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梦魇——“重塑精英”

编注：该文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这是作者在一门课程中的习作。



新自由主义的梦魇——“重塑精英”




占领华尔街！！！


让我先给你讲一个共产主义时代的老笑话。

一个家伙从西德被派往西伯利亚工作，得知其信函将会被检查官审查，所以他对他的朋友说：“这样吧，我们两人先提前约定好，信上用蓝色墨水写的话都是真的，用红色墨水写的话都是假的。”过了一个月后，他的朋友收到了第一封信，每一个字都是蓝色的，这封信上说，“我亲爱的朋友，这里一切都好极了，有充足的食物，宽敞的公寓，和电影院里好看的西方电影，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我买不到红色墨水。”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拥有我们想要的一切自由，但是我们买不到红墨水。


这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一小段现场讲话，说得很隐晦，却也很露骨。每个人被声称拥有全世界最高形式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公平，每个人都被声称都过着美国式的幸福生活，”Hey, guy,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当”I’m the 99% percent; I don’t have a lobbyist”的标语从华尔街走向华盛顿，走向全美国的时候，那些1%在干什么呢？

加利福尼亚州前议长杰斯·昂鲁有一句经常被学者们引用的名言：“金钱是政治的母乳。”美国政治尤其如此。华尔街是美国金融界的代表，在这里，虚拟经济飞速地制造着财富，将金融大鄂与政府官员绑在同一条船上，船的名字叫“富人号”，他们将私人或公共财富转化为股票、债券和房产等与金融挂钩的虚拟资产，并在政府无意甚或“有意”的忽视甚至遮掩之下进行大规模风险交易，从中套利。一旦风险累积过大引发信用危机，甚至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对“重点企业”的救助总会飞驰而到，于是“超人赢了”，“英雄出现了”，一切都好极了，除了99%的普通民众面临着低收入、低福利、失业和千疮百孔的生活之外。

三年前，华尔街一手酿成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金融市场大幅振荡。后危机时代，美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疲软。早在危机爆发前即2007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增长率约为其他人（99%）的8倍，攫取了总收入增长额的50%。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贫困率为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达到近50年来新高。自2009年2月起其失业率一直高居8%，直至2012年11月，勉强下降0.2个百分点。这个国家虚荣的外衣被撕得粉碎。

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不稳定的种子已经开始在贫富分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了。等等，我们不是还有再分配吗？表面上看，遗产税、财产税和资本增值税等只对富人征收的税种标榜着美国的税收的公平性，但是仔细考察其税率政策的收入分配性质，再分配的谎言也就昭然若揭了。

美国的税率主要有三种：累进税、不变税和累退税。由于新赋税的增加或取消极易招致社会警觉和政治波动，税率的累进、累退性质及其变化是美国调整税收进而调整收入分配的杀手锏。

我们来看以下几组数据。60年代初，美国最高收入阶层的法定边际税率为91%，1988年为28%，1993年略有回升，最后下降到目前的35%；60年代初，公司收入税占GDP的份额为3.5%-4%，目前为2%，但与此同时，公司利润占GDP的份额却丝毫没有下降；60年代初，用于支付社安退休计划和医疗保险的工薪税为6%，90年代为15.3%，工薪税只对工资收入的前9万美元征收，对高收入阶层不造成任何影响，反而是收入等级末端的大多数被狠狠地揩了一把油。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从1960年到2004年，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口平均税率从71.4下降到34.7%，而其全部人口的平均税率却从21.4%增长到23.4%了。

哈！你看！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恰恰好印证了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所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里根！！！


60年代-90年代，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197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在美国落地生根，对于这样一个向来标榜自由与民主的国家来说，新自由主义本应该让每一个人都感到亢奋。

1979年，卡特总统在任时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保罗·沃尔克开始对美国货币政策进行大幅度改革。凯恩斯主义被当做破鞋抛掷脑后，不惜一切，遏制通胀，由此开启了“漫长的结构性调整的时代”，后来发生的，我们都看到了，工人失业，工会分裂，经济严重衰退。

1980年里根在与卡特的竞争中胜出，“沃尔克休克法”被视作新自由主义化的必要条件，里根的参谋们对此深信不疑。1981年，里根彻底压制了航空管理组织，在环境管理、工作安全、卫生医疗等事务上与大政府进行对抗，社会保障不断缩水。与此同时，其开始全面迈向从航空、电信到金融等一切领域的大松绑，减免投资赋税，在国内创造一个资本狂欢的市场，未形成工会且不设管制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开始成长，金融资本向海外进发， 2000年，美国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得的利润达到其国内利润的80倍。

与此同时，金融市场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与活力，全球交易关系开始发生变化，酝酿着从生产过程转向金融领域的势头。于是，将一切金融化成了新自由主义化的直接意指。阶级力量在这里得到重塑。企业董事会的关键成员，行政总裁，金融、法律、技术机器的领导人；以及随着新贸易结构成长的新兴市场所创造的新阶级，如比尔·盖茨们和鲁伯特·默多克们等开始登上阶级金字塔的顶端，左手握着财富，右手操纵着政治。一个更为有力，更为强大的精英阶级闪亮登场。

这便回到了文章开头“富人政治”的场景中去了。金钱成为政治的动力，政治沦为金钱的护航舰，新自由主义体系的获利者成为设计者和推动者，它成功地重塑了精英，也重塑了美国政治，从而埋下了引爆其内部矛盾的导火索。市场施行过程中的权威主义与个人自由的理想、不负责任和自我膨胀的个人主义与金融体系的信誉、对竞争的崇拜与垄断力量的积聚等等矛盾，稍不小心就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新自由主义只是提供了这样一个金钱与政治互相取乐的竞技场的话，那我便要质疑自由二字了。只有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才称得上自由，只有高枕无忧的“精英们”才能够享受自由，只有暴力才能维持自由，多么可笑啊，我自由，所以你得不到自由，因为不能让你得到自由，所以我必须自由。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真是天衣无缝呵！

卡尔·波兰尼曾指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一旦自由成为咄咄逼人的行动刺激因素，自由的意义就会变得自相矛盾，歧义丛生。自由分善恶，波兰尼的小发现让这一切变得简单起来，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是如果恶的自由使善的自由更加彰显，那么我们应该张开双臂热情的接纳，因为每一个人都将从中获得善的自由，但是它隐瞒了一个前提，恶的自由创造了一个新的阶级，自由的话语权只掌握在这个阶级手里。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我看得到过去，却不敢想象未来。


中国！！！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投身世界市场的怀抱。正是在从这一时期开始，华尔街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如沐春风。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吹响新自由主义号角的前奏，对此，我不置可否。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从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从来都没有停止。一出生，资本主义就无法摆脱不平衡的烙印。也正是因此，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开始成长，从中心到半外围再到外围。他们说，我们在缔造一个完全自由，完全平等的世界大市场，每个国家都可以无障碍地进行国际贸易，从中获利。棒极了！一切都是自由的，除了劳动力。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的必然结果是劳动价值和进出口价值从半外围和外围国家向中心流动。财富就这样从发展中国家流入了发达国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世界市场上原有的精英更加的强大、稳固、不可撼动。看看埃及、阿根廷、智利等国家吧！

不难发现，新自由主义培育出的发展中国家胚胎，同样正在孕育一个新兴的精英阶层。中国虽未陷入新自由主义的泥沼，三十年间努力融入世界市场的种种动作已使这一趋势初见端倪。

拿关税来说，1994年，我国关税水平为36.4%，从1951年起40多年来，我国始终坚持着30%以上的高关税，正是通过实行如此高额的关税保护政策，我国国民经济和国内产业才得以在建国初期无比恶劣的基础之上成长和壮大。加入WTO后，2004年，我国关税水平下降到10.4%，但关税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是1994年的3.7倍，透过这一点不难窥见中国的特殊性，这一点我们另当别论。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还制定了大量减免进口关税的优惠政策，特别是进口免税和加工贸易政策，关税保护效应被极大程度地挫伤。

邓的改革掀起了一场风暴，使中国宏观经济数字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虽然很多人拒绝将其与新自由主义建立任何关联，但是我认为中国无法与新自由主义完全脱离关系，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渗透这一思潮，当下中国，种种现实，种种问题，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生态问题等等都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自由主义是否会在中国重塑出一个美国式的精英阶层，面对最坏的结果，我们又该做出怎样的打算？未来的中国，我们都是这一问题的解答者，也是见证者。