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本质及路径：谁最需要宪政？

几乎一夜之间，“宪政”两个字红遍大江南北。不为别的，只因为关于宪政，几家报刊几乎同时放了几声大响炮：

人大法学教授杨晓青在《红旗》杂志撰文称宪政只是资本主义概念而不适合社会主义；切不可单独提“宪法和法律至上”，否则容易掉入“宪政”的话语圈套；《环球时报》社论称“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解放军报》称“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否定某某道路说纯属扯蛋！任何人不可能两次踏进世界上同一条河流，每个人、每个国家、每条道路都是在不断地探索前行，难道你爷爷你爸爸如果是扛锄头种田的，你也必须扛锄头种田，否则就是否定祖先的发展道路？今天的人们耕地用的是拖拉机，锄地用的是除草剂，难不成这是在否定刀耕火种的千年发展道路，死路一条？

我们不妨来看看宪政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的中国是否迫切需要宪政？宪政对谁最有利？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说，宪政的实质一是限权，即限制政府及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限权的一个精巧的技术性手段是分权。二是保障，即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特别是洛克主张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通过宪法和法治的方式践履这样的政治制度，就是宪政。以宪法为灵魂的国家权力的人格化，就是宪政。

如果说这个概念还不太好理解，不妨从宪政之母英国说起。1215年《自由大宪章》奠定了英国近现代宪政基础，是英国宪政之母，而英国宪政是世界宪政之母。它确定了一些重要的原则：确立了法律高于王权的精神；开创了自由人权保护的先河；确立了权力有限的观念；促进了议会制度的确立。大宪章被西方学者称为英格兰自由的奠基石，它的沿革发展确立的精神是：自由民主不是“让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更不是指“让民众直接当家作主”，而是指导“每一个人能够自己统治自己”，宪政不是指“有宪法的政治”，而是指“法律下的政治”。

宪政的核心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其中，“每一个人能够自己统治自己”这句话最为核心和关键，可以说是宪政的灵魂。它的前提就是把本该属于每一个个体的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如迁徙自由、市场自由、言论出版自由）还给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自己；同时把所有的权力哪怕是最高权力严格置于法律的管辖之下，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法律下的政治”下对自己的行为和未来有一个明确的预期，而不是寄托于最高领导者（即使最高领导者本身的权力也是短暂的）喜怒无常的人性。这也就是政府和民众之间重新分配权力，在这个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公民的主体性和政府的合法性同时得到确立！

在当下国人连基本的言论出版权利、基本的财产权都没有保障没有自由（土地被集体，房屋被限购）、而且贫富差距又十分巨大的年代，直接越过宪政谈民主，或者直接迎合民粹谈公平公正，都是太扯蛋而且极其危险的走钢丝，多半会堕入多数人暴政，会重新把国家和民族拉进地狱的深渊。而这个时候谈宪政虽然太奢侈，和与虎谋皮无异（因为权力都有自我扩张的滥用的本性，有些人权力掌控多数资源上瘾），但正因此，更显宪政、限政的珍贵。

宪政首先是通过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生命权、财产权以及各种自由权，让这些权利回到哪怕最一无所有的人手里，而不仅仅是要“一人一票”。须知，英国民主和宪政最早的出发点就是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一开始甚至规定有一定财产的人才有投票权。它牢牢立足于宪政和民主的出发点——保障公民财产权，而财产权是一切权利和自由之源。你应该知道控制了肚子就控制了身体和灵魂这个常识，不信去看看莫言小说，看饥饿状态下是如何可以实现一个馒头诱奸无数女青年的。

这样的权利首先对中国最广大的穷人有利——意味着你的土地你的农房你的户籍你的迁徙都是自由的，你的财产权利发展权利完全回到你自己手里，你可以实现“自己统治自己”而不需要别人代你作主了，这比你“一人一票”或者指望一个救世主去分别人的财产可靠多了，可持续多了。
有人说这样一种与虎谋皮，“既得利益集团”不会同意。其实现有体制下没有永久的既得利益集团，只有短暂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员的任期都极其有限，今天你治下的一亩三分地全是你的，明天就全成了别人的。正是因为权力的短暂，所以每个掌权者都极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之能事，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既有可能得到大量好处，也有可能为惨烈的政治夺权斗争和日后政敌清算埋下了伏笔。

因此，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在限制官员利用权力寻租的同时，也限制了其他官员和政敌利用民粹情绪对他们的清算，不必把官场当战场、把官场当前线、把老婆孩子早早就提前送到国外“大后方”同时与国内的亲人长年遥遥相望。这对“既得利益集团”也是利大于弊。

宪政对企业家阶层也利大于弊。它使竞争变得更加公平，使政府权力不再能够借民粹情绪对企业家阶层展开“杀猪运动”。

总体而言，不论是对企业家还是官员群体，宪政在使他们中的一部分失去非正常暴富机会的同时，却在更大限度上保护了他们生命和财产安全，使之不因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一些政客迎合民粹的需要而无端丧失。想想，如果真要借民粹或者其他理由“杀猪”，首先杀的肯定是那些捞足了的“肥猪”才比较有油水！

宪政对最高领导集团的好处更大！让•莫奈在《欧洲联盟》中说：“人终有一死，我们会被他人取而代之。因此我们不能传承个人的经历，因为它将随我们而去，我们能够留下的只有制度。”通过一个美好的制度安排，让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从此告别仇恨走向自由与繁荣，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必将名垂青史不说，就是从眼下迫切的经济与财政行情来看，宪政已是时不我待——现在由于政府权力过大、百姓权利过小导致地方政府无度征地举债、地方官员无度***、环境无度沦陷的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机制已经难以为继，其最后的成本一定要全部由中央来买单！有人认为只要开动印钞机就能对付，实则短视矣！到时候印钞机赶上不民众的愤怒、维稳经费、环境沦陷和地方债的膨胀！

因此，宪政其实对中国各个阶层都有利，而且也已是当下中国的当务之急。它像清洁的水和清新的空气一样，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必须——少数惟恐天下不乱、欲置国家和民族于混乱与危险境地、然后趁乱打劫火中取栗发国难财夺国难权的除外！

有人认为，一些宪政派学者不提出具体的实现宪政的路径，或以“开放党禁报禁”为具体路径，肯定要吓坏保守派的，其他人则担心突变引发大乱，因此也反对。所以宪政目标确定后，具体路径非常重要。宪政派学者除了要批判反宪政的谬论，更要反思自己，探索渐进的具体路径。

这话我赞成，具体路径和方法在任何时候都比宏大目标更有价值。这也正是反宪政者也不能实现理论自恰的地方！他们只有宏大却自欺欺人甚至自己也不相信的伟大目标和空洞口号，却没有任何改进现实的具体方法和路径。

在宪政道路上，可以有君主立宪，可以有民主立宪。在当下，贫富差距巨大导致民族和民粹情结浓得化不开、经济又陷入不景气的年代，对生命和财产权的漠视常常成为民粹派的基本特征，这种时候民主立宪当然是灾不是福。可行的路径是从立宪最初最原本的道路——“君主立宪”入手，由最高级别的党组织立法定规，实施宪政。具体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

一方面是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市场权迁徙自由权等等，尤其是财产权保障成为当务之急。财产权是一切权利之基石；有恒产者有恒心，稳定的财产权也是民心和社会安定之基石。当下中国多数民众尤其是农民连独立财产权都还没有，建设美好国家、实现中国梦岂不是空中楼阁？

另一方面是严格限制公共权力，尤其是限制各级党的一把手的权力和政府干预微观市场的权力，落实习总书记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现在的中国式治理面临着法治不统一、政令不出中南海信息难进勤政殿的现实困境，党政一把手权力过大，俨然是各地无法无天的土霸王土皇帝，而且是任期极其有限、追求短期经济和政绩利益、我走后把一切责任和后果留给中央和百姓的土皇帝。这对法律、党和中央的权威、地方百姓和自然环境事实上都是致命伤害。中央顶着个威权的名声，事实上除了对下级官员有任命权以外，很多时候名不副实。而任命权严重受制于信息不对称。何妨考虑先把司法、新闻、纪检独立于地方党委之外，由此实现对党政一把手的平级监督。

具体路径和方法可以探讨，关键是，宪政是“把权力关进笼子，把权利还给百姓”的必由之路。任何权力都不是如来佛的掌心，都不是千手观世音，都不是孙悟空七十二变，因此社会必须实现由权治到法治的转变！

历史学者马勇说：“晚清君主立宪时，反对声音不小。力主立宪的达寿告诉朝廷：实行宪政就是不与人民为敌，不与民意相违。如执意拒绝宪政，那么必将被民意抛弃，终被推翻。循世界潮流改专制为宪政，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无非是君主将某些权力还给人民，同时赋予人民一些义务。人民介入国家大事，自然落实了政治权力合法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站在历史的节骨眼上。

最后，改南唐后主李煜词结尾：

威权春梦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环球”风，故国不堪回首雾霾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海蜃罢？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指缝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