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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从维稳治本战略求中国长治久安
由 高寒 周五 18 十月 2013 - 2:07
不审势，则宽严皆误
——从维稳治本战略求中国长治久安
高 寒
内容提要
中国今天的维稳（维护国家-社会综合稳定）困局，不在战术层面，而在战略层面。只有在宏观上把握了权力的制衡，并以此为纲，才有可能釜底抽薪地将由于官权腐恶而引发、汇集于民间那大大小小的潜革命、潜造反、潜动乱等不稳定因素，给“不战而屈人之兵”地自然消解掉，也才使得你的霹雳手段也罢，菩萨心肠也罢，方有其正义性和必要性，而不至于“宽严皆误”了。如此方能做到全局维稳上的标本兼治。
面对吏治***的攻城略地，执掌政权的中国***，不仅已经吃过前三十年左倾路线的苦头，也开始尝够后三十年右倾路线的苦头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社会主义。大面积的、病入膏肓的干部***之严酷现实，已经并正在动摇党本国本。从一定意义上，这是当年的“红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在新时期的重演。今天党内谁能拿出治国安邦良策，谁能从制度上、从根本上保证***政权的长治久安，谁就能代表今天新时期的正确路线。
吏治的要害是***如何对待国家这个“祸害”（恩格斯语）。这里已来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国家与法的理论之前沿，来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沿。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为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当其在一个落后的国度成功地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夺得了全国政权以后，它就真可挟革命之雄风，直接凭靠一纸法令、直接凭靠国家强制力，便可取缔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而径直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吗？今天，所有东方落后国家的***，所面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之必然性的理论瓶颈，正在于此。无论是列宁，还是***，他们都只成功地完成了答卷的一半，即只交出了俄国革命或中国革命这一篇大文章中的上篇；而对另一半，即俄国革命或中国革命中的下篇，他们留给我们的，则是丰富而悲壮的教训。
中国***今天要做的，就是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螺旋上升点，重新续上那曾使自己赢得革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并启动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领导下的新型资本主义。乍一看来，这仿佛是向历史原点的回复，但实际上它却是历史在几经曲折盘旋后，于一个更高、全新视野上的大飞跃。今天，中国***须从无到有“制度创新”出这样一种体制：它是***领导的，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未来发展方向的；但又是权力制衡的，权利平等的。它将借鉴地将宪政机制引入***内，靠着内部的竞争机制来治党治国、从而将执政党中国***，改造成为一个既能正视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又能驾驭这种必然性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这种***领导的新型社会制度，之所以还只能被视为资本主义、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因为它必须为市场经济提供资产阶级法权的制度保障，即必须是一种权利平等、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
中国的宪政由***来领导，还是由自由主义右派来领导，其步骤、方式、过程、范围、层次、结局、后果、趋势、……等等、等等，对于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格局，都将会是大大地不一样的。中共若拒绝宪政，不管其动机如何，它的后果都只能是一个，拱手交出宪政的领导权，拱手将宪政主导权让与自由主义右派。因此，今天中国的前途，要么是***领导的、且可自主创新的新民主主义宪政，要么是受国际大财团实际控制的、由中国自由主义右派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宪政，二者必居其一。
今天摆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前的，已经不是去争论***或邓小平，左倾或右倾，毛路线或邓路线，谁个正确、谁个高明这一类比较低级的问题了；而是要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用历史必然性的视角，去检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后两个三十年所走过的轨迹，让毛路线与邓路线能从过去那种有你无他、你死我活之内耗恶斗版本，尽快地更新升级到优势互补、良性竞争的高级版本上来；是站在毛与邓那均不无悲壮的既成功又失败的双肩上，扬弃毛邓、又超越毛邓。而真正的超越，则是制度的超越。
本人与同样主张“重返新民主主义”的张木生先生见解的最大差异，即他用“历史之不可逆”来论证***的天然领导权；而我则强调变***天然领导权为竞争性领导权，变党内路线斗争为路线竞争，他强调现实性，我则强调必然性。
如果说，今天要吸取过去党内路线斗争之惨痛教训，再不能走那种将不同治国理念、不同政治路线当作敌对势力、甚至借用反贪反腐去借刀杀人的老路，那就从眼前的薄熙来案开始吧。
目 录
（一）维稳困局，非技术原因 （二）大势与维稳 （三）从毛、邓共同失败处看大势 （四）吏治要害是***人如何对待“国家” （五）靠什么把权力关进笼子 （六）理论瓶颈 （七）理论瓶颈（续） （八）与右派争夺宪政领导权 （九）用竞争化解左派的正统性挑战 （十）牵一发动全身的薄熙来案 |
引 言
一般来说，一国之最高领导人的体制内更替，总会给早已对旧领导人产生厌倦的人民带去某种新的期待。但这个人民与新领导人的蜜月期，大约在半年左右。这对奥巴马是如此，对马英九是如此，对习近平也是如此。
今天，中国终于翻过了最高领导人终身制或变相终身制的一页。这是习近平的幸运，也是习近平的挑战。十年，对于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而言，只是稍纵即逝的一瞬。如果说前任领导人还可以有某种“实际是一个大管家”的托词，那么十年之后的习近平，则不可能会再有这类托词了。
十年后，在经济上，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建立小康社会的硬指标，那么在政治、社会、文化方面呢？
维稳在今天中国的困局，与其说是发生在战术、技术层面，不如说是发生在战略、体制层面。就维稳（维护国家-社会综合稳定）而言，中国现在可说是不缺资金、不缺技术、不缺一切必备的硬件；但却没有化解社会矛盾的内在机制，没有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和没有更上一层楼的宏观视线。
要对维稳困局作深度解析，就务必跳出“维稳”看“维稳”，务必对整个系统的发生、发展、优劣、趋势，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如此，才可令人信服地引出战略维稳的治本思路，并在这种思路的总体框架下，化解那个在当下极有可能给全局稳定带来巨大冲击的敏感个案。
（一）维稳困局，非技术原因
这里，先提一个假设性问题，不知作为体制内的朋友们想过没有：
倘若***、邓小平、或红二代的父辈们，今天就是农民工中的一员；或是国企改制下岗工人中的一员；或是苦于告状无门的上访族中的一员；或是土地被强卖、房屋被强拆的农民、市民中的一员；或是耳闻目睹那一个个护地农民被碾死惨状之书生中的一员；或是面对校舍要么破烂、要么如豆腐渣，而政府大楼却金碧辉煌之学子中的一员；……，那么，在他们心中，会萌发难抑的革命冲动、会躁动强压的造反怒火来吗？换言之，一旦时机来临，他们会拍案而起、会揭竿而起吗？
是的，今天人民还没有造反，中国也还没有爆发革命。但那是因为老百姓还没有遇上适当的机会，或者说，社会危机还未降临而已。质言之，在中国当下，革命的大众心理因素已大体具备，所缺的，就仅仅是革命的客观条件了。而真正的维稳——不，真正的社会稳定——则应当是：即使危机降临，老百姓打心底却并无要造反的念头。有了这样的基本盘，任何人要来煽动造反，便只能是：搬梯子登天（没门儿）了！
至于危机是什么，是天灾、是人祸、还是外敌，……；造反理论是什么，是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是马列毛格瓦拉，还是宗教邪教乱力怪神……；偶发事件是什么，是官方的错，民间的错，还是纯粹的技术性事故……，这些统统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老百姓本无心造反之心——这才是一个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才是一个国家治理的最优机制和最佳境界。
是的，没有最好，但有更好！
譬如，今年4、5月间，雅安地震中凸显出的红十字会信誉危机，那种万人唾骂、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往浅处说，是哀莫大于心死；往深处说，是红十字会在代执政党受过。今天，人们要肆无忌惮地“骂”***，大都还不能完全无所顾忌，于是就盯准机会，拿一个官办红十字会来出气。换言之，这红十字会所暴露出的***，不过是当下***官场***的一个缩影。固然，你可以用技术手段来屏蔽老百姓们出的这些“气”，也可以将其解释为“虚拟民意”，不足为虑；但你却不能否认，红十字会这一次几乎捐不到钱（注：不含摊派类强“捐”），则是无意中做了一次真正的民意测验。其范围还囊括了海外华人社区。须知，正是这种在千百万人民心目中一点一滴、日积月累的失望和愤懑，才是一个国家最为可怕的“动乱因素”。
所以，如今中国的当权者，尤其是那些不甘于父辈们打下的江山竟在自己手中完蛋的“红二代”们，若能掉换一把椅子坐坐，即把自己摆到今天广大工人农民、底层民众的位置上，去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是摆回到你们老爸老妈年轻时，要革命要造反的那种平民地位上去思考问题，或许你们才能真正看清今天中国是何等的危机四伏，才会真正体会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之所在了。如此或许也才能找出一种当自己居于云端时，是无论如何也悟不出的另类维稳和顶层设计思路来的。
古人有云：“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不审势，则宽严皆误。”真正的社会稳定，是民心的稳定，是执政者在老百姓心灵深处建立起来的信赖和信心。今天，官方理论家固然可以投其所好给献上一个“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但这一切归根结底还要问老百姓究竟是信还是不信。
诚然，不能说，今天的执政者没有在“攻心”上下过功夫。从一定意义上，体制内的维稳朋友，甚至已使出浑身解数、绞尽脑汁地在为党和国家排解那个“反”字了。但许多年过去了，社会的不满却不减反增，动乱的压力更暗潮汹涌。右派不满，左派也不满，体制外不满，体制内也不满，……，那其症结点究竟何在呢？
二十年前，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曾一度在中国精英中大行其道，迷倒一批学子。但两年前，连改良派中最坚守体制底线的法制派，譬如萧瀚，也憋不住喊出了“要消除革命恐惧症，最要者是尽可能地让革命话题进入公共领域。”（萧瀚：《社会变革与改良》http://qing.blog.sina.com.cn/1733985994/675a86ca330019ty.html）。不仅如此，向以中国新保守主义大师自居、在“***”节点上更力挺政府的萧功勤，也以转述他人的方式，开始谈论起“如果改革走不通，也许会发生革命，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这一类敏感话题来了（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8399）。而那位一直受到公知们呵护、被誉为“中国当代青年人现代版独立和自由偶像”的韩寒，则仅仅因试图为当时在公共话语中，已渐成显学的“革命”热灭一灭火，便顿时捅了马蜂窝，顷刻即受到网络舆论的围剿，其明星地位也一落千丈，且永远恐都无望恢复元气了。而那“倒韩”最力者，则恰恰多半是来自其原来捧他的公知和粉丝。
如果说，这是两年前发生在右派营垒中的事，那么，去年倒薄事件发生后，一向是***体制捍卫者的左派，也开始分化出一个以“反伪共”为大旗的革命派了。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和***的“造反有理论”为思想武器，其中有的更以“血债血偿”为标志性口号（http://youbetu.info）。而且，随着薄案的胶着和囚薄的长期化，一个以薄熙来为思想旗帜、为精神领袖，以薄熙来为中国的曼德拉的重建***活动，亦正在左派各个山头中酝酿发酵（http://hqw32.p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84）。如今，即使是左派营垒中的温和者即从不反体制的那一派，也开始鼓吹起***分裂论、“两个***”论，倡导起“毛共”与“邓共”的公开竞争这种较为前卫的思想来了（http://www.dsucn.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47）。
于是问题便自然是：为什么这许多年来，官方的维稳战略竟然收效甚微？为什么花了天价的维稳，却至多是只治标而不治本？为什么主旋律的舆论引导即“攻心战”，竟完全失效？为什么体制内外的离心离德倾向，竟愈演愈烈？
依我看，这维稳失败的原因，并不在战术、技术层面上，而在于战略层面，在于“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上。诚如***所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实践论》）正因为中国***在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方面，在反思掌权后的两个30年之失误方面，至今尚未清楚地理出个头绪，从而在历史必然性面前，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应该如何建设国家这个历史大势面前，至今还处于某类感性认识的阶段，还存在着某种盲目性，故才使得你的霹雳手段也罢、菩萨心肠也罢，全是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急就章。如此也就难免左右摇摆、进退失据、宽严皆误了。
（二） 大势与维稳
毫无疑问，任何有关历史大势的判断，均无不与一定的价值观和宇宙观相连。然而，即使如此，仍不妨碍我们可以从各方都承认的若干事实出发，来探讨长治久安的历史演化大势，来选择震荡最小、代价最小的制度解决方案。
今天，无论中国的左右派如何势不两立，但就政治层面而言，最起码如下两个简单事实，却是左中右各派均具有最起码共识的：
第一、 ***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毛时代那种挑选接班人机制和最高权力转移机制，是失败的。
第二、 今天的舆论开放度，是毛时代所无可比拟的。
先看第一点：从***到习近平，中国的最高权力，经历了名符其实的终身制（***），到名不符实的终身制（邓小平），到羞羞答答的终身制（***），再到两届十年之任期制的最终确立（***）。这期间，不管走过多少弯路，经历过多少波折，但废除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终身制这个大趋势，已无人能阻挡，以至于历史终于走到了今天，任何人要在中国复辟国家最高权力终身制，已没有了可能。环顾今日中国政坛，从左派到右派，还有人主张恢复这个终身制吗？没有了。这就是说，在中国，沿袭了数千年的国家最高权力的终身制，及其依附于这种终身制的最高权力继任者挑选机制和最高权力转移机制，已一去不复返了。
再看第二点：尽管今天的中国仍有着封网、屏蔽词之类舆论控制，尽管今天的中国还远谈不上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但与毛时代的“舆论一律”相比，如今中国的言论自由度，真可说是恍若隔世了。生活在今天的70后、80后和90后们，可真难以想象：在文革个人崇拜高峰期，若有人无意中将印有领袖头像的报纸用来垫了座、或用来垫着打牌而无意识地在上面画了个叉，或一不小心打碎了、玷污了领袖像，……，那你就很可能要遭到飞来横祸、甚至是杀身之祸了：不少犯“恶毒攻击”罪的“现行反革命犯”，就是这样给定下、甚至给毙掉的。可在今天，有人即使在网上调侃一下、甚至“骂”一下最高领导人，大家已是见惯不惊了。
对于历史的进步，有时还真就有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般。常言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什么是大势？这就是大势：历史从昨天到今天所走过的那一步一步演进的轨迹，以及从这种看似蜗步龟移的轨迹中，所清晰展示出的历史那不可逆转的大方向和大趋势。
废除国家最高权力的终身制，是从权力延续的时间性上，对国家最高权力的一种制约。而制约国家权力，当然不仅仅是任期制，它还包括对国家权力来源之自下而上的制约，对国家权力的开放性舆论制约，对国家各类权力的横向相互制约、包括对它们的司法制约，……如此等等。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正是在国家最高权力终身制废除之不可逆转上，体现出了权力制衡这个历史大趋势的话，那么也可进而认为，过去三十年，也恰恰是在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上本该做更多却不作为，才导致了今天的吏治失序、官场***、贫富悬殊、公义荡然、……等积重难返的维稳困局，才导致了今天之异常严峻的维稳态势。
于是，我们就可以这么来总结一下了：在今天的中国，凡是有助于制衡国家权力的制度设计和体制改革，即通常说的“将权力关进笼子”，就都是在顺应历史大势，都是在将民间的不满消弭于无形，亦即所谓的“反侧自消”；而凡是反其道而行之，导致特权泛滥，无法无天，官场糜烂、贪腐猖獗，……的体制或行为，就都是在通过制造出一桩桩、一件件个案，而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地在煽动着民间不满，***着民间怒火，并使之蓄势待发而汇集着未来烈焰升腾的复仇火种。
基于此，就完全可以这么说了：国家在今天的维稳战略，只有在宏观上把握了权力的制衡，并以此为纲，纲举目张，才使得你的霹雳手段也罢，菩萨心肠也罢，方带有其正义性和必要性，从而不至于“宽严皆误”了。也只有“将权力关进笼子”的战略维稳——即使你还不能一蹴而就，但却已向人民展示其方向和轨迹——才可能釜底抽薪地将由于官权腐恶而引发、汇集于民间那大大小小的潜革命、潜造反、潜动乱等不稳定因素，给“不战而屈人之兵”地自然消解掉，从而做到全局维稳上的标本兼治。同理，也只有以此宏观把握为前提，才谈得上在维稳中输入其他相关综合变量的合理性，诸如：国际霸权因素、社会承受力因素、步骤轻重缓急因素、改革的进度和效用因素、……以及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其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牵牛要牵牛鼻子，这也是***倡导的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论》）。简言之，只有顺应历史大势的维稳，才是积极治本的维稳，高瞻远瞩的维稳和让国家长治久安的维稳。
（三） 从毛、邓共同失败处看大势
1976年***逝世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老干部们普遍都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感：终于不会再动辄得咎、无所适从了，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搞经济建设了，终于可以按照另一种思路来干“社会主义”了。毋庸讳言，当时人们这种彻底摆脱了多年来左倾路线压抑、束缚和羁绊的心态，对于中国***来说，也的确有它的积极意义。其最直接的成果，便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几乎持续十年的思想大解放。
然而，一种倾向也掩盖着另一种倾向。随着老干部们的解放而来的，则是过去在毛时代一直受到某种程度压抑和约束的干部特权，又开始逐渐抬头、回潮了。所有过去有关“平等”、“公平”的创党理想，所有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价值追求，均被作为“极左”的糟粕，给轻蔑地抛弃了。尤其是经过“***”事变，一些红二代、官二代们，更是有了某种肆无忌惮的放纵感：过去那还一直藏着掖着的红色贵族特权、官僚新贵特权，便犹如脱缰之马，尽情地驰骋于中华大地，从而将老一代***人当年抛头颅、洒热血的满腔赤诚，将他们“荡尽世间不平”的朦胧理想，给践踏个粉碎，弃之如敝屣。魔鬼一旦从瓶中放出，就再难收回了。自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权力寻租，家族王国，亿万富豪，党不党、国不国了。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号下光天化日地进行的。
不过，与权贵中国运转的那一套逻辑相对应，民间中国也自有它的一套运转逻辑。自那以后，底层民众的“怀毛”热，便从大江南北悄然兴起，不胫而走，愈演愈烈，席卷全国且蔚为壮观。而中国的左派，则借助此大背景，终于在经历了77-78年的铁血镇压之后，又重新汇集成军，并逐渐开始与右派相抗衡了。尤其不容忽视的是，现实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不公与***，都愈来愈将大量的70、80、乃至90后，推向了以***为旗号的左派营垒。
我们知道，文革的发端，是以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为主轴的。如果说，当年刘少奇的治国理念因其一直受到压抑，而未能充分地以某种完整形态呈现出来的话，那么，邓小平的治国路线，则在这后三十年的中国，有着它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于是在今天，在中国***面前，便终于已可以同时摆放着毛路线和邓路线，摆放着这样两个比较完备的不同治国理念，这样一左一右的治国参照系了：它们的共性和个性；它们分别的发生、发展、鼎盛与衰退；它们各自的成功、徘徊、经验和教训：毛路线以反右见长，邓路线以反左起步；毛路线重理想、邓路线重实际；毛路线重公平，邓路线重效率；毛路线重工农，邓路线重菁英，……，二者互为前提、互为因果、互相惩罚、又互相补充。
仔细比较一下毛路线与邓路线，便不难发现，其实双方均各自含有部分的真理。然而，在过去六十多年里，人们看到的却是，这两条路线中的任何一方，却都有着一种将自己手中的那部分真理无限放大，且推向极致的内在冲动。当年，“反右运动”撤掉了右派制动阀，毛路线便开始了那一路狂奔的全国全面大跃进，直到持续三年的大饥荒和大面积的饿死人，才被迫停车，被迫调整；而如今，“粉碎‘四人帮’”后，打掉了左派的制约，邓路线更畅通无阻地走向特权飙升、公费奢靡、官民对立、天价维稳、……，直到眼下已动摇党本国本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通体***，才被迫重提“历史周期率”，被迫承认“亡党亡国”之现实危险。
事实上，六十多年来，中国***的这一左一右两条路线，不仅丝毫谈不上互补，也从来没有过互补。相反，二者却总是在互斗、互惩、互损和互践中，把对方当着敌人来打，且迄今亦然。中国民间今天正在彼此恶斗着的左右两派，不过是其外在的缩影：“一个个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曹雪芹：《红楼梦》）如此一来，两条路线的恶性互动，其结果便是无可挽回地分别都走向了登峰造极的极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从而也为对方的东山再起和取而代之，行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奠基礼。如此互为因果，两个三十年，算是走了一个轮回。如果说，当年好高骛远的毛路线一路反右下来，恰好为低调务实的邓路线奠定了党内外民意基础，那么同样，今天实用主义的邓路线发展到极致，难道不也正在为持平民主义的毛路线卷土重来，创造着党心民心前提？
然而平心而论，无论是“解放”之初的毛路线，还是“第二次解放”后的邓路线，在它们分别登台之初，又都的的确确在相当程度上是凝聚起国人共识，激发起了国人希望的。至于曾经生气勃勃的毛体制后来竟走向了民生凋敝；当年痛定思痛的邓体制如今竟走向了官权腐恶，应当承认，这些却并非毛、邓之初衷，亦并非中共体制之初衷。
如今需要深入探讨的则是，究竟是一只怎样的看不见的手，使得中国***这左、右两条路线、两种本可互补、互惠的治国理念，最终都无可挽回地走向了两位政治强人良好愿望的反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共性，使得毛、邓两种体制均殊途同归，竟然都徘徊在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律的边沿？三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三十年即走向当初良好愿望的反面，这说明了无论是***，还是邓小平，以及他们分别所带领的两个时期的中国***，在其治党治国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上，一定还存有某种内在的缺陷。
不妨试想一下吧：假如当年庐山上，以彭德怀为首，包括张闻天、周小川、黄克诚、李锐、田家英、……等一大批名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实为真话务实派，能组阁替代***为首的一帮浪漫乌托邦左派，但同时又对下台的左派们不搞任何残酷的政治清算，那中国将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图景呢？至少，刚开始蔓延于中华大地的“人祸”饥荒会嘎然而止，其后林彪的“个人崇拜”之风也吹不起来，当然就更无后来的文革风暴了。尤其是，如此一来，中共干部之对人民负责高于对党负责的政治伦理将得以确立；更为根本的是，无论何人，干砸了，就下台，就靠边，就当配角这一类崭新的、健康的竞争机制，将会在中国显露其雏形，……。
同理，如果后来以邓为首的党内右派当政后，对党内外的左派们，能超越个人恩仇、超越左右恩仇、超越路线恩仇，不将党内路线斗争，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当作反革命来对待；能做到网开一面，不赶尽杀绝，从而让党内一直有个“毛左派”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么，中国***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就再怎么***，也不至于***到如今这种病入膏肓、天怒人怨、难以收拾的地步，不至于***到如今这种全然抛开***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抛开共产主义理想的地步，不至于***到如今这种将中共与人民的关系，倒退到了几乎水要覆舟、呼唤陈胜吴广的地步，……。
这就是在党内保留对立面的益处，这就是在体制上容忍异端的好处。从一定意义上说，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当他们一派独大时，就都往往是非理性的、疯狂的、甚至是穷凶极恶的。只有当两派势均力敌、且相互制约时，双方才可能是理性的、通融的、和审时度势的。所以，无论是***、还是邓小平，他们都只看到异端思潮、异端派别对于政令之碍手碍脚、效率不彰的消极面，却从未体认到异端制约还有着促使体制自我纠偏、自我止损、从而让系统获得自我更新之整体优势的积极面。由此便完全可以这么说，两个三十年代的历史均不无残酷地证明：中国***的前后两位政治强人，都因噫废食了。
所以，不是别的，正是由于没有制约、尤其是从未建立起一种体制的制约或制约的体制，才使得中国***内的毛、邓两条路线、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即使其各自毫无偏差地按照最初所确定的同一方向运转下去，其体制运转的惯性和惰性，也会毫无阻碍地将其带向极端、带向反面。历史也确实证明了毛、邓两条路线，及其左、右两种治党治国的政治体制，均最终走向其初衷的反面，给人民带来了苦难。这可说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最大的失败。
不错，在文革后期，人民怀周（恩来）、怀彭（德怀）、更怀邓（小平）。至今还有人不时提起当年在树上挂上一个小瓶，来表达“树小平”的意思。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当年“怀邓”的最高潮。乍一看来，这中国老百姓一忽儿怀右倾的邓、一忽儿又怀左倾的毛，还真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其实，对发生在中国人民中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社会心理现象，只要稍微抽象一下就不难看出，无论人民当年的怀邓也罢，还是今天的怀毛也罢，其整个社会心理的运行逻辑和运行方向则完全是同一和恒定的：它不过是中国老百姓以自己素朴的直觉方式，无论是此时此刻还是彼时彼刻，均在殷殷期盼着体制内有着另一种健康力量，能站出来对当今或当时的苛政有所制约罢了。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人民昔日的怀邓与今日的怀毛，在逻辑上是并不矛盾的。换言之，这种在中国***执政史上，几乎是带有某种周期性的社会现象，岂不正好反映出权力制衡之历史必然性，正通过人们对体制内的这种或那种非主流派寄予着希望之某种历史偶然性，而一再顽强地、生动地表现出来吗？
是的，历史不容假设，但历史却有教训。今天摆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前的，已经不是去争论***或邓小平，左倾或右倾，毛路线或邓路线，谁个正确、谁个高明这一类比较低级的问题了；也不是要对中共党史、乃至国际共运史，就一定得采取或虚无、或掩饰的选边站态度了；更不是要追究任何领导者的个人历史责任——就像如今无论是中国的左派还是中国的右派们都正热衷于干的那样。而是要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用历史必然性的视觉，去检视中国***建国以后之前、后两个三十年所走过的轨迹，让毛路线与邓路线能从过去那种有你无他、你死我活之内耗恶斗的低级版本，尽快地更新升级到优势互补、良性竞争的高级版本上来；是站在毛与邓那均不无悲壮的既成功又失败的双肩上，扬弃毛邓、又超越毛邓。
而真正的超越，则是制度的超越。
（四） 吏治要害是***人如何对待“国家”
毋庸讳言，如今中国***执行的邓小平路线，正同时面临着来自右派和左派越来越大的压力。近来已成为中共口头禅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实就正是应对这一压力的一种反映。
不错，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苦苦探寻着一条既有别于自由派、又有别于毛路线的道路。三十多年来，它左冲右突，理论一个又一个地翻新，提法一个接一个地变换，但却因其统统囿于为现行政策作短视的诠释，故很难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很难跳出庐山观庐山了。
面对右派“普世价值”的正面挑战，中共一直是以不变应万变地喃喃念叨着“社会主义是善、资本主义是恶”的教条，作为其理论防线，全然不顾在今天中国原始、变态、腐恶的资本主义已是洪水滔天，全然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直面严酷现实的自信力。而面对左派之“反修正主义”的义正词严，它却只能抛出“不争论”、“不走老路”、“不改旗易帜”这一类乏力的口号作遁词，宁可退守孔孟老庄，也高扬不起唯物史观大旗去回应如此严肃的正统性挑战，同样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直面理论挑战的自信力。
目前，摆在习近平面前最大的理论与实践难题，千头万绪，最终都落脚到一个“吏治”上，即那已威胁到***政权生死存亡的体制性干部***问题。这个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它是***人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对待国家政权的问题；从特殊意义上讲，则是东方落后国家的***人，在胜利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如何对待国家政权的问题。
当年，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曾不无远见地说过“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今天，中国***已经被这个“祸害”给害得几乎要改变颜色了，已经走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悬崖边上了！
左派将导致这一危局的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邓的改革开放路线上，似乎只要回到毛路线，这一切就本不会发生。他们压根儿就想不到，正是毛当年满怀理想豪情、兴无灭资、拔苗助长地跑步奔向社会主义而建立起来的那一整套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前现代文明的吏治（干部）制度，已经为今天的吏治***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是的，与无产阶级平等观是“事实平等”相比，资产阶级所强调的“权利平等”有其虚伪性，因为这种权利平等往往会导致、往往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然而，“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因此，人类要从特权文明过渡到事实平等文明，其间由此及彼的桥梁，就是、也只能是权利平等文明，舍此别无它途。另辟蹊径不行，拔苗助长也不行。这才是唯物史观，这才是历史必然性，这才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从而这才是中国今天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必然性和未来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之必然性。
当年，在一个人畜动力型自然经济，还如汪洋大海般地存在着的生产力基础上，***“兴无灭资”的结果，即试图用已经到手的国家政权和先锋队的觉悟，去跨越或绕过资本主义的权利平等文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文明的结果，其不仅没有接近理想中的“事实平等”，反而滋生了各级干部的隐性特权，反而让宗法专制特权文明，借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虚伪性”，而不知不觉地复活了、发展了和固化了。如今中共体制那病入膏肓的制度性***，不过是当初毛时代政治体制中那种或明或暗的干部特权，遇上市场经济环境而恶性膨胀的一个苦果而已。因此，不从干部制度、吏治机制上找特权泛滥的原因，不在国家的政权建设上，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宪政机制，摸索出一套由***主导的、旨在建立有着某种权力制衡机制的制度创新，仅靠内部整风、内部肃贪，中国***的反腐，就只可能是一场扬汤止沸的笑谈而已。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要将“科学”冠之于“社会主义”之上，用以区别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因为这种高于资本主义文明之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只可能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已承载不了的巨大生产力及其财富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任何良好道德或善意愿望的基础上。“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像中国这样一个在人均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上，硬要靠“主观能动性”、“先锋队的觉悟”或“斗私批修”去搞社会主义，其效果只可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一方面大大地压抑了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其超低的劳动生产率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也实际上大大推迟了真正事实平等社会文明的到来；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还远未达到社会可以消灭分工、从而消灭阶级的程度，因此，此时此刻的国家政权，以及为保证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而依附于其中的庞大的管理者阶层，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干部队伍，也就必须还得以存在。鉴于中共的各级干部实际管理着社会并不充分、甚至往往还匮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故其便自然而然地处于一种事实上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分配先机。尽管这种管理者的“事实先机”有的已通过中共的干部等级制，进行了貌似合法的级差分配，这包括其级差名义工资和级差内部“特供”：从不同级差的小灶、特价商店、交通工具，子弟学校，到阅看灰（白、黄、蓝）皮书、进口录像带和电影，……等等。尽管当时这一类合法性级差干部待遇，还有着中共党内的某种道德约束和纪律约束，被限制在极狭小的范围内，但是，由于中共的政权建设，一直以来，均以抵制“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制度”的那一套制度性权力制衡和开放性舆论制衡机制为荣，故中共吏治中的这种对社会财富管理的“事实先机”，便随着执掌政权的时间推移，而渐渐地由干部级差待遇，演变为干部特殊化，再进一步演变为某种或隐或显的干部特权了。而且事实上，这种因管理者地位而带来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实际上还具有家族的和血缘的潜合法继承性。如此一来，特权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便往往模糊了起来。这就是从毛时代继承下来的这种中共干部体制，一旦碰上了邓时代的市场经济，便是想要它不***都不行之局面的制度性根源。
记得***晚年，这位“打天下、坐天下”的旷世英雄，这位总想通过自己手中的权柄，给广大工农大众造就一个大同世界的平民领袖，还在为当时据说的那点“资产阶级法权”，与从苏版马列教科书中搬来的那种无产阶级事实平等理想的冲突，而忧心忡忡。这甚至是他老人家不满于、不服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后的大力纠“左”，以及终于发动了***的心结之一。请看被左派视为毛遗嘱的这段话：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转引自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事实上，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还没有发达到让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时候；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还不可能消除分工，还不可能消除管理者，不可能消亡阶级，从而不可能消亡国家的时候，大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平等文明，就不仅丝毫接近不了作为***理想的“事实平等”文明，反而会在客观上导致了特权文明的大复辟。当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还顶着一个“农民工”之歧视性头衔的时候；当让全国都市旧貌换新颜的整整一个建设者群体，还因一纸农村户口而遭遇着各种各样歧视的时候；当“拼爹”、“拼爷”已成为中国官场、商场、乃至各行各业之潜规则的时候；当花样百出的“特供”与躲不胜躲的毒食品竞相比肩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在今天的中国，什么叫“特权文明”，以及当今中国首当其冲需要的，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了。
诚然，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什么天赋人权、神赋人权，认为任何人权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但与此同时又坚持承认：资产阶级在其上升、革命时代喊出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则代表着该时代，受到封建专制特权阶级压迫之所有被压迫阶级的共同利益，并曾经激励过整整好几代平民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的这种“平等”，尽管还仅仅停留在权利上、法律上，这种“平等”，尽管对处于不同经济地位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还不可能导致事实上的平等，但即使如此，它与人类存在了数千年的特权文明相较，却是历史文明的一个巨大飞跃。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即使是资产阶级法权那种“虚伪”的平等，也比封建宗法专制特权阶级那种公然的基于血统的贵族特权等级制，不知要进步和先进多少倍。
当年的巴黎公社，即使是在短兵相接的战争非常时期，巴黎人也还是自发地实行着多元（布朗基派、普鲁东派、自由共和派、……）共存、民选官员这样的政治文明。这是因为，这种权利平等的资产阶级文明，已经成了巴黎人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早已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成了他们的思维和文化惯性，也成为巴黎工人阶级可以从资产阶级——当时正与之血战的阶级敌人——文明中，可立即拿来就用的现现成成的文明遗产，尽管这个遗产的硬件即现存的国家机器应当被立即打碎。与此同时，巴黎工人阶级，也正是在继承资产阶级权利平等文明的基础上，还将其对“平等”的追求和向往，向着“事实平等”这个更高历史阶段的无产阶级文明理想——普通工人工资制——大大地推进和提升了一步。
而当年中国***拿下政权时，构成中国人如同空气、阳光一般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和文化惯性是什么呢？这只要从***带领他的战友们去北京“赶考”时的参照系——李自成、洪秀全——即可窥见一斑了。如此也就难怪，诸如“打天下、坐天下”、“青天大老爷”、“父母官”、“任命制”、……这些文明积淀，在国人心目中可说是天经地义了。再加上从苏联老大哥送来的斯大林模式参照系，以及冷战中不得不选边站的国际大气候，如此便使得当时的中国***，不将那个曾经引导自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自家法宝新民主主义束之高阁，就都很难很难了。
现在回过头去看当年***与刘少奇那场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分歧与争论，应该说，对于争论的双方，其分歧点也仅仅是在激进或缓进的策略上。他们那时谁也没有意识到：抛弃资本主义的权利平等文明，不仅不会将国家引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反而会导致低于资本主义文明整整一个时代的封建宗法专制特权文明的大复辟，反而会与***人的共产主义理想背道而驰。不过这也不奇怪，实践的广狭深浅，制约着理论的广狭深浅：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从“十月革命”至今，全世界均仍处于试错与探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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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从维稳治本战略求中国长治久安
由 高寒 周五 18 十月 2013 - 2:07
（五）靠什么把权力关进笼子
当年，让中共终于夺得天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之所以能所向披靡，绝不是否定当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反而是明确肯定它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结果。是战争残酷的即刻生死存亡，逼迫着中国***，逼迫着这个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得不最终选择了实事求是的生存之道、革命之道和制胜之道的结果。这就是：与其让你***搞民主革命，不如让我***来搞民主革命；与其听任形“左”实右路线放弃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不如旗帜鲜明地与***争夺民主革命领导权。
那时在中共党内，主张“100%的布尔什维克化”之意识形态纯洁性，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直奔主题干社会主义的，是大有人在，并数度把持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然而，干这种“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不仅没有保住无产阶级的利益，反而让红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正是全党全军的生存危机，正是面临全军覆没这种灭顶之灾的战略大失败，才迫使中国***不得不痛定思痛，毅然放弃了“左倾”盲动路线，放弃了第三国际洋顾问的瞎指挥，而去找回了已坐了几年冷板凳、被戴上“富农路线”、“消极右倾”、“游击习气”几顶大帽子的***。
今天，摆在中国***面前的尖锐问题，首当其冲，与其说是什么意识形态的价值符号问题，不如说是究竟怎样才能保住***政权的问题。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面对吏治***的攻城略地，执掌政权的中国***，不仅已经吃过前三十年左倾路线的苦头，也开始尝够后三十年右倾路线的苦头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当然更不是社会主义。大面积的、病入膏肓的干部***之严酷现实，已经并正在动摇党本国本。从一定意义上，几乎可以说这是当年的“红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在新时期的重演。所以，今天的当务之急，是党内谁能从制度上拿出治国安邦良策，谁就将代表今天新时期的正确路线；谁能从根本上保证***政权的长治久安，谁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毛邓、又超越毛邓。
现在总有人抱着一种侥幸心理，似乎不搞权力相互制衡也可以反腐，也可以把权力关进笼子。要说用“整党”反腐，有谁搞得过***？毛当时可是真心地反。建国之初，他就提出要砍干部子弟校；“困难时期”，连李敏、李纳也只准吃学校食堂；晚年更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叫姚文元、张春桥写文章。毛的后半生，是一心一意地在反资本主义，一心一意要搞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他搞了无数次运动，无数次整风，也整了不少人。到了晚年，他终于承认“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是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1967年2月3日）于是，他下决心搞了那场暴风骤雨般的***。
如果把当年毛时代的“黑暗面”与今天邓时代的“黑暗面”，放在一起来比较一下，诸如：当年的“脱离群众”与今天的“你们屁民”； 当年的“多吃多占”与今天的“公款嫖娼”+“公款赌博”；当年的“走后门”与今天的“拼爹、拼爷”； ……等等、等等，就别说什么“小巫见大巫”了，你甚至还会惊呼：毛时代的那所谓“黑暗”，那导致刮了一场文革暴风骤雨的“我们的黑暗面”，若放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它们还能算得上是“黑暗”吗？！
如果说，连***那样的强势、连文革那样的风暴，都把权力关不进笼子，如果说，从邓时期提倡的高薪养廉，到江时期的“三讲”，再到胡时期的“保先”，都一个个最终化为了泡影，那么离开了用权力制衡权力，离开了权力间的相互制衡，你还真就有任何其他灵丹妙药，能将权力关进笼子吗？
既然中国***今天终于不仅从名义上、而且从实际上废除了国家最高权力的终身制，既然中国***终于体认到废除国家最高权力终身制，将大大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中共只要朝着这个从制衡权力中去探寻长治久安良策的大方向，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就自然而然地是在顺乎历史大势，顺乎历史潮流吗？
当然，这里确有一个中国***自身的既得利益问题，但同时也有一个意识形态禁忌或意识形态障碍的问题。但不管是哪个问题，严峻的吏治现实，都迫使今天的中国***尽早做出自己的抉择了。
我们知道，当代权力制衡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宪政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国家与法的理论，宪政的实质，不过是以特定的政体形式来巩固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而已，不过是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凝结为特定的国家政权形式而已。宪政，既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追求、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又是资产阶级防止封建专制特权侵蚀和复辟之最有力之制度保证。除此之外，在封建专制复辟的危险已基本消除后的整个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宪政更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摆平内部各派纷争，以防止统治阶级内部的无序恶性权争，而导致政权崩解的一种自调整、自更新、自修复的治理系统。
因此今天，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要么当仁不让，毅然决然地挑起中国宪政建设的领导权，并将这个领导权牢牢地操在自己手中，从而最大限度地将人民群众和各阶层进步势力，吸引在自己周围；要么则是拒绝宪政，从而也就不期然地将中国宪政建设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自由主义右派，让自由主义右派来充当中国宪政的领袖，而中国自由主义右派背后，则站着强大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二者必居其一。
这就正像当年，同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由大资产阶级去领导，或由无产阶级去领导，其过程和结果均会大不相同一样，今天，中国的宪政改革，由中国***自己来领导，还是由中国自由主义右派来领导，其过程和结局也将是迥然不同的。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今天在中国宣称“五不搞”，就正像当年宣称“为中共100%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一样，乍看上去，意识形态正统得很，政治也正确得很。但实际上，形“左”而实右，因为它的实际结果只能导致：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放弃***的领导权。
（六）理论瓶颈
质言之，这里说的领导权，就是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整整一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的问题。即一个处于前资本主义文明国度的***，在胜利地领导了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成功地夺得政权之后，还有一个领导资本主义制度建设、乃至领导“资产阶级共和国”建设的问题。
列宁曾提到过无产阶级将建设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而这里提到的则是，无产阶级的***，甚至还要去建设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国家。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说的是后资本主义时代，即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时代；而后者说的则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即封建的或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
毫无疑问，这里已来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理论的前沿，来到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沿。它所面临的，仍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个既老又新的课题、那个困扰了好几代东方***人的课题：即处于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并成功地夺取了政权的落后国家的***人，该如何对待本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问题。
我们知道，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欧洲各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时曾说过：“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马克思、恩格斯《***宣言》），但却并没有明确提出过无产阶级革命党，应当在这种与资产阶级联合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中，去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我们还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列宁针对东方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而提出来的。而***则将这一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为在一个更加落后的封建/殖民地、或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度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历史证明，在夺取政权问题上，列宁、***的理论无疑是成功的，他们都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现在回过头去看，尽管我们不能不承认，无论是列宁，还是***，他们在夺得政权以后均曾有过相当的谨慎，都曾有过发展一段时期的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但也无庸否认，他们的这些资本主义政策，均无一不是用来衔接历史向社会主义制度迈进的一种临时性的短暂的过渡措施而已。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论述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多半还属对未来理想的憧憬；如果说，列宁于1907年提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于1938年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其着眼点均还在于夺取政权上的话，那么，当1917年11月和1949年10月，分别摆在俄国***人和中国***人面前的历史性课题，就具有全新的意义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必然性，会因为***人胜利地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并掌握政权，便可以跨越、绕过、或省略吗？
自俄国“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国际共运史，均在在地证明：靠着武装革命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无论其时挟革命雄风多么强势，但它对于那在本国还处于萌芽、成长、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是绝不可能直接凭靠一纸法令，直接凭靠国家强制力便能予以废除的。同样，一个崭新的、高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政治制度，也是绝不会在它的物质生存条件在资本主义文明胎胞里孕育成熟之前而问世的。若硬要用国家政权去挑战历史必然性，那是不可能不碰的头破血流、不可能不受到必然性的惩罚的。
对于这个问题，当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争论过，第二国际内各国社会党人之间争论过，后来的中国***内也争论过。自那以后，中国***的建国理论与实践，它所走过的弯弯曲曲的探索道路，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路线斗争，归根结底，均无不受到这个争论的影响，并历经数代，绵延至今。事实上，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乃至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失败和******的失败，甚至还有斯大林模式和波尔布特模式的失败，以及今天邓小平模式的踯躅不前，……等等、等等，均无不与这个争论有关。
是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可以而且必须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在***内已经没有争论了。并且，在***夺权后，还有着一个短暂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过渡衔接时期，对此也已经没有争论了。而真正的争议之点则在于：是否承认东方落后国家的***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还将领导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的（新型的）资本主义，甚至领导建设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才是迄今为止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本本”中，均从未有过的。
然而，在列宁之前，有过“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吗？在***之前，有过“农村包围城市”、“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吗？更何况，如果说，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落后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还只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一场新型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基于这同一个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难道就不可以让这同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夺得政权以后，去继续领导这同一个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建设、并完成防止封建宗法专制特权复辟的历史使命吗？换言之，那同一个国度内的历史发展之不平衡性，难道就因为***人打赢了内战、夺得了政权，便突然不翼而飞了吗？既然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种区别于旧式民主革命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由***所领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否也可以是、应该是、或必然是一种区别于旧式资本主义的新式资本主义制度、区别于旧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新式资产阶级共和国呢？
中国***当年打天下时，***曾反复教育全党，中国革命不能跨越阶段，***现在进行的革命，还只可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这种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顺乎了历史潮流，才使得中国***有小到大，由弱到强，并最终夺得了全国政权。同样一个道理，***难道不也正因为在手握国家政权之后，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上陷入了某种盲目性，对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陷入了某种空想，即企图超越、绕过、或省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才致使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走过一段很大的弯路吗？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至少，经过前三十年的折腾，让邓小平看到了市场经济之不能跨越、不能绕过和不能省略；看到了“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看到了落后国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290页），等等。诚然，邓小平的认识还未走到这一步，即提出“***不仅可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还可以领导资本主义制度建设”。故而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就还只能在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类意识形态禁忌圈中踯躅徘徊。
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自然而然地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新一代中国***人面前：终于突破重重障碍而承认了市场经济为今日中国之必需的中国***，也会突破重重障碍而承认民主宪政为今日中国之必需吗？已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经济之市场转型的中国***，还会成功地领导中国政治的民主宪政转型吗？
（七）理论瓶颈（续）
或问：既然是***，为何还要领导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制度？
答：一切依时间、空间为转移；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这里的***，不是指普遍意义上的***，更不是指那种在资本主义文明已高度发达国家中的***，而是指、也仅指资本主义文明尚待建立之落后国家中的***，譬如中国***。这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指那种普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不是指那种旧式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指由落后国家中***所领导的、受控的新型资本主义制度。
***当年曾一再论述过，中国的革命得分两步走，第一步，建设新民主主义制度；第二步，才是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他甚至曾设想过在未来中国，建设、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见王占阳：《延安时期***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论述》王占阳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c4d3501000811.html；见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462页 ）。但很可惜，***没有将他的这一思想闪光之点坚持到底。实际上，***的这一思想，当时即已走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东方革命相结合的最前沿。或许是当年面临战后冷战大格局的选边站，才使***与这一开创性的前沿理论擦肩而过，才使得邓小平三十年后仅凭直觉也要重新摸索着朝这个方向走。不过，***当年详述此论的一切理由，均可在此作为我对本问题的答案。
其实，中国***今天要做的，就是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螺旋上升点，重新续上自己曾胜利走过的新民主主义，并启动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领导的新型资本主义。乍一看来，它仿佛是向历史原点的回复，但实际上这却是历史在几经曲折后于一个全新视野上的大飞跃。今天，中国***须从无到有地“制度创新”出这样一种体制：它是***领导的，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未来发展方向的；但又是权力制衡的，权利平等的。它将借鉴地将宪政机制引入***内，靠着内部的竞争机制来治党治国、从而将执政党中国***，改造成为一个既能正视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又能驾驭这种必然性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再问：***后来不是放弃了他以前的设想，并批判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且还明确地宣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文集第8卷,第113 页）
答：是的，中国***当年过早地停止了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略，这正是我们今天应当吸取的教训。但很可惜，由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并未深入地加以总结。不过，这也正反映出当时中国***全党的关注重心，以及邓小平路线并未对这个核心问题有深刻和清醒的认识。
***后来在党内一再开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他看来，新中国建立后，其前途便是：或者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走社会主义道路，二者必居其一。但现在回过头去看，尤其是面对今天市场一旦嫁接上了特权其***的触目惊心，就完全可以这么说了：东方落后国度的***夺权后，将要么是新型资本主义，要么是空想-封建社会主义（以空想社会主义始，以封建社会主义终），二者必居其一。
建国后，取得政权了，中国***已没有当年那种即刻生死存亡的军事压力了，党内的左倾顽症，就又按捺不住地重新抬头了。***当初打天下时的那份谨慎与承诺，所有那些让中共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理论和实践，似乎在一夜之间，都统统成了夺权阶段的谋略与迂回，手段与权变了。既然资产阶级宪政这洋玩意儿太碍手碍脚、影响效率，剩下的，也就只有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而从老祖宗那里沿袭过几千年的国粹了。
所以，正本清源，坚持唯物史观，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实事求是地建立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之经济基础上，这才是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将人们的思想从统治中国政界和思想界数十年，且至今还积重难返的苏版马列教科书的唯心史观——“社会主义”就是无条件、超时空的“善”；而“资本主义”就是无条件、超时空的“恶”——这种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将无疑是中国***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中国***今天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口，不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上突破传统理论的瓶颈，它就无法在实践中突围了。这种更深层次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便会自然地引发全党的反省：那在西方思想史上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是怎样在东方的革命实践中，重新沦为到了空想；这种超越人类发展阶段的实践中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一个多世纪和大半个地球的实验中，又给东方后发国家造成了怎样深重的灾难？如此一来，中国***便在自己毋宁算是某种战略性大退却的改革开放中，完全无须戴上任何“社会主义”的伪装物，而理直气壮地领导中国大干（新式）资本主义，理直气壮地将中国从一个封建宗法专制社会推进——注意：是推进、是进步，而非“复辟”——到（新式）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制度阶段，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三问：不干社会主义，还算是***吗？
答：还是一切依时、空为转移。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无产阶级性是寓于其严整的科学世界观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所以要将自己的“社会主义”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为的就是要同以往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及其鼓吹者划清界限。因为“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唯物史观认为，人们——即使是掌握了唯物史观的先进的人们如***——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只能在既定的、继承于前人的生产力基础上来创造历史。因而***既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取消规律。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东方落后国家的***，面临着一个与西方先进国家的***截然不同的历史任务，因为二者各自处于完全不同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所以，***人决不是不分时、空、在任何条件下都“干社会主义”的党，而是遵循历史唯物论、顺应历史必然性，立足于现实，引领历史潮流，从而创造条件将历史推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的党。不过，眼前的问题则是，在经历了毛、邓两个时代，并深深感受过苏东巨变震撼的中国***，今天能否担当起这个在国际共运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突破“理论瓶颈”的重任呢？
四问：难道真要复辟私有制、搞资本主义复辟吗？
答：既然搞私有制也罢，搞公有制也罢，并非任何人可以随心所欲，一切均得依特定的时、空为转移，那么，私有制便绝非超时空的“恶”、而公有制亦非超时空的“善”。此其一。其次，所谓复辟私有制，其前提是曾经有过公有制；所谓复辟资本主义，其前提是曾经有过社会主义。但何谓公有制，何谓社会主义，只能依科学社会主义的最起码标准，而绝非仅依任何个人或党派的宣言。其三，无庸否认，建国以来，中国***人一直都是在一个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的生产力基础上真心诚意地、勤勤恳恳地干社会主义。但良好的动机和辛勤的劳动，除了证明自己有搞社会主义的良好愿望和急迫心情——尽管这个愿望和心情是值得尊重和珍惜的——以外，却什么也证明不了。其四，按照科学社会主义a、b、c，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其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国家已开始走向消亡。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8—28日）、列宁才称之为“半国家”或“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型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过是指在形形色色的国家所有制中，那种有着某特殊形态的国家所有制，即已开始步入消亡阶段之国家的国有制。由此可见，中国今天并无、也从无这种意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公有制。世上迄今为止，除了展示出新世纪伟大曙光之巴黎公社那短暂的一瞬，也还并无任何一个符合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综上所述并有鉴于此，提问中的“复辟”云云，还有任何意义吗？
五问：即使宪政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既然这个宪政还得由***来领导、还需要***来领导，那为何就不能视其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宪政或社会主义共和国呢？为何就偏要突出该宪政的资产阶级性质或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呢？
答：这里有几层意思。第一，说宪政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是指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之历史必然性；第二，说这个宪政还得由***来领导，则是指这种历史必然性在当下中国可能实现的最佳途径。如果说前者为事实判断，那么这则是功利判断。然而，最佳途径并非唯一途径。因为任何历史必然性如果在其最佳、次佳、……等实现自身的途径上受阻，那它就一定还会转而寻求其他的任何偶然性——哪怕是“恶”——来实现其自身。第三，说这个宪政还须有***来领导，则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即：中国的宪政由***来领导，还是由自由主义右派来领导，其步骤、方式、过程、范围、层次、结局、后果、趋势、……等等、等等，对于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格局，都将会是大不一样的。中共若拒绝宪政，不管其动机如何，它的客观后果就都只能是一个：拱手交出中国宪政的领导权，拱手将中国宪政的领导权让与自由主义右派。因此，今天中国的前途，要么是***领导的、且可自主创新的新民主主义宪政，要么是受国际大财团实际控制的、由中国自由主义右派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宪政，二者必居其一。第四，中国当下的最大的负能量，是寄生于所谓“社会主义”之上的或明或暗的封建宗法专制特权泛滥，***只不过是其表征而已。由此便构成当下中国的改革性质，只能是重续新民主主义，即由***所领导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义是反私有制、反资产阶级。但她却只能建立于资本主义文明之上，并作为资本主义文明之对立物而存在，作为更高历史阶段的崭新人类文明而存在。这在今天的中国，她是引领我们的理想和方向，但她也只能是未来时而非现在时。
六问：搞了六十多年社会主义，现在突然又说要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搞资本主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心理上接受得了吗？政治家不是理论家，理论家可只顾理论的彻底，而政治家则还必须兼顾党心民意。
答：列宁曾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分为理论、宣传、鼓动、组织四大方面（参见列宁《怎么办》第三章第五节：“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毫无疑问，这几个方面的功能是大有区别的。不过现在的问题是：理论遇到瓶颈，不突破瓶颈实践将无法前行。中国六十多年所走过的弯路证明了这一点，自“十月革命”以降近百年的弯路也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东方落后国家中的实现，到现在为止，还只有“***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还没有“***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将继续领导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的理论。在现有理论中，从列宁到***，其理论和实践说的都是立即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立即建设社会主义。而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徘徊，更将这个重大历史课题又重新尖锐地摆在了全球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更首先摆在了作为东方落后大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面前。此前，有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和我国的顾准，曾先后触及到这个命题，但又都未能从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予以总结，更未能提出“落后国家的***夺取政权后，还将继续领导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的理论。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怎么办》）。因此，作为一个必须突破重重思维定式的哪怕多走出一步的新理论，它的第一要务便不能不是首先寻求理论的严整和理论的彻底。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至于这个理论得以成立后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包括将以何种面目用于宣传、鼓动和组织等等，是否取一个“社会主义”的外壳，譬如：“民主社会主义”之类，我想，则都完全是可以无须作任何教条式的理解的。然而即使如此，这个理论的核心内核，却仍然是直接承继的中国***自身的传家宝“新民主主义”，并且是作为其升级版的“***领导的新式资本主义”。
七问：张木生先生不也曾主张“重回新民主主义”吗？那你与张木生先生之间有何异同呢？
答：我们的共同点是：都主张今天的中国***应当领导资本主义制度建设，都承认采取若干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措施，将会大大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都高度评价***当年带领中共打得天下的新民主主义论，并都肯定中国***那艰苦卓绝的革命史。
而我们的不同侧重点则是：张木生先生更多地是从中共自身的道统、自身的成功经验出发，来得出他的“重回新民主主义”结论的；而我则更多地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角度，结合中共成功的革命史，来论证我的“新民主主义升级版”的。张木生先生特别强调今天***的天然领导权，并以“历史不可逆”来为之作注解；而我则更强调变***天然领导权为竞争性领导权，变党内路线斗争为路线竞争。并主张为此方能不断更新***的执政合法性。总之，张木生先生多立足于现实性，多从***自身执政的功用性出发，强调现实的即合理的；而我则多着眼于必然性，多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出发，并结合当今实践而强调：必然的是现实的。最后，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差异在此列出也许不算多余：张木生是彻头彻尾的体制内人，而我则算是彻头彻尾的体制外人。……如此等等。
总而言之，中国***要面向未来，就必须突破这一“理论瓶颈”，即将自己的改革开放理论，将自己的根本治国理念，建立在坚实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唯其如此，它才有资格去谈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共当前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困守愁城，则只有在突破了这一“理论瓶颈”之后，才可能柳暗花明。毫无疑问，这一“理论瓶颈”课题的研究，不是为了粉饰现状，而是为了突破现状；不是为了诠释现实，而是为了引领现实。归根结底，它是为了使中国***在其未来的道路上，比较地走得更为自觉一点；在历史的必然性面前，比较地能更为自由一点。如果说，***当年正是在他的前任们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仗的基础上，才脱颖而出，才让中国***终于认识到他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游击战争战略、以及新民主主义的巨大理论价值的话，那么，今天在经历了建国后毛、邓两条路线之丰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人难道还不能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发展中共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出比前人更大的贡献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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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从维稳治本战略求中国长治久安
由 高寒 周五 18 十月 2013 - 2:12
（八）与右派争夺宪政领导权
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没有自己的喉舌不行，但专听喉舌讲的话也不行。对文人、学者中某些顺杆爬者，也莫不如此。当年苏东剧变，有多少原来的“顺杆爬”，一眨眼之间，就又变成了自由斗士？！
有人说，搞宪政会将***搞下台。是的，岂止下台，还要清算，从1921年开始起清算！但那是“他们的宪政”，即按自由主义极右派的那一套去搞的宪政。那是中国***自己——因拒绝宪政——将宪政的领导权拱手让与右派的恶果。但若这个宪政由***自己来搞，实行拿来主义、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制度创新，那其结局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这就如同当年听任蒋介石搞三民主义，就决没有***的好果子吃；但后来***领导中国***搞起“我们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又叫新民主主义，其结果，就是将政权给搞到手了。
宪政，只是政体而非国体。一个国家由哪个或哪些阶级来统治，是哪个或哪些阶级的专政，由哪个或哪些阶级来主导，这都统统由国体来管。而宪政，则是指特定的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某一具体政权形式而已。诚然，宪政为近代资产阶级所创造，反映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但其本身却只具有政权组织形式、政治工具的意义。这就如战争中的武器，在敌人手中为敌人服务，缴获过来便可为我服务一样。正因为如此，巴黎公社才会在巷战正酣时就立即采用了它；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会说：“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恩格斯：《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
宪政的精髓在于权力间的相互制衡。他资产阶级可以将其玩得团团转，几百年来，既享受到权力制衡所带来的系统自调节、自更新、自止损、自修复的超级稳定，又让这宪政无论怎么玩，都玩不出他资产阶级的手板心。既然如此，***难道就不可以来个洋为中用，既充分享受权力制衡之根治***的超级红利，享受由此而带来的***政权的除旧布新和长治久安，又让这宪政的中国玩法，无论怎么玩，都玩不出无产阶级的手板心，并最终还将逐步导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譬如，***内的毛邓两条治国路线，本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但却因一直没有一种良性互动机制，而使其路线斗争从来都处于所谓“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的你死我活状态。大量的冤假错案均由此产生，并给***自身也带来极大的伤害，且至今亦然。远的不说，就拿去年才发生、现在还无结局的倒薄与挺薄的斗争，尽管最终结果尚未出来，但如今已见两败俱伤，并无赢家。而倘若借鉴并引入宪政中的制衡机制，让***内部所实际存在、也不能不存在的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治国理念、治国路线，能有着一种公开竞争、相互制约、良性互动的平台和机制，并最终接受党和人民——或循序渐进的梯次范围——之选择，这么一来，首当其冲，最起码那种由一派独大、毫无制衡而产生的权力***，将会得到立竿见影的收敛，仅此即可从源头上扼住吏治***的咽喉。如此对***统治权毫发无损、反会因反腐成效的彰显而大得民心的宪政举措，为何就不可以采取鲁迅所倡导的“拿来主义”的态度呢？
再如，宪政中的三权分立，确有其效率不彰的流弊，但也有着遏止无限权力之功用。以中国人的智慧，难道就筛选不出一种两全其美、相得益彰的优化临界点，来作为***领导下的新式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一种制度创新？
又如，目前中共各级纪委的调查、“双规”权，因其并无刑事诉讼法的支撑而备受诟病，也大有损于***“依法治国”的公开宣示。但鉴于纪委的监督功能不可偏废，那难道就不可以引入宪政机制，在刑讼法、甚至宪法中赋予相应的法源，成立类似廉政公署、FBI那样独立于公安、且垂直领导、直属中央、不受地方党政军节制的特殊刑事调查权限？
还有，***最忌讳宪政的，无外乎是那多党制会把***搞下台。其实，越怕被搞下台，恐怕还就真得下台。整个苏东剧变，就是***拒绝宪政，结果致使宪政主导权落入自由主义右派之手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曾一再抱怨自由主义激进右派对他的“公开化”改革的干扰。可他就是没有悟出：倘若让***来领导和主导宪政，制度创新地将竞争控制在***自身内部，其结局恐怕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
同样一个宪政，在美、英、法、德、日、俄、……均各有其特色。尤其于英、日，还有欧洲不少国家，宪政与帝制兼容，皇室与宪政各得其所。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领导的宪政——尽管***在延安时曾有过“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设想。中国***不是很强调中国特色吗？那何不就自己搞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出来面世呢？在宪政问题上，什么叫“***的领导”？什么叫“拿来主义”？什么叫“为我所用”？什么叫“制度创新”？真可说是微妙法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里唯一需要的就是悟性了。如此一来，中国***还愁没有主动权？还愁会被搞下台？为何就非要采用当年那种“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来对待宪政不可呢？为何就非得要徒增社会对抗，并将“千军万马”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对势力那边去不可呢？！
自由派高喊宪政，并自以为如此登高一呼，这政权就自然而然会落到他们头上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不屑一顾、也一窍不通。因此，中国***之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内转思想弯子和理论弯子，就自然不可能在他们的视野之中，自然不可能在他们的脑瓜子中了。这也是他们的那一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宪政理论，根本搔不到当今中国问题痒处的真正原因——这也包括了***内部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派。
实际上，迎击来自左或右的挑战，不过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如果你能清醒地意识到权力制衡实乃历史之必然，认识到唯此为大才会长治久安，那么，剩下来的问题便自然是：中国***能够领导这个民主宪政之历史进程吗？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这个民主宪政之历史进程吗？此问题之面向右派版就是：谁来主导这一转型历史进程，是自由派，还是***；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而其面向左派版则是：承认还是否认民主宪政这一历史必然性，承认还是否认基于该必然性之转型理论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性，以及承认还是否认***领导这一转型历史进程的可能性。
（九）用竞争化解左派的正统性挑战
右派是整个地要“推翻”***，要翻中国革命的案。其中极端的，甚至要从慈禧太后的案翻起。作为右派旗帜的普世价值，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也确有一定的进步价值。但就其基本价值观及其哲学基础而言，则最起码有两处硬伤：一是无论它源于宗教、还是源于抽象人性，均属历史唯心论；二则它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地以超历史的绝对价值或绝对真理自居。故而在哲学基础上，普世价值对于马克思主义，根本就构不成任何挑战。因为作为两者大前提的最基本理论公设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就不在同一的思维级别上，故此不足为虑——除非你的马克思主义是冒牌货，才会不堪一击。实际上，只要坚守住唯物史观这一理论制高点，同时亦承认过去干的“社会主义”确有冒进的失误，承认现在可以退回到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阶段，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领导的新型资本主义，这就相当于下了右派的枪栓，其进攻性、挑战性的势头，便自然锐减了。而那普世价值中的有用成分，则完全可以拿过来，用唯物史观加以改造，纳入体制，予以规范，为我所用。总之，对于自由主义右派，对于普世价值的挑战，过去总是屡屡被动，根本原因在于自己手中的马克思主义不纯正，用的大都是苏俄牌赝品；加之死守完全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不正视现实中的阴暗面，故常常显得要么说不起硬话，要么强词夺理，反而彰显其底气的不足。但只要调整战略战术，便可退后一步，海阔天空了。毕竟阶级阵线分明，不难对付。即使其背后有国际资本大财团撑腰，亦可淡定应对。
然而对于左派的挑战，则完全属另外一种性质了。对之既不可轻视，亦不可简单化处置。
首先，左派不是敌军，而是自己工农阶级兄弟，是***的基本阶级队伍。其主力更多是忠心耿耿的***人，只不过其多为程度不同的教条本本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或左派幼稚病患者而已。其次，他们高举***旗帜，反修防修，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在广泛的阶层，尤其是下层民众中，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和号召力。另外，所有的对敌斗争手段，对左派均不适用：要么打不到点子上，要么伤及无辜。均于事无补。不过问题在于，即使你对他处处投鼠忌器，而他对你则常常肆无忌惮，硬要把党内改革派当敌军来狠打猛批，什么反资、反修、反汉奸，……，总之从不吝惜弹药，怎么火药味强怎么干。可以说，应对左派的全部难点和纠结点，也正在这里。
如果说对右派的攻势，是退后一步自然宽，那么对左派的攻势，则是棋高一着方能退。尽管左派非敌军，但就其对***自身所造成或可能造成的恶果来看，却不仅一点不亚于右派，有时甚至还过之而无不及，故决不能掉以轻心。何况左派挑战的严重性，全在于它是来自***内部的正统性挑战。这个正统性，既含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统性，也含有中共党内道统的正统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也的的确确代表了***路线对邓小平路线的挑战。
有鉴于中共党内这一左一右的治国路线，在党史上，除了你镇压我，我镇压你，就根本找不出其他“棋路”来，即双方都曾将对方当作“阶级敌人”来猛打，当作“***”、“资产阶级”、“叛徒”、“内奸”……来猛打，所以，对付左派挑战的思考方向，就得整个地改换传统思路才行，就得全面地检讨党内、乃至整个国际共运中路线斗争的惨痛教训才行。绝不能再走那种将不同的治国理念、不同的政治路线当作“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的老路了。而眼下的当务之急，则是绝不能用过去党内路线斗争在今天的变种，即用什么反贪反腐反刑事犯罪，来借刀杀人地处理党内路线斗争的对手了。
总之，中国***今天必须重新探索出一种在过去党内从来没有过的、处置路线分歧的应对机制，必须创设一种有着自调正良性互动功能的党内矛盾处理机制，以适应作为领导一个世界大国崛起之执政党的需要，以避免党内严重危机引发国家严重危机。
对于来自左派的意识形态正统性挑战，必须得用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来回应。既然左派是操貌似马克思主义的枪法打上门来的，那你还得有更高、更精、更纯熟和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枪法才行。在此，仅靠打“本本”仗就肯定不够了，你的出棋，必须是既来自“本本”，又不囿于“本本”，更依托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邓小平的“不争论”， 固可缓一时之急，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左派挑战问题。更尤其是，中国***若仅立足于邓小平路线，则绝对不是***路线的对手。因为毛路线是自有其道义制高点。这个道义制高点，不仅是自由主义右派无论使多大劲都撼动不了的，而且也恰恰是邓路线在总体上的一个短板。
毋庸讳言，***建国后确实犯下过很多、很大的错误。但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明眼人大都无法否定的，即毛所作的那一切，目的就只有一个：用足手中的权柄，从根本上来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当然，你可以指责他实际效果适得其反，甚至还给广大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带去过深重的苦难；你可以指责他不民主啊，个人集权啊，听不进不同意见啊，好大喜功啊，不计后果啊，不讲科学啊，瞎胡闹啊，……；你甚至还可以指责他玩弄权术、搞个人崇拜、是“当代秦始皇”，……，如此等等、等等。但是，你却无论如何无法否认他那颗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包括为世界上的第三世界的穷哥们谋利益的滚烫炽热的心。正是这颗心，使他大搞平均化，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还是这颗心，使他急于把工业、国防搞上去，从而使他对自己人民的生活，甚至到了苛酷的境地；也还是这颗心，使他曾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压制和打击不同意见，最后甚至弄得全国鸦雀无声，使自己终于也听不到底层真相的地步；最后，更是这颗心，使他大反潮流，无法无天，甚至与自己一道打天下的老战友们均统统对立了起来，……。然而，不是别的，仍是他老人家直到最后一刻都在胸中跳动着那一颗对普通劳动人民赤诚的心，才使得他老人家无论犯下天大的错误，中国的老百姓、甚至是挨过他整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就都愿意原谅他；尤其是对照中国今天畸形资本主义的现实，就更是打心眼里不原谅他老人家、不怀念他老人家都不行。
而摆在眼下中国的课题则是，不应简单地抛弃和否定***当年的那朦胧而崇高的理想，而要将这种理想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阶段结合起来，并在这种结合中来探索国家的最优道路选择和制度选择。马克思说过“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因而，一个历史阶段只能做一个历史阶段的事，而决不可“反潮流”地去跨越历史阶段。也不可因为中国目前还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和发展历史时期，***人就降低自身的无产阶级党性而去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尾巴，而忘记了***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崇高理想。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左派的批判，也有其局部真理，只是其总体思路上有些盲目性而已。因此，要说服左派和赢得左派，这就需要今天的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尤其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沿上，花大力气攻关、有根本性突破才行。只有高屋建瓴，才能势如破竹。仅靠实用主义那一套，仅靠自说自话那一套，是对付不了左派那越来越严峻的正统性挑战的。尤其是，靠封堵禁压，就简直无异于还没出棋便自我在心理上矮了半截。因此，为了正面应对左派的正统性挑战，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沿有所作为，最起码，全国沿袭多年的那种“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学体系，均得作根本的彻底调整才行。不为全党在解放思想、打开思路上创造必要的软环境和软实力，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正统性更新，这个站在毛邓肩上，扬弃毛邓、又超越毛邓的党内道统更新，将会是力不从心的。
另一方面，从吸取党内路线斗争之惨痛教训的意义上看，今天的中国***，为自己探索创新出一种处理党内思想、政治、路线分歧的健康机制，甚至比去争论毛与邓、左与右，谁个正确、谁个正统，还来得更为重要、更为迫切。记得***在他垂暮之年，曾谆谆告诫全党“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几乎到了逢人便讲、逢会便讲、喋喋不休的地步。可哪知道，他眼睛一闭，尸骨未寒，党就事实上分裂了，而且分裂得是那样惨烈、那样惊心动魄，整个地破了党史纪录。这对当时全党还言犹在耳的毛的遗嘱“不要分裂”，真不啻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如今，对那个让左右派都无法不承认的“***挑选接班人的失败”这一共识，再往前稍走一步，就不难发现：他老人家挑选接班人的失败，归根结底，则是直接导源于他对党内路线分歧处理上这一失败的。中国***建国六十多年来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已在在表明：用左反右，反不了右，到最后，人心都到右边去了，这就是***晚年；同样，用右反左，也反不了左，最后左派竟越来越壮大了，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有鉴于此，因势利导，让党内实难避免其存在的左右翼这一对“天敌”，相互制衡，相得益彰，优势互补，避免极端，又何尝不可？即使今天左派怀抱“本本”，将一切他们眼中的党内异端当作敌人来往死里打，将中共今天的路线当作修正主义来猛批，但今天的中国***，也绝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而让中共始终走不出路线斗争的恶性互动泥沼，走不出过去的阴影。所以，今天的中国***，就必须棋高一着，花大气力，扭转传统风气，将宪政的制衡竞争机制首先引入党内，用党内竞争来化解左派的诉求。
其实，构成左派气势汹汹攻势的，往往是那些个貌似理直气壮、不切实际的价值符号。而这些高调，只要一放到实际生活中，让党员、让老百姓来选择，尤其是将其与那些以民生为先、切近生活的务实政策对比着放到投票人面前，它们就大都是很难过关的了。这甚至还包括一些貌似极为敏感、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诸如“私有化”与“公有制”这一类问题。在经过周密准备，充分辩论后，放手让党员，甚至让工人、农民和各界人民来投票选择，倒也不妨一试。如此竞争机制，便自会让左派诉求中那些最具攻击力、但也最不切合实际的极“左”意识形态高调，失去市场、淘汰出局。有了这种竞争机制，左派为了在党内和人民中赢得选票，也自会对其极端诉求作出相应的调整。如此就比用封堵禁压的传统恶性互动方式，来消解左派的极端诉求，来消解左派的正统性挑战，不知要有效和高明多少倍。
将不同诉求纳入党内竞争、体制内竞争机制，这个大思路和大原则，当然也完全适用于右派。只要他们接受“***领导的新型资本主义”这个大框架，右派也尽可以通过这种“新型宪政”——非旧型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的竞争机制，来表达和争取其政治诉求。如此一来，便可以把宪政体制中的多党竞争、两党竞争，限制为和改造为***内部的两派竞争。如此一来，既可收权力制衡、社会稳定之功，又可收无论哪派掌权均为***掌权之效。同时，还可将体制外的政治精英，均统统吸纳到体制内来，参与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建设之制度创新。
其实，最能将右的极端和左的极端真正制住和制服的不二法门只有一个，即建立起体制上的左、右路线的竞争机制，让全党来选择，让人民来选择。而中国***今天要做的，就是从无到有地“制度创新”出这样一种体制：它是***领导的，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未来发展方向的，但又是权力制衡的、权利平等的和靠竞争机制来治党治国的。如此一来，中国何愁不长治久安？***何愁将要倒台？中国又何愁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要超越左右，就必须高于左右；只有高于左右，才能驾驭左右。而要做到高于左右，那就必须正视而不是回避来自左与右的挑战：既正视“普世价值”的挑战，也正视“反修防修”的挑战。今天的中国***，只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跨越了这一道超越左右的关口，它才可能真正踏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再出发坦途。
实际上，资产阶级革命历经数百年，几经专制复辟，几经革命激荡，才最终筛选出和制度创新出了那种轮流坐庄、相互制衡的制度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个模式，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巩固了资产阶级专政。正是这种对外有着巩固本阶级专政之强大功效，对内又有着摆平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关系，防止大家在其内讧、乃至内战中同归于尽的制度设计，才为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大繁荣和大稳定，提供了廉能政府的制度保障、提供了长治久安的维稳机制。
世界历史的吊诡就正在于：那揭示人类发展有其自在必然性的哲学，恰是有着强烈的无产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而当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国家建立起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之后，这个无产阶级政党遵循马克思主义而面临的现实任务和历史任务，却是去干该国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并还不得不顺应其历史必然性，将去建立一个尽管限制、但也保护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
正是这种东、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东、西方国家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的错位，才使得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而中国***，产生出某种或左或右的极度困惑来。你一说中国还处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阶段，似乎唯一的路径选择就只能走西方那种资本主义道路，舍此便无它途；而你一说到***的领导，似乎夺权后唯一的路径选择就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非此便不纯粹。请看，自“十月革命”以降，整个第三国际共运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所经历的一切风风雨雨，难道不均与这历史吊诡和历史错位有关吗？
然而今天，历史已将第三种选择提上议事日程了。这就是：东方落后国度的***，在其成功地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夺得政权之后，它所治理的那个国家，还必将经历一个由***领导的资本主义制度之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即***领导的新型市场经济和新型民主宪政建设这样一个历史必然性阶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两个三十年，在毛邓两种“社会主义”模式探索，历经艰难曲折之宝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今天已经到了再写一部新的《建国以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一条崭新的思想政治路线来的时候了。
东方落后国度中的这种新式资本主义，其新就新在它将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为终极发展方向，如此也就当然脱离不了以唯物史观为其宇宙观的***的领导。而这种***领导的社会制度，之所以还不得不以资本主义制度为限，之所以还不能称作是社会主义制度，就因为它必须为市场经济提供资产阶级法权的制度保障，即必须是一种权利平等、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而无法达到消灭阶级、开始国家消亡这样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之历史高度。
至于这种新型资本主义制度，究竟如何既与旧型资本主义制度相区别，又与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区别，以及在这个制度中，***的领导如何与宪政体制相兼容、相平衡，这就有赖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有赖于中国***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了。
（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薄熙来案
如果说，今天要吸取过去党内路线斗争之惨痛教训，再不能走那种将不同的治国理念、不同的政治路线当作敌对势力，甚至用反贪反腐来借刀杀人的老路，那就从眼前的薄熙来案开始吧。
薄熙来案的要害，质言之，拨开那五花八门的喧嚣和光怪陆离的泡沫，它实际就仍然是中共传统套路中的路线斗争案、政治斗争案或派系斗争案。如今，该案对中共自身的伤害，早已超过对薄熙来一家的伤害，甚至已无法弥补。
到目前为止，习的处境还算超脱。也正是这种超脱，反倒使习近平在客观上成了此案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如今此案已“击鼓传花”到了习近平手上，他若欲既要继续保持这个因超脱而受益的地位，又要将此案尽快地平稳地处理掉，既不致引发政治风波，又不遗留下严重隐患，那么，这就确实需要有一番精心考究的操作选择了。
为习近平的长远利益计，为中国***的长远利益计，在此我建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总体上应当选择一种不为残酷的左右派争斗所累，不为前任遗下的包袱所累这样一种处理该案的思路。如此便将为习近平走出一条超越左右、凌驾左右，也制约左右的全新路子奠定基础。
为此，处理薄案，必须如履薄冰，慎之又慎。
在台面上，建议习近平仅须批示寥寥数语即可，以进退自如为度，譬如“请严格依法办案，办案中不得违法乱纪。”之类。
而在实际上，他则必须选择一种四两拨千斤的举措，来举重若轻地为这个众所瞩目的案件解套。这个解套，既让在此案上反复拉锯角力的左右派均各得其所，发不出呛声，又能将一直牵动着全党全民神经的这一页，尽快而平和地翻过去。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决不能因薄案的处理而将习也搭进去，导致习近平丧失其迄今为止的超脱地位。
此方案可简称为“法制解决为表、政治解决为里”。其具体操作为：公审薄熙来，直播庭审辩论，最后以证据不足，当庭宣告薄熙来无罪，当庭释放薄熙来。
无疑，这是政治解决而非法制解决。但它却又是一场实打实的“依法治国”的实战演习。如此过程，如此结局，将没有输家，习仍是最大的赢家——因其超脱地位保持住了。这一戏剧性结局，可让习近平做到：既了结薄案，又没有敌人。
如此解决，让右派赢了面子，左派赢了里子。薄熙来获得自由，习近平恩威并取，全党舒一口气，全民皆大欢喜。
为何我要建议选取这样的解决方案呢？为何就不径直地取当年的“邓小平模式”、或“***模式”、或“陈希同、***模式”呢？
原因如次：
第一，《红楼梦》有联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鉴于中国目前实际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如此便导致薄案中的任何——注意这“任何”二字——罪证，即使100%的成立，此案也难逃“政治迫害”的历史定位——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和残酷。有鉴于此，便决定了此案无论如何都将被视为、也只能被视为某种政治解决的结果。可见，目前摆在习近平案头的，绝不是在“司法解决”与“政治解决”中的二择一，而只可能是在“不是这种政治解决”，就一定会是“那种政治解决”中的二择一。既然如此，那么在方案A（有可能导致习背黑锅、并导致左派强烈反弹）与方案B（能最大限度地摆平各方、而习仍可保持超脱）二者之间，应当选何？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第二，即使是政治解决，今天也无法选当年邓被解放的“邓小平模式”，即不能直接凭习近平的一个命令就解放薄。因为习近平今天并无***当年那一言九鼎的权威。此模式固然最简捷，也是左派的最爱，但其势必将引发党内外右派的强烈反弹。而此反弹，尽管实际也丝毫不是以薄之是否真正犯罪、罪证是否确凿为据，但右派却一定会将那“法制”、“法治”叫得震天价响，从而致习于被动。因为今天毕竟已不是***时代了，故不宜在明规则上去犯忌。更有甚者，如此一来，右派们将会把原来对薄的刻骨仇恨，统统转移到习近平身上，从而使他有可能处于某种阴谋诡计的旋涡中心，就如同当年的薄，甚至还会成为下一个被搞掉的对象。由此，便决定了今天即使实质上的政治解决，也必须走庭审实战演习、并现场直播的法治路子。基于同理，故其他任何司法选择，譬如由检察院来宣布“证据不足，不予起诉”，……之类，由于没有实况转播的庭审辩论来满足倒薄右派，故皆有变相的“邓小平模式”（直接政治解放）之嫌，故均不可取。
第三，且不说薄一旦被判有罪，习的超脱地位便会顷刻丧失，即使其他任何隐含薄有罪的政治解决或司法解决，诸如“***模式”、“身体不适，延期起诉”、“保外就医”、“退回侦查”、……等等，均不仅将使此案成为一个慢性政治溃疡而将长期折磨着中国***，而且还将对习近平的个人人格造成莫大的伤害。这是因为，一旦习近平被视为不具备超脱性，那么薄的任何负罪，便均会被历史演绎为薄不过是一位“争皇位”的落败者。如此一来，这便意味着：习的“上位”是以薄的下狱为代价的。要知道，即使薄案有着千真万确的“篡党夺权”罪证，但这“篡党夺权”今天在人们心目中的罪恶感，早已大大地“贬值”，早已大有逊于***时代了。何况，由此而来的对习之人格伤害的社会心理认知，社会心理定势，也完全不以薄之是否真正有罪——哪怕是其它任何刑事罪——为转移，不以薄之任何罪证之是否成立为转移。更有甚者，这种对习近平来说完全属子虚乌有的负面认知，将完全有可能会被潜在的政敌捏在手中，备用于日后恶意煽动的杀着棋。
第四，久拖不决也不是办法。只要薄被继续囚禁，挺薄风潮将会持续发酵。尽管薄实际并非左派，但只要薄被继续囚禁一天，左派就一天也不会放过要树薄为精神领袖。如果说，左派拥毛，尚属某种执着理念的久远精神寄托，那么左派的挺薄，则是对现实落难中的悲剧英雄之强烈政治移情。而这两者相加，其政治能量会陡然放大，并完全有可能不期然地触动社会的某一根敏感神经，引发共振效应，从而具有极大的政治爆发力。况且，现已有多重明显迹象显示，薄的被定罪或被长期囚禁，将在左派中催生一支以薄为主席（无须薄本人认可）的“***”。无论这个“***”是公开还是地下，它的出现，都将意味着中共的事实分裂——这恰是中国***应尽全力避免的。
第五，让法院经实况转播的庭审后再“无罪释放”薄，这不仅是现有条件下摆平各方的最佳解决方案，而且习近平也因其恩威并举，还可望收获一员辅佐他中兴事业的猛将。有道是：既生平，何生来？但目前既然大局已定，习近平的地位已无人可撼动，那么，习的中兴大业就亟需将才辅佐了。更何况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故此时此刻，就该是习向薄采取主动的时候了。当年李世民重用曾力主诛杀自己的敌臣魏征为相，终成盛唐霸业的千古佳话，如今犹可镜鉴。更何况，薄之“峣峣者易折”的个性，经历了这次刻骨铭心的磨难，自会引以为训。这对他本人而言，于己于人于党于国，恐都是会大有裨益的。
第六，薄的获释，也自然而然使得极“左”派欲精神绑架薄起事的图谋彻底落空。而基于薄的身份和处境，他也完全有可能协助当局化解或减弱来自左派的某些挑战，化消极因素为无害或积极因素。更何况，倘中国***真有心将竞争、制衡机制引入党内，来创设一种崭新的党内民主机制，那么，薄将自然是代表党去与挺薄左派沟通，并将左派引入党内、引入体制的最佳人选。
第七，当然，此方案的成功，取决于两个缺一不可的条件：1）薄的密切配合，即在庭审中全力以赴为自己作无罪辩护；2）一切准备均在绝密条件下操作。
总而言之，对薄案作何种处理，已经构成对习近平处理复杂、棘手、敏感问题之综合能力的一个挑战和考验了。当然，它也成了习近平可向全党、全军、全民、乃至全世界，展示自己化解前任包袱和历史难题之操作艺术的一个天赐良机。因为种种原因，薄熙来案牵一发而动全身，万众瞩目、全球聚焦。习近平只要能妥帖地处理此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让各方都能接受——即使有些勉强也不要紧——从而避免了任何一方的强烈反弹，让中国***尽早地走出薄案之阴影，那么，习近平的治国能力，习近平炉火纯青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功夫，将自然获得确立并举世公认。这个结果，将是任何人也休想动摇的。
因此，无论从告别传统的党内斗争手段，还是从探索崭新的治党治国体制；无论从超越左右争斗，还是从摆平党内派系；无论从无愧于红二代群体，还是从无愧于薄熙来本人之多重角度出发，习近平都应当勇敢而审慎地面对这一次挑战，并全力以赴地交出自己漂亮的答卷。
诚然，这还不是真正的法制建设，但它却可能是中国真正法制建设的起点。因为任何真正的改革，是需要强人来推动的。
简短的结语
如果说列宁和***，以他们各自在***夺权前后的不同实践，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这篇大文章中的上篇和下篇，分别给出了证实和证否、经验和教训两种答案的话，那么，新一代中国***人，今天就到了在老一辈***人那丰富多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这篇大文章中尚未完成的下篇，写出新的续篇、给出新的答案的时候了。
如果说，***当年，是在他的前任们屡屡败北，最后在全党全军左冲右突的生死存亡关头，才最终脱颖而出，为全党所承认所接受的话，那么，习近平今天就也正站在这同样一个关头面前了。
习近平能否带领中国***突破***吏治之重围，带给中国人民一个在世界上有竞争力、也抬得起头来的社会制度，这取决于他对全局态势的透彻了解。这个全局，既指实践的全局，亦指理论的全局；既指现实的全局，亦指历史的全局。同时，还更指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全局。常言道，没有全局在胸，是下不出一步好棋子的。一个好医师即使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治标，但那也凝聚着他对治本的清澈认知，以及对相关标本联系的明晰洞察。
应当说，自中国最高权力任期制开启后，尽管仍不乏传统阴影，但习近平的前任们在履新之际，还是多少有所抱负、有所憧憬、有所筹划和有所期许的。应仔细考察和研究前任们所走过的轨迹，找出他们终于壮志未酬、身心皆疲而无奈地退守“击鼓传花”的体制原因，并引以为训。
常言道，磨刀不误砍柴工。为了起跑，常须后退几步。为了远行有后劲，一些基础的准备还是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要有自己的班底，一个优化组合的助理班子，包括功力深厚的理论班底。这将是习近平能否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关键。
邓小平曾不止一次地提起过，要把因种种原因他们那一辈人无法解决的问题，留待后人去处理。或许，习近平前任们的最大失败，就正在于他们不敢去碰那些前人留下的棘手问题，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去突破理论和实践中的任何禁区，尤其是不敢去碰那个有关***掌权后，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如何最终走出“历史周期率”的敏感问题。
***当年突破左倾机会主义的禁区是艰难的、也是伟大的；邓小平当年突破新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禁区，同样是艰难的、也是伟大的。中国***正是分别有着这两个时代的伟大突破，才迎来两个三十年翻天覆地的旧貌换新颜。
然而，旧的突破又会产生新的禁区，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任务。那么在今天，习近平能不能带领他的团队、带领整个中国***，在新的时代有新的突破呢？
完稿于2013年4月15-6月5日
邮箱：gaohan2005@gmail.com
高寒- 帖子数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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