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只许“宪政”，凭啥禁言“红色”？

18大以来，舆论导向出现了正能量上升的积极变化。然而，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意识形态正能量上升的同时，意识形态的负能量也在疯狂反扑，甚至继续攻城略地。毛泽 东同志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意识形态阵地永远不会是真空，任何有关“去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如果不是幼稚，就是别有用心，我们切勿上当受骗。话语权之争正在展开，正能量能否压倒负能量？未来几年的历史将很快做出回答。

一、所谓“7个不准讲”

最近网上盛传“7个不准讲”。所谓“7个不准讲”，其实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极端化了的用语。据我了解，并不是什么“7个不准讲”，而是中国共产 党有了意识形态阵地的自觉性，提出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客观存在的斗争。

把中共敢于在意识形态上与资产阶级宪政、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的大忽悠进行较量，说成是什么“7个不准讲”，这完全是有人在混淆概念，故意歪曲。摆事实讲道理，旗帜鲜明地与错误言论进行PK，本来就是共产 党作为执政党的分内之事，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讲呢？不是“不准讲”，而是“怎么讲”。毛主席说“毒草可以肥田”，反面教员的作用不可少，就是这个意思。

最近有两篇学术文章遭到右派的疯狂围剿：一篇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写的《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另一篇是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写的《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李慎明的文章不过是对丑化中共领袖毛泽 东的作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杨晓青的文章只不过是对宪政的本质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在我看来，还不够到位）。结果，右派就像挨了打的猴子，纷纷跳将出来，其语言之恶毒，其敌对之刻骨，恨不能将作者寝皮食肉，已经全然没有声讨所谓“7个不准讲”的绅士风度。

多少年来，官方舆论、大学课堂几乎清一色的“不准讲”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思想，甚至连“红色”、“红歌”都成了敏感词，唯恐禁之不绝，这难道不是众所周之的事实吗？一直以来，主流媒体都在鼓吹“7个只准讲”，现在有人对“7个只准讲”提出不同看法，就被扣上“不准讲话”的大帽子。李慎明和杨晓青没有按照右派的立场来讲话，所以就要搞死他们。这哪里还有半点“坚决捍卫你说话权利”的影子，这是地地道道的“只准我讲，不准你讲”。这就是右派的“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吗？神马玩意儿！

前几天我在某高校做讲座，吃饭时在座的一位老师告诉我，所谓“7个不准讲”，已经传达到校头一级，但还没有向教授们传达，想必反弹会很大。听他的意思，好像中共的意识形态稍微带点红颜色（仅仅是淡红色），有人就如丧考批，惶惶不可终日。红色是共产 党的本色，今天我党宣传自己本色的意识形态，居然也只能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那样运作，这是不是有点喜剧？我禁不住想起了骆宾王的愤怒：“试看今日域中，竟是谁家天下？”

不止一个老师愤愤然地问我：“不准讲‘宪政’，叫我以后怎么讲课？”我差点没喷出来：若不讲“宪政”，连课都不会上了。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邯郸学步”：洋大人走路的姿势没有学会，自己却忘了怎么走路，结果只好爬着回去。这就是多少年来，我党放弃舆论阵地，任由否定派封杀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恶果。

二、我们应当支持谁？

最近柳老师找到我和朱老师，说是习近平的“两个不能否定”的讲话出来后，大家有些困惑。什么情况？有点像前年我们支持红色模式出现的分歧。柳老师倡议大家搞个座谈，挺一下正确的舆论导向。我和朱老师都支持，为什么要支持？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我对柳老师说：习总书记的讲话谁最不爽？右派最不爽——不信，你们看看右派的反应就清楚了。30多年来，右派一直都很爽，能让右派不爽的事情还真的不多。所以，只要是让右派不爽的事情，我们就要挺！

不过我给柳老师提了一个建议：不要把精力和智力都集中在比谁的口号喊得响亮，不要搞内斗。现在还不是比谁的思想更纯洁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习总书记的讲话让右派炸了窝，正在组织力量反扑。左派倒好，自己人打得不可开交，首先比谁更纯洁，谁最革命。这不是让茅于轼很爽吗，这不是让右派看笑话吗？澄清问题当然必要，但要讲策略，要看时间地点。

总之，我们支持“两个不能否定”，并非因为讲话的人是总书记，而是因为在目前的背景下，中国共产 党的总书记讲了这样有分量的话，让大多数人民深受鼓舞，不容易！

三、茅于轼的“反思”？

拙文《“两个不能否定”否定了谁？》，原本是提交给《学习习近平讲话座谈会》的发言稿。文章在网上挂出来后，反映比较热烈，跟帖比较多。反对的大概有两类，一类跟帖质问我：“有人想反思质疑一下，不是被斥为汉奸被全民公诉了吗？”那意思是说：你赵某人不是说“后30年并不天然具有免于反思的特权”么，为啥茅于轼“反思”了一下前30年，就成了全民公敌了呢？

我在想，写这跟帖的右派还算是文明银，没有像袁腾飞那样满嘴大便。但是，除了“全民公敌”这个描述是事实外，他说的是事实吗？大家看看茅于轼的言行，哪里是在“反思”，纯粹是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比如，茅于轼那个臭名昭著的“不准给住在公租房的穷人修卫生间”的理论，是“反思”吗？根本就不是什么“反思”，而是反人类的反动！

茅于轼的这类“反动”比比皆是。有人已经把他的“反动”言论编辑成册，有兴趣的同志可以上网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反思”还是“反动”。

四、关于“绕来绕去”

还有一类跟帖批评我，说我是在绕弯弯，“绕来绕去说了一堆闲话”，“一个字都不提阶级斗争”，“是和稀泥装好人”，“是在卖迷魂汤”。那意思是说：你为啥不走捷径，为啥不高呼革命口号，为啥不直捣白宫和五角大楼？你没有打到一切，你革命不彻底，你就是修正主义分子。

这让我想起前年在支持红色模式的时候，成都的同志曾经也发生过类似的争论。记得当时有位老同志的发言说得很恳切，他说：“当红色模式还在走第一步的时候，你就斥责他为啥不走第三步、第五步？”按照“最革命”的逻辑，红色模式根本就不该一步一步地走，为啥不跳起来飞？干脆一个筋斗上天得了。

但是同志们想想，一个筋斗上天将会是什么结果？“跨越式发展”不是不可以，我也想一个筋斗翻上云霄。但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要以客观环境和实际条件为转移。

最近央视在上演《苦难辉煌》，我在看，建议大家也看看（当然，影片有败笔，我将另文讨论）。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以后，林彪给中革军委写信，指责毛泽 东“尽走弓背路，不走弓弦路”。说白了，就是指责毛泽 东绕来绕去“绕弯弯”，不走捷径，不敢和敌人短兵相接，不敢硬嗑拼刺刀。

同志们想想，在***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下，那个从来也不绕弯弯的直肠子德国人李德同志，那个革命很彻底的博古同志，高呼着革命口号（有电报为证），率领着8万6千红军直接扑向湘江，英勇倒是英勇，结果却很悲催，几乎把红军的家底给“彻底革命”玩完。

我想问一下诸位，今天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所面临的围追堵截，和当年长征中的红军做个比较，是不是有些相似之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