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寒、项观奇马克思主义系列辩论

了。尽管你们业已退到了实际已经否定了列毛的“宪政”、退到了“多党制”，但却偏要用一个“社会主义”的前缀来表达你们的“价值追求”：什么“社会主义的宪政”、“社会主义的多党制”，等等。

你们至今不明白，这种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追求”，若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前提，那就与任何宗教救世的“良好愿望”，与任何空想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了。不过在你们几位中，还是李文采来得更彻底一些，他干脆就反对马克思的的唯物史观，他要用他所发明的什么“唯人史观”来代替历史唯物论。所以，以后的辩论，看来我还得将你们几位“社会主义宪政”派合在一起来批驳了。
（二）
以下引用李文采的一段话：

“以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经济基础、实行民主的管理体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体现公平、正义与人道的分配制度和在此基础之上的完备的法律制度和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这就是我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解”。

换一句话说，社会主义就是拧成一股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同舟共济，团结起来干大事。拿什么来团结？拿生产资料公有制，然后实行民主的管理体制。社会主义的一切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因为只有这个主义，才能够战胜封建主义、官僚主义、战胜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国外帝国主义。

至于高寒的“必然”之说，是刻舟求剑、死板教条。用高寒的资本主义对付封闭的小农的封建主义还可以。但是，如果用来对付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国外强大的帝国主义，就是北洋水师的下场了。高寒不自知，还拿着他的“必然”之说批驳别人，那情形，就像关公拿着大刀对着核武器大吼：你不行！我来上！好笑得很啊！

现在不在于你李文采要怎么“换一句话说”地将你的“社会主义”描述成什么，不在于你用比喻来替代论证，而在于、也仅在于：

第一、你的这个“社会主义”属空想还是科学？

第二，如果你的这个社会主义属科学，请给出其依据。

第三，既然你已经点出要害地称你的这个“宪政社会主义”根本不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你李文采所创造发明的“历史唯人论”的基础上，那么，现在我们的争论，就已经不是在“社会主义”这个政治学的领域，而是进入到往往作为政治学论证前提的在历史哲学这个领域里来了。即：究竟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站得住脚，还是你李文采的历史唯人论站得住脚。

第四，不过我倒还是感谢你的直率，你终于捅破了这一层窗户纸：所谓“社会主义宪政派”及其所为之辩护的那种“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愿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束缚、根本就嫌老马的理论碍手碍脚。

第五，建议你先去与被你称颂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的《半社会主义论》的作者项观奇先生讨论一下你的“历史唯人论”理论，看他怎么来看待你的这个所谓创造发明？但愿他，还有崔文华等，不会视你为帮倒忙我看就阿弥陀佛了。

第六，同时，看看你们整个所谓“社会主义宪政派”是否愿意用你的这个“历史唯人论”来作为其基础理论。如果除了你本人以外，至今还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派”接受你的这个历史哲学，那么，你是不是首要应当考虑在你们“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派”内部先统一好思想或口径为好呢？

第七，建议你将你的“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作一番比较，看看究竟会有多少新的贡献。

第八，最后，请记住马恩在《***宣言》中的名言：“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
（三）
总起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派”中，崔文华与我的观点最接近：

1）将列与马区别开来，指出属左倾修正主义；

2）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政治文明阶段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

3）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不等同于国有制，而是指“社会所有制”；

4）对毛，既批判又继承。

而以上几点，则几乎无论是项观奇、还是李文采都还没有达到、或还有这种或那种保留的。

但我与崔文华也有如下根本分歧：

1）他认为（还说是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

2）基于上述1），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是一种消亡型国家或半国家——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阐述是对的。

3）既然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多党制”至少在逻辑上不能排除资产阶级政党的上台执政，那么，他在“宪政民主制”前加上“社会主义”前缀还有何意义？

4）由此影响到他和我对瑞典模式的判定，我判定为它属于资本主义（尽管其社会主义之量变比重已很大）；他则判定为其属于社会主义。而且正是根据这个对同一个模式的完全不同性质的判定，我得出：“***人干（瑞典模式那样的）资本主义”的结论；而他则得出“***人干（瑞典模式那样的）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模式”这样的结论。

5）基于以上3）和4），我与他在对伯恩斯坦及西欧社会民主党之“修正主义”的判定上也略有不同。

6）综合以上分歧，其实最根本的分歧还是这样两点：

a）思想方法论的分歧。也就是说，这种分歧是基于作为以上诸种判断前提的基本理论及其方法论上的分歧。它首先涉及到：何谓马克思主义？何谓修正主义？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甚至必须或必然得出与马恩不同的理论结论，才是遵循而不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相反，我们必须在哪些方面有所坚守，才可能不导向左或右的修正主义。

b）逻辑自洽。这就是我曾谈到过的“人文科学，它的任何一个新论点的提出，都得如类似数学那样，起码横推（导）、竖推，正推、逆推，通通都过得了逻辑自恰关才行。”（高寒：《材料、观点、结构、文笔》）最后顺便提一下，对以上分歧3）所涉及的内容，项观奇的回答是：

“社会主义多党制，是在社会主义宪法指导下的多党制。多党政治活动，是在社会主义宪法规定的范围里进行的，这只会有力于抵制资本主义倾向的危险性，而有力于加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见《半社会主义论》第二题第一点第一小点）

那么，若问，对于众多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党，如何来判断哪个党的是社会主义的呢，靠法院来判吗？法院可能将“***社会主义”与“邓小平社会主义”何者算是社会主义分清楚吗？所以说，这种回答，不仅逻辑上完全不能自洽，实践上亦毫无可操作性，同时也为专制独裁留下了最后的避难所——因为，它要用法律来禁止某种（社会）主义或意识形态或党派。


项观奇：

高寒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普拉昌达的政治局会，斗争在继续。一些左派的批评我不赞成。指手画脚，而且上纲。又不熟悉人家的情况。回过头来一看，高寒先生向包括我在内的三人进攻了。此战法不妥。本来是我们两人辩论。我们三人的观点又不一致，这怎么辩论。更重要的是离开了我们的问题。我再重复一遍我们要辩论的问题。你说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人干资本主义。我说的相反。你说你的观点就是马恩的，我说不是。于是，上次，我提的问题简单而清楚，照你说的马克思主义，现在世界上有没有能干社会主义的。你至今不回答。我们争论的理论。尼共怎样，瑞典怎样，那是另外的事，咱们先把马恩理论原意搞清楚。

至于崔文华的意见，我有不同意见。例如关于列宁。第一，理论上，列宁不是那样看，例如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了主要不是暴力，等等。第二，当时有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就是武装斗争，你怎么搞议会是民主。他在世掌权的时间短。不能离开历史责备。

但是，斯的问题就是理论上有偏差了。个人所有制，他的理解也不对，把股份制也算进来，我有专文讲个人所有制的含意。就是全民所有，社会所有。每个人都有份权利，但又是联合起来的，不可分的。股份是私有，是小私有，概念混乱。瑞典还是资本主义，不看这个实质不行。

另外，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意见也有缺点，恩格斯讲的是形式，我也一再引这句话，但是，不是实质，这个马恩列都有论述。国家机器的本质不能含混。这不是列宁的观点，是马恩的，国家与革命是发挥马恩，不是列宁的。列宁人极聪明，十六岁革命，二十几岁就精通马恩，天才，谁碰他谁是傻瓜。

崔看到左右两方面的问题，我是同意的，我也看，我对毛的批评，毛继东全部摘出，批我。所以，你和崔接近的四点，只有第四点，我能大致同意。说你们接近是对的，崔实际没有超出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对谁也要批判继承。谁没错，没局限。都有。马列毛不可分，有水平高低之分，有错多错少之分，贡献也不一样，但基本思想，一脉相承。先写这些。

高寒兄，你先回答我的问题，照你的马克思主义看，到底现在世界上有能搞社会主义的地方或国家吗？


高寒：

“高寒兄，你先回答我的问题，照你的马克思主义看，到底现在世界上有能搞社会主义的地方或国家吗？”

现在这个争论已越来越陷入“逻辑瓶颈”了。为了让你明白你的失误在哪里，我现在的答复是：请对你的“能搞”，作出定义，即究竟是在哪一种意义上说的“能搞”，然后我再正面回答。


项观奇：

大家看，高寒反问我，『能搞』的定义。我哪里有定义，我的定义全是马恩的。我们的讨论很简单。就是讨论马恩是什么意思，然后看我们两个谁说的是马恩的原义。因为你号称是马恩的原意。我说不是；而我的意思才是马恩原意。这个问题解决了。才有下一个问题，例如那位888老是急着批，我也可以批，至少从马恩就把形势估计乐观了。等等。所以社会主义到现在会是这个局面。都是人，不是神。

但是，这不是我和高寒辩论的题目，我们讨论的应该是马恩是不是认为『能搞』。我说，马恩认为『能搞』，我一开始引的语录就是根据。多了。他们就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成功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到来了，至少对西欧美国是这样看的。当然，他们错了，和1848年他们后来自己也一再说估计错了一样，整个未来估计错了。但是，这可以理解，而且不是基本理论。我还是说，这些，不是我们辩论的题目。要是说这些，我还高估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地位呢，而且正是从历史实际、历史给予的可能这一点来看问题的。我在德国这里活了二十年，工人阶级根本不打算推翻资本主义，吹有什么用？

但是，这不是我们要争论的。要谈这些，你们都有合理的认识，而且，高寒如果换一个说法，就是，看来社会主义暂时还提不到历史日程上来，我们可以在策略上推进社会民主主义，包括崔先生的策略，我也同意。就是国内，我也不反对民主派对专制的冲击。而左派总是两眼盯着右派，忘了毛爷爷说的，『不知道在哪里，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等等。所以，他们实质是右。

至于毛继东批我那些，我就不说了。他就不知道中国是个什么社会，我至少知道，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要是的话，就不会连网上也不能自由说话了。全是一点点教条，比不读的还糟，不读的，面对现实，说实话，读了的，用教条掩盖了现实。这都是题外话。

我为什么可以说题外话了呢？高寒输了。我一条语录，一个问题，把他给将死了。我的聪明的高寒，别争了。没太大意思，还是看实践，研究现实，那些条条老了。我知道，我尊重，但我超越。888不反对了吧，顶多你对毛意见大些，反正问题我也承认，不像毛继东同志，把我批毛的话集中起来，好像不得了。错了。当年意见更大。他指挥不得法，我们老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老是失败。』而我们的正确的意见，到不了他那里。最后完蛋。现在是总结，我是批评了，符合主席思想。大家去看我的《论毛历史思想》一文。长点。但我是忠诚的毛派，我不是现在保卫毛的基本思想，是从1976年就没有停止过。现在趁热闹，说几句牢骚话，早干什么来？不是『小平你好』吗？往好的说是幼稚；哪有你『好』？现在不是找个工作都难了吗？这都是题外话。

高寒输了。那位施先生是不是也这样看啊？说我不是毛主义者，可笑，我不是，还有谁是？玩笑。但也真。全国造反派有几个像我这样，说话算数，坚持到现在。毛继东同志是一个。所以，他可以说我不是，我说他是。我也不辩论。不是个人问题。是一个倾向。我要批就批倾向。暂时不批。有两篇写好，不发。

高寒，我挂免战牌了。好吧？


高寒：

辩论刚刚开始，问题正待深入

1

你已经多次自以为出了一步将军棋，但等我一回帖，你才又恍然大悟，原来根本连最起码的杀着都谈不上呀！所以，我一直希望你能找一找方法论上的原因，我的回答也是有意将你往这方面去引。但你似乎总是不开窍。我一回答，你不是来一番多少有点跑题的感性咏叹调，就是来一个“高寒輸了”这类自我陶醉般的解读。这才真让我有点“哭笑不得”啊！

好吧，言归正传，还是那一句话：当你读完以下帖子后，你还能自信你刚刚说出的那个词儿：“高寒輸了”吗？

你的提问如下：

“照你的马克思主义看，到底现在世界上有能搞社会主义的地方或国家吗？”

假设我俩是在现场当面辩论，我只给你一个字的回答即可：有。

你一定会问：是哪些或在哪里？

那我会再给你两个字：欧美。

你一定或多半会问：可那里不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吗？那里不是至今毫无革命危机的迹象吗？

如此我就会回答：正因为是资本主义、且是成熟的资本主义，所以说“能搞”；正因为还没有“革命危机”，所以说不能按“A”类（譬如列宁、***）方案来搞，只能按“B”（考茨基、伯恩斯坦）类方案去搞，……，

如此等等、等等。

怎么样？到此，你应该开始明白我昨天发问（“请对你的‘能搞’，作出定义，即究竟是在哪一种意义上说的‘能搞’，然后我再正面回答。”）的意思了吧？换言之，我的意思是说：你的问题本身就提得并不高明；你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为什么？因为：在“能搞”后面，可以蕴含着多重含义。它可以是指客观条件，也可以是指主观条件，还可以是指客观主观之综合条件，……，以及诸如此类其他，等等、等等。因此，你若不事先确定一下你的“能搞”之定义，双方若不事先在“能搞”的逻辑意义上达成一致，那么，这个讨论还能进行下去吗——除非我有意与你玩逻辑游戏或辩论游戏，譬如上面的几例问与答。

但我的讨论是认真的，我希望这个讨论能认真进行下去，所以，我一定要请提问者明确和正视自己提问的逻辑意义。然后，我才可能根据其准确的提问含义来正面回答问题了。

如此而已，岂有它哉。这怎么就叫做“高寒输了”呢？

很可惜，你似乎对这一点——任何严肃的辩论双方均要从始至终自觉地遵守逻辑同一律——还找不到感觉。否则，你怎么会回答：“我哪里有定义，我的定义全是马恩的”这种不着边际的话来呢？其实就从你回答的内容来看，也未必如你所说“全是马恩的”。准确些说，应该为：你不过是自以为自己手中的定义就是“马恩的”而已。

2

谈完逻辑，现在可以进入你的“要害”问题了。你的问题依序有如下几种问法：

1）“分歧的要害在于，现在究竟有没有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我引用的***宣言上的那段话，到底有没有现实意义。”

2）“为了使辩论集中而不涉及太多，我还是请高寒明确讲，现在的世界上有具备搞社会主义条件的国家吗？***宣言上的那段话有现实意义吗？”

3）“照你的马克思主义看，到底现在世界上有能搞社会主义的地方或国家吗？”

我的答案如下：

有。在今天的世界上，当然有“能搞”——定义：指历史必然性的客观标准已经达到可以搞——社会主义的国家或地方，但却不是世界每一个国家或地方，尤其不是象中国这样的前资本主义文明国度，能搞社会主义。生活在这种落后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历史任务就是、也只能是：“甩开膀子大干资本主义”。

你引用的《***宣言》上的那一大段话，即今后社会主义国家将实行的十项措施，在今天，其中有的，已经不是什么“有无现实意义”的问题，而是早已被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的问题。譬如:“第二条，征收高额累进税”；“第九条，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第十条，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等等。

必须指出的是：在欧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程度不同地推行着这样一系列社会主义政策的，其相当一个多数，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甚至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形势比人强，历史必然性使然，恰是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胜过再善良、再崇高不过的救世热望。这也就是我在十年前与王若水、郑义论战的那篇《马克思主义辩》中指出过的：资本主义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社会主义。

其实，正是这种“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的、谁也抗不住的东西，才是最具顽强的生命力的东西，才反映了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这就是为什么在***时代总是割不掉那“资本主义的尾巴”；而在邓小平时代又总是反不掉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深层原因。

因此，凡是“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就一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专制社会；而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决不是象列宁所总结的那样“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而应当是“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共产主义了。于是，依据历史必然性，其逻辑假说可列表如下：

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社会 = 末期封建宗法专制社会；

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社会主义的社会 = 末期资本主义社会；

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共产主义的社会 = 末期社会主义社会；
……。

由此即可见，今天的中国属于哪一类社会了。而你们左派却硬要在这种“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去搞什么“社会主义”，这不是拔苗助长又是什么？这不是与历史必然性为敌又是什么？还马克思主义呢，我看这是典型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教条+修正），离马克思主义简直有十万八千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那个以唯物史观作为其全部理论之基石的马克思主义外，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二个马克思主义了。

因此，项观奇先生从马恩关于在欧美国家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任何语录或全部语录中，一丁一点也推论不出他们所谓的应该在前资本主义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之结论来，一丁一点也推论不出在今天的中国，高寒的那个“***/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应当甩开膀子大干资本主义”的理论，就一定不符合“马恩原意”、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来。

怎么样？观奇兄，我的回答够“正面”了吧？

所以，我们分歧的真正要害，并不是项观奇先生满天大撒拦河网而问出的那个什么“今天世界上还有没有能搞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一类问题，而是、也仅仅是这样一个摆在你我面前的单刀直入的尖锐问题：“在今天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吗？”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邓小平的失误就不是他居然去干了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他竟然只能偷偷摸摸地、而不敢理直气壮地干资本主义的问题；是他没能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基础之上的问题，是他根本不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被自由主义弄得晕头转向的问题。所以，今天的中国理论界，中国***的改革理论，就正面临一个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地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来的问题，面临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问题。

3

当你问“不干社会主义还能叫***吗？”其推论前提是基于这样一类判断：“***是在任何时空都干社会主义的党”；“凡***都必须在任何时空干社会主义”。

而当我说“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人干资本主义”，则是基于这样一类判断为前提：“***是在任何时空——包括它遵循历史必然性必须干资本主义时——都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理想的党”；“凡***都必须在任何时空遵循历史唯物论、顺应必然性，引领历史潮流、立足于现实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推进。”；“***人在特定时空、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而且必须干资本主义，舍此不能达致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

所以我们的分歧，其实不过是：看谁的推论前提符合马恩原意、符合马克思主义而已。

这就又不得不涉及到一些更基本、更深入的概念了，即：何谓马克思主义？换言之：既然世界上万事万物之相互区别均在于各自蕴含的质的规定性，那么与形形色色理论相区别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其质的规定性何在？毛继东不承认你是马列毛主义者，你也不承认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问题的要害正出在这里。好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宗教，用“革除教门”的任何方式，统统都起不了作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专门劈有一章来讨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方法。我们现在的讨论，也就站在了它的门口。如果我们的讨论要继续下去，就必须将这个最一般意义上的“元前提”——何谓马克思主义——弄清楚，否则，各自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不一样，从而判定事理的标准和据以推理的前提不一样，往下的讨论还怎么进行呢？譬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修正主义”，……等等、等等，均各说各话，这哪是什么理论交锋，不过是在自说自话发言而谈感想而已。

4

你的“免战牌”我不接受。既然战书是由你下的，那么这“免战”的主动权也就不在你手里了。

我拟将项（观奇）、毛（继东）、李（文采）、崔（文华）放到一起来驳、是取了你们几位的共性。因为从一般意义上说，你们几位都主张搞社会主义宪政民主制，都不承认我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之于中国今天——必须得搞资本主义——的意义。从特殊意义上说，你们是今日中国左派中的最前卫者：已前卫到与本人的主张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步。所以，能将你们几位驳倒，余下的左派“理论”就不足为虑了。况且，如果我们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澄清一些问题，或达成某种共识或默契，这对突破中国***今天的改革理论瓶颈，是会有重大意义的。

当然，你想强调你们之间的个性，这也行。那我以后就一个一个地来驳就是了。特别是对那个毛继东，动辄给人戴帽子，既狂妄又胆怯——咋呼着要公开辩“零八宪章”，可我一接招他就立即缩回——今后看来得重点批一批。他不是多次夸下海口叫阵要与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辩论改革开放理论吗？那是欺那帮御用学者们手中没操马克思主义的真家伙罢了。我想，倘若让我出马代表中共改革派与之辩论，为邓、胡、赵当年开启的中共的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作马克思主义的辩护，那么我可以断定，别说他毛继东、就是整个反改革的老左、新左加到一起，都是不可能会有胜算的。

好了，最后我要说，辩论仍将继续，项兄还需努力。

项观奇：

好，继续讨论吧

有一点，没有分歧了，就是欧美可以搞社会主义。那么，我问，既然这样，***人，在欧美，是应该举社会主义的旗子呢，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是变种的资本主义的旗子呢？

当然，最终还是在落后国家能否搞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主要是历史观方法论的分歧。这里的前提是，***人经过民主革命已经夺取了政权，怎么办？是干资本主义，还是干社会主义？分歧就在这里。当然，也没有多少我的意见，还是马列毛的意见。我只是宣传他们的意见。所以是正宗。

现在就集中在这两个问题上了。

能搞社会主义却要举资本主义的旗子，这逻辑我弄不明白。谁也弄不明白。

这次回答是正面，这样辩论才能深入

高寒回答了这样一点，即***人的政策，资产阶级政党在实行，当然是具体的部份的。不管多少，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只能证明社会主义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可以干社会主义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人要争取的不应该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前途，而是社会主义的前途。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绝不会举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子。所以，从瑞典到德国的社民党的路线只能判定为资产阶级的路线，而不是***人的路线。同样，高寒先生的路线也只能是社民党的资产阶级的路线，***人是不能接受这个修正主义的路线的，所以，中国***不会采取你这条路线，如果他们想真正回到马列毛主义路线上来的话。我给中共提供的可是货真价实的马列毛的路线。这是一块试金石。

这个正面回答暴露我们分歧的焦点，即关于革命危机的问题。按照马列毛的观点，既然资本主义已经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历史可能，那么，就要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子，为实现社会主义奋斗。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谁也不是算命先生只能在运动的现在坚持运动的未来。靠自己的艰辛的工作，准备未来的胜利，而不是举起资本主义的旗子，干资本主义。就是伯恩施坦也不敢这样题问题。***人绝不是在危机到来的时候，才突然宣布干社会主义，而是经年累月的努力之中干社会主义，不然何谈人的历史主动性。在高寒的眼里，人就是规律的木偶。他不会承认，但实际是这样。

2009、5、15、
（高寒注：讨论因突发的“邓玉娇事件”而中断，因“干革命”总比“谈革命”来得要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