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案留下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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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案留下的历史教训
薄熙来案留下的历史教训
项观奇
9月22日对薄熙来同志的宣判,标志着挺薄斗争的暂时失败。这一失败,自然是令人痛心的,但是,认真想一下,又是必然的、正常的、合乎规律的。现在需要的不是哀叹,不是悲观,而是对这一失败的历史教训要有正确的认识和总结。
首先,对这场斗争的性质要有正确的认识。统治者始终不想把这场斗争作政治斗争来处理,最后的审判也是以贪、污、受贿以及滥用职权来定罪。但是,这样做,而且做得这样热闹,依然不能掩盖事情的本质,反而更加暴露了事情的本质。
这场斗争实质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一场路线斗争。
这样说,有些同志不会接受,特别是认为薄熙来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的同志,尤其不会接受。
这里,存在一个看问题的方法的问题。
围绕薄熙来案所发生的斗争,已经超出了执政者和薄熙来个人这两方面的关系。如果仅仅是和薄熙来个人的斗争,那是另外一回事。整治每一个贪官,人民群众都是高兴的,从来没有发生过挺贪官的事情。但是,这次发生的斗争,并不是这样的。站在薄熙来一方的是广大的革命阶级和革命人民群众。这就把这场斗争,变成了执政的修正主义集团、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阶级、人民群众的斗争。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正确解释,只能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这并不奇怪。毛主席在矛盾论里反复讲过,矛盾的性质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决定的。发生在眼前的这场斗争正是这样的。斗争的主动权,斗争的主导方面,在统治者一方,斗争的性质是由他们确定的。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的讲话就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
透过温家、宝的咬牙切齿的话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们是冲着重庆经验来的,而实质,更是冲着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来的,冲着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的路线来的。
这是统治者对这场斗争性质的确定,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那以来的一年多的斗争实践就是这样展开的。统治者为了致薄熙来于死地,为了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用尽了各种卑鄙技俩。不用说各种善良的幻想一再被粉碎,就是对可能发生的坏事的估计也一再落空,统治者的狡猾和狠毒远远超出于人民群众的想象之外。
可以说,整个斗争及其结局,是完全合乎阶级斗争规律的,是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革命派应该从中学到一点马列毛主义。
这场斗争,说到底,还是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还是维护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性质的斗争,是执行马列毛主义的建设一个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建国路线,还是执行修正主义的建设一个反动的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建国路线的斗争。
这是一个纲。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纲、路线斗争的纲。只有抓住这个纲,才能看清薄熙来案斗争的实质。
其次,这场斗争把修正主义的本性暴露无遗。
这次审判,看起来是审判薄熙来,但是,从审判的结果来看,与审判者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变成了对中国修正主义执政者的审判。不仅让审判者在全世界的面前丢尽了脸面,而且,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全国人民,使广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修正主义的本性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这个历史意义是很大的,是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推动。值得我们有所研究、有所总结。
依我看,中国的修正主义是世界上最坏的修正主义,至少比当年的苏联修正主义更坏。何以这样说?
第一、中国的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远远超过当年的苏修。无论是从所有制上彻底摧垮公有制看,还是从劳动人民在生产中沉沦为奴隶的地位看,还是从社会财富、生活资料分配的严重的两极分化看,中国修正主义者搞资本主义的肆无忌惮及其彻底性,远远超过苏联的修正主义,简直可以说,已经不可比。
第二、中国修正主义的法西斯残酷性远在当年的苏联修正主义之上。这次薄熙来案的最终处理就是一个典型。至少有三点值得重视。一是,统治者根本不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情绪放在眼里。人民群众对薄熙来的支持反而引起统治者的反感和惊慌。二是,统治者对薄熙来创造“重庆经验”的仇恨,和对最后庭审中薄熙来自我辩护的愤怒,决定了必然要对薄熙来重判;三是,统治者对法治的蔑视和对违法的肆无忌惮,是其法西斯性质的典型表现。修正主义统治者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法律不过是摆设,法官不过是傀儡,党大于法,党代替法,无法无天。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这次得到最充分的验证。由此可以想到,随意封网,随意抓人,一点也不奇怪,这都表现了中国修正主义的特殊的残酷性。
三、中国修正主义的欺骗性也远在苏联修正主义之上。苏联修正主义一上台,就大反斯大林,掘墓焚尸;中国的修正主义,老谋深算,通过作《决议》的形式,一方面借不搞“凡是”,清算“错误”,阉割了毛泽、东主义的灵魂,全面否定了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即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另一方面又继续举着毛主席的旗号,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虽说实质是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但是,却要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动不动还要拿出毛主席,拿出社会主义,忽悠人民,人民也真的被忽悠。这种欺骗性是中国修正主义维持政治统治的重要的手段,一般说来是成功的。
四、中国修正主义在对外政策上的投降主义也远远超过苏联修正主义。苏联修正主义作为当时的一个超级大国,对外一直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对抗,一直搞大国沙文主义,到处伸手。中国修正主义不同,对外政策的基点是所谓“韬光养晦”,实质就是搞投降主义,作西方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附庸,叛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民主解放运动。
现在看来,修正主义不仅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动,而且是对当代历史潮流的一种反动。无论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哪个方面看都是这样。修正主义的这种反动性,决定了它注定必然灭亡。现在中国的修正主义正为这一灭亡创造条件。不要看它一时强大,其实,它所创造的灭亡的条件正在成熟,一旦经济危机到来,这些矛盾就会发生总爆发,不管形式怎样,革命将会推倒修正主义,历史将会改写。
再次,我们在充分肯定薄熙来同志的贡献和最后所做的斗争的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其局限和错误。我这里仅谈两点。
第一、薄熙来显然没有处理好和谷开来、王立军的关系。薄熙来自己说是“用人不察”,但是,深层的原因还是这个体制有问题,谷开来的干政,王立军的跋扈,都是离开了***应有的纪律造成的。看起来,这有点像是历史的偶然性,好象薄熙来是栽倒在王、谷二人手里,但是,实际上这里还是包涵了历史必然性,是这个体制使薄熙来犯了这样的错误。这样的历史教训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毛主席也有说法,但是,没有从制度上解决。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薄熙来对这场斗争没有正确的认识。
薄熙来创造的“重庆经验”,本身并没有突破特色理论,依然是在这个理论框架内作改良,统治者回避这场斗争是政治斗争自有统治者的道理。薄熙来也接受了这一点。薄熙来对围绕自己发生的这场斗争的性质并没有正确认识,并没有接受毛主席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因而没有看到这是一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对斗争的性质和严峻性、残酷性,缺乏正确的足够的认识和精神准备。他还迷恋这个修正主义党,幻想这个修正主义党会保留他的党籍,结果在逼供、诱供面前错误地写了“自书”,造成了被动。这是薄熙来的阶级的局限、立场的局限,是其致命弱点。他自我批评说,自己也“有软弱”,“有机会主义”。其实,这只是外在表现形式。根本原因还是对反修斗争没有正确认识。结果那些“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成了无法兑现的空话。从这一点说,我们对薄熙来同志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认识和评价。
我们希望薄熙来同志能在狱中学习马列毛,接受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一个为我们时代迫切需要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如果最终真正实现了这一点。那我们要感谢残酷迫害薄熙来的修正主义蠢猪,他们扮演了极好的反面教员的角色。把薄熙来留在党内,是薄熙来的真正的政治死刑;把薄熙来开除出党、并判处无期徒刑,倒是为薄熙来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创造了难得的条件。逼上梁山,是一条历史规律。反面教员的作用有时大于正面教员的作用,也是一条历史规律。这两条历史规律正在薄熙来身上起作用。我们完全可以有所期待。
历史的道路总是弯弯曲曲的。
放眼世界,就目前现存的最高的社会形态而言,还是北欧以及德国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历史给予我们的铁的事实。不管你对此怎样解释,这个历史事实是确凿的。自然,资本主义的固有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经济危机依然伴随着资本主义,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哪里会没有矛盾呢?恐怕要看的还是矛盾尖锐的程度和能够解决矛盾的程度。这个矛盾运动过程,没有超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揭示的那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
社会主义在苏东失败了,苏东实际也在走向社会民主资本主义。中国尽管搞了文化大革、命,正像我们在文革后期感到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当时这样想的根据在于,一是特权阶级的力量太强大了,进步力量斗不过他们。他们是要搞特权社会的,而下一步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二是“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革命的主观力量弱小。我们并不悲观,但是,又感到无可奈何。我们对失败,对将会被清算,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们不像有些“造反派”代表人物由此走向右倾,最后和邓小平合流,再后来被拋弃。我们成为坚持到现在的毛派。
我们一直冷静地看到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一个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道理无法对抗,历史发展的水平还是太低,社会主义的一些前提条件还是不够。我们可以发挥历史的主动精神,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就最近的情况而言,中国转向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在增加。所谓“克强经济学”的实质,大概就是这样的。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我们面对挺薄斗争的失败,并不感到意外,一切都在历史的必然的规律性之中,我们敢于正视、尊重这个历史现实。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历史给了每一代人以特定的历史任务,我们会在历史特定的条件下,竭尽我们的全力,去力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正像柯庆施同志说的那个唯物辩证法的道理,“我们跳一跳,去摘那个可以摘到的苹果”。
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的认识给了我们勇气和力量。
2013.9.29
项观奇
9月22日对薄熙来同志的宣判,标志着挺薄斗争的暂时失败。这一失败,自然是令人痛心的,但是,认真想一下,又是必然的、正常的、合乎规律的。现在需要的不是哀叹,不是悲观,而是对这一失败的历史教训要有正确的认识和总结。
首先,对这场斗争的性质要有正确的认识。统治者始终不想把这场斗争作政治斗争来处理,最后的审判也是以贪、污、受贿以及滥用职权来定罪。但是,这样做,而且做得这样热闹,依然不能掩盖事情的本质,反而更加暴露了事情的本质。
这场斗争实质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一场路线斗争。
这样说,有些同志不会接受,特别是认为薄熙来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的同志,尤其不会接受。
这里,存在一个看问题的方法的问题。
围绕薄熙来案所发生的斗争,已经超出了执政者和薄熙来个人这两方面的关系。如果仅仅是和薄熙来个人的斗争,那是另外一回事。整治每一个贪官,人民群众都是高兴的,从来没有发生过挺贪官的事情。但是,这次发生的斗争,并不是这样的。站在薄熙来一方的是广大的革命阶级和革命人民群众。这就把这场斗争,变成了执政的修正主义集团、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阶级、人民群众的斗争。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正确解释,只能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这并不奇怪。毛主席在矛盾论里反复讲过,矛盾的性质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决定的。发生在眼前的这场斗争正是这样的。斗争的主动权,斗争的主导方面,在统治者一方,斗争的性质是由他们确定的。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的讲话就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
透过温家、宝的咬牙切齿的话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们是冲着重庆经验来的,而实质,更是冲着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来的,冲着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的路线来的。
这是统治者对这场斗争性质的确定,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那以来的一年多的斗争实践就是这样展开的。统治者为了致薄熙来于死地,为了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用尽了各种卑鄙技俩。不用说各种善良的幻想一再被粉碎,就是对可能发生的坏事的估计也一再落空,统治者的狡猾和狠毒远远超出于人民群众的想象之外。
可以说,整个斗争及其结局,是完全合乎阶级斗争规律的,是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革命派应该从中学到一点马列毛主义。
这场斗争,说到底,还是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还是维护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性质的斗争,是执行马列毛主义的建设一个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建国路线,还是执行修正主义的建设一个反动的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建国路线的斗争。
这是一个纲。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纲、路线斗争的纲。只有抓住这个纲,才能看清薄熙来案斗争的实质。
其次,这场斗争把修正主义的本性暴露无遗。
这次审判,看起来是审判薄熙来,但是,从审判的结果来看,与审判者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变成了对中国修正主义执政者的审判。不仅让审判者在全世界的面前丢尽了脸面,而且,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全国人民,使广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修正主义的本性有了新的正确的认识。这个历史意义是很大的,是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推动。值得我们有所研究、有所总结。
依我看,中国的修正主义是世界上最坏的修正主义,至少比当年的苏联修正主义更坏。何以这样说?
第一、中国的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远远超过当年的苏修。无论是从所有制上彻底摧垮公有制看,还是从劳动人民在生产中沉沦为奴隶的地位看,还是从社会财富、生活资料分配的严重的两极分化看,中国修正主义者搞资本主义的肆无忌惮及其彻底性,远远超过苏联的修正主义,简直可以说,已经不可比。
第二、中国修正主义的法西斯残酷性远在当年的苏联修正主义之上。这次薄熙来案的最终处理就是一个典型。至少有三点值得重视。一是,统治者根本不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情绪放在眼里。人民群众对薄熙来的支持反而引起统治者的反感和惊慌。二是,统治者对薄熙来创造“重庆经验”的仇恨,和对最后庭审中薄熙来自我辩护的愤怒,决定了必然要对薄熙来重判;三是,统治者对法治的蔑视和对违法的肆无忌惮,是其法西斯性质的典型表现。修正主义统治者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法律不过是摆设,法官不过是傀儡,党大于法,党代替法,无法无天。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这次得到最充分的验证。由此可以想到,随意封网,随意抓人,一点也不奇怪,这都表现了中国修正主义的特殊的残酷性。
三、中国修正主义的欺骗性也远在苏联修正主义之上。苏联修正主义一上台,就大反斯大林,掘墓焚尸;中国的修正主义,老谋深算,通过作《决议》的形式,一方面借不搞“凡是”,清算“错误”,阉割了毛泽、东主义的灵魂,全面否定了毛主席的第二个贡献,即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另一方面又继续举着毛主席的旗号,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虽说实质是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但是,却要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动不动还要拿出毛主席,拿出社会主义,忽悠人民,人民也真的被忽悠。这种欺骗性是中国修正主义维持政治统治的重要的手段,一般说来是成功的。
四、中国修正主义在对外政策上的投降主义也远远超过苏联修正主义。苏联修正主义作为当时的一个超级大国,对外一直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对抗,一直搞大国沙文主义,到处伸手。中国修正主义不同,对外政策的基点是所谓“韬光养晦”,实质就是搞投降主义,作西方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附庸,叛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民主解放运动。
现在看来,修正主义不仅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动,而且是对当代历史潮流的一种反动。无论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哪个方面看都是这样。修正主义的这种反动性,决定了它注定必然灭亡。现在中国的修正主义正为这一灭亡创造条件。不要看它一时强大,其实,它所创造的灭亡的条件正在成熟,一旦经济危机到来,这些矛盾就会发生总爆发,不管形式怎样,革命将会推倒修正主义,历史将会改写。
再次,我们在充分肯定薄熙来同志的贡献和最后所做的斗争的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其局限和错误。我这里仅谈两点。
第一、薄熙来显然没有处理好和谷开来、王立军的关系。薄熙来自己说是“用人不察”,但是,深层的原因还是这个体制有问题,谷开来的干政,王立军的跋扈,都是离开了***应有的纪律造成的。看起来,这有点像是历史的偶然性,好象薄熙来是栽倒在王、谷二人手里,但是,实际上这里还是包涵了历史必然性,是这个体制使薄熙来犯了这样的错误。这样的历史教训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毛主席也有说法,但是,没有从制度上解决。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薄熙来对这场斗争没有正确的认识。
薄熙来创造的“重庆经验”,本身并没有突破特色理论,依然是在这个理论框架内作改良,统治者回避这场斗争是政治斗争自有统治者的道理。薄熙来也接受了这一点。薄熙来对围绕自己发生的这场斗争的性质并没有正确认识,并没有接受毛主席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因而没有看到这是一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对斗争的性质和严峻性、残酷性,缺乏正确的足够的认识和精神准备。他还迷恋这个修正主义党,幻想这个修正主义党会保留他的党籍,结果在逼供、诱供面前错误地写了“自书”,造成了被动。这是薄熙来的阶级的局限、立场的局限,是其致命弱点。他自我批评说,自己也“有软弱”,“有机会主义”。其实,这只是外在表现形式。根本原因还是对反修斗争没有正确认识。结果那些“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成了无法兑现的空话。从这一点说,我们对薄熙来同志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认识和评价。
我们希望薄熙来同志能在狱中学习马列毛,接受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一个为我们时代迫切需要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如果最终真正实现了这一点。那我们要感谢残酷迫害薄熙来的修正主义蠢猪,他们扮演了极好的反面教员的角色。把薄熙来留在党内,是薄熙来的真正的政治死刑;把薄熙来开除出党、并判处无期徒刑,倒是为薄熙来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创造了难得的条件。逼上梁山,是一条历史规律。反面教员的作用有时大于正面教员的作用,也是一条历史规律。这两条历史规律正在薄熙来身上起作用。我们完全可以有所期待。
历史的道路总是弯弯曲曲的。
放眼世界,就目前现存的最高的社会形态而言,还是北欧以及德国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历史给予我们的铁的事实。不管你对此怎样解释,这个历史事实是确凿的。自然,资本主义的固有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经济危机依然伴随着资本主义,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哪里会没有矛盾呢?恐怕要看的还是矛盾尖锐的程度和能够解决矛盾的程度。这个矛盾运动过程,没有超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揭示的那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
社会主义在苏东失败了,苏东实际也在走向社会民主资本主义。中国尽管搞了文化大革、命,正像我们在文革后期感到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当时这样想的根据在于,一是特权阶级的力量太强大了,进步力量斗不过他们。他们是要搞特权社会的,而下一步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二是“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革命的主观力量弱小。我们并不悲观,但是,又感到无可奈何。我们对失败,对将会被清算,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们不像有些“造反派”代表人物由此走向右倾,最后和邓小平合流,再后来被拋弃。我们成为坚持到现在的毛派。
我们一直冷静地看到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一个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道理无法对抗,历史发展的水平还是太低,社会主义的一些前提条件还是不够。我们可以发挥历史的主动精神,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就最近的情况而言,中国转向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在增加。所谓“克强经济学”的实质,大概就是这样的。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我们面对挺薄斗争的失败,并不感到意外,一切都在历史的必然的规律性之中,我们敢于正视、尊重这个历史现实。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历史给了每一代人以特定的历史任务,我们会在历史特定的条件下,竭尽我们的全力,去力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正像柯庆施同志说的那个唯物辩证法的道理,“我们跳一跳,去摘那个可以摘到的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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