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给茅于轼先生发一个大大的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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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给茅于轼先生发一个大大的奖章
柳实

茅于轼老先生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但知名度一直不减，在今天这个这个江山时有“公知”出，各领风骚几十天的时代，这着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最近，茅老先生因为两场讲座再次声名大震。在沈阳的讲座中，他因质疑者被公安机关带走而得胜；在长沙的讲演前，他因抵制者的抗议而受挫。无论是得胜还是受挫，都使这位耄耋老人真真实实地“火”了一把。
对茅于轼老先生，许多人，特别是自称“左派”的人是不太喜欢的，但我本人却对他有着一种敬意。我尊敬他，并不是因为我赞同他的政治立场，而是因为我佩服他的坦荡。他自己说过，五七年的反右，他是被“准确地打成右派”的。在公开场合，他从来都是公开反对大公无私、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公开反对***思想，甚至公开说自己不爱国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阶级的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的人很善于伪装自己，他们将自己思想里的阶级烙印包裹起来，口是心非，“挂羊头卖狗肉”。这样的人不管其立场如何，人品都是很差的。而茅于轼老先生就不是这样，他卖狗肉的时候，挂的幌子还真就是狗头。不管他的立场多么“反动”、他的行为多么“汉奸”，在我看来，他的人品还是过得去的。在这个世风日下、诚信败坏的社会，他的这种品行，不能不说是一种“榜样”。我以为，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应该给他发一个奖章。
如此说来，是不是凡是类似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坦荡“君子”都应该发个奖章呢？也不一定。茅于轼老先生之所以应该得到一个奖章，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坦荡，而且还因为他的狂妄。茅于轼的行为，代表了当今中国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在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里，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对宪法的攻击是完全可以肆无忌惮的；这样的攻击不仅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会得到媒体的追捧和政府的保护。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发生在茅于轼等个别人身上，事实上，它更多的是发生在政府身上、发生在执政党身上。对于这样的现象，许多人是愤怒的，但他们的内心又是苦涩和无奈的。许多热爱这个国家和对这个执政党还报有某种希望的人是不愿意公开批判和公开决裂的；他们有一种投鼠忌器的两难心理。
茅于轼先生帮了他们的忙。茅于轼先生之所以敢于如此狂妄，是因为他说出了“体制内”某些人想说而又不方便说的话；很有可能的是，他是“体制内”某些人用来试水的一块石头。于是，批判茅于轼、声讨茅于轼就成了批判和声讨所有这些人的最好契机。人们将那些“不方便”说出来的对执政党内某些势力的批判，义正词严地用在了茅于轼先生的身上。在他们眼里，茅于轼先生不是瓷器店里的老鼠，而是过街老鼠，可以人人喊打。用一个很不礼貌的比喻来说就是，批判茅于轼是带有很强的打狗给主人看的意味的。茅于轼先生以一个八十岁的老迈之躯成了代人受矢的箭靶，如此牺牲精神，难道不应该得到一个大大的奖章吗？
还不仅仅如此。自从去年三月以来，中国左派的声音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网络媒体都被封锁得几乎销声匿迹了。但不许说话不等于没有愤怒，人们在寻找一切机会发出自己的呐喊，而从网络走入现实已经越来越成为弱者发声的一种趋势。但是，“维稳”的高压使这样的机会非常之难。如同去年日本人在钓鱼岛问题上给爱国青年创造了一个爱国运动的机会一样，茅于轼先生今天给左派们创造了一个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街头运动”的极好机会，也给他们创造了一次锻炼自己组织能力的极好机会。不是吗？维护宪法尊严、维护社会主义、维护这个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样的行为，政府好意思野蛮“维稳”吗？于是，我们看到了发生在长沙的一幕，看到了由此引发的一场宣传***思想的新的热潮。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它有点象给辩证法的某个原理提供具体的实例，或者是象给某个福祸一类的俗话提供鲜活的注解。不管象什么，茅于轼老先生都是功不可没的，都是应该得到一个大大的奖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