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民骐：中国决不能走西方民主“政改”之路

真正的共产 党人为了追求真理，是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主义队伍的内部，为了探索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寻求劳动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应该进行广泛的、充分的、坦率的讨论，也应该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由于各人在社会实践方面的经历不同，对马列毛原理的理解有差别，与工农的结合程度有深浅，各自的观点出现一些分歧是正常的。
但是，必须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分歧，原则性的分歧和非原则性的分歧。只要都是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但是因为具体看法不同、策略主张不同而产生的分歧，总得来说，都属于次要的、具体的、非原则性的分歧。
比如在一部分马列毛主义同志与乌有之乡的一部分同志之间关于执政党的性质以及转变的可能性存在着分歧。但是，当个别人跳出来明目张胆地支持资本家进中央的时候，他就遭到了包括绝大多数乌有之乡同志在内的广大马列毛群众的批判。这就说明，绝大多数乌有之乡的同志归根结底是要社会主义的，是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的，因而他们与另外一部分马列毛同志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同一个营垒内部的分歧，是属于策略性的、非原则性的。
读了项观奇同志最近的几篇文章：“支持xx倡议、果断启动政改”；“到底谁是极右派、西化派、资改派”；“要突出路线这个纲”。不得不说，项观奇同志在这几篇文章中所表达的主要观点是错误的，并且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严重的政治错误。项观奇同志经常说到“路线”，从路线上来说，项观奇同志是犯了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其本质与当年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是一样的。这是原则性的分歧，是不能含糊的。
项观奇同志是参加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老同志，对于马列毛术语是熟悉的，很多错误的观点往往与正确的词句夹杂在一起。项观奇同志的文章一般篇幅又都比较长，思绪比较多，要从中理出脉络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尽管如此，反复阅读项观奇同志的文章，还是可以看出他的一些主要观点。
关于中国目前的社会性质，项观奇同志认为中国目前属于“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官僚专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上属于不彻底的资本主义、政治上属于“法西斯专制”，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与中国这种最坏的资本主义相比较，所谓“社会民主资本主义”是一种进步。因此，项观奇同志主张，“当前的首要历史任务是争取人民民主”，“反对专制，走向民主，这是打击修正主义要害”，并且认为这是可行的，因为前苏联、东欧、台湾据说就实现了比较进步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其中台湾还实践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个可能性不但有、而且很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项观奇同志认为，可以“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统一战线”。
当然，项观奇同志仍然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只不过他认为在世界上资产阶级仍然占绝对优势，走社会主义道路“很艰难”，因此最多也就是搞成个“半社会主义”。
项观奇同志高度评价某位中央领导，认为在“目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他是“谈论中国问题最深刻的一个”，“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揭露是符合实际的，他反复提出中国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反映了中国历史的要求，是要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按照项观奇同志的说法，这位中央领导的意见，“远远走在了薄熙来的前面，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担着风险，受到反对，首先是党内修正主义的反对。”
项观奇同志认为中国问题的要害是“政治”。政治当然是要害，但是项观奇同志所关心的“要害”恐怕不是政治的实质（也就是哪个阶级专政）而是政治的形式（也就是阶级专政的具体手段和表现形式）。项观奇同志的观点虽有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无非就是，只要是“专制”的形式，不论其它，一定是最坏；而只要是“民主”的形式，不论其它，一定比“专制”更好。
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却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经济基础来说，今日的中国，劳动人民固然是被压迫、被剥削。但是劳动力可以自由买卖呀，资本家可以自由剥削呀，还可以自由造假呀，这算得上封建法西斯吗？与民主的印度、民主的俄罗斯、民主的东欧、民主的东南亚、民主的非洲、民主的拉丁美洲相比，中国的劳动人民也不见得更受压迫、更受剥削，中国的腐 败也不见得更厉害，中国的政府也不见得更加专制。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略有不同。这个略有不同，一是历史上工人阶级斗争的成果，但是主要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残酷地剥削广大的第三世界再用其剥削来的超额利润给工人贵族分一杯羹的结果。这种雅典式的民主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即使这种雅典式的民主现在也已经苟延残喘。现在的世界形势，根本不是项观奇同志所说的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正在流行。恰恰相反，历史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早已经垮台，就是其残余现在也处于最后瓦解的过程中。当今的世界，不是社会主义很艰难，而是资本主义很艰难。
在资产阶级民主日薄西山的今天，项观奇同志却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有进步性，我们应当补民主的课，搞社会主义也只能是“半社会主义”。这里有个问题，在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半社会主义”呢？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形式上也是“一党专制”，是不是还不如台湾的“三民主义”呢，是不是也需要进步到资产阶级民主呢？
既然在二十世纪中期，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什么就不能创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呢？当然，历史不能重演，今天不会也不应当照搬过去的模式。但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大锅饭、铁饭碗、人民公社，这些都是为过去历史经验证明行之有效的、从根本上对劳动人民有利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先把这些恢复起来，走一段回头路，打好了基础再创新，又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我们必须发扬无产阶级民主，必须继承巴黎公社、苏维埃还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先进历史经验，坚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将一切形式的走资派扼杀在萌芽之中。但是，所有这一切的大前提，是无产阶级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
有的同志会认为，我们现在搞点改良，先不要“好高骛远”，先给人民争取点自由民主权利，有什么不好呢？这些同志有必要考虑一个问题：既然这个自由民主这么好、对劳动人民这么有利，可以一步一步引导着资产阶级把作为“要害”的政权交出来，没有了这个“要害”，“修正主义”据说就垮台了；那么，难道资产阶级是傻瓜吗？你项观奇同志一要求，或者左派一呼吁、一游行，人家就把“要害”交出来了？明明是与虎谋皮，项观奇同志还认为自己不是好高骛远。
当然，在项观奇同志看来，某些中央领导乃至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是真心实意地相信普世价值的。让笔者怎么说呢，这种政治天真与陈独秀先生倒是可有一比。陈独秀先生是个好人，但是他的先搞“国民革命”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几乎无可挽回的损失。
项观奇同志所主张的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统一战线、先争取点自由民主的政治路线，中国的无产阶级不是没有实践过啊，殷鉴不远，二十二年前而已，为此中国的无产阶级付出了血的代价。这个血的代价，必须由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来负责。血的代价，付一次就可以了。
俄罗斯、前苏联其它地区、东欧的无产阶级也是跟随资产阶级民主派搞了民主啊，社会主义的成果全部丧失，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沦为与第三世界为伍。当然，在项观奇同志看来，因为这些国家搞了民主，反动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相比起“修正主义”仍然是“进步”？
我们要争取改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每天都在进行的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都是争取“改良”。国企工人反对私有化的斗争、私企工人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待遇的斗争、一般劳动群众反对资本家假冒伪劣的斗争，都是改良性质的斗争。这种争取改良的斗争不仅必然越来越广泛，而且必然取得越来越多的胜利。这不是因为，资产阶级在纸上给与劳动人民的权利越来越多了（写在纸上的东西是不可以当真的，这是政治常识，也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常识）；而是因为，中国与世界的总的阶级力量对比在向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方向发生着变化。
应当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待“重庆模式”的历史地位。重庆模式发生了，固然不是如某些左派同志所说的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但更不是如项观奇同志所说的，是什么在“专制”下搞“社会民主”，还不如“普世价值”。
项观奇同志所赞赏的那位中央领导，好话说了很多很多，但是说得实在太多了，演技又实在并不很高明，以至于观众已经越来越少了。在这曲终人散之际，项观奇同志上赶着来捧场，实在是有些不合天时。至于项观奇同志此文一发，在左派内部引起的种种不良反应，自然是地利人和皆失，殊为不智。
这位中央领导有哪些政绩呢？他确实对于一部分群众给了一些小恩小惠，但那是慷国家之慨。他更可以慷国家之慨，救世界资本主义，开放转基因，开放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战略部门，对“民营”资本家那也是无微不至地关怀。但是，何曾见他动过跨国公司和资本家哪怕一根汗毛？
相比之下，重庆模式好歹杀了几个贪官、杀了一批黑社会。老百姓可以过几天不提心吊胆的日子。最主要的，在中国现在的许多地方，贪官和黑社会就是地方资产阶级的实际政权基础。杀了他们，就是对一部分资产阶级实行了专政，这才引起了全国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代理人的极大不满。
重庆模式的实践，标志着资产阶级的重大分裂。少数优秀的资产阶级政治人物已经认识到，民心可用、民心不可违。马列毛最深厚的力量在于广大劳动群众之中，资本主义复辟的时间越久，广大劳动人民就越是觉醒、对于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的怀念就越是强烈，资产阶级就越是不敢改旗易帜。
毛主席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就是一个紧箍咒。中国的资产阶级恨得咬牙切齿，很想把这个像一摘了事，但是实在是不敢；而且越往后，劳动人民就更加觉醒，毛主席的像就更加没人敢摘，牢牢地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稳当得很。
笔者衷心地希望，项观奇同志能抛弃自己错误的观点，回到真正的马列毛的立场上，与广大的马列毛同志一起，争取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