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论”—— 当代中国无产阶级崛起宣言！

“民工论”—— 当代中国无产阶级崛起宣言！
地铁流
近年来，有许多网络文章试图对中国当代社会做出阶级分析，但多流于空泛和教条。苏拉密先生从破产小农的经济状况分析入手，做出了破产小农属于无产阶级的论断；并以此做出 “以‘农民工’为基础、并‘市民工’、‘学民工’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的结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意味着继中国当代工人阶级在珠三角长三角波澜起伏的工运浪潮、和当代无产阶级农民在连绵不绝的抗暴运动中出现在现实舞台之后；又以“大器晚成”的身姿在理论视野闪亮登场。现实与理论的结合，标志着中国当代工人阶级和当代无产阶级全面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与左派把目光锁定在“下岗职工”、“失地农民”不同，苏拉密先生则认为“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只代表历史身份并不代表现实经济地位，他们一经产生就很快分化分散为各种阶层；就如同早已不存在“知青”阶层一样。与照搬教条不同，苏拉密先生把深入的社会调查和经济数据分析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苏拉密先生对破产小农经济状况的分析和阶级属性的定位，最早出现于《“中美国”，民族矛盾的背后…》一文，在该文《第一章：所有的制改变》中作者论述了“全民所有制”到“国有制”的改变彻底剥夺了农民的工业产权与工业分配：

“国有制”的确立，使国民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业产权，从持股人和主人公身份沦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圈地运动”。

在“国有化”之后，城市劳动者尚可依靠体制的劳动保障权，以工资、职工医院、子弟学校、工人俱乐部等方式从国有工业链条上获得一定的分配；而农民却因户籍、行业、职业和享有耕地经营权的区别从此和国有工业资源斩断了一切分配联系，存在的只是购买关系。
…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有化”切断了农民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产权联系，剥夺了农民的“平均持股人”身份和已经唾手可得的工业红利。如果要说有“剪刀”差，那还真是“剪”得干净利落—— 就是“国有化”这“卡擦”一剪子！

在该文《第二章 分配的倾斜》里作者首先对中国当代的“非无产阶级”进行了初步的阶级划分：

特权和资本家集团无疑占据着财富和分配链的顶端；国家公务员、国家职员靠着皇粮国税成为体制的“分肥”集团；国有垄断企业“体制职工”靠着集团经营成为国有资产的利润瓜分集团，国有一般企业“体制职工”以 “零租赁”（指经营集团无需向国家交纳资产租用费）成为国有资产使用权的把持集团。以上4种人成为全民所有制“国有化”和“再分割”的利益获得或部分利益保持群体。

第4种人属于第3种的边缘化。他们能否成为实际受益者要看“人品”——即行业景气、企业经营、企业领导集团等复杂因素。一部分企业会破产、职工下岗；但至少他们比“体制外”劳动者保持了国有资产的免费使用权或者这种权利的补偿——买断、低保。这个阶层和“毕业即失业”的高等院校左翼学生构成了左派主张“回归社会主义主人公地位”的主要受众。这部分人梦还在，这是他们用“穿长衫站着喝酒”的方式区别于外来民工的理由。

接着，作者开始了他的“无产阶级”的划分：

普通劳动者的构成：
破产农民，私有、外资企业雇佣工人、国有企业“体制外”雇佣工人，城市“体制外”就业劳动者、自由劳动者，中等学校（包括技校）毕业生…构成了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人群，约占中国人口的70%左右。这些无产阶级劳动者没有任何劳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国家极少的社会保障投入也往往被前面论及的4种和体制有关的人群占用。他们唯一获得社会分配的渠道就是廉价出卖劳动力——低工资。对于这些无产阶级劳动者来说失业就意味着饥饿。——我们将这种现象定义为：“分配的极度单一和低下”。

接下来，作者对破产农民进行了详尽的经济状况分析，这是本文意义最为重大的部分，它构成了“苏拉密阶级论”的基石，也规定了民工作为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背景：


农民及农民工的阶级属性：

农业生产存在着和工业生产完全不同的特点：

⑴ 农业劳动对产品填充具有季节性和不可连续性（比如，不到季节就不能进行收获劳动；地里如果没有了草，除草劳动再延续下去也是无效劳动）；

⑵ 农业生产资料的不可扩张性（除西北、东北外，内地每农业人口平均耕地仅为1.2亩。目前，尚无手段像扩大矿物资源一样扩大耕地面积）；

⑶ 农业环境的相对不可改变性、农业生产资料的不可移动性（不能用盖厂房的方式完全改变农业生产环境，不能用4个轮子把耕地移动到环境更好的地域）；

这些因素决定了自80年代延续至今的家庭承包制农业在完全的市场环境中必然破产，WTO以后的国际市场影响更加剧了破产的彻底性。这是毫无选择的唯一结局。

以目前生产条件较好的华北平原地区为例，每农业人口平均耕地为1亩，5口之家5亩土地在风调雨顺的最好年景全年最多可收获5吨粮食（小麦+玉米），最高产值为10000元，扣除6000元生产成本（种子、化肥、农药、灌溉、耕作），家庭可获工资性收入4000元，人均年收入为800元，人均月收入为66.6元，66.6元相当于66.6斤粮食，吃30天填饱肚子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吃盐，要保持裸体状况。这么说来，现有的农业生产是可以完成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和维持劳动者不吃盐的裸体生存的，说“破产”还是有点耸人听闻的。

但是，我们知道，人类最简单的再生产不仅包括了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还包括着人口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虽然计划生育缩小了人口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规模，但传宗接代还是要的吧？那么老爹老娘死了的火化费、老婆得癌症的化疗费、儿子娶媳妇的彩礼费、女儿上高中的学杂费、儿媳生孩子的剖腹费、房屋漏了的修补费……这些人口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必须成本从哪里来？

由于一些左派用“左”“右”来“简化”阶级划分、一些工人理论家缺失农村视野、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对原著的生搬硬套，造成了一些有意无意地将农民定义为“小资”性质的“小生产者”的现象。不错，“小生产者”他们曾经是，可现在他们已经破产了，破产的“小生产者”就叫无产阶级；破产得越彻底，就越无产阶级。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2009年，“全国农村人均年收入突破5000元大关”，在本文案例里，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华北平原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人均农业年收入最高才800元，仅为5000元的16%。这个数据说明：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农业的破产，3亿农业劳动力被抛向社会，由“小生产者”转变为 “一般无产阶级劳动者”。


继前文之后，2011年初以来，苏拉密先生连载了《论张宏良及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宏文，本文一经出现，虽然全文还未完工，乌有也只准批判不准转载，但依然以其崭新的视野震惊了左派阵营。有人赞誉为“划时代”“最伟大”，有人严正警告“不要试图超越***”，有人敏锐地洞察到其对“社会主义”的“刨根”。

该文以一个并不新鲜的概念——“体制”作为出发点，论述了中国现存体制的“官僚性”“小资性”和对***时代的“历史继承性”。以“体制界限”划分了“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毫不客气地将“体制职工”称为“官工”，排除在无产阶级之外；粗暴地规定只有“民工”才是工人阶级。引来一片惊诧，讨伐声不绝于耳。

该文一反传统教科书对农民“小生产者”的定性，认为自明清以来，“小资产阶级农民”不是中国农民的主体，“无产阶级农民”才是中国农民的主体：

斯大林和“国际”认为中共不是一个工人党，而是一个“农民小资党”。
“农民小资”的提法是违背中国现实的——因为中国和俄国的情况很不相同。自明朝中叶以来，由于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兼并、小农的破产，中国的大部分小农早就达不到“自耕”标准了，他们连地主、资本家、官员、教授家丫鬟的地位高都没有，根本就没“资格”小资。

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和农民，按照传统的说法，工人属于“无产阶级”，农民属于“非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但作者对二者的属性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并对“体制职工”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挞。

50年代中期后，国家开始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体制”随之扩大到经济部门。“国营”（包括地方国营和大集体）正编工人和国家干部没啥差别，都属于“国家职工”。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数目最多的农村人民公社，未被纳入国家体制，社员未能获得以工资制度、供应制度、退休制度、医疗制度、票证制度等“俸禄制度”构成的体制身份，仍然停留在“民”的等次。

小资和工人吃上“俸禄”当了“官”，而曾经的革命主力军却为人做嫁衣，依然完粮纳税、听天由命、生老病死。虽说这是千百年来历史的延续，也是国家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导向和“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体现；但是，这种体制性的等级制度合理吗？应该延续和能够延续吗？***很愤恨地说这叫“资产阶级法权”。一生追求平等、为农民说话办事、依靠农民夺取了政权的***，进行人民公社化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为了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把人民公社也纳入国家体制，但这个努力终被80年代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化为泡影。

这里，我们看到有一支新的强大力量在兴起——“工人阶级”加入了国家体制。也许是***深刻认识到了“小资党”的问题，想通过“工人体制”来实现对“小资体制”的改变。但现在看来，通过“缔造”方式产生的“工人体制”并不见得比“小资体制”能好到哪里。

工人阶级的“体制化”，使工人阶级和小资一样“傍定”国家成为“官人”。当自己的革命先辈和同盟军——农民，在经过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而越来越显示出无产阶级属性时，而新生的工人阶级却蜕变为“官”。他们通过享用国家对农村的征收而成为间接的“剥削者”；通过对工业产品的优先享用而成为特权阶层——工贵；“工贵”的本质是小资。

如果说在70年代中国有一个阶层最接近无产阶级的话，那绝不是模仿小资体制缔造出的体制工人，而是通过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的农民——既不私有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和中型以上的农机具，也不拥有国家体制的“隐资本”。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当占社会人口80%的农民尚处于基础生产资料（人均耕地）非常匮乏、相对于大自然的解放十分有限、却还在为工业建设艰苦地“挤”出剩余产品的历史阶段；任何其他社会各阶层去谋求自身的“优先解放”，都必然走向反动。工人阶级尤为突出，因为这意味着背叛。

有人说，没有私属生产资料，就是无产阶级。但请不要忘了，体制、身份、地位、特权也可以给人带来利益，只要能够带来劳动以外的利益，就是资本。要不凭啥你的子弟可以加入工人队伍而农民子弟就不行？我们在以后的“企业改制”中会看到一种叫做“买断”的政策，所谓“买断”就是动用国有企业的净资产置换正编职工的身份。不是资本凭啥人家和你置换？不是资本凭啥在同一个国企中你就可以比农民工多拿几倍？而且农民工在干苦活、重活、累活、危险活时你们做监工？如果以前你还可以说是知识的差异，那么现在农民子弟和其他体制外青年也都本科、专科化了，凭啥不能和你同等待遇？你是不是还可以说是“技术”的因素？你的技术是不是练出来的？其他人为啥就没资格用国家的材料设备去练技术？更有甚者，从破产倒闭的集体、地方企业流入国有打工的技术工人，干着技术活，拿的还不到体制内“吃干饭”人员的1/3。

你比别人多吃多占多分配凭的就是身份！身份就是你的资本。别人可以不眼红你，因为公务员比你更“身份”，但你也绝无资格说自己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只要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文化知识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资本，包括劳动阶级拥有的经验技术也同样具有资本的性质。但一般说来“知识小资”是社会的进步力量。靠“身份”多吃多占，是社会的寄生虫，是最腐朽的阶级，比产业资产阶级还反动。说是“小资”，实际根本不配一个“资”字，说“封建余孽”倒还差不不多。

对于“无产阶级农民”“农民工”的伟大历史意义，作者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抒发和坚定不易的论断：

与体制的封闭性、排他性相反，农村则敞开了宽广的胸怀，一方面以“剩余产品”供养体制，一方面以人均耕地被“摊薄”为代价接纳上亿的（知青、下放干部、下放工人）体制冗余；而且还在默默地创造着消灭“二元化”、被体制“认同”的条件。

70年代中期后，农业工业化、农村社会化、农民工人化已曙光初见。

以北京郊区双桥人民公社为例：在1975——1981年，双桥人民公社改制为“双桥农场”，生产大队为“分场”，实行职工工资化，干部国家化。分场和国营农场几无差别，分场厂部设有政工组、农工工会、妇联、工业组、农业组、渔业组、多种经营组、农工学校、医院、俱乐部…等机构。农工可与同地区城镇集体企业对调流动；干部或由国家派遣或由农工“以工代干”。

以河南省沁阳县西向人民公社第五生产大队第八生产小队为例：由于开办玻璃钢工业， 1975年，八队的集体存款已达30多万元。现在看30万不过就是一个科级小官僚一次受贿能拿到的数字，但在1975年农村建造一所占地300m2、建筑面积100m2的3开间院落，造价仅为500—1000元。30万约折合当今的3000—5000万。而这个生产队才20多户、1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到每个家庭都有今天的200万。八队当时定的工资为99元，相当于17级干部（县委书记）、老红军、八级工（上海102元、北京90元）的水平，发生过“正式工”要求退职回家当农民的事。

在全国更普遍的范围，农业学大寨和水利、机械、化肥等工业成果推动了农村发展，社队企业如雨后春笋。新兴的社队企业和原有的城镇集体企业享有同等地位。

体制在拒绝农民，而农民却在追求体制。这种追求也许包含着对体制消极因素的嫉妒与渴慕；但是，一个包括了所有社会成员的体制就是“无体制”，就是对体制的反动，就是打倒体制。这就如同***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描述的那样，“牙床”本不是什么好东西，“滚一下牙床”却是革命！虽说消灭了这样的差别还会产生那样的差别；但是，消灭现存差别就是革命。

因为中国的农民最吃苦、最贫穷、最低层；只有消灭差别，他们才能够获得自身的解放。因此他们才能够成为消灭差别的最坚决动力；因此他们担负起了本应工人阶级担负的历史使命；从而放射出了无产阶级的夺目光辉。

但是，在中国农民迎来工业化解放与社会化解放的万顷霞光之前，人民公社被社会主导力重又得到强化的小资产阶级解体了。以农民的“小生产”习性为“可接受”的前提，以社会主义运动创造的水利工程、农田基本建设的现代化成果为可依赖的基础，“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村恢复为“现代小农体制”。一刀斩断了农民与他们以战争赢得的国家体制、以及用他们剩余产品奠基的工业体系的所有联系；任其自生自灭。为日后的“三农”问题埋下了祸根。但是，更加值得骄傲的是，体制差别、二元化、“三农”问题、小农破产…等因素的叠加作用，为继承了先辈无产属性的“农民工”——大器晚成的中国真产业工人阶级播下了龙种——正因为被剥夺了所有机会，他们彻底绝望；正因为被“二元”，他们遭受多重的歧视压迫；因此，他们更加嫉恨体制，更加革命。
苏拉密先生事后在《马列毛论坛》的跟帖讨论中毫不掩饰地承认，中国文人都是势利眼，他本人也不能脱俗。看到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阶级的主体，他就来树碑立传，论证中国农民伟大的身世与农民工荣耀的家谱，为以后得奖赏。

在这篇文章里，苏拉密先生延续并深化了前文的阶级划分法。他首先承认农民也具有“资本性”：

严格说来，包产到户形成的“小农体制”也是一种“身份资本”——不具有农民“身份”也无法获得“责任田”的承包权。


但他又以详细的计算得出“获利性”极小的结论：

但是，这个资本的获利性极小。本文作者详细计算得出，“小农体制”的土地正常受益为户均（5口之家）年收入4000元、人均年收入800元，比城市最低户均年收入6000元（2口人领取低保、无其它收入）还要低。人均年收入800元，只占农村人均全收入的13.5%，城市人均年收入4.0%（2010年）。除了这一点点微薄的收入来源于“小农体制”外，农民的其他收入就彻底来源于完全无体制的“无人身依附、自由出卖劳动”。


也就是说，对于普通“包产到户”形成的“体制农民”来说，“土地使用权”的资本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们的几乎所有收入来源于打工——“无身份工人”。因此，可以看作“纯无产阶级”。


接着，作者把他的“无产阶级农民”和被体制“踢出”的“下岗职工”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对比研究：

“下岗职工”较少部分沦为“城市贫民”或回归农村，大部分还是在忿恨中保住了“市民阶层”。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市民”在当代中国也具有“身份资本”的性质。当下岗职工转化为“一般市民阶层”后，往往和体制还保持着或多或少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一方面对体制的“翻脸不认人”耿耿于怀，一方面对“过去的好时光”延留着依恋和幻想。因此，他们往往是“红歌派”的构成部分。

他们和体制仍保留的联系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许多下岗职工拥有的“福利住房”、“小产权房”等本身就是原有“体制身份”的延续。2010年，中国农业产值只占社会总产值的9.60%，说明城市是经济生活的主体。在城市拥有住房、拥有家庭是取得分配的“超劳动”因素。比如，就业成本低、可便利地介入零星第三产业经营、可顺利地融入市民社会（马克思对此论断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因此，一个人所处的社交层面，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等。有人认为生活住房不属于资本，那么我们问：“富士康”的职工宿舍算不算资本？你把城市看做个“大富士康”，再把城市住房看作“大富士康”内的“职工宿舍”就行了。

其次，下岗职工可优先获得“城市低保”、失业救济等，这是破产农民做梦都不敢想的“美事”。当然，按规定再就业后会失去“低保”和救济。事实上呢，申领低保时确实是规定了很多苛刻条件，比如：不准安装电话、要参加社区义务劳动、每月（或每周）报到一次…等，但多数形同虚设。不让安电话可以用手机，社区义务劳动可以让亲属代劳，每月报到可以不走得太远…目前中国领取城市低保为2500万人左右，再就业或不充分就业后仍在领取低保的不在少数。这样，他们比民工在同等就业情况下却可以比民工多领取一份“低保金”。——这也是“体制身份”的延续。

再次，下岗职工可以获得再就业“优待”，有的优待条件已转化为“资本”。在下岗的初期，党为了“稳定压倒一切”，至少做了一些“促进再就业”的表面文章。比如，追着给你颁发“个体执照”，有的还开办了“下岗职工市场”；下岗职工可以很优惠获得摊位和执照。后来不仅摊位可以几倍转租出去，“执照”也可以每月几百元转租。有的为“下岗职工”办理了“摩的许可证”，现在三轮摩托载客许可证可以每月800元转租给外来民工（相当于营运收入的1/3）。有夫妻都办了“摩的”的，每月先收租1600，如果还找不到好的营生就到广场和退休职工一起“红歌”去——这同样属于“体制身份”的延续。


同时，作者对社会其他阶级、阶层的经济状态和政治倾向进行生动的描写，并给以定性：

还需要说明，有一部分“城市贫民”严格讲来根本就不属于“市民”。因为他们除了“非农业户口”外，在城市一无所有，不包括在任何“城市居委会体制”内，未进入保障部门的统计、管理范围，无处申领低保、失业救济，看病也没有百分之多少的报销，就业不稳定，也未能融入当地的市民社会。比如：“城市漂流族”。这部分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无疑属于无产阶级；但他们大都还在讲究“‘茴’字有四种写法”，或者“梦”还在，因而从“社会学”角度他们尚未加入无产阶级行列。

经过剧烈的分化，留在体制内的小资可分为公务员、教师等“财政小资”，和国企正编职工的“国有小资”。但随着所有制的嬗变，他们都从“主人公小资”降为“雇佣小资”；成为官僚-资本阶级的依附和“分肥”阶层；地位虽然降了，但利益却专一了；他们（体制内小资）和官僚-资本阶级构成了“利益同盟”。

在不讨论小业主、小财东、自耕农、“土地资本化农民”等物质性小资的情况下，体制内外各种小资和“一般市民阶层”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资产阶级主体。其中，对体制最敏感的是“身份小资”、体制退休职工等，他们唯恐体制再发生什么变化。他们或者因为年龄已折腾不起，或者没多少可依赖的知识技术去另谋饭碗，体制要是再出了问题，他们可就“形如丧家”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虽然也会被体制利益“边缘化”，有时也充满了妒忌——看见靠近利益中心的恨不得扑上去咬一口；但体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亲爹，但还是亲舅”。至于那些紧密围绕着体制中心的“身份小资”，应该算是“虽没本事但很会孝顺”的亲儿子吧。

根据“住所状态”以及家庭生活来区别“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这又是作者匠心独具的创举：

据说，在一次讲座后，有人提问了“无产阶级”的问题；据说（还是据说），张宏良恼羞成怒地反问：你说，什么是无产阶级？你们谁是无产阶级？

那么，让中国的社会现实，让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剖析来回答张宏良的反问吧！

厦门郊区有一个靠出租“格子间”给外来打工者的农民业主，在经过了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后认为可以根据人们的“家居”特点，把中国现社会划分为“流动”和“定居”两大阶级。这种划法咋一看很荒谬，细琢磨却暗合马克思的学说。

“流动”，非常符合无产阶级“没有任何人身依附性、自由出卖劳动”的本质。正因为小农破产、正因为下岗后得不到“低保”和像样的再就业“优待”，正因为毕业后不能按照“预期值”加入“体制”或“体面职业”，他们在传统驻地无法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流动”，到他处“讨生活”；但是，在能够“讨”得的地方，他们又买不起房、成不起家、交往不起社会…而又不得不在一定的时间段（一般是逢年过节，而并非农忙）千里迢迢“流动”回老家进行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从事另一种“生产”——“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娶妻生子、繁衍人口的“劳动力再生产”；正因为他们对资本和“体制”没有一点点诸如“保障局”、“摊位”等期盼和顾虑；他们才能“无牵无挂”地去“流动”！

李玉和说“无产者四海为家”，其实这是剧作者缺乏无产阶级实践的“想当然”，准确的说法是“无产者四海无家”；老“家”盖的房子虽还可以，就是没资格留去住；“家”里倒是娶了老婆，就是没资格一起生活。正应了耶稣的话：“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太八：20）。本文作者爷爷一辈上世纪30年代就是“破产农民打工仔”，弟兄四个没有一个人能在上海安家的；父亲这一代托***、毛主席的福全当上了体制职工，都能在城市安身立命。

“流动”还是“定居”，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经济活动”的同时，还能不能进行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这是区别“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一种“生动”划分。这种划法也反映出城市风景的泾渭分明：民工吃饭的小饭馆，连比较贫穷的市民都是不去的；在公交车上，如果不是挤，民工旁是没人择座的；如果附近住了一群民工，市民们就会警惕民工偷东西…“民工”，一个“民”字划下了他们与城市“官人们”的鸿沟。

寻找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不是要到“洛阳周王城广场”的红歌队，也不是要“上”到郑州“黄委会”楼群的“葛丽英沙龙”，而是要乘电梯从葛丽英那“下”来，到“二马路劳务市场”，去领略一下什么叫做“人山人海”和“插标待售”。那还只是零散出卖劳动的非“产业无产阶级”！那些身处深圳、东莞、佛山的外企私企产业工人，那些国有企业的“无名分”产业工人，那些学生工、临时工，那些富士康、广本，那些目无、小宝、止戈、赵理…等熟悉的ID们，他们吃的饭是馊的，每个月只能在网吧上2个小时网；那些在工地的噪音和粉尘中淌汗的民工，那些破产农民，那些城市贫民，他们构成了中国当代庞大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群体，他们代表了8亿中国人口，但张宏良找不到！张宏良能找到的都是上午唱红歌中午有饭吃，下午开沙龙晚上有饭吃，夜里听讲座门票100元的“左派工人”，当然不会有无产阶级啦！

针对“农民拥有生产资料”的论调，苏拉密先生的讽刺小品《中国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老左们抽去“生产资料”的本质——财富性、地位性的荒诞虚伪。

当前中国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没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官员，没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公务员，没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体制工人，哪一个不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灿烂阳光中？所以，中国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

只要把9亿具有生产资料的民工、破产农民，城市个体商贩——卖臭豆腐、混沌的摊位、摩的、水果摊...等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商业小资产阶级都驱逐出境；再以“国进民退”的途径对私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服改造的予以“挤垮”），中国依然是完美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社会主义”。

一些职工被下岗、被踢出了“体制社会主义”，就大喊“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人家那不叫复辟，叫纯洁社会主义队伍。


苏拉密先生的“民工论”“农民论”是“苏拉密阶级论”的核心；也是苏拉密与左派的根本区别和根本对立。标志了中国当代无产阶级理论的形成。
老左不死，他们只是悄然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