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中国的世界秩序

由 ??? 周六 29 六月 2013 - 21:05

在中国，没有有组织的力量能代替共。产党，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只有共。产党能整垮共。产党。现在反党的公知、知本家多数在共。产党内，三部曲，先拍党吹党，再吃党喝党，现在骂党损党，最后挖个坑埋党，还说是救党。政治上的僵化保守的老路和经济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邪路是公知、知本家做大做强的土壤。新的党中央治标先行，破心中贼，站稳脚跟，为治本赢得空间和时间。新的党中央在五年内彻底铲除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再出“六、四风波”的土壤，这是广大人民的期许。——张木生

十八大之后，最让人提气的事，有两件。一是习总书记“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问题愈演愈烈”，首次出现在总书记的公开话语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最引人关注的治国理政动作莫过于反腐。败。在各种腐。败案件不断曝光的情况下，执政党没有显示出“投鼠忌器”的迹象，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进一步提出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老虎”与“苍蝇”一起打等等，社会各界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讨论也继续深入。一个“八项规定”，谁也没想到，能在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中产生如此大的定力与气场。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化了社会的这一希望，新领导层做事的大刀阔斧和雷厉风行留给公众极深印象，他们的坚定、敢于担当、豁达以及亲民的真诚不断带来惊喜和振奋，他们的决策能力和建立社会最大公约数的能力对应了社会的迫切需求。中国虽然问题很多，但如今恰是雄心勃勃的时候。未来十年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巨大轮子一刻不能空转，反腐。败、社会公平正义都须有货真价实的进展，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团结。这也是支撑中国对外复杂博弈的关键。外部压力不会让中国喘息，它将更热衷于寻找中国内部的缝隙趁火打劫。中国问题这么多，由官方主导一一解决它们根本顾不过来。但只要在解决突出问题上有实质进展，就会营造趋势和信心，一些问题的内在固执会在势的压力下自动弯曲。全世界如今有能力解决实质问题的国家并不多，一步大的主动性就有可能带动国家的战略形势。中国问题多，但现在也恰是解决问题杠杆最多的时候。我们相信，习总书记和党中央有魄力，也有能力撬动中国社会的积极和热情，中国的未来在与一个美好的确定性拉起手来。1政治清明对于官场也是一种净化，能将之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中解脱出来，这对大家都是善莫大焉。从目前态势看，反腐高压还只是手段，像是一个个战役，更具战略性的是执政党提出的反特权。虽然在公开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反特权着墨不太多，但简洁的表达已经透露出执政党将有重要动作的指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是，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共。产党执政后，特权与反特权一直如影随形。提到反特权，不能不回溯到1956年执政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如同今日一样异常复杂，尤其是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等，提出了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尖锐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劳动工农群众”“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在我们国家和党内，“也可能产生一个新贵族阶层”。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客观而言，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仍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并且在一些领域内形式上得到强化、利益内容上得到固化。《商君书》有言：“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蒐一官之生，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古人的认识相当深刻，足为我们之镜鉴。

正当中国社会又处于一个开创新机的重要关口，无论是经济组织还是社会组织都在进行艰难的转型，都在“大转型”。反特权就像一个枢纽，牵连着依法治国、收入分配改革、官员财产公开、预算透明等当下中国的重要改革节点。我们期望，执政党以反特权为推动力之一，在净化自身的同时亦把国家的改革事业又推进一大步。我们也希望新的党中央能够不负民众厚望，在反特权上更加“给力”。改革开放35年，允许资本的发展救文革之弊，政左经右。最该反思的是改革开放，最该改革的是改革本身。吴市场敬琏说改革不到位，到位是全盘私有化和普世价值。先治标，后治本，先党内民主后社会民主。先整风，后开全党理论务虚会，先给共。产党员立规矩，让党员像个共。产党的样子，再明确治国方略，五年内完成《改革开放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在中国，没有有组织的力量能代替共。产党，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只有共。产党能整垮共。产党。现在反党的公知、知本家多数在共。产党内，三部曲，先拍党吹党，再吃党喝党，现在骂党损党，最后挖个坑埋党，还说是救党。政治上的僵化保守的老路和经济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邪路是公知、知本家做大做强的土壤。新的党中央治标先行，破心中贼，站稳脚跟，为治本赢得空间和时间。新的党中央在五年内彻底铲除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再出“***风波”的土壤，这是广大人民的期许。二是几个80后的青年人任冲昊等，下大工夫，用全球视角，写出了《大目标》一书。这部书内容宏丰，视野开阔，见解不群，开启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学新青年的先声。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忧患深思之所得。

习总书记说，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更是有创新、敢担当年轻人的天下。虽然他们的某些见解还离不开青年人的青涩与稚嫩，不可能弹无虚发，十拿九稳，但端赖大节无亏仍令人击节叹赏。它为一个重新兴起的大国亟需解决的全球定位提供了一种清晰中国视角。尤其是他们看明白了：改革难，难就难在它是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最难改。苏联解体、东欧易帜，美国很得意，但好戏还在后头。解围，难免妥协。彻底妥协有三条，一是卷旗，二是解体，三是缴枪。这事，小国容易大国难。

现在全世界重归保守。保守是无路可走。美国，你越乱，它越挑；你越虚，它越给下猛药，目的是操控乱局，当世界改革的总设计师。

但《大目标》的后生可畏，他们硬是提出了，不走帝国主义之路，不与帝国主义分享未来！

世界最难改变的是美欧决定的世界格局。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我们中国人都是在场者、体验者、吃苦者、转危为机者。避过了无赖的老千赌博，残酷的丛林法则。任他声东击西、祸水东移、欲擒故纵、虚张声势，我们投石问路，韬光养晦，任凭东南西北风，咬定发展的大局不放松。明知不可能有什么战略互信，但中国和美欧决不搞成零和博弈。未来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内，对外关系，中美关系最重要，也是最大的未知数。

多亏有中国这般帮忙，中美经济互补，几十年不会改变的大格局。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将会比较严峻，中国经济发展也会出现重大的阶段性变化，中国将面临考验和挑战。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需要在三个层面做好准备工作：从短期看，要管好投资，不能再盲目扩大规模；要控制好现金流、关注风险，严格管理，努力降低成本；中期看，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重塑中国竞争力的基础，努力进入新的市场、进入更高的产业层次；从体制方面看，特别需要强调战略意识和科学的决策体制建设，这也是中国强筋固本的基础。

一、战略不互信，不搞零和博弈

国际经济环境不看好美国经济。实际上，美国标榜的力量，耍钱玩弹，才是硬道理，生物链的高端。发达的美国，发达到一定水平，就不事生产，实体经济绝大部分转出去，光剩下高端服务业、军工、高科技，满世界的人才他掐尖。卖专利、卖品牌、卖金融产品，当赌场的庄家。你吃草，我吃你。全世界玩的，哪样不是它玩剩下的？它坐在产业链的高端，耍钱玩弹，耍钱帮玩弹，别提多爽。文治靠耍钱，世界是个大赌场，美国是庄家，穷奢极侈，层层放债，层层欠债，专消费你，藏负于民。20年来，世界三场金融大风暴，美国拉下一屁股屎，中国帮它擦得最多，美其名曰“互利共赢”。武功靠玩弹，兵不厌“炸”，炸弹的“炸”。一年七千亿美元的军费，占世界的一半。玩弹是各种先进武器，穷兵黩武，历届总统，都酷爱打仗，美国有战争依赖症，战争DNA，过期的武器卖出去，自己玩最新的，谁都玩不过它。韩战、越战，美国也有砸锅崴泥哭鼻子的时候，但它好了伤疤忘了痛，记吃不记打。冷战后，苏联没了，中国软了，美国可以撒疯了。

现代民主，都是由政客代表老板，替普通人做主。选战民主，不是社会民主。社会是老板的财产，可以世袭，可以专制，不用选举。老板领导白领，这是自由的阶梯。美国领导自由世界，自由世界领导全世界，或曰：美国领导联合国，北约领导俄国，日本领导中国，这是美国理想的民主秩序。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霸主，其经济发展的状态与科技革命的长周期相关。如果科技发展出现革命性变化，美国经济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期，否则只能保持比较低水平的增长。目前，世界科技创新还没有出现革命性变化的迹象，所以美国经济保持低增长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只有裂压页岩技术有所突破。）

美国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原因是金融创新泡沫破灭造成大量财富损失。这导致了一是信用危机，二是需求萎缩，公司投资和消费者开支都会减少。由于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国际资本不断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到美国，而且美元是国际性货币，美国拥有铸币权。因此，虽然美国债务比重相当高，但不会出现债务危机。表面上，美国经的问题是：金融创新做过了头，导致了泡沫和危机，美国的钢铁工业基本已经退出，汽车工业也很困难。互联网和金融衍生品的创新都造成了泡沫，说明对这些新产业的预期和估值过高。奥巴马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但是实施起来很困难。因为美国现在的制造业只占GDP的17％，除了高科技产业和军工业外，其他产业因为没有成本优势基本都转移出去了，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美国近年来四次“量化宽松”，如果美国是正常国家，依靠自己，它的逻辑是：早就破产了，国家破产。

“债务上限危机”2011年5月到2013年5月，从美国国会两党已经打算为债务问题吵上起码两年。为什么他们不能干脆点，直接把债务上限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或者干脆不封顶呢？这是因为两党争吵的核心是“收的税怎样才够还上欠的债”，如果他们不能达成解决方案，美国的信用评级可能会被下调，甚至发生金融崩溃。

美元当前的主要发行机制是，美联储从财政部购买国债，财政部由此得到美元，再以财政支付形式把这些美元注入到社会进行流通。而美国财政部支付国债收益率的担保则是未来的税收。也就是说，美元的基础是美国国债，美国国债的基础是未来的税收。要增加美元供应量通常要增发国债，而增发国债就意味着未来要加税。然而加税空间却可以说已近极限。美国国会两党争吵的就是具体该向哪些人加税。不过，当前美国有3.15亿人口，只有1.1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依靠社会福利资助的人口则有1.27亿人。而1.15亿全职工作人口也不是都可以被加税，因为其中有6100万人年工资低于二万美元。与之相比，据美国证交会前主席克里斯考克斯计算，算上医保、社保和养老金的未来支出，美国的负债已超过86.8万亿美元。要还上这笔债务，靠给五六千万人加税，每人得多缴多少税？

一年半以来美国之所以能过到现在，靠的是在不增加国债发行的情况下，卖出短期国债，置换成同等数量的长期国债。但在不增加新的国债发行量情况下，短期美债也终究会卖完，该措施是不可持续的。因此，目前两党每一次勉强提高债务上限，都是在下狠心决定“姑且提高一点未来税收”。但要大规模“印钞”，已经没有可能性了，因为大幅度加税的空间已不复存在。然而，却有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美国头上，“量化宽松”收购的那些“有毒资产”。这些烂账的存在形式大部分是类似债务担保凭证（CDO）这样的衍生品合约，期限一般是五年。上一次“有毒资产”爆发是2008年，迫使美联储当年“印钞”1.7万亿美元救市。如果2013年某月“有毒资产”合约到期出现高峰，而美国政府又无法“印钞”救市，那时金融崩溃就将可能发生。3美国不崩溃，是有全世界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替它埋单。

欧洲经济。欧债危机和美国的问题完全不一样，其实质是欧元区一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足以维持其过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个矛盾表面化了。这是欧洲一体化的经济代价。在全球，中国与美国最互补，50年内无对手，希拉里的一句话：一个混乱、无序、贫穷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但是其人均收入和福利水平差别并不太大。2008年欧洲国家人均月收入折合人民币约为：法国2.2万、德国2万、意大利1.7万、西班牙1.6万、希腊1.2万。除此之外还有福利因素，比如希腊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退休金占原工资的比重）居然达到了95.7％，排名全球第三，而美国只有40％。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收入和福利高，结果必然是本国企业成本高、产品没有竞争力。

对于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遇到这种矛盾可以用货币贬值来调节。货币贬值后，企业的成本降低，当然国民财富也会缩水。但是进入欧元区后，货币手段只能由欧洲央行来使用，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已经无法运用了，因而所有矛盾都集中到财政的方向上：首先，高福利需要财政补贴支持，财政压力会非常大；第二，为避免经济衰退，政府需要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如果财政没有钱就只能借债，借债还不了就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为防止欧元区解体，欧盟不断采取各种救助措施，前提都是要减少财政赤字，这意味着相关国家政府开支要减少、社会福利水平要降低。不管救助的结果如何，在一段时期中，欧洲各国的政府开支和居民消费都会下降。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欧洲市场的购买力会降低，这个趋势可能要维持若干年，也许会伴随欧洲一体化的整个过程，其间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会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欧洲梦，美梦很难成真。

有了中国的救助，有了法德双核的全力自保，欧元区算是暂时保住了。对中国来说，这是双赢的事情。欧元区保住了，就保住了中国自己那16.1％的对外贸易份额，尤其是那20％的出口份额。而且，若是通过恰到好处的操作，这两个份额可能还会上升！此外，欧元区的存在意味着美国的压力可以有人替他们分担。欧元区也不吃亏，他们不用整日惶惶不安地担心自己的生存问题了。于是，法德双核终于能够定下心来想一想。他们痛定思痛，终于做出了兵分两路的战略规划。第一路：由德国人挂帅，任务是主持进行内部整合，“欧猪五国”逼（国际经济媒体对欧洲五个较弱经济体的贬称）交出经济主权，并且进行经济改革，打好基础，好在未来同中、美一决高下。第二路：由法国人挂帅，任务则是主外，目的就是继续推进“地中海联盟”计划—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欧元区大军所到之处，人仰马翻。纵横江湖数十年的卡扎菲上校栽下马来，丢了性命，为他2008年拒绝加入“地中海联盟”的行为付出了血的代价。大计既定，为了永久杜绝美国人“击破希腊这艘小船，危及整个欧元区连环船”的局面再次重演，法德决定将“金融话语权”从英美手里夺过来。

未来，在欧洲的地盘上，欧洲人将再也不会承认华尔街那颠倒黑白的“三大评级机构”，欧洲人要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他们干的就是华尔街三大造谣机构掘墓。实际上，这一点同中国人想到一起去了，中国人的动作更快，那杆挑战者的大旗已经竖了起来。跟三家造谣机构相反，中国人的评级机构就是要做到“大公正、大公平”，而且要将业务做到“国际”，覆盖全球。

欧洲人接下来的动作，且有划时代的意义。

2011年11月8-9日，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这次大会的主题只有一个：请大伙儿做出最后决定，到底以后是跟着美国人混，还是跟着欧元区混？

这次大会，获得了99％的成功。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中，有26个同意缔结政府间条约，强化财政纪律—只有英国拒绝参加。这一步非同小可，这意味着欧洲各国在危机重压下终于抛弃疑虑，朝着未来统一的欧洲国家迈进了一大步。可以推想，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真正统一的、强大的、内部得到合理整合的新的欧元区即将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在较远的未来，一个面积超过43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五亿、经济总量远超美国而居世界第一的超级经济体将出现在地球上。欧洲梦，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但愿不是春秋大梦。美国要的是环球同此凉热，美国只占便宜不吃亏。

欧洲最大劣势，欧盟27国，都是邦联国，是小国，还有12国是王国，无法与中国传统大一统相比。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不仅有经济主权，而且有国家主权，有最广袤的战略纵深，全国一盘棋。德法永远是按下葫芦又起瓢，第三大欧洲经济体意大利危机晴天霹雳，经济的基本面形如槁木，面如死灰。一波未平，塞浦路斯的金融危机又爆发了。而西班牙，40％的青年人无业可就。不知德法还能覆翻出什么鬼斧神工。中国的得天独厚还真得感谢秦始皇，大一统，书同文，这份大功谁也抹不掉。我们最好前途，替代日本。次好是，人有两只手，美国一只手牵中国，一只手牵日本。

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和美国经济有相似的情况。日本的产业发展和科技水平已经到了世界的前沿，没有新的技术突破很难有大发展。日本中期经济发展的前景可能比美国还要差一些。第一，日本是外向型经济，国际市场不好对日本影响比较大。第二，日本经济的调整余地很小，财政和金融手段已经基本用尽。在财政方面，日本国债占GDP比重为225％，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日本的国债是内债，与欧洲不同，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但是，进一步借债的余地已经很小。在金融方面，日元的利息基本为零，已经没有降息空间了。安倍经济学是一场豪赌，更大的灾难在等待中爆发。

地震、海啸、核漏，日本失落的20年后雪上加霜，屋漏又逢连阴雨，十年换了七个首相的国家，只能用钓鱼岛问题在国内煽情，中国理所当然的强硬，完全可以收放自如。美国、欧洲、日本都属发达经济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很高。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好，今后一段时间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量有限。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量大约占世界经济的60％，所以，世界经济中期也不看好。这种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很大，因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会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下降，并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

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阶段性转折

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已经有30年。1979-2009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0％，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这是奇迹发生的时候，世界仅有。支撑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1.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2.高的储蓄率；3.国外有技术来源；4.较大的国内市场和不断开拓的国际市场。这四个因素，都是“穷”的因素，又是后发优势。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这30年，我国主导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是：收入提高，市场形成；国内储蓄与国外技术相结合，马上形成投资和产业；依托广大的国内市场，企业可以发展得很大；国内市场饱和后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第一波，1979-1984年，以轻纺工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挤垮了许多国家的同类产业，使中国成为轻纺工业的出口大国。第二波，1985-1990年，以家电产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日用消费品需求满足后，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家电市场饱和，家电企业开始外向型发展，中国成为家电出口大国。第三波，1990-2000年，基础设施产业群。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居民家电需求基本满足，到2000年左右，国内通信业增长开始趋缓，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转而开始外向发展，依靠低成本优势占据了相当大的国际市场份额。第四波，2000年至今，以高速路、高铁、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住房和汽车市场的形成，说明中国和世界产业的前沿已经比较接近了。在发达国家，住房和汽车依然是主要的实物消费品，汽车、住房的销售量仍然是其判断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指标。高速路、高铁直逼美国，甚至超过美国。第五波，今后的发展动力来源于新型城市化与新兴工业产业升级，滚滚洪流不可阻挡。第六波，用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向亚非拉投资，完成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打破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受援国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丁宁宁提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基础设施建设和帮助第三世界工业化是双赢的国际大战略，一改只买美国债券的蠢行。在中国经济持续30年高增长之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的支撑性因素已经在发生变化：第一，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我们30年维持低人工成本是不太可能了。第二，技术来源将会出现问题。经过30年的高增长，中外的产业差距大大缩小。我们现在需要买的技术往往是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国外企业如果把自己正在用的技术卖出去，他们自己就很难生存了。现在，国内资金很多，但大家普遍反映没有好项目，没好项目的后面是没有新技术。新技术的来源，只能依靠自己。那种“中国人口、资源、改革三大红利耗尽”的说法，是不对的。当前一些唱衰中国的论调不应轻信。人口红利可以通过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继续获得；改革红利可以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继续获得；土地、矿产资源虽然会减少，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用之不竭的资源。所以，中国新的竞争优势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13亿人口，一半以上还是农民，没有人口红利？说不过去。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相对而言的。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被削弱是与更不发达的国家相比，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上去比。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层次之上，我们的竞争对手将是发达国家企业。与这些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成本仍然有优势。

最新公布的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到7.8％。这是在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取得的好成绩。这个数据及其背后反映出的发展潜力：第一，中国第一产业的产值潜力远远没有得到有效释放。统计数据表明，中国2012年第一产业总产值仅5.24万亿元，远远低于第二产业的23.53万亿元以及第三产业的23.16万亿元。中国目前依然是个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六亿人口的超庞大农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占比依然太少。对中国而言，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基本国情是：保证和巩固农业基础经济的稳定，是保证第二、第三产业顺利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第一产业借镜荷兰，它不仅可以成为现代化高附加值的农业，而且也可以成一种新能源产业。第二，未来国际环境不会有太恶劣的发展趋势，国际纷争影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会成为主要威胁。2003-2008年，中国经历了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黄金期。2003年GDP增长达10％，当时国际反恐斗争如火如荼，地区战争激烈爆发；然而，在随后2004年、2005年中国GDP分别达到10.1％和10.4％的增速，并在2006年、2007年保持着两位数的“中国速度”。可见，局部战争基本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网络业、服务业、基础设施、交通通讯和金融业方面的发展空间很大，有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这么有利的天时，中国决不能错过。第三，中国还有70％的人是穷人，人均GDP只相当日本的1952年，穷人的收入提高30％，GDP可翻一番。城镇化、农民进城，大西线调水再造一个中国。新再生能源，开发升级。基数大了，每年GDP7％的增长就相当于过去18％的年增长，夫复何哉！尽管人们对于人口红利减弱、生产成本上升、贫富差距加大等不利因素的存在表示担忧，但随着相关企业进一步国际化、现代化、人性化、管理的科学化，上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会得到进一步稀释和化解，成为解放生产力的新动力。

不少人总寄希望提高市民消费来提升经济指数，但国家层面的消费才是起主导作用的。所以，保证和完善国家层面涉及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年能否保持高速的关键所在。如果2008年中央的四万亿元和地方的十多万亿元换个用法，解决老百姓的新“三座大山”它所创造的GDP肯定是环保的、，绿色的、节能的、低碳的。改革的成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中，中央有了困难，可以找省级政府商量；省级政府可以跟市级政府商量；市级政府可以跟县级政府博弈；县级政府可以找乡镇政府商量；乡镇政府可以卖集体财产，还可以集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事情就完全两样了。原因很简单，他们作为最基层的经济单位，找谁博弈去？在当时的改革措施中，最有魄力的莫过于当时的国企改制。所有的国有企业之中，对于大企业和重点企业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则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给私人资本去经营）。对于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以少量资金对其龄实行“买断”，从而推向社会，令其自谋职业和出路—这是“尴尬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所承担的重担和成本，但是这绝非全部。这引发了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从此淡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位置渐渐由农民出身的打工者（农民工）代替。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够接受最低的待遇：因为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微薄但实实在在的最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接受城市原有产业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第二个效应，是作为第一个效应的结果而产生的，那就是中国企业的负担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雇用农民工的企业，除了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之外，不必再为员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成本优势。这一“优势”是如此突出，从而将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资者都眼热、眼红的地步。形势已经如此明显：一旦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他们就会蜂拥而入，来分享这全球最大的盛宴。

对于这段历史，千秋功罪现在就可以评说。除了工人的牺牲贡献，还有中国两代农民工的牺牲***。亿农民工进城务工，2.7大概生产了60万亿美元的产品，国家得到了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他们还以极低的价格，贡献近一亿亩耕地工业化、城市化，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可爱的人。“金樽饮酒斗十斤……拔剑四顾心茫然。我写到此处携笔四顾心”茫然。作为弱势群体的个人，他们可能抠抠搜搜，斤斤计较，甚至自私自利。但作为改革开放的整体人群，他们被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宵衣旰食默默贡献了血汗和生命。

改革不是理想国、道德邦、君子城、天堂域！我们的过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中国富起来了，善待工农，过失就如日月之蚀，共。产党人能够自我纠正修复，取得人民谅解，自会功德圆满！中国成功的秘密武器。金融危机后，压在中国人头上最大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四处“救急”而缓解多少。原因很简单，中国商品昔日的最大买主—欧洲、美国、日本的订单大幅度下降，而他们所提供的购买力绝非其他经济体可以轻易弥补得上。所以，中国人必须找到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必须可以提供足够的购买力，吃下中国生产的商品。这是一个超级难题，但是中国找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国家投资。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第一个应对措施，就是四万亿投资的出台以及接着放出的十万亿信贷。

这些巨额资金被释放出来，化做滚滚洪流，径直流入由国家主导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俗称“铁公基”）。这些巨型项目，将中国的剩余产能统统吃下。这并非全部。因为在地方层面，成千上万的工程项目同时上马。这些大大小小的由国家和地方主导的项目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这些需求不仅能够消化剩余产能，而且会拉动中国经济在高速车道上继续飞驰。

同时，一切直接和间接牵涉其中的经济人，在为政府投资活动提供服务的同时获得报酬，这些报酬将会化做他们的购买力。这种流动性和购买力将会化做经济运行的动力，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继续运作。继而，全社会经济行为得以运行，循环不止。然后，这个循环将一轮一轮进行下去，这就是我们天天听到的“扩大内需”。要做到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其最大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手中握有一笔巨大的财富，那就是占世界面积7％的土地。到了今天，这笔财富变成了国家经济的定海神针，中国因此即可从容释放资金。

货币和货币流动的背后，若是没有实物财富对应的话，后果就是恶性通胀；而中国新释放出来的货币流动，背后有一大笔实物财富与之对应。而且，这笔财富数量巨大，只要掌握好节奏，这个“中国经验”即可高枕无忧地进行下去。国家掌握着一切经济命脉，国家控制着最主要的生产要素。面对世界经济危机，中国最大的秘密武器是在市场经济的背后，有个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不如此何来12个五年计划，何来世界经济危机中GDP8％的增速，而且仍可持续。一时的国进民退，长久的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不是谁想出来的，而是被世界资本主义大格局逼出来的。

如何统筹兼顾、把握分寸火候，谋定而动，将经济命脉的国有、生产要素的官僚掌控，改造成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将奸商唱戏、贪官搭台寻租、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淹没在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彻底实现中，将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改变成执政党的群众路线。依靠改革后的工会、农会，让觉醒的公民在法治下冷静督和改变权权交易、官场畸斗。没有他们的同意和授权，任何全民资产的分配和公共财政的动用，都是违法。在新的宏大叙事里面，改变弱群众30年遭遇的不公，让新制度彰显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享。两手都硬，两条腿走路，中国的独门秘笈。

2012年12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江西省九江市主持召开长江沿线部分省份及城市负责人参加的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时指出：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而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从城乡看，六亿多农民与六亿多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超过三倍；从区域看，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超过八千美元，中西部最低的地方只有一千多美元，差距是巨大的。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是发展的潜力和富民的动力。缩小城乡差距，要靠城镇化，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城乡一体化。缩小区域差距，要做好中西部开发开放这篇大文章。中部地区、长江流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之地，就像下围棋，既要抢金角银边，又要在中间谋势布局。

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拥有了许多世界第一世界第二，少数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无论是年收入还是累计收入，早已远远超过了任何发达国家富豪的收入水平，涌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地产商、资本大鳄、权贵掮客……而更多的人，无论是个人收入或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也没有公平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高速的经济增长特别是GDP固然可以为官员的政绩涂脂抹粉，却很难说服那些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抑或被经济高铁无情抛弃的弱势群体。

201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以每月一万亿的速度在增长，全年突破12万亿没有任何悬念。如果算上土地收入垄断收入以及各种隐性收入和腐。败成本，全年所得不会少于20万亿，这意味着，中国GDP总额的40％被政府以各种名目拿走了，而贪腐又呑噬了至少GDP的10％，真正落到13亿普通老百姓头上的也不过是GDP的40％，因而导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长期过低的现状。

当政府的各种收入大幅增长以及贪腐泛滥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就会减少或增长缓慢。有统计资料显示，过去十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己经下降了13％，工资占GDP比重下降了5％。其中，居民的收入在绝对额上甚至出现了停滞现象。假设这两个指标都维持在十年前的水平，2011年47万亿的GDP测算，以13％折合为六万亿左右，5％折合为2.4万亿元。意味着城乡居民仅2011年就能多拿到六万亿元收入或2.4万亿元工资，如果城乡居民一年增加这么多的实际收入，对扩大消费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或许根本不会有内需不足之忧。

我们更要注重这样的事实：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宏观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约3300美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1100美元。约如果按人均GDP来计算，2011年中国人均收入GDP己达5432美元，跃居世界第87位，而美国和日本的人均GDP分别为48147美元和45774美元，分列世界第15位和第18位，更有意义的是美国和日本的人均实际收入分别为43017万美元和32295万美元，分列世界第10位和第23位，中国排在泰国之后的第94名。实际上，中国人均GDP已接近八千美元！

王小鲁先生说得好，对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其实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收入分配制度”。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它首先应该指的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收入分配，简单地说就是税收制度。而且这种“收入分配”，不应该是由政府而应该由人民通过立法来决定：允许政府可以收多少税，以及如何开支这些税收。否则的话，没有约束的政府一定会“多收多支”。按说，我们的人大可以代表人民来掌控这种“收入分配”，合理制定税制并约束政府的开支，但在“一元化”的体制之下，人大几乎“自动放弃”了这种权力。所以，要说“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首先就要从建立约束政府收支的制度做起。而由国务院却不是人大来建立这种制度，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所以王先生才说事关政治体制改革，。并直指收入分配不公首先在于“公共资金的流失和不合理的使用”。其次，市场内的收入分配，应该遵循市场的契约和价值规律，一般情况下，市场本身会自动进行调节，政府不应该也无权干预，要做的只是建立基本的社会劳动保障制度。但在这方面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权力直接介入市场，政府不但掌控了最重要的市场资源，而且设置了大量的审批制度，这就使得权力成为市场交易中最大的牟利者。所以，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就必须要让权力退出市场，否则谈何“公平分配”？以上两大改革，核心都是要约束政府的权力，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习近平语），这显然不是国务院的一纸文件所能胜任的。而且，让权力者自己来约束自己的权力，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仍不确定的非常时期采取了非常手段持续发展，我们不知道国际经济何时能回到健全轨道，中国的独特优势其他国家不可望其项背。但是，一旦国际经济转危为安，中国还是要实行混合经济的巨大优势。国有的主导地位不会妨碍。从2004年到现在，民营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占中国经济的63％以上，对税收的贡献率在60％以上，对就业的贡献率在80％以上，而仅从数量上说，国家技术专利局的绝大部分专利，来自民营经济。说到底文事之行，武事备之，敢对西方动用否决权，只能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大国。联合国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世界上也只有这五个国家拥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战略核潜艇，中国有发射上万公里的风-31、巨浪-2导弹，两次变轨，具有多弹头分导能力，不可拦截，精打击。仅在2011年之中，中国一口气拥有了歼-20隐形四代飞机、航空母舰、世界绝对第一的高铁、太空站、深潜器、排名第二的超级计算机、北斗系列的GPS。这些能力综合起来叫战略核力量。它是一个国家改变

生产方式的火车头，也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对你发动战争的杀手锏。而在中国，曾经为歼-10欢呼的年轻人，到了为歼-20、歼-31欢呼时还是年轻人，终于对美国可以望其项背了。你们选择了一个伟大国家。

三、与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相比，印度是一个失败国家，中国做对了什么？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后发大国成为民主国家，只有一种可能，从殖民地，没有进行过革命战争，接受了原殖民国的政治体系。1949年相比，印度人的人均寿命41岁，中国38岁，印度城市化率17％，中国是13％；印度人均GDP170美元，中国才100美元；印度的发电量49亿度，中国43亿度，当时印度的化肥产量是我们的四倍，钢铁产量是我们的八倍，生铁产量是我们的七倍。但为什么今天印度的GDP只有中国四分之一？十几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十万亿人民币，2012年就达到51.9万亿人民币，人均GDP按汇率标准从1000美元，跃迁为6100美元。印度按购买力标准，GDP只有1.9万亿美元，中国按汇率标准已达九万亿美元。

印度气候条件比中国好，一半的土地面积可以成为耕地。我们提出要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而印度现有耕地24亿亩，一年三熟，降水丰裕，大大好过中国。中国可连续九年粮食增产，人均粮食410公斤，粮食自给率98％，还能进口七亿亩地的农产品。印度人均不到200公斤，还出口。中国人均食肉60公斤，印度七公斤，只有富人才吃肉。食肉，世界人均40公斤，日本46公斤。2008年北京奥运和2012年伦敦奥运，中国的金牌、奖牌总是第一、第二。西方人说“现代体育是工业化社会之间的游戏，农业社会的人口再多，比科技不算数，比体能也不算数”。印度的金牌只有中国的1％。有人说，印度人一半人口素食，当长寿，可中国人均寿命超过70岁，印度人只有56岁。2013年第2期的《读书》《炎黄春秋》、等刊物登出吴敬琏、马国川打头文章认为，改革未到位！到位，经济是民营为主体的私有化，政治是普世价值。无论是走向帝国和走向共和都是大革命，中国都很先进，革命是自由、民主、人权他爹。当初，全世界宣传自由、民主、平等、人权都是为了进行革命。第一大民主国，印度著名作家格查仁？达斯说：“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那么印度就是一块巨幅的民族镶嵌画，各个民族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但互不影响，永远融合不到一起去。”这种状况导致了印度民众一直没能培养出一个民主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其结果就是把民主制度所有的缺点都继承了下来。婆罗门《摩奴法论》将歧视妇女理化、法律化。透明国际组织2011年将印度定为重度腐。败国家。圣雄甘地、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被谋杀，原因都和宗教或民族冲突有关。种姓制度由高到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僧、官、商、农和贱民“不可接触者，至今吃饭都不能在同一个桌上”。印度有一亿奴工，176种语言，如果认为女人不贞，妇女能被部族长老用石头砸死。没有一条像样的高速公路。孟买，印度的上海，上千万人口的贫民窟，还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印度人口70％是农民，一半是佃农，所以，有无地农民运动和毛式解放军，六个邦共。产党执政。

印度用全世界最多的农业劳动力种全世界最大、全亚洲最好的土地，却总处在挨饿的边缘，到底是什么原因？关键是化肥。中国每年生产六千万吨化肥，每亩用30公斤，印度不到五公斤，所以亩产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1980年代我们搞包产到户，一包就灵，有人说一私就灵。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为什么不灵？中国修了几万个水库，几千处农田水利设施，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前30年打下的基础。印度的国际环境一直比中国好，美苏大搞军备竞赛，在印度大搞送礼竞赛，要啥有啥，吃香喝辣，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全世界从来没有卖核潜艇的，俄罗斯把核潜艇租给印度。美国对盟国都不卖的战略性武器，只有印度却可从美国手中买先进的C-17战略运输机，最核心的坦克动机。俄国的苏-35飞机、T-90坦克，绝不给中国，德、英、法、俄比着把战略武器卖给印度。

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武装革命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经济上自由，不仅意味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有生产资料的人民所有，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上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在参观旧德里的时候，一路上我都感到非常沉重。在旧德里破破烂烂的基础设施的映衬下，是一幅幅崭新的花花绿绿的候选人照片和竞选口号，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这一幕我在斯里兰卡也看到过。印度搞了这么多年“民主”基础设施建设却如此之差，普通百姓生活如此困苦，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和沉重。印度的“民主”制度，多年来也选出了不少“有识之士”，但是却没有谁改变了旧德里破败的基础设施状况与人民的生活困苦。在参观新德里的地铁项目时，当地官员介绍，项目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来了，但是受制于印度的政治体制，直到1998年才开工建设，拖了将近30年。30年啊，耗废了将近一代人的宝贵时光，也错过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听来让人唏嘘不已。

近年来，有美国著名学者研究认为，民主内生于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一直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是依赖于资源禀赋的一个连续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既不能固步自封，不求变化进取，也不能跨越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已经有过几百年发展和积累的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简单套用西式民主体制，不但不能解决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反而创造出更多新的问题。印度和斯里卡如此，很多非洲国家也是如此。尽管很多西方人认为，印度是与它们一样的民主国家，但我并不认为印度已经成为了高质量的民主国家。从本质上说，优质民主要求有自由与平等的土壤来滋养。西方思想家在论述民主目标的时候，几乎总是强调要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度。但是应该看到，在自由和民主的排序上，自由排在民主前面。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看看中国的互联网，你就明白什么是真自由！这是普遍规律。经济上自由，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上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只有经过思想自由，才能够开启民智，发展和践行民主。

在没有实现自由之前而选择民主，是危险的颠倒。实际上，印度是世界上少有的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国家，民众的思想意识束缚严重。这些“民主”体制下的散漫官员，很可能会让投资者感到沮丧，从而失掉投资热情。在参观旧德里市场的时候，我看到满市场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我问印度同伴，为什么印度不自己生产这些简单的商品。他告诉我说，印度的体制和文化，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调侃地说道，当下有三个新兴大国崛起，分别是中国“和平地”崛起、俄罗斯“好斗地”崛起以及印度“吹牛地”崛起。整体上看，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由于发展战略、治理理念与模式的不同选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印度。但是本次印度之行，也有一些地方让我印象深刻。

在旧德里的街头，尽管衣着陈旧，但是印度人仍然展现出极大的热情，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繁忙，忙着做生意，忙着工作，这种活力确实让人为之振奋，或许这将驱动印度经济更快发展。另一方面，印度的整个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目前中国社会的平均年龄在34岁左右，而印度是25岁左右，年轻的印度人口带来了抚养比的下降，能够使印度社会获得“人口红利”，而年轻人的活力与***，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当然，印度森严的等级制度，也严重地抑制了印度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冲劲，对其经济发展非常不利。如果印度无法有效地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数量庞大的年轻人也可能将是印度社会的梦魇。习主席访印，“西进”的中国已经遇上向东的印度。印度不可能成为美国，中国的盟友只能是利益“伙伴”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前景广阔。中国经济增长正从依靠廉价劳动力转向更多依靠技术，而印度有得是便宜劳动力。

即使在中苏蜜月期，印度从苏联引进成套大项目以及军工为龙头的配套产业，总价值也比我们多十倍，印度是靠美国的贷款购买美国的化肥、农药搞起“绿色革命”，它是美国农资产品、转基因作物孟三都公司的最大基地。

1962年中国内外交困，到了最困难的时刻。天时、地利全在印度一边，中国只有内部团结的人和。我们只有一万人边防军，缺少重型装备。调一个师的援兵，藏路，比蜀道更难，增援师的赶到已到战争后期。印度动用的是二战时从北非打到意大利的王牌部队，几场战役打下来，印军这些王牌军全交代了。九个主力旅被歼灭了六个，剩下三个重创。印军阵亡五千多人，被俘四千多人，我军只损失了700多人。我军总共消耗了二万发炮弹，70万发枪弹。缴获的炮弹倒有八万发，枪弹400多万发，大量重装备，带不走，只能就地处理。为什么对印度顺风顺的战争，却打得一塌糊涂？中国的法宝：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印度、日本都做不到！那么孤立中国，毛泽。东说，中国就是个联合国，穷人一定要有打狗棍。从国家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勒紧裤腰带。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两弹一星就这样来的。

而印度当顺民当到家了，英国人统治印度200多年，从土耳其杀回来的蒙古人建立莫卧儿帝国统治了200多年，德里苏丹国，也是中亚穆斯林建立的。印度古代统一的帝国，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是唯一一次，是雅利安人统治。我们中国也有蛮族入侵，统统汉化。印度五千年文明，多是失落的文明，充满断裂，印度学是西方学问。雅利安人灭佛教创立的种姓制度保留至今。四个种姓之外，还要加一个更低的不可接触者人群。所以，中印边境反击战，消灭一个旅部等于歼灭一个整旅，打死一个班长，剩下的乖乖坐在地上当俘虏。中央不许我们生擒国防部长考尔，在我军的包围圈中，几个小时后，直升机才接走考尔。尼赫鲁气吐血，新德里万人空巷，等待解放军占领。我们的土改工作队过去又全部撤出，毛泽。东召之即来，挥之则去，大气得很。其实，印度的最大优势，它不愿意做任何国家的庸仆，骄傲的印度人珍视来之不易的独立，虽是非暴力运动取得的独立，很不彻底。毛泽。东，彻底的国际主义者，他曾与印度共。产党表示过，将来的印度，共。产党执政后，喜马拉雅山南麓都归你们。俄国的定义，什么是国界，上次战争划定的地方。中国主动后撤，现在更应该与印度搁置边争，优势互补，共同开发。

选票绑架政党，选举成为民主的唯一形式，只论党派不问是非，议会政府效率低下。钱权交易大行其道，正常政治异化为金钱政治，一百个中国最富有的人影响力可以归零，50个美国顶级富翁决定美国走向。党派之争导致党同伐异，反常恶斗引发社会分裂。寡头操控政治，精英民主与草根民粹搏杀，没人能整合利益，社会调节功能耗尽，反常短视转化为国家短视。移植南橘北枳的西方民主与印度，印度永远是一盘散沙，移植到中国，中国最大的政治群体农民要求废除计划生育，废除土地公有，中国只能走向黄祸。

四、战略机遇期，中国是什么？中国要什么？中国舍什么？

“靠自己”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法宝。1950年的朝鲜战争，毛泽。东说：“美军钢多气少，我军气多钢少。”那一年美国钢铁产量8700万吨，是中国的142倍。我们走弯路，大炼钢铁，宋庆龄花园建土高炉。韩战，打平就是赢。我们有教训。五大战役，前两大战役绝胜。美国请尼赫鲁调解，愿意归还联合国席位并放弃台湾。我们没制空权，制海权，没有见好就收。美国在第三战役后，摸清志愿军的老底，中国的后勤补给只能支撑一星期进攻。越战美国到结束不敢过17度线，毛泽。东说，美国跨过17度线，中国将全面出兵。到2012年中国钢铁产量7.6亿吨，当然要产业升级。产能过剩，出口只有一亿多吨，剩下的全自己用。有人说钢铁是夕阳产业，但谁把钢铁如此少的印度当盘菜呢？中国人均钢铁是美国的三倍，这点小意思，中国不会把它搞得不好意思。中国的高铁，马上就突破上万公里，中国的高速路很快会赶上美国，中国的两纵两横已经在欧亚大陆上伸展，中国拿下了巴基斯坦的达瓜尔港只是冰山一角。水陆不通走旱路，因为地球就这样形成的，世界最大的一块大陆是亚欧非大陆，它必然将重回中心的位置。中国的发电，2010年以4.14万亿度超美国，两位数发展。2009年产1379万辆汽车，成为第一生产大国。2010年1826万辆。现在产能2000万辆，比第二名日本963万辆多一倍。中国有226项工业产能世界第一，其中超过180项占到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美国“联邦物料分级代码体系”，将一切工业品划分为78大类643子类，世界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间，美国的代码达到部件类4500万个，每个部件最少需要十个熟练人工，有4.5亿劳动力的只有中国。F-22战机，400万行源代码，试生产的F-35战机的软件代码1900万个，美国拉上一帮心怀鬼胎，各自想权经的小兄弟也实在支撑不起。复旦大学教授韦森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撰文，弄虚作假瞒天过海，趋美国之炎，附西方之势，见资本之利，忘人民之义，他们虽是主流，但真听他们的，中国的改革前功尽弃，国破家亡。请听：重启中国改革议程迫在眉睫。2012年与2013年之交，在中国出版的理论图书中，最值得关注和推荐的，莫过于吴敬琏老师和马国川的新书《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新版书名改为《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既可被视作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制度变迁史，也是一本当代中国改革思想史。尽管这本书是以二人对话的通俗语言写出来的，但作者却以史带论、以论释实的方法，讲述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更重要的是，吴敬琏老师与马国川一起，在对中国改革过程的现实和历史分析中，讨论了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呼唤重启中国改革议程。

在这本书一开始，吴敬琏老师和马国川就提出了一个宏大又现实的问题：中国现在正站在历史的三叉路口上，再度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大问题。由此，“我们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探索未来的进路，让历史照亮未来中国的道路”。通过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的体制演变史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吴敬琏老师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离“好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是一种党政一体化的“***-StateInc.”（即“党-国大公司”），因而“当改革停顿下来，甚至出现开倒车的现象，政府的管控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不断加强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如果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还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那么未来中国改革之路将如何走？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师在对话中先是引述了邓小平在1986年的一个判断：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近些年来，尽管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报告、讲话乃至决议不断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迄今为止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是整个改革踟蹰不前，甚至在有些地方还倒退了。这其中症结在哪里？困难又在哪里？未来中国改革的关键又是什么？吴老师极其深刻且毫无畏惧地指出，“以党治国”，党政不分，乃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症结之所在。为了说明这一点，吴老师与马国川一起，回顾了从孙中山到现下中国所传流下来的“以党治国”的体制传统。

在该书第17讲中，吴敬琏老师回顾到，“以党治国”被（孙中山从苏联）引进中国以后，就受到不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对。1928年，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达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1929年，周恩来说：“‘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说不通的。”1940年，刘少奇也指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1941年，邓小平更是尖锐地批评道：“‘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事实上，”邓小平到晚年一直坚持这一认识，以至到1986年他密集地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还曾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关键，邓小平坚持认为：“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改革意见和思路，1987年召开的中共第13代表大会确定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纲要之一就是要实现“党政分开”，使“党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是，到目前为止，无人怀疑，“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仍然是当今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基本事实与格局。可以认为，自1986年邓小平提出要从“党政分开”为突破口来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现在，要重启中国改革议程，要明确改革最终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在未来中国，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已过80高龄的吴敬琏老师，在这本书中十分明确且无畏地提出了三点：“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现宪政”。吴老师还明确地解释道：“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宪政的要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