看到的全是失败。更不要忘了，三十年来，我们没有获得斗倒修正主义的机会。就是最革命的同志也没有掀起一点风浪。我是一直坚持斗争的当事者，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每一场斗争我都参予过，我们迎来的总是失败。这是残酷的，但是，是真实的，是大话、空话无法改变的真实。我们要尊重事实，这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人民负责。不要忘记，人民群众在重庆如果能得到一点实惠的东西，他们会感到比得到一点“革命”的空话更满意。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不能作人民的尾巴，但是，又不能不尊重人民的意愿。一切革命的路线和策略，只能从人民可以接受的现实可能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这是革命导师反复教导我们的，而实际生活、实际斗争的复杂，也常常会因为究竟应该怎样做而发生对策略理解的分歧。我并不肯定我的意见一定对，我只希望同志们能认真研究，心平气和地讨论，而不是以我划线，盲目给别人上纲上线。
在我的理解中，和机会主义策略的根本界线是明确的。就是，是否以坚持马列毛主义为纲，去做工作、去斗争，是否以坚持社会主义为纲，去做工作、去斗争；如果放弃马列毛主义原则，放弃社会主义原则，一味地去依附、去顺从，甚至去拍马、去投机，那就是搞机会主义，也就是以修正主义对待修正主义。
围绕王立军事件发生的一切，应该给党的领导人以启示。阶级斗争是存在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存在的。这个矛盾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且是无法调和的。话怎么说是一回事，本质是清楚的。“公平、正义”之类的好听话，双方都可以说，但这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选拔干部，一直有个组织审查，过去还有个对敌斗争的表现问题。现在不提了。但是，这一次，敌人把这个考验给了薄熙来，党应该接受这个考验的结果。薄熙来是合格的共产 党人，是合格的共产 党的领导人。
薄熙来同志是成熟的政治家。他很敏锐，他事先给我们打了招呼。他说我们出点事，有人就可劲地造谣、攻击，就是预见到王立军的事一旦揭开，就会有戏看。果然不出所料。他近日的题词，那也是一个态度，一是旗帜鲜明，二是立场坚定，横眉冷对。滇池旁，从容戏耍天鹅，那是告诉我们，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必惊慌失措。我们的同志，还需要向薄熙来同志的水平看齐。
最后，还是回到老话。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是不符合实际的，不承认整个世界范围里还存在阶级斗争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习近平同志访美就是去斗争的。自然这是一种外交形式的斗争，也需要“友好的、动听的”外交语言，但骨子里还是阶级斗争。这根弦是不能丢的，丢了，就会吃亏。外事是这样，内政也是这样。
毛主席是革命导师，是马列毛主义大师，他的教导是我们唯一能够夺取建设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法宝，他为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路线，是党的生命线，这是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十八大就是要在这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重新接受这个历史事实证明了的真理，重新老老实实地真正地举起毛主席这面旗帜、马列毛主义这面旗帜，执行已经在***有过表述，但还没有着力宣传、更没有认真落实的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和经济建设的路线。
这就是：四个坚持是总纲，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开放是动力。



2012。2。16 于德国马克思家乡红思屡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